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原创] 我是文化人--------我的知青生活回忆
我是文化人。
哆哆嗦嗦、颤颤惊惊写下这五个字,心里一阵阵发毛。我算是哪门子文化人？不怕您笑话,过了一辈子,家里没个书架。除了几本词典,就再没什么“馆藏”了。
春节这阵子打麻将,打一场灭一场。好友老刘说：“别整了,跟我上腾讯论坛吧,‘五十相聚’。我在那好几年了,挺好的,消磨时间。”听人劝,吃饱饭。我这一个字还不会打的脑盲,狠下心,用自己的小份子买了电脑。
网络世界实在是太精彩了。一个多月来,我如饥似渴、狼吞虎咽地浏览、读帖。被一篇篇生动、深刻进而华美的文字所陶醉和震撼,被网友们真诚、诙谐以及尖刻的回复所吸引和感动。
我几次找到老刘说：“算了吧,我退出,光看不写。我整的那些东西,小学生作文都不如,谁稀看？”老刘说：“别介呀,既来之,则安之。玩这个要有个良好心态,只谈自己情感人生,不和别人比文字高低。慢慢来,我现在也弄20多个‘精’了,还建了《文集》。”我茫然：“哪儿敢和你比啊！在集体户时,我就处下风,这么多年一个字也不捅咕,完犊子了。再说了,也不知道写啥啊！”老刘停了片刻说：“写集体户吧,这里基本都是下过乡的,写集体户有人看。这几年,我写了咱们户到大队的乡间小路,写了咱们钓鱼摸虾的乡村池塘,写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瓦匠老包,写了漂亮村姑春芳,还写了说书的穆瞎子。”我说：“你都写完了,我写个屁,我还能写过你？”老刘急了：“爱写不写。再说了,你写你的,我写我的,能一样吗。”
于是,就有了集体户里狼哭鬼叫的《夜半歌声》。硬着头皮上吧。妈呀,还真吓着我了,那么个怂玩意,470多个阅读,一串子回复,版主还宽手善心地给了个“荐”。我又去找老刘：“还写啥？”老刘说：“我还得天天告诉你?你在农村整赛诗会,搞新闻报道,写毛笔字,当教书先生,做广播员,演节目,俏工分比我挣得还多。”我一寻思：“他妈对呀,那时咱们在乡下也算是文化人啊,这会儿咋都忘了呢。”整！题目就叫《我是文化人》。
整个屁！回家好几天,整了没有100个字。我1963年上小学,1966年就闹“文革”了,从武斗停课到复课闹革命,一下就是三年。天天在家割草养兔子,溜地瓜,拣白菜邦子,大字不识多少。70年上中学,不是学工就是学农,我还患上了肺结核,休了一年学。回城后为了工作,混了张大专文凭。这算什么文化人,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我又去找老刘,他说：“咱们过去都一样。别着急,慢慢来。写不出来,先放几天,总有写出来的时候。”
说到这,一点集体户的事也没回忆。我也想好了,闭着眼睛整吧,硬憋。也没办法再去找人家老刘了。使劲憋,说不上哪天一用劲儿,就憋出来了。
第一章 诗 人
时光真像奔流不息的长河,三十多个年头就这样汩汩而过了。我可以忘记每一个日子,譬如说我哪天入团,哪天入党,哪天进工厂,哪天相的对象,都有些模糊不清了。但唯有那天不会忘记,我想你也不会忘记。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地离开家,离开父母亲,一个人出去闯荡。那一天是1975年3月28日。
解放牌大卡车一路颠簸,把我们带到了吉林省德惠县边岗公社娄家大队一个叫周士福的屯子。周士福是个人名,是这一带有名的大地主,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县参议员,解放时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他的后代仍然住在这个屯子里。当然这都是后来知道的。
