知青上山下乡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青春少女阳光少年都已年过花甲。工作、事业、家庭基本尘埃落定。此时在细数知青婚恋的形态种种,剖析知青家庭的辗转归宿,可以心如止水、激情不然、趋于公正客观。这里我想说说双知青家庭。
夫妇都是知青,在知青家庭中所占比例应该还是比较高的,虽然没有权威的官方统计数字,因为,当年的老三届包括6个年级,年龄多在16至21岁间,上山下乡接近“全锅端”,所以,同龄人里不是知青的凤毛麟角。
这些懵懂少年,同遇下乡大潮,同为异乡异客,自然同病相怜。所以,同班、同校、同城的同学,同知青点、同下乡地以及各种机缘相识的插友,成为夫妻的不在少数。
但双知青夫妻真正在农村安家的并不多。一是文革极左的政治环境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自我约束,谈情说爱讳莫如深;二是贫瘠的山区农村,工分难以支撑安家糊口,回家探亲都成了奢望,也令大多数人难动成家的念头。1970年开始选调,知青们有了企盼,更不肯轻谈婚嫁。所以,知青们成家多是在选调后,初恋双方因选调的时间、地点不同而结局各异;同时同地的携手筑巢;分居两地的或几经周折终成眷属,或渐行渐远劳燕分飞。
大规模的选调焕发了知青们极大的创业安家热情。集中分配、集中工作、促成了集中成家的局面。简陋温馨、城乡结合是当时知青家庭的特色。以后这些家庭大多选择了返城回故乡,牺牲了多年打拼的工作、事业、职位、甚至工龄、学历、家业,拖家带口一切从头开始,个中艰辛,不亚于二次下乡。有些夫妇一直工作生活在外地,退休后投靠子女,回到城市养老。
70年代末大返城是一场对感情的盘点。据一位自上海下乡到黑龙江兵团、后嫁到天津的知青朋友讲,那时的病退政策是“哪来哪去”,由三大城市(京津沪)下乡的知青可以去其他城市,反之不可。所以有些异地结缘的情侣最终只得忍痛选择了分手。这未必就是薄情寡义,更多的是无奈和迫不得已,毕竟,前程未卜,在生存还是爱情的两难选择中,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和挣扎!除了良心,谁也不应受到谴责。
100个知青就有100样的人生,这些我亲历、亲见、亲闻的事例,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是几十年时光隧道里的记忆碎片,只愿能以此文,祭青春以慰晚颜,还历史之清白,昭真相于后世。知青的婚恋并非如今人杜撰的那么浪漫随意;知青的家庭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在社会的夹缝里倔强地生存。他们在自己如燕子衔泥般营造的小巢里---不论是山乡水野的屋舍,还是烟花闹市的居室,不离不弃的是一份忠诚、感恩和亲情!
千万知青一代人,
组成家庭比例盛,
不同家庭不同事,
不离不弃是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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