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妹徐榕兰家居江苏省南通市。岳母1996年逝世时，她回邵阳市一趟，距今11年。“五·一黄金周”她回邵祭祖，本是姐妹团聚的宝贵时机，谁知人还没到，接到电话说要回插队的地方——绥宁县。5月4日，她和当年的队友，一行5人，驾车去了该县的松阳山。
大凡回知青点的人，有情深意切且不忘热土者，有功成名就而得志还乡者，当然也有其它。榕兰不是前二者，万里归来，马不停蹄地奔波为了什么？回答是：“去看一个‘狗崽子’”。她见我们疑惑不解，望着远方喃喃地说：“我只要告诉你们几件事，你们就会明白，这是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人。”
（一）“从松阳放排到武阳，绝境逢生。”
刚下乡时，我是18岁。生产队评工分，一般妇女7分、男子10 分，评给我4分，为什么？我不得而知。陈世球、邓乾秋等是风华正茂、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评为5 分，理由是初来乍到，不会干农活，不会犁田。与他们相比，我无话可说。
生产队的劳动价值还可以，每个劳动日6角至1元多。经济来源除稻谷之外，主要靠卖竹、笋和杉木桶。我不会挖冬笋做玉兰片，也不会砍杉杈制木桶。认为放排卖竹适合自己，因为我会游泳。何况它是一项定额活，从大队将一块竹排，顺小河放到武阳的巫水河，1天来回，记30分，相当我干农活7天半，这是一个天大的诱惑。在队里，我喂过猪，失败了；干过缝纫活，也失败了。1971年，自觉前途渺茫而生活艰难，决心去放排。
小河不知名，地图上找不着。它从松阳山发源，在山谷蛇行40余里到武阳，比陆路长10余里。春天，水开始上涨。夏天，碧波荡漾，淹了乱石滩。男劳力在河边忙碌地扎着竹排。他们又锯又凿，在每根竹子的根部打两个对穿的洞，约20根一排，柳叶“串”鱼般用缆绳穿起，再压上一排，分头、腰、尾段，结辫子一样捆绑成竹排。
“放排啦！”一声吆喝，满山的快乐，竹排纷纷下水。好威武，放排的人个个手执装有铁鸟嘴的竹篙，叉开双腿安稳地站在排上，仿佛张飞执长矛，站在长坂坡。河床平缓，河水直下，全大队竹排依次穿行在山谷，仿佛漫步在乡道上的龙灯队伍。我的竹排行在中间，在男子汉队伍里，我犹如军中的花木兰，自信而安详。山风徐来，吹起心里的爽意。
风吹着水，水推动着竹排在河面滑行。忽然，一条一米多长的水蛇逆水而上，它扭动着大秤杆般的身躯，时而潜行，时而冲浪。我惊恐地撑住竹排。它昂起头，张开嘴，蛇信摇晃着，好像丝丝地响。水势慢慢地将它往下推，它拼命地向上窜。要是上了竹排，结果会怎样？对峙几分钟，我无计可施早已心慌意乱。河流下山，坡陡水急弯道多，如果不在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角度、足够的力量，用篙点岸将排转向，那么竹排在冲向河岸的同时附带送你一个狼狈的前滚翻落水动作。这次是在劫难逃，恐怖的是我好像正好摔在水蛇身上，只有一个念头，拼全力上岸。我踩水而起，拂了一下披散的乱发，抹掉障眼的水珠。水蛇不见了，可我的竹排横了，卡在乱石中，河水冲击排尾，激起堆堆雪浪。河水湍急，许多竹排飞速越过，随之飘去的还有悠长的山歌。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用铁鸟嘴将竹排拖出来，调正方向，爬上去，继续前进。山风吹着湿漉漉的衣衫，透心凉。
太阳渐渐当空，清幽的河面变得浮光跃金。白云移动于水面，翠竹在水底摇曳。明朗的天，幽靜的山，我无心欣赏，觉得自己为着生存，无助地在与大自然拼搏，悲壮且苍凉。
前面是左转的大弯，我重演着落水的特技，在没顶的深水里起伏。急转弯、又是急转弯，落水、再落水，忍受着炼狱般的轮回。竹篙变得越来越重，站起来也越来越困难，夕阳西下，距离武阳的竹木集散地还有10里。浑身湿透的我力尽筋疲，再也站不起来了，瘫软在竹排上。晕乎乎、热烘烘，在山神的怀抱里，和飞禽走兽做伴，让河伯守着、婵娟看着，这才是属于我的天堂。我不需要明天，不需要将来，就这样静静地躺着，永远地躺着吧。
