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以喝汾酒为荣。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祝寿庆功、赠送亲友都用汾酒。山西杏花村汾酒,一年造酒三万三千多吨,其中两万多吨被山西人喝了,全省人均一斤三两。儿童不喝酒,女人喝不多,按全省八百万成年男子计算,平均每人每年喝汾酒六斤多。笔者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遇到一位“酒仙”,嗜汾酒如命,一天不喝就难受。十年中,他喝掉一吨多汾酒。像这样的“酒仙”、“酒徒”,在三晋大地有不少,据说,有的老人就是抱着汾酒瓶而终的。
山西人为什么对汾酒这么钟爱?其原因是汾酒酒色纯净,绵柔清香,回甜爽口,饮后余香,是中国八大名酒之一,自从一九一五年汾酒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大奖后,至今共得了八十多次大奖。
除此而外,汾酒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中国酿酒史上最悠久的酒。从杏花村遗址出土的青铜酒具看,这里从商周时期就开始酿酒。唐代与清代是杏花村酿酒历史上两个鼎盛时期。杜牧《清明》诗写的就是这里:“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代,镇上作坊达到七十多家。到清代,增加了二百多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汾酒一度成为中国第一大名白酒。在山西,喝汾酒成为许多人家的传统,家境再穷,也要汾酒招待客人。
到了现代,汾酒往往与革命者相伴。一九0五年八月,孙中山在日本与黄兴相聚,喝的就是汾酒。几天后,孙中山、黄兴等在东京举行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期间孙中山以汾酒举杯明志,誓死推翻帝制,为恢复中华,建立民国而奋斗。抗战时期,在汾阳一带,八路军借汾酒神威伏击鬼子,大获全胜。
汾酒能够走向千家万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价格低。一瓶只有十多元人民币。因而,山西人又把汾酒称为“老百姓的名酒”。 [中新社]
杏花村,以汾酒闻名天下。早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代,这里的杏花村都以酿酒、酒文化闻名。盛唐时,这里以“杏花村里酒如泉”、“处处街头揭翠帘”成为酒文化的古都。历史上,中国著名文人、学者李白、杜甫、杜牧、宋延清、顾炎武、傅山、巴金、郭沫若等都赋诗赞誉。李自成进北京路经杏花村,停留三日,留下“尽善尽美”的题匾,杏花村曾一度更名为“尽善村”。
江地先生在《汾酒历史初探》一文中指出,竹叶青酒在唐代已有,唐末宋初发展为羊羔酒。北宋张能臣《酒名记》则记载为汾州杏仁露。
宋代《北山酒经》记载竹叶青和羊羔酒的配方,并多次提到杏仁在酿酒中的作用,“杏仁曲,每面一百斤使杏仁十二两,去皮尖,汤浸于砂盆内,研烂如乳酷相似。用冷熟水二斗四升浸杏仁为汁,分作五处拌面”。说明唐代酿酒很重视杏仁,书中特别提到南方用瓷盆,北方用砂盆,那么杏仁曲主要指北方了。在明代高廉的酿酒著作中就进一步明确:汾州羊羔酒的配方,“曲十四两,杏仁一斤”。这就意味着唐末宋初,汾州生产的几种著名药酒汾清酒、羊羔酒和杏仁露,离不开杏仁。酒坊附近自然会广载杏树,所以人们将酒坊村,渐渐呼为杏花村。杏花村一词在唐末宋初成为酒村的代名词可能就源于此。笔者认为北齐时汾州生产名酒汾清可能也是一种保健酒,所以“帝日饮二杯”,这种保健酒在唐末宋初演变为羊羔酒,杏仁露,所以中国最早的杏花村在汾州是有道理的。唐并汾故道汾州郭栅镇北三里外就是汾州杏花坞酒坊,由于杏花村酒坊地势较高,过往客商一眼尽望杏林匝匝,自然要一饮为快。唐末诗人中有四位诗人用到了杏花村一词,这几位诗人都与山西有关,有两位就是地地道道汾阳人,即薛能和温庭均(其祖父封为汾州西河郡公),虽然,有学者提出杏花村在唐末宋初逐渐演变为一种诗酒意向,但是, “杏花村”一词的酒文化意向当源于此。从诗歌的年代来看,唐诗《清明》“杏花村”则是这种意向的滥觞。
到了元代,政府便将羊羔酒以中国特产出口英、法等国,并在出口洒瓶上贴上杏花村商标,商标上尚有一副题联:“金蹬马踏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这是中国洒第一次贴标出口。也印证了元代杏花村名的存在。
山西很美咱们都在那插过队
人说山西好地方,地肥水美五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