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货三十年
夏荷
老公是1979年春节过后调进局里的，迄今三十年整。过年三十年，回想起来，怀念比现实更美好。
老公跟随的第一任局长是朱局长，朱局长是一位最理解民意的、最贴近民心的、最清廉的、不可多得的好官员。朱局长为局里开创的年货福利之传统好戏，延续到现在，因为阳光工资的实施，总算落下帷幕了，但留在人心的好戏永不谢幕。
1980年开始，每到过年，朱局长就筹划着怎样让手下的干部过个好年。朱局长在任的那些年，我们的年货局里全给包办了：猪肉、鸡鸭、鲜鱼、鱿鱼干、大米、米粉、面干、线面、花生油、香菇、木耳、金针、酱油、香醋、味精、地瓜粉……本地过年需要的东西一应俱全，朱局长说：“我要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就过个好年。”
昨天我把往日的年货福利晒给友人看，我得意的说：“朱局长在位的时候，过年我们是什么东西都不用买的，朱局长全给安排好了。”友人很是羡慕，“像‘过年什么东西都不用买’的待遇，可能不超过5%。”
这是我们夫妻俩的福报，福报不是求来的，是修来的。文革那阵子，朱局长是全县出名的“走资派”，师生都在疯狂地批斗朱局长，——当时一中的校长。我是清醒的，之所以清醒，一个原因是本能里对政治的反感，二是在湖南工作的四哥写信告诫我：“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去批斗朱校长。”
但我还不是朱校长的保皇派，我是懦弱的，而我老公当年则是朱校长的铁杆保皇派——“东海兵”的一员干将，一直到最后“东海兵”红卫兵大队之剩余五六个人了，他也没离开。
我相信我老公一样对政治非常反感，但他为人豪爽，很讲义气。讲义气罢了，为人做好事，他从来不求回报的，但朱校长记住了他，感恩他，回报他。
1978年12月18日，我老公补员到母校一中工作，才一个月，调令就下来了。一中林老师悄悄告诉我老公：“你老婆还在程溪，是不是要调你会程溪去啊？”一下子，我老公懵了，在程溪公社上山下乡12年，好不容易回到石码，怎么又回程溪里？
那时朱局长住在我们巷口对面，或许在山区12年怕了，从来不求人的老公第一次大胆求人了，他去找朱局长，小心谨慎地问：“朱校长，听说你要把我调回程溪，真的吗？”我老公不太相信朱校长会这样做的。朱局长问：“谁说的？”我老公说：“听说调令都到学校了。”局长问：“你还没去报到吗？赶快去局里报道。”
就这样，老公进入了局校系统（教育局和教师进修学校），之后，我的调动，孩子的户口等等，都是朱局长一手安排的，而所有的好事我们事先都不知道。
上述是一段插叙。生活一年比一年富裕了，朱局长为局校系统开创的年货福利，经过庄局长、李1局长、李2局长、林局长、陈局长、李3局长的手，与时俱进，细节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基本思路都没变，让属下过个好年。
不知从那一年开始，不发酱油、香醋、味精、地瓜粉了，接着不发大米、米粉、面干、线面了，再下来不发花生油、香菇、木耳、金针了，后来就只发猪肉和鲜鱼，再后来，好像林局长后期，“没意思，发的猪肉大家吃不完，储存在冰箱里好久都不想拿出来吃，而那些大草鱼，处理起来鱼腥一身，干脆发钱就好了。”
朱局长在任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物质很匮乏，我们的肚子还是一个难以填满的黑洞，肠子干涩得很，对年的期盼很强烈，总是希望借助过年将一年里该吃的但没吃到的东西，在一个除夕夜全把它吞进肚子里，即使有“咸水”（指外汇）渗透的人，有钱也买不到好年货，在那样的背景下，一个局长能做到让他的属下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过好年，实在不容易。
友人说：“那时候，一方面穷得叮当响，一方面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好年货，这样的年货福利谁都欢迎，现在如果这样发，就有回扣之嫌疑了。”说着，大家都笑起来了。
朱局长那阵子，每到过年，我们还是要花一些钱的，给孩子买好吃的巧克力，巧克力在当时是奢侈品，很多人连巧克力是什么都不懂；后来，不买巧克力了，买鲜花过年；再后来，还会琢磨琢磨，买什么东西过年好；现在是什么年货都不想买了。
想当初，什么都想买的时候，什么都难买到，而今什么年货都可以买到的时候，却什么都不想买了。不需要等待，没有期盼，年味越来越淡了，这样的变迁，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说不清楚。
2009-1-27（正月初二）
现在物质丰富了，平时什么都能吃到，过年就不知该吃什么了；平时什么样的文艺节目都能看到，过年就不知该看什么了。看来现在过年要动动脑子，想点新花样了。可楼主能遇到那样好的专为下属们着想的好领导可真是福气，让人羡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