我们是插户。因为我们这一拨人都是历年没下,被一个叫做张李明（当时的市革委会主任）的人集体轰下去的。我们同车六个同学。老王老马是68届的毕业生,还有四个74届的,头年夏天该下没下,第二年开春必须得下。有小王、小杨、我、还有前面说到的老刘。那时他就叫老刘。户里还有五个老同学,以后可能提到。
农村当时什么样子,我不说你也知道。我不会形容,老刘会。这几年,他把那个屯子描绘得不错,又是乡间小路,又是乡村池塘,风光如画。反正事到如今我也没看出来哪儿好。
在“老人家”说的那个“广阔天地”里,碰到的第一件农活是刨茬子。用捅锹改装成刨茬锹,锹口磨得铮亮飞快。那是累活,没体力是干不动的。我们几个知青一没工具,二没体力,只能跟在后面磕茬子。就像张飞一样,一手拿起一个大锤一般重的茬子,相互磕碰,把土磕掉,然后当做烧柴分给社员家。其实这活一点儿也不轻,主要是累腰。前面我说过,我得了肺结核,休了一年学。近1.80米的大个子,体重只有一百零几斤,典型的一根刺、豆芽菜。除了两个屁股,浑身没有几块肉,就别说肌肉了。收工回来躺在火炕上,一动也不会动了。没办法,只好干两天歇一天,硬挺着。
那天晚上天特黑。我和老刘躺在火炕上谈心,那时都叫谈心。忍着一天的疲劳和疼痛,我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儿。我愤愤地说：“这什么世道,肺结核还让下乡,不叫人活了。”老刘一个激灵翻身坐起,用手狠狠地捂住了我的嘴：“兔崽子,确实不想活了？！”我自己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话要是弄出去,你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我还嘴硬：“反就反吧,左六儿也这么回事儿了……”老刘安慰我：“再干一阵子,顺过架来就好了。”
俗话说得太好了,“天老爷饿不死瞎家雀”。就在这当会儿,门吱嘎一声开了,生产队长周家二哥推门而进：“你们两个小子嘀咕啥呢？”我俩连忙坐起。二哥说：“白天我去大队开会,全国上下要学天津市宝抵县小靳庄办赛诗会。大队翻看了你们的《知青登记表》,顶数你俩字儿写得好,叫我打听打听你们,能不能整几首诗,明儿个送过去。”我一听,脑袋瓜子立马儿炸开了,心里那个乐呀！我也不谦虚了,“行。”上那几年破学,别的没记住多少,毛主席诗词倒记住了,看到过的基本上倒背如流。这就叫没吃过猪肉,看过猪跑。当然,这话也是反革命语言,不能和任何人说。
二哥一出门,我和老刘马上放桌子,点洋腊,铺纸,抽钢笔水。“整啊,赶紧整！”我一口气弄了五、六首。那时正值春耕,我有一首这样写道：“月儿躲树梢,星星眨眼笑。／队部钟声响,大地闹春潮。／扬鞭催骏马,犁出涌波涛。／人民干劲大,革命志气高。／吟诗赞时代,处处呈英豪。”赶紧拿给老刘看,老刘一笑了之。我不满：“你他妈也给我看看。”我一看,比我强多了。写的啥我现在记不起来了。那天我俩找《三十年前互赠诗》,上“五十相聚”,我在他那发黄的笔记本上看到了那些诗,我说：“放上去。”老刘说：“拉倒吧！”
第二天一早,我们俩全副武装,就差武装到牙齿。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姓徐,后来我们也叫他二叔。他拿着我们的东西看,我们忐忐忑忑地站在一边。徐书记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把手一挥：“有才,太有才了！娄家大队出了才子了！”现在有人说,“太有才了”是赵本山发明的,纯属扯淡。
当天晚上,大队有线广播现场直播“诗歌朗诵会”,我们俩立刻又武装到了牙齿。一通下来,还是我们最好。徐书记说：“明天你们不用上工了,先到大队十个小队赛诗,完了去别的大队。"
夜很深了。我和老刘搂着肩膀一起往回走,一路又说又笑。满天的星星,哪一颗都那么亮。风很凉,但我浑身一阵阵发热。
我知道,从这一天起,我们的“文化人”生活就算开始了......
