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三年，内容丰富。
下地：春耕，点播希望；夏锄：鸡抹嘴儿，鸭凫水儿，兔子旋窝，猴脱帽；秋收：收获那金灿灿、红彤彤的泪水与汗水凝结的果实；冬藏：藏下这一冬一春活命的食物。
喂猪：把军训解放军讲的糖化饲料变成产品，喂给大队那“跑得比狗快，脊梁骨比刀快”的猪，只是时间不长，效果不明显。
“920”农药，黄曲霉……
绘制村里阶级教育展览（和孙玉美），还去沙涧大队参观学习，回三十三中求援；
出版滋润公社插队青年的刊物《新农民》，虽然只出了几期就“流产”了……
民办教师。插队最后一年，在本村当了五个多月的民办教师。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让我懂得了很多，遇到了好人。使我每每想起这段生活，心里就充满灿烂的阳光，浑身暖洋洋的。
来到学校，交给我的是四、五两个年级的两个班，两个班却要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从我上小学到离开学校，从来没有见过两个年级一起上课的情况。这可让我开了眼，同时也抓了瞎。经过一个多星期，才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刚接手几天，就出了情况：
“六一”前，公社组织各村小学演节目，其中有一个“小民兵表演”。练过一段时间后，由于人数有限，把一部分同学裁了下来。由于思想工作没有跟上，致使被裁下来的同学心情不愉快，其中有一个男同学更是不接受。平时他聪明、好强，不让他参加，这下可把他气坏了。于是赌气，在别人不注意时，爬上房，把老师办公室的烟囱堵上了。薛老师平时住在这里，做饭、住宿。没想到这一堵，倒烟把老师们呛得直咳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待老师们从办公室出来，看到满院子学生，他们都在往房上看，老师们才知道，是我们班的学生搞的恶作剧。事情发生后，薛老师帮助我找那位同学谈心、了解情况，做了细致的说服工作，才把这件事摆平。
小学校共有四位老师，他们对我都十分关心。看到我愁眉不展的时候，总会关心地问：“病了？想家了？”怕我不安心，班里有了问题，一直是四位老师在一起研究，解决，做工作，使我没有孤独感。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全公社的民办教师在公社集中，进行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文革”几年来，我对这种活动已经失去了兴趣，热情，但是集体活动，也要参加。我带上我手上唯一有文学色彩的可以阅读的书《毛主席诗词》，去了公社。
这里，我虽然来过几次，但对于这里的人、环境仍觉得陌生。薛老师很了解我的缺点，知道我的困难。于是，到了这里，就带着我熟悉环境，告诉我：这间屋子，是你晚上住的；这是咱们公社的食堂；这位就是食堂的师傅，他做的莜面可好吃了；这里是公社刘书记的办公室；这里是厕所；这里是会议室……等等，给我详细地介绍着，并安顿师傅和其他一些干部关照我，使我的心里暖暖的。
由于我这个人颇不善于热情地待人接物：在村子里，我们这方面的口碑不佳，不了解我们的人认为我们清高、看不起人。实际上我们脑子里真不是这样，而是缺少社交语言。记得贫下中农给我们提过这个意见后，我们决心改正。适逢我和蒋挑水回来，迎面碰上了我们的房东——大自成。我俩马上商量，准备和他打招呼，说什么好呢？想啊——想啊——，一直走到对面，无言相视，各自走自己的路，无言。当时我想，别人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我们怎么这么难？太笨！我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已经没有信心了。
而薛老师却一点儿也没计较我的低能，自从我到了学校，一直用温暖的言行呵护着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碰到具有老年人慈悲心肠的人，使你感到春阳般的抚慰，那真是很幸福的，同时也是很幸运的。
于是，开了两天会，讲用，能摆的都摆了，能吹的也都吹了，而我的耳朵已结了茧子，注定是听不进去的。于是，拿出《毛主席诗词》放在课桌里，一一地默读，背诵起来。总比听诸位评功摆好，自我表扬舒服得多。我完全可以走神，走进伟大领袖的“橘子洲头”、“大河上下”、长城内外“、”五岭”、“三河”，那是多么享受啊！忘记一切不愉快，沉醉在那“层林尽染”、“漫江碧透”、“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天高云淡”、“南飞燕”的浓淡相宜的中国写意山水中，心里也就没有了那许多无聊的东西。
两天的会总算结束了。我又回到了王东庄，继续我的教学生涯。当然也继续品味着这五味的生活。
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