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之歌
—— 一位区长的选择
郑 言
那一条大汉/站在权力的峰巅/手握杀人的宝剑/为真理的永存/他勇试如许的剑锋/独留清白人间
——题记
这篇题记，来自一位区长的《辞职报告》。“为真理的永存/他勇试如许的剑锋/独留清白人间”。这就是一位真正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这就是正义者维护正义的高风亮节！
权力是什么？权力就是权势和威力。在中国共产党的词典里，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它最信赖的优秀分子并为之行使行政法令、造福人民的权威。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曾几何时，在个别地方，在个别人的手中，在个别人的意识里，权力演变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演变了！权力演变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个人牟取尊严与私利的特权！在这种特权面前，什么人民利益？什么党性原则？什么铜墙铁壁？统统为之逊色！在淫威面前，正义是那样脆弱，那样苍白稚嫩，不堪一击！
作为正义卫士的他，倒下了。他倒在凄风苦雨中！他就是安徽省泗县长沟区原副区长——张永平。
张永平，何许人也？那就让我们循着他走过的那段不寻常的艰难历程，回味一曲正义的悲壮之歌！
一、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张永平，男，安徽省泗县长沟镇灰山村人，大专文科。那年，他三十八岁，正当英年的他，怎么也忘不了自己的家世。一九五三年，他出生在淮北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从曾祖父到父亲的前半生，全靠讨饭度日。曾祖父携儿带女长年讨饭在灵璧杨疃一带，三个女儿有两个给人家做童养媳；祖父母长年讨饭在睢宁县高作、官山一带。在一个除夕的晚上，祖父母靠讨饭要回的仅有的一瓦缸细面也被土匪破门抢走，睡在门后的父亲险些被土匪推倒的门砸死；父亲的前半生靠讨饭和做茅匠活为生，长年流落在定远、小溪河、临淮关一带。
家世的悲苦，从祖父到父亲不知讲了多少回。作为年龄幼小的他，听一回感叹一回，感叹一回，激动一回。感叹的是祖祖辈辈在旧社会受苦受难，备受艰辛；激动的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打江山、闹翻身，使家人和他过上了幸福生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暗暗立志，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填补祖祖辈辈目不识丁的空白。学好知识，学好本领为翻身做主的人民做事，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一定要像家里的中堂挂的毛泽东主席画像两边的对联那样：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为此，他时常端详着毛主席的画像，不管从正面、侧面看，毛主席那炯炯地眼神都在慈祥地盯着他，似乎是在亲口告诉他，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那一方净土，春风和煦。那一颗纯真的童心，金子般闪光！
二、求学，他在夺回耽误的时间
一九六七年，在祖国遭受劫难，令人毛孔悚然、心灵震颤的日子里，他以优异的成绩高小毕业了。由于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学校解体了。正如一个瘦瘦的小个子工宣队负责人声嘶力竭地宣布那样：今天，我宣布，长沟中学从今日起解体了，崩溃了，瓦解了，云云……。张永平，他像全国千千万万个农村孩子一样，在中学被关闭的情况下被迫停学，回乡务农。官方对那时辍学回乡的青年称“回乡知青"。
在回乡务农的日子里，他那颗积极求学的未泯之心使他经常和同学们一道，一次又一次地到长沟中学的校园里探听消息。可每次去看到的都是被打倒的老校长丁兆广，双手握着扫帚在扫马路。老师们都在忙着贴大字报，上街辩论。当时学校的造反组织是“暴风骤雨造反兵团”，简称“暴风雨”。在他的记忆里，学校每栋教室窗户上的玻璃都被砸得粉碎，试验室的教学仪器被拿走的拿走，所剩无几，没被拿走的几乎全被砸烂。好端端的一所县级重点中学被糟蹋得支离破碎，体无完肤。现在想来，那真是一场“暴风骤雨”啊！学校里，大街上到处是为节约闹革命而用黄泥糊在墙上的大字报，其中有一幅大幅标语是“砸烂区委***的狗头！””“揪出历史反革命分子***！”满街的红卫兵，个个背着毛主席语录包，带着红袖章，雄赳赳，气昂昂。看到这些狂热的情绪和乌烟瘴气的情景，他的心凉了。他喟叹：天哪，我哪一天才能再次上学读书啊！
张永平，他说他自己，学，从来没有上够！他渴望着学校能早日恢复招生，恢复上课，以满足他那强烈地求知欲望。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过去了，学校还是没有恢复招生，他的渴望成了泡影。这虽是两年，可在他看来是多么遥遥无期啊！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他虽然无学校可上，但是有师可求。他知道，自己虽然高小毕业了，但是高小的最后一册书因文革爆发没有上完。为此，他觉得他有愧于高小毕业的称号。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补学被耽误、没有学完的课程。于是，他从高年级找来了六年级下半学期的语文、算术，开始了艰难的自学。老校长时献春被前来求教的学生感动了，他说：“在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钻书，就凭这一点，我收下你这个学生了！”就这样，老校长开始召集学生开班上课了。学生们靠自己找来的书，在老校长的悉心教导下，他和其他同学一道完成了高小应学的全部课程。至今说到这件事，他还对老校长感恩不已。
他渴望上中学学到更多的知识，他盼啊，盼啊，好不容易才盼到了中学招生的日子。此刻，他心中的阴霾散了。他蹦啊，跳啊，顿觉阳光是那么灿烂，天地是那么宽广，他手中喑哑多年的竹笛又响了。在月光下，小河边，重又响起了他那悠扬的笛声，那笛声在娓娓诉说着一个少年在逆境中的心曲！
长沟中学恢复上课了，他那一届是一个拼凑的班底，被文革耽误的一九六六、六七、六八，三届高小毕业生混于一体编班上课。在中学时代，他的各科成绩是均衡发展的，尤为热爱文学。在学校的墙报上、黑板报上会经常出现他的笔迹和作品。因此，他在学校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以致比他晚几届的学生都认识他。初、高中部的学生说他是“活辞典”，“东方的高尔基”。面对同学的赞誉他愧不敢当，只得一笑置之。他的成绩是优秀的，可生活是困苦的。在那生产大呼隆，分配搞平均，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年代，他上学时连白芋干也吃不起，甭说精米细面了。学校食堂那五分钱一碗的青菜汤也是与他无缘。他吃的是萝卜缨，穿的是自编的“毛草翁”。他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尽管这样，可他心底有一股强力在支撑着他，他认为：我哪怕再穷再苦，只要学习成绩好，就是好样的！所以他学习有一股韧劲！他读高一的那年春天，家里因无法供养令其停学，他的心里是多么难过啊，为抗拒那无可挽回的停学事实，十七岁的他，来到宽阔的新汴河边，自己跳上没有艄公、船桨的小船，用手扒着水面，这边扒几下，那边拨几下，好不容易才挨到对岸，往下一跳，小船后退了，他跳落水中，冰冷的河水刺人肌骨，他拖着潮湿而又冰冷的双腿向大孙庄走去。来到亲戚家，大爷心疼得直叫唤：“乖乖，冻死了！冻死了！快来烤火，快来烤火！”大爷问他：“你怎么自己来、有事吗?”他喃喃地说：“大爷，俺爷（父亲）不让我念书了！”“为什么？”“没吃的，为了能上学，我是来借粮食的！”大爷满口答应“行行，吃过饭，我给你弄。”吃罢中饭，他大爷用他带来的白布口袋灌了一袋白芋干，他高高兴兴背回家，一称三十整斤。他知道，不是大爷不给他细粮，在那个年代，平均每人一年只能分到三四十斤的小麦，又是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谁家还能有细粮啊!他就是靠这三十斤白芋干加萝卜缨才度过那难忘的一九七二年春天！直到现在，这三十斤白芋干他还没偿还。这不是白芋干，这是三百斤的动力，三百斤的知识啊！为此，他终生难忘那孙庄可亲可敬的大爷、大娘！
