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把铜笛儿

一把铜笛儿

此次，我们这些在农场被称为“北京知青”的人，重返第二故乡北大荒来“探亲”。我的最大收获之一，是老场长为我找回了“文革”时期被抄走的一把铜笛子。深刻上去的“冷雪峰”三个字已经被利器刮过，却依然可以辨认出来。虽然笛子的管儿上增添了许多斑驳，但它还是被老场长擦拭得睁明瓦亮的。

说起这把笛子，还真有一大段耐人回味的历史呢；那是1954年，我上初中时，学校组织好多种的课外活动小组，我参加了乐器小组，学习了吹笛子。有一次我到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去玩，在一个旧货滩儿上，看到了一根儿一尺多长的绿锈斑斑的细铜管儿，几乎和我那把竹笛子的大小一样。我爱不释手地仔细观看着，琢磨着要是用它做把笛子肯定不错。一打听，说要八毛钱才肯卖，我的天呐！那可是我半个月的早点钱，三分钱一个油炸糕或是一个油饼外加二分钱的甜豆浆，多美的一顿早餐啊！那，可也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的，经常是半拉窝头一块咸菜就上学了……

那一脸落腮胡子、身体有些肥胖的老板见我既不掏钱，也不放手，就问道：“你要那破铜管儿有什么用？”

我很羞涩地说：“想做把笛子。”

“你自己能做笛子？会吹么？”

“我正在学呢。”

没想到那老板哈哈地笑了起来，挑起大拇指说道：“嘿，小同学，还真行。我这破铜管儿扔那儿好几年了，也没人看上一眼，这也是它的缘分，我就送给你了。拿去吧，做好笛子来找我，我拉二胡你吹笛儿，咱爷俩一快儿乐呵乐呵，啊。”

我真不好意思了，只得把带来买本子和铅笔的三毛钱拿出来。他说什么也不要，还乐呵呵地说：“拿着吧，不然我会生气的。别忘了来给我吹笛子就行。”

想得容易，做起来真难，虽然我把这铜管儿打磨得锃明瓦亮，怎么扣眼儿可把我难坏了。直到我念高中那会儿，在工厂勤工俭学时，才拜托一位工人师傅帮我制成了这把铜笛子。当我再去找那位老板时，他已经不在那儿了，他原来的邻居说；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那会儿，他已经合营到了一家什么工厂去了。

我这把笛子曾和我一起为五八年大炼钢铁的同学们鼓过劲儿；曾和我一起为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到各处参加过演出；国庆十周年，天安门前的狂欢之夜，我这把笛子和小乐队一起为通宵达旦跳舞的人群们伴奏过……

1963年，我上山下乡来到北大荒，这把笛子一直伴随着我。每当节假日与老职工们联欢之时、每当工作顺利，心情爽朗之时，我这把笛子就会在众人面前吹响，用轻快又婉转的曲调，倾诉着幸福与欢乐；每当我思念父母和北京的亲朋好友之时，每当劳累或心情郁闷之时，我都要找个背静之处，吹上它几曲，用低沉的笛声诉说着我的思念和苦闷，直到泪水模糊了双眼、抽泣打乱了口形；劳作虽然使筋骨酸懒了，晚饭后，我依然要吹上它几曲，与同宿舍的战友们共同地消遣，以解除一天的疲劳……

我当上了教师，很多学生经常围着我想学吹笛子。那时候，别说没钱，就是想买，这里的供销社也没有笛子卖，怎么办？我们这里生产连队也好、住家也好都种了很多的向日葵，收割后的葵花杆儿，都被运回到家里，不是当柴火烧，就是用来编篱笆墙用了。我发现这葵花杆儿的外层是较厚的木质部，内部的芯儿却象海绵似的松软。便找来与笛子粗细和长短相当的一段葵花杆，把葵花杆里面，像海绵似的芯掏出来，只留下吹孔儿向上的那部分不掏，而后用烧红了的炉通条，按照笛子的孔距在葵花杆上烫出一排孔眼儿，试着一吹，还真行。又用炉通条将筒内的毛刺烫光滑，再用玻璃片把葵花杆的外面刮光，贴上苇模儿，吹起曲儿来，嗨，真棒！还真不次于一般的竹笛儿呢。如此一来几乎全班同学都有笛子了，他们也都自己动手制作起来，还做成了不同基调的笛子，更有的学生把这葵花杆儿的笛子上刷了清漆或彩漆。午休和放学后的校园里、学生宿舍里，到处都响起了笛声。