第二章 书法家
这几年,老刘研习书法。那天我去他家做客,看到他写字,我说：“有这能耐在乡下时用多好。”老刘说：“你愿意坐就坐一会儿,不愿意坐就赶紧走。在乡下,你整个破毛笔头子乱甩,能轮到我么？”我立即打住,不能再说下去了。
那年开春,我和老刘出去赛诗,一晃春播就算混过去了。初夏,漫山遍野都是刚刚冒出嫩芽的青苗,铲地开始了。第一个作业是搂夹板锄,就是铲谷子。一边铲一下,中路不动。农村干活有“毛”的说法,打头的“毛”起来,比跑的还快。
一天铲谷子,不知谁叫号,“毛”了。把我算坑苦了。全体劳力转移到第四个阵地了,我还在第二块田里运作。整个田野就留出一条垄,明晃晃地放在那里,丢我的呵碜。
队长二哥回过头来接我,看我累得驴（缕）脸淌汗,说：“先歇会儿吧。”我和二哥坐在地头。二哥不看我,仰脸瞅着没有一片云彩、瓦蓝瓦蓝的天空。他说：“看来你小子真是个“熊货”,给你找点儿活吧。”我以为放猪。二哥说;“放个屁猪,你放猪,傻子昌春干啥去？”我说：“那干啥啊？”二哥转过头,问我：“你会写毛笔字不？”我想都没有想,赶快回答：“会呀！”“那行,明天我买点纸,家里小子有支毛笔,你把生产队墙上那些破玩意儿重写一遍。”
第二天,我来到队部,看到了墙上那些东西。其中有队委会、贫委会、民兵连、妇委会等组织机构,会计、保管等制度,还有一圈儿大标语,早已破败不堪。我铺好纸,开始写。写一张一看,不行,团了。再写一张,还是不行,又团了。“操！你他妈败家啊！”一声厉喝,吓我一跳。保管员程大叔横眉楞眼,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么祸害,我得多少纸能够？当你们家呢？”我啥也不敢说,脸憋的通红。
临收工时,二哥来了。二哥看一看字,瞅一瞅我的脸。我觉得好象要扒我的衣服。看着看着,二哥乐了：“你小子行啊,这字还真有点张老先生的意思。”张老先生何许人也？没敢去问。只是心中说,行了,这点活儿,也别快也别慢,能靠几天算几天吧。
过了一阵子,大队革委会杨副主任来生产队视察。看到满墙的红绿纸,新写的大标语,立刻抬高了声音：“周老二,你行啊,找谁写的？”二哥大笑：“写这点东西还用找人？”“谁写的？”“集体户老孙,就是念诗的那个大个子。”“这小子多才多艺啊,明个儿叫他到大队,把卫生所药匣子上的药名都给我换了。”
第二天我去大队卫生所,看到了那些放中药的小抽屉。一个里面放三味药,外面是三个药名。我一看,标准的颜体,只是字迹模糊,有些看不出个来了。杨主任说：“这是十几年前张老先生写的。张老先生是咱们这儿有名的私塾先生,我们的名字差不多都是他给起的,只可惜死了好几年了,连个后人也没有留下……”我肃然起敬,一个文化老人的高大身影出现在眼前。
我裁好纸条,把桌子放到药匣跟前,沾饱墨,一点一点临摹,写不好就重写。纸条小,也不怕浪费,觉得写得有些像了,才把旧的盖上。在心里说上一句：“老先生,对不起您了。”再写下一个。
中午在大队回不去,杨主任叫我到大队果园吃饭,大队食堂设在果园。我平生第一次和领导一起用餐。小米捞饭,大辣椒炒干豆腐,土豆炖茄子,油没少放。比集体户里老曹做的还香。老曹是老生,我们户里的大姐。那次怕领导笑话,我没敢猛撑。
写完药匣子,杨主任没让我回去。我又拎着小桶,装满白灰浆,挨个小队去写标语。房头墙头到处乱写一通,就是“农业学大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啥的。那年头还没有“计划生育”,也没有治疗阳痿早泄的“广告”。
写标语最便宜的是,写到哪个小队,就在哪个小队社员家里吃派饭。虽然那时农村贫困,但乡亲们格外热情,特别对下乡知青。记得一次在一个老乡家吃饭,老乡为我蒸了鸡蛋糕。孩子要吃,女主人不答应,把孩子弄得直哭。我心里不得劲儿,咽不下去,大嫂还一劲儿劝我多吃。临走时按规定要留下一毛钱四两粮票,但没有一家要的。后来,看见那些城里人买菜时和农民斤斤计较,心里就骂,咋不把你们都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永远也别回来。