一九七三年底，他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于泗县长沟中学。在那个红色的年代里，古典的、爱情的作品均被禁锢。他虽然高中毕业了，可所学的古典文学仅仅就是《游褒神山记》和《触詟说赵太后》等寥寥几篇。由于古文底子薄，他感到读古典文学如读天书。他认为既然是高中毕业，就应该象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一样，读得懂古文，拿得起，放得下（注：因他的族叔张训广是文革前高中毕业生，对他影响很大）。为此，他不满足，他要自学古典文学，可书到哪里去买呢？书店里除卖活页文选、批林批孔等材料外，没有别的书籍。为什么啊？因为那些有价值的古典文学都被视为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封杀、销毁了。买不到书，他就从以前老高中、老师范毕业生那里找课本。为此，他找老高中毕业生张训广和师范毕业生吕海，从他们那里找来一大摞高中语文课本和文选。他对那上面的每一篇古文，依靠注释、工具书、硬啃、硬抄、硬背。就这样，他将多种版本上的《陈涉世家》、《捕蛇者说》、《隆中对》、《出师表》、《孔雀东南飞》、《爱莲说》等二十篇古文，在黑色的硬面黑壳本上，抄一句，注释一句，注释一句，翻译一句。到现在这本硬面抄本他还保存完好，并被他视为集多种版本之大成的珍本。偶然翻看，那发黄的纸色，模糊的字迹都在向他诉说着他曾经青灯孤影夜读书的苍凉历史。
历史的车轮伴随着时代的脚步迈进八十年代，文学界解冻了，一些古典文学作品相继问世，他又买来了《古文观止》全套，他自学了那上面二百二十二篇古文，除通读《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之外，还通读了《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历史名著。自此，他感到有说不出的愉快与充实。
提起《三国演义》，这里还有一段故事。一次，他到灵璧县新华书店，看到书架上摆有供借阅的《三国演义》上、下册，押金五元。出于对历史名著的热爱，他交五元押金将《三国演义》全套借回。那虽是几毛钱一册，但他花五元钱借回了。他说，在我当时的意识里就有借而不还的打算。至今那两册盖有“灵璧县新华书店”印章的《三国演义》还在他的书橱里完好地保存着。
他硬是靠这种奋发向上的自学精神，夺回了被十年浩劫耽误的时间。劳动之余，他写小说、诗歌、散文、杂文。辛勤的耕耘，使他有一本手抄文集，那上面的散文诗《故乡的土场》、议论文《一支笔浅说》、诗歌《发自心底的呼唤》等先后被安徽日报和拂晓报发表。散文诗《清明柳》、散文《故乡的山》、《古汴情思》、诗歌《这方热土》、《农家的絮叨》等三十余篇作品相继被电台录播。别人问他：“你这样苦苦地追求究竟是为的什么？你应该帮助父母专心干活，别惹他老人家生气。”他说：“我为的是学知识，父母生我的气是暂时的，我相信他们终究会有理解的时候。”就这样，他的父母在炎热的门口用棒槌一棒一棒，槌那自留地的小麦穗时，脸拉得老长。可他还是在那茅屋里摇着扇子，孜孜不倦地读啊，写呀，写呀，读啊-------。
三、一碗水端平，已正才能正人
张永平出身于贫苦家庭，沐浴着新社会的阳光。家庭的悲苦奠定了他终于党和人民的天性。他说：“要报答党的恩情，就必须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党和人民办好事。要办好事，就必须一碗水端平，‘已正，才能正人’。”
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九二年间，党和人民曾先后赋予他村民组长，村党支部书记，乡党委书记、副区长的权利。他使用这个权利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办好事、做实事；他使用这个权利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要行端坐正。他深信：不受制约的权利会产生腐败，他相信无私才能无畏的信条。他使用这个权利，信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命不从”的古训。
他——张永平，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基于这样的心里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一步步向正义走来，人民拥戴他。他一步步逼视邪恶，腐败忌恨他。人民称他是“科班子”，凭本事硬干硬上；腐败说他是清高的贫穷，办事太认真，原则性太强，有些桀骜不驯！
在他当村民小组组长和村党支部书记的日子里，一些人认为“亲向亲，邻向邻，包黑子还向陈州人”。尤其是那些和他姑父结怨并针锋相对的人，对他姑父文革的派性以及眼前的积怨，一古脑向他冲来。在那些人的眼里，归根到底一句话：“他这一掌权，没我们的好日子过！”
面对组织的信赖和众多的非议，他顶风逆浪，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我要一碗水端平。办事公道，向理不向人。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得到的结果是使生活的海面风和日丽。逆风恶浪平息了，死守派性的人释疑了。他们说：“这黄子（土语是指这个人)，有本事，真正派，不是那样人！”为此，他姑父生气了，说他没帮他整人，几年不理他！在他任乡党委书记的日子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说：“我手中有权、也有钱。可这权和钱，该用的得用。不该用的，全当没有。免得滥用职权以致人们在后面指你的脊梁骨骂你，恶心你。一次，已退休的原乡党委书记张永年来乡政府有事，他留他在曹沐华饭店吃中饭，并叫乡长庄道良和武装部长吴家良陪客。按理讲，老干部来访，招待费报销，理所当然。可他怎么也不同意，他说：今天老书记是来找我办私事的，不是公事，这钱我掏了，当场付款51元。那时，他每月的工资仅有79元啊！这样的事对他来说是司空见惯。时至今日，我们采访他时，提到类似的事，他爱人还说：“谁有你憨呢？”不报白不报，到现在也没人领你廉政的情。可他还是说;“虽是憨子，但我心里憨得踏实。我无怨无悔！”
面对乡里大把花钱，不合理开支有增无减的状况，为加强廉政建设，赌塞漏洞，他一反常态，经乡党委讨论制定了财务管理监督制度。从此，做人情和不合理开支的漏洞，有万余元的发票，经监督小组审查后拒签拒报。从而增加了财务管理的透明度，推动了乡镇廉政建设的发展。后来县审计局的同志来乡里审帐，发现这一举措后，非常赞赏，还特地将监督条款的全文带回县里。
他的这一做法分明是好事，可种种非议接踵而来。从区到乡，舆论哗然。说什么“从上到下都是一支笔审批制度，他来个否定，说”一支笔”管账，弊大于利，不能体现一个“公”字。就他能！”上面不支持，乡长不执行。他来劲了，他说：“这乡我是班长，你上面不支持我也行，不过，财务如出了问题你领导负责。我当一天班长就坚定执行一天。你要不要我当这个班长，随你怎么办！”领导不高兴，暗地惋惜地说：“这人有本事，不好使！”区领导面对他的据理力争，睁只眼，闭只眼，表面上没有和他计较，制度照例执行。由于这个方法有利于廉政建设。能实现“一支笔”管财与党委监督的有机结合，别的乡也参照执行了（当时有朱彭乡、彭铺乡，后又波及到城南的九里沟乡）。面对种种非议，为明辨是非，他毅然撰写了论文《“一支笔”浅说》。这篇论文向传统的、约定成俗的“一支笔”财管制度提出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挑战。其全文如下：
《“一支笔”浅说》
在当前的财务管理制度上，颇为盛行的是“一支笔”管理制度。这里的“一支笔”，从常规上说，大都是政府部门领导的代名词，凡支出与报销，均由“一支笔”裁定。“一支笔”的权限多大，各地虽不尽相同，但只要在其规定的权限范围内，便挥笔而就，拨款、报销既合理又合法，天经地义。