不曾想我这远播的笛声又当真起到了“洞箫引凤”的作用，吹者无意听者动心。一遍遍《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乐曲，一曲曲《草原之夜》的乐章，那抒情而又悠扬的曲调也真的牵动了不少妙龄姑娘的心。几个姑娘都投来了钟情的目光，好心的老同志边开玩笑边讲述着某某姑娘的美貌与勤劳，都劝说我已经二十六岁了，该成家了。

正当我与一个姑娘甜蜜地相恋之时，大祸从天而降了。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我给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被人看成了是我“反党”的佐证，“小黑帮”、“三家村四家店的孝子贤孙”、“邓拓吴含廖沫沙的走狗”……种种罪名铺天盖地而来。隔离审查把我送进了“黑班房”，与“地、富、反、坏、右”一起进行着“劳动改造”，一个个的批斗会，当真人山人海轰轰烈烈，批判发言更是情绪激昂、云山雾罩……

原来在工作中与我有过意见分歧的同事如今已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为了查找我“反党”的罪证，带领“红卫兵”小将们对我进行了彻底地“清洗”，果然在我书箱里翻出了我祖父就用过的水印本的《古文观止》、邓拓著的《燕山夜话》、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乃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等，都成了当时的“封、资、修”的书籍，与此同时我的两本集邮册和我心爱的铜笛儿也被抄走了。更悲哀的是：和我初恋的姑娘也与我划清了界线……

刚开始被批斗时，真使我感到五雷轰顶一般，整天昏昏沉沉的，怎能想得通？我虽然生在旧社会，却长在红旗下，父亲与哥哥、姐姐都是共产党员。我上小学时，第一批带上了红领巾，中学时不但入了团，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六三年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自愿报名上山下乡来到北大荒，现任团支部书记，前不久还被党支部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呢，我怎么能反党呢？我凭什么反党呢？给农场党委提意见不是帮助党整风吗？给农场党委的某个人提出批评意见，难道就是反党吗？……

正在我想不开的时候，老场长找我谈了一次话，并语重心长地说：“要经得住考验，这是群众运动，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就能理解了。”

老场长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多次荣立战功。我们对他都很崇敬，他对我们这些知青也特别关心，不论是物质生活还是文化生活都为我们安排得非常周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凡到节假日他都会不辞劳苦地到各基层单位来看望我们这些思念亲人的知青们，经常为我们讲述着北大荒美好的未来，鼓励着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增强着我们扎根边疆建设的信念……他的话给了我生存下去的勇气。

可是没多久，我们“老黑”的队伍扩大了，不但老场长“加入”进来了，还有副场长和一些机关的干事们。批斗老场长时，他脖子上挂着特大号的木牌子上书写的是“日本狗特务、农场最大的走资派”，副场长是“叛徒，封资修的代理人、二号走资派”，其他的名目也都很好听，什么“黑高参、国民党狗特务”、“瞎参谋、狗叛徒”、“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等等。不但伙伴多了，每次再参加批斗时，革命派都必须是先从“走资派”开始批，而后是“特务”、“叛徒”、“地富反坏右”，他们的资历都比我深，最后批到我这“小黑帮”时也就没大劲头了，那真可谓是“强弩之末”，从那以后我就更轻松了。

 “四人帮”倒台了，我也被平反了。却只还回了我的书籍和几本日记，两本含有民国时期邮花以及二百多枚外国邮票的集邮册和那把铜笛子却无影无踪了。

老场长安慰我说：“你这点损失比起国家的损失太微不足道了吧，想开点，别计较了。国家这十年的动荡虽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却也换来了今后的国泰民安啊。还是那句老话，真金不怕火炼，大浪淘沙过后，真金会更加灿烂。没有这次大的动荡，怕也无法暴露一些人物的嘴脸……如果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阴谋一但得逞，国家又不知该是什么样了呢？”

的确，我那些邮票虽然有很多可谓是无价之宝，我虽然也很心疼，但比起国家的命运、比起很多人的更不幸的遭遇，我还有什么好说呢？想开了也就不再计较了。

……

时事隔三十多年，我和几个老知青又重返故里，来探望我们挥洒过青春年华的第二故乡。老场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虽然已是满头白发，那红润的脸上已爬满了褶皱，但腰板还是那样健壮，还是当年那样雄赳赳气昂昂的英姿。他已退休几年了，却依然为儿女们的家庭农场操劳着。

酒席间，他从那书柜儿上拿来了我那把分别了三十多年的铜笛子，说道：“它也坎坎坷坷地经历了那段动荡的年代。是王场长在下面生产队蹲点时无意中看到了它，经多次协商才把它要了回来，在他离休返回老家之前送到我这儿来的，说你们这些知青会怀念这曾经洒过血与汗的北大荒，会有回来探亲那一天的。现在不说是完璧归赵吧，也是物归原主了，也了却了我们这些老战友们的心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