干完这活儿回到集体户,看到老刘。老刘说：“行啊,我们肩膀子都晒秃噜皮了,你一天到晚凉快儿的。”
我心里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总觉得好象欠了老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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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这是人类社会最崇高的职业。当今社会就更了不得了,这几年工资涨得没边了,叫我们这些人看得眼红心跳。我老婆就是小学教师,一个月3000多元的收入,整天在我面前趾高气扬。给我们爷俩儿做点儿饭,洗件儿衣服,收拾下儿屋子,还时不时有些怨言。
我告诫她：“亲爱的林老师,您干这些事情,和您的职业、您的收入没有任何关系。它取决于您是妻子,同时您还是一个母亲。”我心里骂,有什么了不起,我当老师那会儿,你还不知道在哪撒尿和泥玩呢？
书归正传。那一天,我在大队闲逛,大队中心小学校长来了。校长姓祖,个子不高。我去学校采访过他,好像采访一个老师的事迹。当时俩人谈得挺投机,也就是他挺欣赏我的所谓“才华”。祖校长一进院,没跟我说话,先用眼睛掂量我,我以为自己裤子开口没系上,用手摸了好几下,差点摸出感觉来。和我打个照面,他就直奔徐书记那去了。
祖校长什么时候走的我忘了,我就记得孟会计喊我：“老孙,徐书记叫你过去。”我一听,恐怕又有好事。一进门,就看见徐书记抽卷烟,蛤蟆头那种,呛得厉害。徐书记说：“中心小学一个老师歇病假,没人代课,祖校长点名来要你。我不想放,可人家说一个月给33块钱的代课费,我就没啥说的了。”我连忙说：“谢谢二叔。”我只有没人在场的时候才敢叫二叔。
大队中心小学校离大队部有一里多地,是个独立的院落。几幢土房,不到10间教室。一个操场,一个七裂八瓣的篮球架子,一口水井。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校园西边的杨树林。几十棵杨树枝繁叶茂,树影婆娑。炎炎夏日,我和孩子们在树荫下读过课文。
那天校长把我引荐给全体老师,大家为我鼓了掌。我和潘老师分在一个教研组。我在潘老师家吃过饭,因为她是大队团书记的母亲,我是副书记。潘老师有着非常慈祥的微笑,她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她的身边。我感觉她象我妈一样对我好。她从抽屉里拿出两本课本递给我,她说：“这是四年级语文算术,咱们都是自己写‘教案’,把我的教案你先拿去看,不懂的再来问我。”
上第一堂课的情形大体是这样的：临出集体户,我穿上了那件平时不舍得穿的蓝上衣,洗得干干净净的。当我拿着本夹子,故做镇静地走进教室时,大脑一片空白,眼前一片漆黑,我一声“上课”,同学们全都站起来高喊“老师好”,我说：“同学们好,请坐。”后边倒数第二桌就弄翻了板凳,把同桌女生狠狠地摔在地上,全班一阵哄堂大笑,全乱套了！
晚上回到集体户,老刘问我咋样,我说不咋样,他说给学学,我说全忘了。老刘说：“你能不能给我来点正经的。”我寻思了一下：“正经的还真有,就是没看出班里的女同学年龄有多大,我咋感觉跟户里新生小杜差不多呢？有两个女生老盯着我看,把我都给看毛了。”老刘一窜老高：“太好了,娶个农村媳妇回家吧。”我毫不客气地照老刘屁股踢了一脚。
第二天上课,后排倒数第二桌男生没来,就是昨天弄翻板凳的位置。我在黑板上写字,听到后边一片嘈杂。待我回过头来,那个空位置已经端端正正地坐上了人。一个黑小子立刻举手：“报告老师,他跳窗户进来了。”我非常绅士地走到他的身边：“这位同学,请你从窗户跳出去,然后敲门进教室。”他跳出去敲门,我说：“请进！”我问他迟到的理由,他说：“家里活没干完。”我让他站在前面,然后向大家讲了有事要请假,进屋要走门,要敲门,如何才是懂得礼貌的一些道理。