实行这样的“一支笔”制度，好处有二，一是可以杜绝乱批乱报现象，减少不合理开支；二是能使一个单位，尤其是单位的行政长官，掌握本单位的经济运行规律，达到量入为出。这与落后的经济管理方式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
实行这样的“一支笔”制度，好处固然有之，但并非天衣无缝。在国家的财经纪律里，账目公开、民主理财是财务管理的基本要求。顾名思义，这里的“公开”和“民主”，其本质都体现了一个“公”字。而“一支笔”制度毕竟是“一”，不一定能代表“公开”和“民主”。“一支笔”制度本身与财务管理的基本要求，并非不悖。
“一支笔”制度存在的弊端，首先是存在着极易产生腐败的土壤。在党政干部中，真正的为政清廉者有之，贪污腐败者亦有之。真正的为政清廉者，当然是无懈可击。可是，对贪污腐化者而言，则如“羁鸟归林，辙鱼入渊”。在其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对一些不合规章的，超越权限的开支，既可以化整为零，使权限自然扩大，报得合理合法；又可以化零为整，中饱私囊。在“一支笔”制度中，对“一支笔”权限范围的开支，虽然不乏集体审批的条款，但是，对是否是集体审批，没有明显的真伪标志。是真是伪，其标志，一是在报销的发票上是否集体签字，二是在集体研批的记录簿上是否逐一记下了已经研批的内容。显而易见，后者在繁琐的事务中是不能始终坚持的，而前者到是简单易行的。一种可能是将确实是集体审批的开支，由“一支笔”签成“经集体研究同意支付或报销”字样，另一种可能是“一支笔”可以将超越权限范围外的支出，未经研究亦可签成“经集体研究”字样。对于这两种可能的出现，真假难辨。合理的报销无可非议，对于不合理的报销，岂不是为滋生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更何况失去党委的监督呢？
综上所述说明，“一支笔”审批制度本身弊大于利。在当前大抓廉政建设的新形势下，大有改革完善的必要。改革和完善“一支笔”制度可以从以下方面
一、一切收支归财政。其具体内容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而定。
二、财务拨款和审批发票，实行个人统管集体审批制度，财政支出与发票审批，在“一支笔”统管的前提下，非经固定的三人监督领导小组联合签批，一律不准拨款和报销。实现审批与监督的有效监结合。
三、按月审批财政收支情况，实行有效监督。党委责成财政部门按月将财政收支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向党委汇报，党委并派员审核会计帐据，做到有错必纠。
实践证明，在财务管理制度中把握住以上关口，就会使“一支笔”制度渐趋完善，达到了行政部门主管和党委部门监督的有机结合，增加了财务工作的透明度，无疑这是对廉政建设的一个有力推动。
这篇文章写好后，乡长找到区长：告他写文章尅人！他闻知后，将文章首先拿去让区委书记过目。区委书记看完后说:你这写的问题，是整个社会财管问题的通病，怎么能说是尅他呢？后来,他将这篇稿件投往县广播电台和安徽日报社，继在泗州广播电台播出后，1990年11月6日由《安徽日报》农村版全文刊出，且受到主任编辑曹义桐的来信赞扬。为反对腐败，他撰写论文《崔烈铜臭与权钱交易》，以无为的笔名刊登在1991年第一期《安徽党风》上。
那么，张永平“一支笔浅说”的发表有什么背景吗？这还要从他给编辑的一封信说起。
他为了让报社编辑对这篇作品的写作背景有所了解，投稿时他给编辑附信一封，内容是这样的：
编辑同志：
我现年35岁，大专文化程度，自1984年至今就任长沟镇党委书记。
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使我深刻的体会到，乡级财政漏洞百出。集体提留是人民的血汗，一些人大手大脚大地铺张浪费，中饱私囊。对此，我义愤填膺，与之斗争。可有一些人，为改变他无法贪占的环境，不择手段的对我造谣诬陷。对此，我当仁不让，建议调走了一个镇长，又调来了一个。时间不长，我发现其利欲照旧，比起前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在大家的眼皮底下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损失。为改变这种状况，镇党委制定了财务管理监督制度，把经济关口严严卡死，一月内拒报数千元不合理开支。从而为廉政建设作出了贡献。
可我这种对工作严肃负责的工作行为竟使非议接踵而来，什么“我无法执行，他违背了一支笔审批制度”，“别的地方都这样搞，就他能！”“错干净的，他还说对唻！”更有甚者，他们还造舆论说“两任镇长都和他搞不来，难道都怨别人吗？！”对这种种非议，我宁冒丢官弃职的危险，亦不苟同。我真不明白，我廉者自廉，不让其贪。我这样做是对党对人民负责，我真不明白究竟错在哪里？持以上歧见者，究竟居心何在？我所侵犯他们的究竟是合法权益，还是贪欲机会？对诸君高论，我不屑一顾，一笑置之。财务管理监督制度照样执行。
为明辨是非，我毅然写了这篇“一支笔浅说”的陋文，请贵报以更高的水准，来衡量我工作和此文的谬误。如无不妥，请贵报在工作研究栏目发表，以激浊扬清，伸张正义。
致以深切的敬意
皖泗县长沟镇党委书记张永平书上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六日
不知是“一支笔浅说”，观点鲜明，投枪犀利，具有正义感，还是这封情真意切的信打动了编辑的恻隐之心。总之，“一支笔浅说”不但见报了，而且还收到了安徽日报编辑部的来信赞扬！
就这样，他刚正不阿，硬是用省下的钱，为乡政府在一片废墟上建起了二十八间高大的房子。有心计的人估摸说：“建这么多房子，他当书记的至少要捞五千块。”他说：“那时，我从未往那上想，我是一个子没捞，只图了几场吃喝。当三年书记，欠三千债务。”
在邪恶面前，他胜利了。他是天之骄子，传统的叛逆！可在官场上也最不识时务！
正义与邪恶向来是一对对立的矛盾，是格格不入的。斗争进一步
激化。树静而风不止。对于他这个为正义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且软硬不吃的人来说，一些人认为要搞倒他，还得另想办法。于是，他们瞪着滴血的眼睛，用软刀子向他的家庭捅来。
那是1989年旧历1月2的中午，正在村里谈工作的他被一个不幸的消息震撼了!工商所长李洪岳一下摩托忙说：“张书记，你赶快回去，你爱人喝药了。正在医院抢救！”时间不容耽搁，他向在座的人简单交待一下，丢下自行车坐上摩托急速向医院驶去。
医院的走廊里。人，围得水泄不通。他焦急地挤进人群，见医生正在给他爱人灌药洗胃。他说：“刘院长，你一定要尽一切力量将她抢救过来，我还有两个孩子啊！”院长刘宝成郑重地说：“张书记，你放心吧，她喝的不是药，是一整瓶高炉特曲。洗过胃，会没事的。”经过及时地施救，他爱人苏醒了。几天过后，脱险回家。
他问她：“你为什么要寻死路？”
她回答：“你自己知道！”
他知道什么呢？思前想后，他没有做出对不起她的事。自结婚以来，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感情上都很好，从未争吵过。这到底是为什么？他寻不出答案！怨气在他的肚里鼓胀，怒气在他的心中燃烧！他问她，她还是那句话：“你自己知道！”他想：俗话说，投河奔井三分屈。没屈她能寻死吗?那么，她究竟屈在何处呢？如何才能叫她开口呢？苦思冥想，他终于出一个办法。于是，他对她说：“不说，就离婚。我对你再好也是不好，与其叫你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倒不如放你一条生路。你滚吧，这一次非离不行！”他对她说过之后并逐渐对其施加压力。甭说，这一招还真灵。她向她的父母如实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有一次，她到街上赶集遇到了乡财政所某某家属，某某家属一把拉住她说：“妹子，我早就想找你了，不知你可听说了！唉！还是不说算了！”对方欲擒故纵。
“什么事你说是喽，你讲，不碍事！”
“嗨，说吧，又怕你俩闹意见，不说吧，俺俩是前后庄。我可全是为了你好啊！”
“你讲，我保证不碍事！”她急不可耐。
“好，讲就讲吧，我讲出来，你可不要生气噢！前天厚脸家里的给我讲，我不信，她说乡政府和街上人都讲疯了，说你家永平和街上的**俩有头绪。有人看到永平在一天晚上带**去湖里鬼混，都好几次了！”