我闭上眼睛，昏困入睡，蒙眬中觉得身下的竹排又在飘，缓缓的，稳稳的，难道真有山神助我？不，是人！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手执竹篙站在排头，他是我们一队的富农子弟，是那个时代最受人歧视被统称为“狗崽子”的人。我们年纪相近，同病相怜，更重要的是，他觉得我的处境比他更艰难，当别人都在“教育”我的时候，他却竭尽全力地帮助我，每当我遇到困难，他都会不可思议地出现在我面前。也许没有话语权，他不爱说话，也许是生活的艰难，没有他不会的农活，在我手中桀骜不驯的竹排被他踩在脚下立刻温顺无比。我欣喜万分，挣扎着想爬起来。他命令“别动”，其实我也动不了，头重脚轻地又躺下了。绝处逢生的喜悦却按捺不住，不停地诉说一天的遭遇，询问他如何找到这里。他没说话，一直憨憨地笑着，灵巧地挥动着篙。竹排如同轻舟，瞬间已过数重山，至武阳集散地时，农家的灯火已在夜幕下闪亮。大队其他放排的人早已走近捷的山路回家，此时应该在享受晚餐，或许在谈论放排的风光或感想。
母亲是湖南省财政厅驻邵阳地区森林工业局的监察员，受父亲(森工局副局长，走资派)的影响，下放在武阳公社周家大队，距离竹木集散地极近。我邀“狗崽子”去她那儿吃饭，他说：“不了”，转身乘着月色快步走了。在周家大队，我躺了三天三夜，畏寒、发热，这不寻常的一天如同演电影一样，一幕幕，一遍遍地出现。听母亲说，我还不时说着胡话。为了工分，我是得不偿失；然而在困苦之中，我认识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治疗心灵创伤，知己胜过无数良医。
（二）“离开松阳时，我想置办一担挑箱。”
1968年11月15日，我上山下乡。革命小将，豪情满怀，自愿要求到唐家坊公社最艰苦的松阳大队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第四生产队落户。同去的有同学曾菊容，同住在一栋旧吊脚楼的东向楼房。第一生产队有“黑名单人物”陈世球、邓乾秋和刘宁育，周边大队有陈久、王奉阳等人。1969年，陈世球被邵阳市水泥厂招工，曾菊容被市冷冻厂招工。1970年，邓乾秋、刘宁育修“湘黔铁路”，陈久他们也去了。此时，我像一只落单的孤雁栖息在松阳山，寂寞如桑蚕一样啃食我的心。年底，朱小邵（姐夫同学）从铁路工地来信说：快来修铁路，可顶替队里的一个男劳力；设法进宣传队，还能招工出去。我欣喜地将这个双赢的好消息告诉队长，回答是“不行”，原因是我还需接受“再教育”。什么“再教育”？想不明白，也不愿去想，第二天，不辞而别，步行加“扒车”，一路风霜到了新晃县。工地人多，混入民工队伍干了好几天活，准备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寻机进宣传队。谁知天不助我，生产队派出两个男劳力寻到工地，强行将我押回生产队。走在初现雏形的铁路路基上，我万念俱灰，想象着威武的火车从我身上轰鸣而过，在一片红光中，我飘然而起，在蔚蓝的天空高高地鸟瞰大地，那时，一切疑问和不解会有答案吗？
回到生产队，已是1971 年1月，正是农历狗年的残冬。长夜，隔壁地主婆的咳嗽声不断。我蜷缩在房间一角，回想与陈世球他们的交往，甚至与曾菊容的争执都倍感幸福。一切美好的事物源于人，一切苦难也源于人。遭受生产队农民的漠视，觉得冬季的日子特别长。门外寒风如刀，心内情冷似铁。
我的不幸遭遇受到许多知青好友的关注，不久，朱鹏涛（邵阳市二中校友）来信说：妻子是双峰县人，内弟在当地一个农场，农场可以接收知识青年。这年的秋天，朱鹏涛想方设法、费尽心机，终于办妥了该农场接收我的手续。
就要离开这伤心地了，新生活在一个花季女孩眼里永远是玫瑰色的。我身心轻松地为离队做准备，其中，置办一副挑箱（又称笼箱）是我最大的愿望。挑箱是当地特有的一种木制家具，方方的，打开箱盖，上面有一层像笼屉一样的隔层，两只一副，配上穿绳子的“箱托”就可用扁担挑着走。木材是生产队的，任何木制品带出山，必须事先获得批准。原以为这小小的符合政策（一个知青离队允许带一立方米木材）的要求一定没问题。可队长的回答依然是冷冷的两个字：“不行”。上山三年，拿最少的工分干最累的活，看不见安家费只能住闹鬼的屋，我从无抱怨。现在，我再也忍不住委屈的泪水，扭头跑回那陪伴了我三年的小木屋，痛痛快快地哭了个够。天快黑了，望着窗外迷人的竹林和天边南飞的乌鹊，决心第二天就走，永远不回来。
