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手巧，在熟知她的人中，是出了名的。无论是书法绘画，还是刺绣编织，几乎样样通晓。特别是她老人家的针线活，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及。
小的时候，特别愿意呆呆地坐在一旁，看母亲做针线活。那小小的银针，托着一根根细细的花花绿绿的棉线，被母亲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着，或扦，或撩，或实，或锁，就象是在一块块色彩不一的画布上，一会儿上下穿行，一会儿起舞跳跃。时间不长，整齐、绵密的针脚，便呈现在眼前，且足以与缝纫机踩轧出的效果相比美。常常看到，灿灿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母亲微显红晕的脸上，就感觉，母亲那牵引针线的身影，不仅象一幅优美的剪影，而且，轻巧的指尖，拥满了爱。
因了母亲的巧手，使我和弟弟的童年，不仅四季的衣服穿戴得整齐干净，而且，别致新颖的款式，常引来周围小朋友和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也因此，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写满了温暖和幸福。
母亲在用她那灵巧的双手编织缝就着自家幸福的同时，一生中究竟帮他人做了多少针线活，怕是谁也说不清楚。然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一年阴历的正月，母亲在自己家里，为病入膏肓的邻居缝做寿衣。
那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我家住在一个宿舍大院一排有四、五家的平房中。因为日常生活的公共设施集中在每排房子的一端，所以，象诸如打水、去公厕之事，人们每天都要在邻家的窗前穿行往返多次。
紧挨着我家左边居住的，是我称其女主人为三娘的一对夫妇，他们的膝下，只有一个年长我一岁的女儿，我叫她宝兰姐。
记得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放学回家的我进门便看见正在我家的宝兰姐，眼睛红红的。细问才得知，原来最怕发生的事情，终于还是被证实了：其母亲三娘被确诊患了食道癌。
接下来，虽然到处求医问诊，以至说不清用了多少偏方，可三娘的病，却愈发地严重。到了那年临近春节，吞咽已十分困难。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宝兰姐和她的父亲，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每天更加精心地护理。那段时间，三娘因疼痛难忍时而发出的痛苦呻吟以致嘶喊声，让人听了感到揪心地疼。
左邻右舍的邻居们，就在这揪心和不安中，迎来了那个让我记忆无比深刻的春节。因为在那个春节里，大家没有燃放鞭炮，熬夜守岁，更听不到开心的欢笑。
尽管母亲和大家一直盼望着在三娘的身上能有奇迹出现，但盼望毕竟是盼望。春节过后，三娘的吞咽更加困难，每天只能喂进极少量的藕粉和稀粥，可常常是费了好大的劲刚刚咽下，时间不长，便又吐了出来。
宝兰姐和其父亲在与母亲商量后决定，应当为三娘的后事做些准备，尽管这是大家极不原意接受和面对的。
几天过后的周日。休息在家的母亲，先是拿出宝兰姐刚刚买来为三娘做寿衣用的酱紫色稠布，将其对折后平整整地铺在床上，自己站在床的一侧，用量衣尺仔细地将一身三娘日常穿换的旧衣裤量了两遍。尔后弯下腰，左手拿尺，右手捏着画粉，在平整的绸布上量量，画画……
时间不长，绸布就被裁剪成了不同形状的条条块块。趴在一旁的桌子上写作业的我，不时地扭头，看看母亲那做针线活时很少见到的几乎毫无表情的脸。
“唉呀，你可真行，哪有刚过年就在自己家里给别人做寿衣的，多不吉利”。说这话的，是一位从我家门前经过、手里端个水盆我称阿姨的邻居。
只见母亲慢慢地抬起头，看了那位阿姨一眼，缓缓地说了句，“哪有那么多的事”，便将扬在空中右手捏着的银针，紧靠着自己的头发，往后反复地蹭了两下，又低头继续一针一针地缝做起来。
那天夜里，一觉醒来的我，见母亲仍坐在台灯前飞针走线。一会儿停下来往后扬扬头，用手锤锤后背，一会儿柔柔眼睛。荧光管的台灯散发出的清冷灯光，照在母亲疲倦的脸上。因为是严寒季节，还因为那个年月的夜里房间没有炉火，所以，见母亲用棉被将自己胸口以下紧紧地围了起来。
……
几天以后，母亲将做好的一身崭新的酱紫色棉衣裤和一件棉披衣，用一个很大的方布单子包裹了起来，放在了我家的衣柜里。我心里明白，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三娘看到这些衣服后，心里会更加地难过。
……
一个多月以后的一个傍晚，我和母亲与宝兰姐及其父亲一起，为已经不行的三娘擦洗干净身体后，穿上了那身母亲一针一线缝做的新棉衣。
记得，当三娘吐出最后一口气时，眼角涌出了一行泪水。
还记得，当时已是三月，春暖花开。
除了感动，还是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