“哪个？”她震惊。
“就是那个和你一起在过水泥厂的**。”
“原来是她，她可是个地地道道的**”
为这，她不想活了，一口气喝下一瓶高炉特曲。她，选择了死路。后来，她才真相大白：丈夫压根儿就不认识那**。憨厚、朴实的她为此上当，险些送命。差点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她，醒悟了，记下了这笔帐！
张永平面对严酷的斗争，使他进一步懂得了为人民掌权的艰难。从此，他更珍惜手中的权利。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在他手里没有变成特权。他没有利用手中权力为亲朋好友走后门，他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利按插亲信。为此，姑娘得罪了，表兄不上门。父亲说：“家里的人你没拉巴上一个！”他只利用手中的权利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办实事：沉睡千年的汴水故道——醒了；淤塞百年的虹灵沟——通了；瘠簿的黑土地变成——千顷锦波，万顷菽浪，遍地银海，遍地金涛。一曲脍炙人口的《古汴河水清又甜》，流传全区，道出来了人民的心声：
古汴河的水哟，清又甜呀
是咱家乡幸福泉哟
古汴古道已淹没
隋提杨柳化云眼烟
河水流尽千载泪
今朝人民笑开颜
古河的水哟，清又甜呀
是咱家乡幸福泉哟
两岸水网通四方
千顷稻浪锦波翻
喜看粮油棉达高产
长沟赶上大江南
……
由于他身正气正，一碗水端平，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增加了党委的凝聚力。他带领党委一班人，互敬互爱，团结战斗。他为人民做实实在在的人，做实实在在的事。在他任长沟镇党委书记的三年里，曾两次被评为出席县先进工作者。1990年，他调任长沟区副区长，区长韩修岳说他：“这人，好是好，就是小巷里扛竹杆，直的不拐弯！”
四、在升迁去留的节骨眼上，他选择辞职
一九九一年初，从上到下到处流传着撤区并乡的消息。一些人在关心着自己的“升迁去留”。到处奔走，打通关节。这时作为农业副区长兼管企业的他，没有过问这些，因为他依然相信组织，相信党的用人政策。他白天黑夜和水利站的同志一道忙在水利工地和黄淮海开发的建设项目上。
长沟区是泗县黄淮海开发综合治理重点项目建设区。贷款、财政拨款和自筹资金各占1/3。长沟区共筹集建设资金466万元。三年的工作量要在一年里完成，时间紧、任务重。在这一年里，他的踪迹踏遍全区的山山水水，共建电灌站17座，装机34台，砌石8945立方米，疏通大小中沟157条，渠系建筑275座，土方46.4万立方米。他为这个区的黄淮海开发项目建设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人民，尝到了胜利的甘甜。然而，也尝到了失败的苦涩。在黄淮海工程建设项目中，一桩利用特权谋取私利的事件发生了。自此，他又一次展开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长沟乡灰山村坐落在泗宿公路北侧，东西长六华里。经县、区、乡黄淮办有关负责人考察决定，灰山电灌站建在这个村的中心点——时庄东侧，主渠向北1000米，再向东西分流，灌溉全村。
可是，在具体施工中，长沟乡招聘乡长吴双和灰山村党支部书记吴东亚沆瀣一气。利用职权、不顾村民的强烈反对，以工作不好做为名，擅自将站址移到这个村六华里的最西端，把电灌站建在他们自己的庄上。这个村不能受益的其他四个自然村村民上找下找均无结果。究其原因，是区里主要领导支持。区里主要领导奉行的是“一级支持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信条。这个信条在此刻发挥的作用是：灰山电灌站，只要村、乡两级同意这样建，区里随着办！至于什么实事求是？群众意见啦！什么群众不满集资上访啦！在官僚主义的特权面前统统一文不值。他——张永平也最“不识时务”，站在群众一边，说什么“当官不给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我向理不向人。然而，在特权面前，一个小小的“他”努力算得了什么！那只不过是抱薪救火，无济于事罢了！电灌站还是按照乡村的意见建成了，花款9万元，只能解决吴口一个庄子的灌溉问题。一九九四年秋天大旱，这个电灌站未有充分发挥效益，致使这个村的几千亩粮田旱得颗粒无收，这是苍天对特权的惩罚，大地对官僚的控诉！当然，这是后话。
电灌站建成好后，区水利站经精密勘测，将这个站的南北主渠和东西干渠渠样放好，并打上石灰点。可是在施工过程中，村支书吴东亚和侄儿乡长吴双再次利用职权因私废公，为了使土方施工不涉及他爷们的承包土地，擅自将南北渠样向北少干50米。这样，他爷们的土地没有动着，可区站原放的东西渠样报废了。村里执意重新放样，渠样从北向南偏离原放渠样50——1米，从张庄600亩的方块田中由西南向东北斜去。
原放的东西渠样长1000米，渠的北侧是一条中沟，上有石拱桥两座，沟南即是600亩的方块田。区水利站原放的渠样是正确的，从中沟里取土在沟南筑一路一渠，共宽15米。这样既节约用地，又加大了中沟的排水量，从而减少粮田受渍面积，达到旱涝兼治。群众对此是满意的。可作为乡村主要领导仅为一己之利而重新改放渠样，造成冲毁方块田600亩，浪费土地22.5亩，报废石拱桥两座的不应有损失。
在这样的特权面前，群众没有屈服，双方对峙……
在这样的特权面前，他主持公道，犯言直谏……
乡村领导不顾群众的极力反对与百般阻挠，我行我素……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区长调离长沟区，到草庙区任书记。
同年五月三日区委书记从省党校学习六个月归来。五月四日作为分管农林水的他，向区委书记详细汇报后，书记令他回避。
同年五月十二日，县领导和兄弟区领导来长沟区指导和联系工作，中午在食堂招待。送走客人后，书记酩酊大醉和几个人在办公室小坐。书记眯着眼，被酒精烧得惨白的脸上布满怒容，一跳坐在桌子上，一本正经地说：“张区长，灰山渠道的事，你去做工作，一级支持一级，错的就照错的办！”其语气十分强硬。
他思索片刻说：“我不能去做工作，如果是对的，我去执行，既然是错的就照的办，我说服不了群众，按照你的指示，我请求继续回避。以权谋私，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我不干！”他柔中带刚。
坐在桌子上跷起二郎腿的书记将桌子一拍，大发雷霆：“张区长，今天，我给你说清，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去就出区！”
面对这位年轻气盛不知就里的书记的震怒，他的思维和目光对这位从省城学习归来的书记迅速审视、聚焦、定位：这哪里象个领导，哪里象共产党的干部？错的就照错的办，你的党性原则哪里去了？官僚啊，官僚！
他实在无法接受这种无理的训教，随之“啪”的一声，一手拍在棋盘上：“出区，活该。恕不从命！”棋子震落一地。
“刘书记，不要讲了”。“张区长，你少说两句。”“算了，算了，回去休息。”众人纷纷劝解。
人们将书记拽走。他回到寝室，随即展卷，愤笔疾书。两刻钟工夫，一份辞职报告呈现在副书记王永乐的面前，副书记拿他的辞呈来到书记室。刘书记一看，这哪里是辞呈书？这是历数灰山村渠道错误，历数官僚主义不作调查，支持错误，损害“公益”的状纸！最后一首自白诗展现在眼前：
那一条大汗/手握杀人的宝剑/站在权利的峰巅/为真理的永存/他勇试如许的剑锋/独留清白人间
“哼，走着瞧，我一定要撤他的职，我叫你清白-------”书记声嘶力竭。
好心的人劝他：“张区长，不要顶了。现在没理讲，胳膊拧不过大腿。随他们算了。”“你不该辞职，现在正在撤区并乡，在这升迁去留的节骨眼上，得罪领导是要吃亏的！”“现在有几个讲理的，随波逐流吧！”
好心人的种种忠告，他领情、理解。可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他说：“当官不给民作主，不如去家种红薯。我宁愿丢官弃职，亦不苟同。错的我去执行，我何以对得起生我的土地，养我的百性？又何以谈实事求是！”
就这样，在前途攸关的关键时刻，为维护正义，他不畏强权，愤然选择了——辞职！
五、强权践踏下的愤怒