鸡叫的时候，天还是那么黑，缕缕的雾气挟着丝丝的秋意涌进屋内。我连忙起床，丢弃在乡下置办的物件，胡乱将被褥和衣服捆成两包，用一根扁担挑起，晃荡着，向山上走去。夜光中的小路有点发灰，沿着它的延伸，尽管暂时荒凉，我会越走越远。林里的树干黑黝黝的，路边的草丛阴森森的。我有点害怕，抬头上望，天顶已经露白，心里才觉得稍微踏实些。晨风中，松涛轻拍着树梢，露珠沾湿了裤脚。默默无言地走了约5里路，将下界时，忽见飘忽的晨雾中一人正微笑着向我走来，是他，神灵一样的“狗崽子”，仍然没说一句话，接过我肩上的行李大步流星向前走。奇迹发生了，只见路边出现一副做工精巧的挑箱，正散发出阵阵新木材特有的清香。我俯下身，抚摸着它，透过泪水，看见那经过打磨，平整光洁的箱板上，木纹如同花一样自由地舒展着，鲜活而美丽。“狗崽子”麻利地将我的行李装入箱中，挑上肩，走在前面。太阳出来了，山是那么绿，天是那么蓝，路边的小河欢快地流淌。我忽然明白，人间若有真情在，生活怎会不美好。我一溜小跑追上他，连珠炮地发问：你怎么知道我需要一副挑箱？怎么知道我要走？怎么知道我这时候会到山顶？他心情沉重，答非所问，像祥林嫂一样反复地说：“你出去就好了，我不能出去没有希望。”“不会的，一个月前你认为我有希望吗？”我毫无根据地替他许愿。直到农民工时代，他才进过城，这是后话。武阳分手时，走出好几步，回头一望，他还愣愣地站在原地，注视远行的我。那身影印在我心里，再也难以消失。
世界上只要有希望，春天就有落脚的地方。如他所说，我在双峰县某农场工作，吃食堂、发工资、算工龄，待遇与生产队相比，有天壤之别。1972年，父母“平反”，我被招工回邵阳市，1986年，随丈夫调南通市。2000年，儿子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分配在上海市，2006年结婚，儿媳是上海大学教师。36年的风云变幻，他依旧在山村里过着艰苦的农耕生活。革命战争时期，我的父母辈南征北战，将他的父母辈打翻在地，他承受了原罪，在阶级斗爭的激流中挣扎。文革时父母被打倒，我在大浪里沉浮。他设身处地援之以手，有一颗金子般同情的心。有生之年，无论如何，我要去看看他。
（三）“‘狗崽子’的孙子在武阳小学读书 。”
我们到松阳村访问农友们，托农友唐伯海在松阳小学办了一桌饭菜，想宴请当年几个熟人。来了5位客人，其中有村支书（原大队书记的儿子）、贫协主席的儿子（原二队人，想娶曾菊容末果）、队长的儿子（原四队队长逝世）和一位退休干部（原五队人，县政协委员）。我坚持要请他来。可来人说他不在家。餐后，天色已晚，雨后的山路也很泥泞，我们打着火把专程拜访。昏暗的灯光中，他正好坐在堂屋里做篾活，一边是破好的篾条，一边是将用的竹子，都整齐的堆放着。屋里的摆设不奢华，但简洁有序。他望着从天而降的我们，居然一动也不动地定在那里，灯光照着他的脸，年轮般的皱纹爬满，却很清朗。老了，还是我心中那熟悉的身影，我动情地冲过去，紧紧握住他的手，语无伦次地说着，至于说什么，那根本不重要。他依然寡言少语，憨憨地笑着，然后抽出被我握紧的手。我忘了，他一向很腼腆，老了还这样。夜深了，在送我们的路上，他忽然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说儿子和儿媳在广州打工，又说家境尚好，还强调说已经送孙子到武阳小学读书，那里的教学质量高。
姐姐姐夫，告诉你们，也告诉家里人。“狗崽子”姓杨名宝伯，杨再兴的杨、宝玉的宝、兄弟伯叔的伯；家住绥宁县唐家坊镇，大山深处的松阳村。
2007年5月9-15日写稿，2007年6月9-1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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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的狗崽子》真实地回忆了那年那月亲生的经历，主线围绕狗崽子的几件帮助知青渡难关的情节，纯真的情感，朴实的文字，确令人难忘。知青生活的原创作品，好文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