第三天上课,我在前面讲课,忽然闻到教室里飘来一阵阵瓜香,我仔细看又是他,他的腮帮子还鼓着。此时,我所有的绅士风度荡然无存。我把书桌里搜出的大香瓜“啪叽”扣在他的脑袋上。香甜的瓜汤顺着他的头流下,流过他的脸和脖子,停在衣服领子上……晚上,我带着歉意去他家家访,当着他的父母亲向他赔礼道歉,他爸爸丝毫没有责怪我,倒是给了他两个大耳刮子……
很快,一个学期就要度过了。我和我的学生们还有他们的家长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几乎每天都有同学带来鸡蛋、沙果、葡萄、玉米、香瓜等等给我吃,我享受着不知什么人才能得到的待遇。临近学期结束,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又一个老师病倒了,一个老师来代课。这个代课老师不是别人,他是老刘。
从上次我们出去赛诗开始,这次我们的“文化人”生活又出现了第二次重叠,只可惜我们不能做同事了。因为,我代课的那位老师新学期就要复工了。
我在心里默默的祝福老刘：“好兄弟,这次终于让你走在我的前面,你放心,我一定经常到学校来看你......”
第六章 干部
我在大队跑腿打杂，有些人以为我也是干部。我算啥干部，人家大队干部挣大队工分，我充其量是个临时工，帮忙的。当时叫做“因工误工补工”，展开说可能是：因为大队用工，耽误了小队出工，再给你补上工。听着好象绕口令。
二哥一讲完，大伙一顿乐。老曲家大闺儿不干了，大闺儿刚刚相了门户，是娄家窝棚的，也姓娄。大闺儿说：“这事儿是你们老周家的。”二哥说：“你要不信，赶明儿问问你老公公，让他告诉你！”二哥刚说完，老张家春芳就笑岔气了，长长的大眼毛上都是泪水……
临近春节,集体户的同学们除一人看家外,其他的都回家过年去了。我和老刘走不了,要留下来排练节目,上我们大队的“春节联欢晚会”。
排完节目,回到屯子里,我就成了屯子里最忙的人。我要给整个屯子里的人家写春联、写挂钱。因为那时我已是这个大队远近闻名的“书法家”了。
那年,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小队要向大队表决心,大队要向公社表决心。就是那个《继承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10个小队加上大队的决心书都出自我的手笔。
写决心书时,我两眼含泪,凝神专注。一字一字,端端正正,来不得半点马虎。写坏了,一大张白纸立即团掉。这时,保管员程大叔要在,给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再骂我。除非他不想活下去。几天下来,心情虽然沉重,但书法技艺见长。回过头去,再看小队墙上和大队药匣子上面的东西,我总怀疑那是我用脚描出来的。
到社员家去写春联、挂钱,可以享受到“国家总统”一级的款待,至少我和老刘感觉是那样的。杀年猪,是中华民族几千来留下来的习俗。那段日子,屯子里到处传出公猪母猪们绝命之前的哀号。但我和老刘听着,就象男女歌唱家的歌声一样美妙。我们被整个村庄的猪肉包围着,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佳肴美酒,每天晚上都是喝醉了相互搀扶着回到集体户。
这里郑重声明,老刘喝酒吃肉绝不是跟我借光,他也是受到庄重邀请的。因为第一,他是他们孩子的“恩师”;第二,他和我一样,也是乡村里没人任命、不拿薪金的“文书”。
“乡村文书”的职责,一是代写家书。这个屯子里很多人家的家信都是由我和老刘完成的。写家信时,我们俩竭尽笔墨、满纸倾诉亲人之间的离别思念之情。一般写完,都给老乡先读一遍。远在家乡的亲人还不知道什么事,寄信的人已是泪流满面了。
二是为集体户同学策划情书,当然主要是男生。方圆十里,同学、恋人之间的浪漫情书基本上都是由我们完成的。我们写情书的蓝本就出于那时能看到的几部小说,如《家》、《春》、《秋》,《雾》、《雨》、《电》等等。我最怕写这些东西,一写进去,气儿就跟不上,心砰砰乱跳,一阵一阵地蠢蠢欲动。