五月的淮北，万木葱茏。正在扬花的万顷麦海追波逐浪。朴实的农民转悠在田间地头，抚摸着丰收在望的麦穗，喜在眉梢，笑在心头。憨厚的农民啊，你可曾知道，此时此刻正在蕴酿着一场惨无人道的凄风苦雨啊！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早晨，在区委刘书记的授意下，长沟乡的院子里，党政领导在焦虑地等待着……。终于，武装部集中的民兵来了；派出所的人来了；机手架着带犁的四轮机来了；区委的包乡干部周杰也来了。
人们窃窃私语，整装待发，其声势不亚于战争年代去参加一次消灭敌人的战斗。带队的负责同志说：“今天各部门的人都来了，我简单地部署一下任务，也算是战前动员吧。今天之所以召集这么几十口人来，目的是去灰山村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即用四轮机从麦田里连压加耕，轧出一条渠样的通道”。这条渠的渠样村里已放好，群众不让干、阻力极大。今天去强行轧通，为防备万一：
四轮机手你负责-------
武装部长和民兵负责--------
派出所负责---------
司法员负责-------
总之，你们要各负其责，团结战斗，不管有多大阻力，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好，我就简单地说这么多。这个负责人讲话后向区委包点人投去征询的目光，区委包点人点点头，示意出发。
“嘟嘟嘟”-------四轮机一辆接一辆向目的地进发，其他人员骑着自行车尾随其后，陆续向灰山村筑渠工地奔去。
四轮机带着犁子在麦田里驰骋，刚到东西长1000米的渠样中点被迫停下。几百口村民闻讯赶来。当村民们知道上面的来意时，人们愤怒地嚷开了：
“奶奶的，现在真不讲理！”
“讲个熊理，谁有权谁有理！”
“操他……，这都是不吃粮食的人干的，葬德！”
“村书记是你亲爹哟，你们这样不讲理！”
“这是什么共产党的干部，和他们拼了！”
“对，对，和他们拼了……”
地头的路上，挤满了人。一片嘈杂和吵闹声，沸沸扬扬。
四轮机在齐腰深的麦田里挣扎，机前机后围满了拦阻的群众。前进不便的轮机在麦海里辗下一条曲弯的辙印。司法、武装、派出所的人员各负其责，拽的拽，拉的拉，架的架。终于把拦阻机子的张平秀和张平义架走。（后被罚三百元且挨了电棍）。群众愤怒了，他们大叫：“这不是官逼民反么！”人们蜂拥而上，用锥子、小刀、刺坏了区乡所有干部的自行车胎，拔走了所有车辆的气门芯和铃壳，以示不满！面对愤怒的人群，区、乡随员在一片唾骂声中灰溜溜地推着没有气的车子走了。
共产党的一部好经就这样被这些歪嘴和尚们念坏了。党和群众的圣洁感情就这样被歪嘴和尚们沾污了。党群之间血肉的联系就这样被歪嘴和尚们割裂了……
错误的渠样轧出来了，下一步涉及的是土方工程。群众在上工问题上继续对抗。区、乡、村三级集压制、带人、恫吓、分化，瓦解于一体，齐头并进，强迫群众干土方工程。在强权的压力下，群众三三两两怠工式地进入工地，或睡或坐，不愿出力。最后不得不搞得半途而废。土地浪费了。麦子践踏了。群众惹怒了。瞎折腾既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又伤害了群众的感情。演变的强权践踏了神圣的土地，伪劣的干部败坏了党的声望。邪恶的凄风苦雨摧残了农民的善良之心。眼巴巴盼望丰收的农民看着被糟蹋的麦子哭了。他们哀叹，他们怨天尤人：“天哪，这哪里像共产党干的事啊！这简直是国民党、土匪……”
此时的张永平，他正在县委党校学习。他哪里知道，在他走后的第二天就发生了这场不该发生的事件。
群众捧着1500元钱找来了，要和区、乡打官司、告御状，要寻找讲理的地方。群众期待而又信任的目光使他感动地流下热泪。他在愤怒、惆怅、迷惘之余，觉得无力回天。面对邪恶、面对强权，面对流着泪的父老乡亲，是退却，还是前进？是苟同，还是斗争？他的脑海里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他在回忆自己，审视自己——
是自己思想不纯吗？不，他从懂事的那天起，就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忘不了旧社会家世的悲苦，父辈的心酸。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他今天。他一定要坚定的跟党走，为人民办事。他铁了心！
是自己错了吗？他想，从他执政的那天起，就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从村民组长到大队书记、乡党委书记，别人捞财，他非但自己不捞，也不许别人捞，这是维护集体财产，没错！为一碗水端平，秉公办事，他得罪了派性极强的姑父，难道当初就应该和他一起坠入派性斗争？不能，他为维护团结的班子，创造了和谐的工作环境，这也是对的！
要么是谴责“一枝笔”错了，是犯禁令违天条。他想，还是没错，“一支笔”理财的弊端是明显存在的，那时监督“一支笔”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在那种情况下，他虽违犯天条，可他的出发点以及实际行动，着实维护了党和人民为利益，推动了廉政建设的健康发展。况且，如果是真的错了，那么他的《一支笔浅说》，县广播电台还能播出吗？《安徽日报》还能让刊登吗？
在灰山村的渠道建设上，他有私心吗？没有，电灌站站址错了，是众所周知的。挖土筑渠既不涉及他家的祖坟，也不涉及他家的土地。
更为重要的是长沟乡长吴双和村党支部书记吴东亚是亲叔侄关系，而吴东亚和张永平是妻侄关系。按亲情，他们是亲戚。按关系，他们是上下级关系。不管是从亲情还是按关系，张永平都不应该和他们搞僵。况且，他的姑父吴东亚还亲自找到他家说：“那个南北渠如果按照区水利站原放渠样干，摊到我和吴双两家的土地。向南少干50米，就摊不到俺俩家的地了。你就同意吧！”面对姑父的说教，张永平说：“南北渠，从南到北几里路，别人家的土地都能动，怎么就你两家的土地不能动啊？就你们特殊？再者，你少干50米，你爷们的土地保住了。你考虑过张庄这600亩方块田吗？因为保住你爷们的土地，难道就要把这600亩的土地从中间冲得支离破碎吗？就要报废中沟、报废两座桥梁吗？”他的姑父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为正义，他没殉亲情。
那么，他何苦站在群众一边而得罪区委领导呢？他说：“这是我的选择。”那是一九七五年，他刚刚加入党组织不久，被地区教育局驻公社宣传队负责人崔振华叫去。崔局长问他：“为了维护正确的东西，倘若领导不支持的话，你宁愿为维护正义获得群众，还是为获得领导而得罪群众呢？”他回答：“我愿得罪领导一个人，获得一大片！”崔振华局长笑了：“妈的，和我一个样！”听了他的话，我们似乎是追到了他之所以刚正不阿的渊源。
面对正义与邪恶的对峙，他清楚地认识到，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支持正义，维护党的声誉和人民的利益，得罪领导，在仕途上急转直下；另一条是向领导妥协，向邪恶投降，得罪群众，随波逐流，在仕途上青云直上。
这两条路，一条是铺满鲜花，一条是布满荆棘。在这升迁攸关的特殊时期，他如何选择呢？在进退维谷之际，他想起徐九经、想起包拯、想起刘罗锅、想起张志新、想起为维护正义而落魄的陕西省沁水县县委书记王殿文、想起生他样他的土地、想起他的入党誓言词、想起党的恩情和人民的哺育！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历历在目。此时，面对我的采访，他泪眼朦胧地说：“我坚定地选择了那条布满荆棘之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是“得不欣、失位不恨。不求无过，但求无愧。丢官弃职亦在所不惜。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就这样，他强咽下苦涩的泪水，带领群众为寻求真理而斗争。他投书县委、省委，企图寻求真理的曙光！
然而，事与愿违。投书省委的信被一级级批转下来，最后竟又转入演变了的特权者的手中！于是一件件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首先是将他平调出区，调往墩集镇任副镇长--------
其次是他全家的农转非卡壳-------
再次是比他能力低下的人，因圆滑处世都一个个升迁了，而他却是平调-------
继而是-------
六、“呀，原来他是贪污犯”！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县野：张永平因贪污被检察院拘留审查，关在县看守所五号牢房！
