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9日下午，我们北京西城区数所中学的一千多名主要是六六届初、高中毕业生，从各自学校乘专车到了北京火车站，踏上了知青专列，准备向祖国的大西北进发。
火车快启动时我才上车，因此未能事先挤进靠站台那面窗口的位置，不能探出车窗外跟站台上来为我送行的妈妈、妹妹以及我的同学们最后挥手告别，只得在车厢里转来转去，一方面心有不甘，一方面又实在挤不进已没有一点空隙的窗口。正不知所措，我突然看见车厢尽头不靠站台那面窗口的一个座位上，一位瘦瘦的白净的女生正孤零零一人安静地坐着，便迟疑地向她走了过去。她见我走近了她，就热情地问：“你也没人送吗？”“有人送，可是我挤不进窗口了。”她的脸色阴沉下来，低下头不再看我，又扭过头看着窗外。我在她旁边坐了下来，我以前没见过她，想问问她是哪个学校的，也或许就是我校别的年级的？但终于没有开口。我默默地陪在她旁边坐着，直到火车彻底开离车站，趴在窗口的同学们陆续回到各自的座位，我才起身离开。
我找到我的座位坐了下来，对大多数还在抹眼泪的同学没了同情心，觉得最该哭的是那个可怜的女生。然后，我慢慢收拾起纷乱的心情，望着窗外渐渐逝去的城市景物，默诵着那首著名的诗歌《我坐在西去列车的窗口》，体验着、附和着贺敬之的革命激情。
火车经过一夜的运行，第二天早上六点来钟，停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火车站。我和小祁、小金不问火车将停多长时间，就下车出了车站沿着大街信步往南走，因为时间太早，街上空荡荡的没有什么行人，车辆更少。却看到一个仍在营业的报亭，里面除了报纸杂志，还有十来本《乌兰夫反毛泽东思想言论集》的小册子，我花五毛钱买了一本。看看街上没什么其它新鲜可看的，我们仨就回到车站重新上了车。
火车又运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察素齐。出了小小的察素齐火车站，我们看见站外挤满了人，既有官方组织欢迎我们的队伍，也有更多来看热闹的，毕竟这小小的旗镇一下来了整整一列车的北京知青，史无前例。当地人的形象实在太土，穿戴得又脏又破，我心里使劲背诵毛主席语录“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努力打发掉我对他们土气的印象。
我们被带到察素齐中学吃午饭，下午参加了在广场上召开的土默特左旗欢迎知青大会，晚饭后又去旗电影院看《草原英雄小姐妹》。那动画片实在没什么意思，我们不等电影演完就走出电影院，在察素齐镇上唯有的两条街上闲逛，只见昏暗的街灯下两边的房子低矮破旧。新奇的是，街旁每隔几米就有一个比真人稍大的半身泥塑雕像，一共大约有二、三十个。它们个个丑态毕现，胸前贴着被打着红叉的他们的名字和原职务，从旗长、旗党委书记到商业局长、文化局长等等，全是旗里被打倒的走资派。
当天夜里我们穿着新发的棉大衣和棉裤在察素齐中学学生宿舍的光板大通铺上合衣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后，就分乘卡车，向各自插队的村子进发。
临行前我们被告知：我们将落户的村名为塔布赛公社七炭板申大队。塔布赛是乌兰夫老家所在地，“板申”是蒙语村庄的意思。我们这个知青小组由18人组成：我校的十个女生和四中的八位男生。
我们乘着卡车在路上行驶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在一个路口停了下来，因为没有进村的公路了。好在已有村里来的两辆马车等候在那里。我们把行李从卡车搬到马车上，跟着马车步行大约八里路，来到村口。
包括大大小小的娃娃们已有十几位老乡在村口迎候着我们，为首的是个妇女主任模样的人，她牵着我的手，亲切地问着什么，我一句都没听懂，只得嗯嗯地应和着。
我们被带到大队部隔壁唯一的一间小学教室，在那儿吃我们到村里的第一顿饭：羊肉炖土豆和黄米面炸糕。那羊肉真膻气，还老得嚼不动，吃得我们一阵阵犯恶心，我一边背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边心里暗暗担心，以后一辈子吃这东西可怎么忍受？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老乡“招待”我们的老格丁羊，即年岁很大的领头羊，肉极老，膻味也重，本不应用来“待客”。因为我们村是全公社最穷的不足二百人的小村，加上村民们一向对上面派下来的人有一种本能的防范，那些大字不识的农民对“知青”更是没什么概念，对这么小的村被安排18人之多很有些抵触。这样的招待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