说到策划情书,有这样一个情节必须要讲,但这个情节和一些文学作品似乎有些雷同,我怕叫人说成抄袭。好在有当事人老刘可以作证。
老马向新生小王展开爱情攻势,情书是老刘策划的。几轮下来小王芳心被俘。但小王乃心灵手巧之人,心里明镜似的。她深知,此等作品非孙刘二人莫属。因此,她开始用那双并不美丽的眼睛试探。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老刘自然很快败下阵来。于是,老刘有麻烦了。“我给你洗呀？”“你吃吧！”“你还想吃啥？”不绝于老刘耳。在那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
老刘找到我,向我倾诉苦恼。我异常冷静,向老刘掏了心窝子。我说：“尔要当断。当断不断,必有其乱。马现已毒火攻心,尔若卷入,势必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此乃一。二,王虽德居上品,但相貌与之反差巨大,如若婚配,天下人笑之！不仅笑尔之,且笑吾之。”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平生第一次干了“缺德事”,拆散了一段姻缘。但也成就了老马和小王无比美好的婚姻。如今,我、老刘、老马三家成了最好的朋友。我们刚刚吃完老马儿子的喜酒。
老李是集体户里的老生。他是跟着市杂技团走“五七”道路来这里的。他爸爸是杂技团的美工,善画虎,精烫画。烫画就是用电烙铁在胶合板上出溜儿。爸爸妈妈返城,他不够资格,把他扔在集体户里。
他在城里有个对象,吹了。三天没吃一口饭。那天,他突然打起了精神：“老孙,你帮大哥写信,噘她！”我拿起笔作刀枪,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寻找着我所知道的全世界最污秽、最肮脏、最无耻、最下流的语言,把那个我还不知名的美丽姑娘骂了个狗血喷头！给老李念完信,老李非但不感谢我,还实实在在地给了我一拳,打得我现在还有些疼痛。他说：“我还以为你是什么好人呢,你他妈整个也是个流氓啊！”
一天,屯子里程五叔满街找我。程五叔是保管员程大叔的叔伯兄弟,生产队里的更倌儿。五婶是我们屯子里的疯子。毛主席逝世那几天,我们去公社参加追悼大会,都戴了黑纱。被她看见了,她回家整了两块蓝布,做了两块“蓝纱”,一左一右戴在两个胳膊上,成了屯子里一道“靓丽”的风景。
五叔四十岁左右,五婶满足不了他的感情生活。他就在邻居周二小子媳妇儿身上下了茬子。整天围在二小子媳妇身边,嬉皮笑脸、动手动脚,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性骚扰。全屯子都知道,就瞒着老二一个人。赶巧,一天二小子歇气回家喝水,把五叔和媳妇堵在了屋里……
大队治保主任和两个民兵把五叔“请”了去,他就交代了他的全部“罪行”。大队决定在小队召开批斗大会,由五叔“宣读”自己的检讨书。他找我就为这检讨书,我坚决不答应,一百个不行。五叔痛哭流涕,扑通一下跪倒在我的面前。我连忙扶起他,平生第一次写下了那样的一篇东西,那篇文字我没敢保留。
除夕一大早,我和老刘去大队。整个屯子的门楣、粮仓、猪圈、鸡窝都贴出了我写的春联、挂钱。红色的春联和洁白的雪相映成趣,格外引人注目,整个村庄就象在办我的“书法大展”。
老刘忿忿不平：“这点活儿算是让你整到手了,你小子自己说说,上学时我比你差吗？”我说：“你活该倒霉,活该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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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孙,你看啥呢？”队长二哥把我从诗的意境中拉回到现实。“大队徐书记叫你马上过去呢。”我急忙站起,转身向大队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