“呀，他是贪污犯！”
“整天一本正经的，原来也不是好人！”
“唉，平时都说他正派，这下现原形喽！”
“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真没想到，他竟然也是贪污犯！”
“哎，现在还有几个好人噢！”
“不会的，我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最了解他，他一向疾恶如仇，他最烦那些胡搞乱来的人。说他贪污，这绝不可能！”
“嗨，你还不信呢，过两天你就知道啦！”……
消息传开，人们街谈巷议，众说纷纭。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生活中的人和事是纷繁多姿，千变万化的。张永平被收审的消息，不管你信不信，那的确是事实！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孰真孰假，还得从源头说起。
一九八七年七月，张永平从宿县地委党校带职学习二年归来，继续任长沟乡党委书记。当时，与区委分署办公已三年的长沟乡政府，仍然是几间东倒西歪屋，整个院落杂草丛生，破破烂烂。人们告诉他：“有一次地区领导开车来找长沟乡政府，问知后，车子一头扎进来，当见到一片荒芜景象时，连车都未停，掉头就走。为什么，他们不相信这是乡政府，认为是街民在戏弄他们。可是当他们转了一圈回来，确认这是乡政府时，才下车指导工作。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
面对这样的条件，他召集乡里一班人碰头后，走访长沟乡所有村的负责人，商谈建房事宜。村干部大力支持，他们说：“勒紧裤带，省吃俭用也得建房。不然，我们去开会连个窝蹲也没有，开会还得在外面！”
就这样，在乡村两级的共同努力下，一九八八年初，三栋高大的房子建起来了。南北铺上水泥通道，通道的尽头是一个可供转弯的圆形花园，花园中间栽雪松一棵，周围繁花似锦，令人心旷神怡。
有一次县委书记王玉阶来到乡里时，当他见到已改变面貌的乡政府时，不无感慨的说：“小张，这房子建得不错，象个样子！”他对王书记说：“就这，有人说我步子迈得太大了！”王书记回答：“小张，办事情就是这样，狠狠心也就办好了，不然那还是原来的老样子。”
县委书记的话给他以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可是在他的自我意识中，步子也确实迈得太大了：一九八七年乡里的自有资金库空了，直接影响着一九八八年上半年的各项工作。乡里连正常办公的钱也没有了。怎么办？他召开会议，集思广益。大家一致认为，要陈欠，度过难关！
紧接着各村负责人会议在乡政府召开，他说：“当前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已到无法办公的地步了。好在我们都有了窝蹲，大家务必再鼓一把劲，有钱的给钱，没钱的办贷，共同努力，度过难关。关于贷款指标，我已和信用社联系好了，三天后在这里交钱，没钱的将私章带来，办贷解决。大家看怎么样？”
“给！”
“给！”
“给，我们也情愿，现在我们政府像个样子了！”
各村的负责人群情激昂，几乎是异口同声，没有异议。此时的张永平感到：这就是力量的源泉，这就是搞好工作的基础。多好的村级干部啊！
会后的第三天上午九时许，裴堂村书记刘永林第一个来到乡政府。张永平问：“钱，带来了吗？”。“带来了，看我们说话算数吧，先带来1000元，剩下的停两天要上来再给。”他说：“好，办工作就得这样雷厉风行，赶快把钱交给会计吧。”刘永林看着秘书韦龙问：“老韦，你看到两个会计了吗？”“没有”。老韦回答。张永平说：“那你就等一会，等会计来了再交。”刘永林说：“张书记，就放在你这吧，我到街里有点事。”
他想，在多年的农村工作中，没有比要钱还难的了。这个村的钱，既然带来了，就不能再叫带回去，带回去是老鼠窟倒拔蛇——难哪！于是他说：“好，刘书记，钱就暂放在这里，待会计来了，我交给她，再给你收条。”刘永林说：“行。”钱他刚接到手中，司法员戚帮辉赶来说：“张书记，刚才听韦秘书说你找会计了吗？”“是啊。”“我刚才从街上来，见到马会计在信用社!”他说：“好，刘书记，走，我们一起到信用社找她去，我顺便到区委有点事。”他说着关好房门和刘永林一道向信用社走去。
说来也巧，他们没到信用社，在供销社大楼门前就遇到了正往回走的现金会计马勤。他说：“马会计，我们正去找你来！”“什么事？”“裴堂村来交1000元提留款。刚才，你不在，特来找你，现在交给你。”马勤说：“拿来。”他将1000元钱交给马勤点清后，对身旁的刘永林说：“刘书记，你跟马勤回去拿收条吧，这与我无关了。”马勤说：“行，我直接把收条开给裴堂村。”刘永林说：“马会计，反正钱还没交齐，我去街里有点事，明天再来一起开吧”。马勤说：“那也行。”刘永林说完上街去了。张永平说完到区委有事去了。
一天，刘永林和裴堂村会计刘文田来到他家。刘永林说：“张区长，你那时在长沟乡的时候，有一次我交2000元提留款，会计没打收条。”
张永平回忆良久，终于想起来，他说：“刘书记，不对，我从未收过村里的款，只收你一个村还马上和你一起交给会计马勤了，那是1000元，不是当面和马勤说清了吗？叫你去向她要收条的。”“我要她不给。那你记错了，当时我交的是2000元，可对，文田！”刘永林说着将脸转向村会计刘文田。
刘文田说：“对，张区长，刘永林当时从我那拿走的就是2000元。”“可刘永林当时交的是1000元呀！”张永平纠正说。
“不，是交2000元。”刘永林说。
“1000元，别的村我没接过，就你们一个村，再过几年我也记得。”
双方对峙，寸步不让。
以上说的是一九九零年的事，由于时间太长。事后，他找到了马勤，马勤矢口否认。他气了，如此不讲良心，大不了我和刘永林每人贴500元。自此，这个扯皮帐就搁下了。
时至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时许，他住在县交通旅社正准备去县黄淮办参加会议。这时刘永林和刘文田找来了。
彼此寒暄后，刘永林恳切地说：“张区长，俺村出点事，特地来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他问。
“还是那2000元的事，现在检察院查出来了，俺俩是特地来找你写个证明的。”刘永林说。
刘文田在一旁沉思不语，且情绪不安。
张永平说：“这事，你已经找过我好几次了，我再次声明，这事与我无关，钱是你村交的，收条是直接打给你的，你要不要收条，她给与不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一个见证人。好了，我要去开会了。”
刘永林和刘文田没站住步也走了。
待他中午散会回来，没走的刘永林和刘文田正在屋里等着。
“噢，你们没走？”他问。
“我们回去了，郭镇长说，要不，你写个证明也可以。要你给他以私人名义写个信，你就写俺俩交给马勤的是2000元，让他知道俺俩没使这钱就行了。郭镇长说，他再给检察院说清，挡过去就算了。”刘永林说完向张永平投以恳切的目光。
“我俩交给她1000元，她就不承认。那如果写2000元，更是没门！她根本不会承认的。目前，这1000元她不承认你刘永林贴，与我无关，要写的话还是1000元，实事求是。”张永平的态度严肃而又不留余地。
刘永林挪动一下肥胖的身躯，眨眨眼说：“张书记，你我是亲戚，表兄、表弟的，这事甭说有影，就是没影，我找你了，你也得帮个忙，这信你照写。郭镇长能帮这个忙就帮，不能帮，我和文田一起，俺三个证明她一个，你看怎么样？”
“不行，我不能干那不仁不义的事。”他回话后自忖：我是地方人，在地方工作，又是表兄、表弟的，如不帮忙，过意不去。干脆，帮吧，不过有些话需给刘永林说清楚。
于是，张永平说：“表兄，这个忙我帮，可我写给郭镇长的是私人信件，不能作证明使用。郭镇长也不会公开亮出来的，基于这一点，按你的意思，我给郭镇长写个信去，这个忙，郭能帮成更好，帮不成，我还是那句老话，实事求是，检察院如找我的话，我所要证明的还是1000元。至于你说三个死证马会计一个人，这事我不干！”
刘永林听后说：“好吧，那你就写吧。”
于是，张永平提笔给郭镇长写了一封信：
郭镇长：
关于你镇裴堂村交给乡里二千元提留款一事，由我和刘永林一起交给现金会计马勤了。另外，我小孩升学一事请你费心。
张永平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信写好后，张永平又似觉不妥，不想将信交给刘永林，就说：“信不能交给你，由我给郭寄去！”
刘永林执意要将信带去交给郭镇长。张永平碍于情面，就将信交给刘永林和刘文田带去了。他们走后，张永平陷入后悔中，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错事，这个忙还是不该帮的，太感情用事了。马勤收到的是1000元，她不承认是她的问题，再气也不能不讲原则呀，有错就应该立即改正。
张永平随即拨通了水利局长朱士强的电话，说明情况后，朱局长立即派车，张永平打算连夜回长沟找到刘永林要回信件。再返回泗县……
可是，一切都晚了，刘永林和郭镇长将信件复印后交给了检察院，刘永林翻脸，把一切责任推在了张永平的身上。
在检察院，张永平诉说自己写信的错误。可检察院认为：“别说假话了，裴堂村书记、村长、会计三个人证明你一个。”
“那三个要证明我杀人，难道我就是杀人犯吗？”压制，他不服，他据理力争。恫吓，他不怕，他清白！通融他不会，他没后台，更没有钱……
面对张永平压不服的死硬态度。检察院院长董泽润推推搡搡，于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时将他拘审。他将手铐高高地举过一头，轻蔑地说：“这就是实事求是，像你们这样断案，十起能错十一起。”
“打你的嘴！”检察官王华成怒吼。
“打，那是你的权力！”他傲视霜雪。
他一向认为，检察官是正义的象征，法律的天平。此刻，检察官的形象在他心中失衡，开始蒙上黑色的阴影。
抄家搜查，检察官大失所望：乖乖，当这么多年的书记、区长，实指望是个大来头，没想到竟是室无悬磬，家徒四壁。
“喂，账本查到了。”
“好。”人们围绕来，争相观看，如获至宝。
“嗨，是三千元欠帐单！”检察官顿感乏味。
狱中提审，他去。问讯压制，他无可奉告……
检察院无奈，托人一次次说服，骗供、诱供……
几经磨砺------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日上午，张永平获释出狱。在宣布释放会上，他又一次将手铐高高地举过头。面对检察官宣布的结论，他置若惘闻：以高强度的沉默来抑制内应力的爆发。在送交的免于起诉书上，他愤然写上：“这是对正义的践踏，法律的亵渎，一群混蛋--------
“你可上诉？”检察官问他。
“不诉！”他理智，他坦然，他自如。他知道：“上诉，谈何容易，个人之于检察院打官司，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何况，他没势没权更没钱！况且他涉案得罪的又是区委书记这个大块头。
他出狱后，墩集镇党委书记吴孝仁来了；镇长刘勇来了；副书记韩昌华来了；组织部长孙晔、纪委书记韩光锋，他们都来了。他们理解他，信任他，安慰他。组织的温暖、同志的爱护、亲友的温情，溶解了他那几至凝固的血液——他再次告诉自己，我是清白的、无辜的。应该钉在贪污耻辱柱上的不是自己，而是--------他怒潮奔涌，热血沸腾。
他没有回家，再次象往常一样扑向工作，扑向生活。
七、扑向工作，扑向生活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县纪委根据检察院的建议，撤销了张永平的副镇长职务，留党察看一年。
面对组织的处分，他正确对待，组织理解他，他也理解组织。在他接受组织处理谈话时，他一再说：“谢谢，谢谢！”
找他谈话的邓传锡科长困惑了，“嗨，你也真是，给你处分你还谢谢！”
他回答：“组织对我的处理是适当的，这怨不到你们。要怨，只能怨自己太正直，太无私。骂是该骂，但该骂的也不是你们-------”究竟该骂谁？他没有说下去。
从获释到处分，他没有回家，仍象往常一样，一心扑在工作上。镇党委政府一班人没有抛弃他，没有冷遇他，分配他到农科教办公室工作，并且包个村。他虽没有头衔，但却像一颗锣丝钉，放在哪里就钉在哪里；钉在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他包的落后村变成先进了，又给他换到落后村；落后村又先进了，他又被分到落后村。就这样反反复复，他包的总是落后村。他理解领导的安排，总是把他放到工作最困难的地方，这是领导的信任。他相信信任的力量。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组织上根据他的表现和要求，按时恢复来他的党员权利。时隔不久，他被调任镇财贸办公室主任。面对组织的信赖，他抱之以满腔的热情。在镇党委、政府的分管财贸的副镇长秦品之的领导下，他跟随分管领导，扎扎实实，勤奋工作。
一九九四年是全镇财贸工作历史上成绩最为辉煌的一年，粮油订购六天全面完成任务，获全县第第三名，税收任务打破从未完成的历史纪录，超额完成任务，获全县第四名。
在这成绩辉煌的背后，是镇党委、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同时，他陪同分管镇长秦品之熬过多少不眠之夜？走过多少艰难的路程？付出多少辛勤的汗水？
一九九四年，他被评为优秀中青年干部，参加了县组织部举办的中青年优秀干部培训班。
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无愧于农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抱着“得官不欣，失位不恨”的信条，敢于为命请命，敢于犯言直上。
作为党的儿子，他无愧于党，他是党的忠实战士，为维护党的原则，他不畏强权，反腐倡廉，工作任劳任怨，默默无闻。
别人当官发了，有了票子、房子。他是为官二十年，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别人问他，你知道：“三年清知府，十年雪花银吗？”他说：“那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的清廷。作为人民的公仆，我是宁可清贫，不与浊富。”
一九九五年七月，镇党委把他调任计生办主任，去干“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他虚心学习、知人善任，很快由外行变为内行，使镇计生工作围绕人口计划的最终目标，使计生工作全面纳入正轨。县计生委主任李明奇说：“他是全县计生办主任中的三强之一。”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四日，在镇第x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以全体代表2/3的联合提名，被提为副镇长侯选人。他奇迹般地当选了。为此，镇里的一位工作干部王友章站在三楼的走廊上大声喊道：“这是苍天有眼！”
人们都说：“像张永平这样的干部，算得上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堂堂正正坐人，清清白白做官，最后反而被送上贪污的审判台。”他走过的路，对人如何为官？既提供了借鉴，又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思索---------
八、回声
张永平当选副镇长后，更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他说：“墩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要以实际行动报答勤劳朴实的墩集人民。在墩集镇他分管农业，在镇政府的“三年百塘”和“火箭沟”的清淤工程中，他和镇主要领导调研在一线，指挥在一线，战斗在一线。为解决该镇因低山残丘严重缺水问题，他写出调研文章《水，一个沉重的话题》，于1999年5月4日被刊登在安徽经济报上。为水，他经过和干群一起二年的苦干，成效显著……面对一个个碧波荡漾的新塘，面对被彻底疏浚的火箭沟，村干部笑了，群众欢腾了。
就在他任劳任怨，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的时候，1998年冬天，墩集镇又一次在筹备人代会换届选举工作，有几个整日无所事事，奉承拍马，觊觎官位的人在策划一个倒张计划。理由是他只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全县在副区长这个位置上的人都提拔了，唯独他没动，这说明他没后台，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嘛！老弟，你在县里有来头，这次倒张推你上。你上去了，弟兄们以后还要靠你。于是，这伙人在暗地串联，开始了一系列非法活动。当镇党委书记秦品之和镇长时兴志得知这一情况后，对这伙人进行了严厉批评。张永平得知这一情况后一笑置之。因为他还是奉行他的准则，“得官不欣，失位不恨。一心工作，但求无愧”。他虽然奉行这一准则可他心里不能不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难道自己任劳任怨、埋头苦干错了？就应该像一些人那样为官奔走、投机钻营？为什么自己对工作这样热心，如此倾情最后反而得到这样的结果？他再次感到他对党对人民认真负责的工作热情象触寒冰一样凉得透心！可镇领导和人代会的代表对谁是谁非，看得最清，他们以信赖的目光又给张永平投上神圣的一票，他再次连选连任。
一九九九年八月，张永平终于说服始终挽留他不放的镇党委书记秦品之和镇长时兴志。使他如愿以偿地调到县文化局从事他一生酷爱、孜孜以求的文化工作。在工作之余，他仍象往常一样勤奋写作，笔耕不缀。作品体裁涉及小说、散文、诗歌、评论、还有报告文学等方方面面。从这时开始他每年在地、市级刊物和省报发表作品都在十五篇以上。那时，全地区四县一市，其他县都有文联，唯独泗县空白。全县文学队伍一盘散沙。他写着写着就有一种漂泊的感觉。于是，他一边写作，一边留心在报刊杂志上发现泗县的文学新人，发现一个联系一个，联系上了就约他们见面、熟悉、聊天。最先接触的是骆泽会、王亦标、刘兴品、陈红梅。因为这些人都在城里而且是功力深厚的年轻作者。可对农村作者他是一无所知。一天，他在张报纸上见到了一篇泗县籍作者写的散文《年俗画》，于是这个叫韩昌盛的作者就进入了他的视线，起初有人对他说是新集中学的，他询问没有，又有的说是城南中学的，他一找还是没有，最后，他到教育部门打听才得知他是丁湖镇樊集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于是，他给他打电话邀请见面。接着是骆美英、袁浩、叶奎、吴恩业、王丽华、吴昊、孙龙、傅浩洋、金玉、谭献双等一大批文学新人被他组织起来，并且先后参加了宿州市作家协会。这时，他被当选为宿州市作协副主席。有了市作协，就觉得泗县文学有了依靠。他和作者们在一起团结如一，醵酒交流，共同分享各自的成果。在他的带领下，泗县不断发展壮大的文学队伍和所取得的创作成果得到了县委宣传部和文化部门领导的认可。于是，他们在文化局主要领导的支持下，于2002年11月16日，成功举办了沱湖笔会，主题是“庆祝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歌颂改革开放”。在这次笔会上，集全县文学、书画界知名人士120余人开赴沱湖，书写沱湖人在党的富民政策下家家养鱼养蟹，户户富得流油的真实场景；同年8月，他的报告文学《穷乡僻壤铸师魂》荣获《人民文学》“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征文三等奖，并进京在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大会上领取了奖杯和获奖证书。那时，文化局和老年大学门挨着门，老年大学有个诗词班，他们讲课时，他如果有空就去听听。时间久了，就和他们渐渐熟悉了。特别是杨老化民最为热情，他是一位离休的老文化干部，能诗善词，积极性很高，没事就敲他的窗户找他聊天，聊着聊着他们就成了忘年之交。和老年大学诗词班联系多了，就和他们一起策划搞笔会，那是2004年重阳节，他们搞了一次“重阳登朱山文学笔会”，他带领一批年轻作者，搀扶耆老登上了朱山顶峰，参观了饮马池、龙嘴、梁时忠臣朱买臣墓和山下的马场古槐、古井；同年，他的这篇报告文学《悲壮之歌》获“中国新闻出版社”、“中国文化报社”、“中国作家杂志社”、“人民日报市场报”、“中国武警杂志”联合举办的《共和国颂歌》征文三等奖（当时来信通知，由他们做主删掉2万字，刊登在《共和国颂歌》上。他没有同意删节。后被电视剧《希望的田野》剽窃）；2004年8月，他们和泗县中学联合举办了“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诗歌朗诵会”；同年，他的散文《小桥流水人家》和词《一剪梅 · 月夜<2>阕》分别获中国新闻社、全国科教文卫委员会举办的“中华纵横”诗书文画摄影大赛二等奖，并被收入红孩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精品选·2002卷》；年终他被宿州市文联评为全市“十佳”文艺工作者；2006年4月22日，是泗县文学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泗县泗州诗词学会”在县政协主席戴朝华的牵头组织下正式成立，他号召宿州市泗县籍作协会员38人集体加入了泗县泗州诗词学会。他被当选为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泗县文学作者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自己的家，出了自己的报纸《泗州诗词》；是年，他组织了一次“洪泽湖笔会”，开了三辆车，一行50余人参观了明祖陵、古泗州遗址和湖中的老子山；2007年4月7日，他组织了“古泗州文化采风”活动，这次活动，他们到了宿迁市的项王故里、洋河酒厂和洪泽湖中的穆墩岛；2007年8月12——13日，他组织了为期3天的“山东日照行”，亲身感受了大海的情怀；2008年1月22日，他们在广电局六楼会议室，举办了2008年“迎春诗会”；2008年4月5日，为给古汴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声援造势，他毅然组织了“泗州作家古汴行”，汇集泗洪、五河、泗县30余人在长沟唐河的汴河口举行启动仪式后。他们手拿旗帜，步行了56华里，于下午4点走完全程，沿途考察了烽火台、鹿鸣山、永乐桥、虹灵沟、羊城湖、周庄、义井码头、古城河、枯河头等文物景点并写下大量诗文发表于省市报刊，泗州电视台作了跟踪采访并做了专题报道；2008年4月14——17日，他作为安徽省司法厅、安徽省监狱管理局、安徽省散文家协会组织的“狱警风采”采风团的一员，参加了白湖农场、安徽女子监狱、宿州监狱的实地采访，写出了《文明监狱铸辉煌》和《警花背后的故事》，并被刊载在《安徽监狱》和《大散文》报；同年9月，他加入了安徽省作家协会，10月17日至22日，他被省散文家协会抽调到“见证阜阳崛起”采风团，亲临阜阳作了5天考察，写出了3000字的《阜阳散记》、11月1-2日，他们一行20余人举办了为期2天的泗县文化旅游资源考察，2天时间我们走遍了全县十三个县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及阴陵山、江上青牺牲地、胡大海墓、石龙湖湿地等旅游景点。通过考察，就如何保护文化遗产，该项工作中还存在哪些问题等方面，向县有关部门提交了调研报告。2009年，他被宿州市作协评为“十佳中青年作家”。
他和大家一道用手中的笔，倾一腔热情，以弘扬主旋律为己任，热情歌颂改革开放，歌颂新泗县。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文学队伍在省内外报刊发表诗、词、文达10000余首（阕、篇），集体、个人出版诗词集《霜风》、《金秋赋》、《兰斋吟草》、《诗词墨影》、《泗州诗词》等20余本；尤其是2008年，在他的组织下，全县正式出版了三部书文学书籍，一是他的散文集《小桥流水人家》，二是王亦标的散文集《别个一样轻盈》，三是吴恩业的长篇小说《让生命开花》。特别值得庆幸的是他和王亦标的2本散文集被安徽省散文家协会纳入了“新桐城派”文汇，并于2008年12月13日在合肥举行了“新桐城派”文汇首发式。同年，他的中篇小说《野水荒湾》获安徽省首届小说对抗大赛“美仑文学”二等奖；2009年，他又组织出版四部专著，一是他的长篇小说《柳色如烟》，二是王亦标的散文集《缤纷的花瓣雨》，三是骆美英的文集《生命的阳光》，四是韩昌盛的散文集《十六岁的盛宴》。他的《虹城遗址羊城湖》、《史海钩沉古泗州》被收入《安徽省文史资料·宿州卷》；他的《东方庞贝古泗州》被安徽《志苑》刊出后被收宿州市二中收入地方乡土教材高中课本。
从2008年到2010年，他连续出版了散文集《小桥流水人家》、长篇小说《柳色如烟》、诗集《大地飞歌》。这三部作品均被列入“安徽省新桐城派文汇”。参与为县委、政府编纂出版《泗州风物》《泗州游韵》《英雄赞歌》《古今诗人咏泗州》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