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的那两年
(一)
看完电视剧《北风那个吹》,一连几天都勾起我两年农村下放的回忆。
68年,我十五岁,不管上没上课、学没学到知识,初中毕业证拿到手了。正赶上全国的学生一窝蜂“下放”,我也有幸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落户的地方比较偏远,距最近的公路要徒步25里,中间还要花3分钱渡过一条很宽的湖。
军车把我们几百个知青们丢在公社大院,之后的几小时,陆陆续续来了拖拉机(个别)、马车(很少)、和四个木轮的牛车(较多),大家分别被各自的生产队接走。
我和三个同班同学和一个高一级的学哥被分在一起。在公社大院等了约两个小时后,来了一个走路总是趔着腿的汉子,先是一一验明正身,然后让我们拿好各自的行李,登上了一辆略显沧桑的牛车。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几乎全部由木头做成的车,四个轮子朴实厚重,车头、车尾互为镜像(为显示俺是文化人,故意拽文。当地话就是“两头一个熊样”!),动力是一头健壮的水牛,走起路来“轰隆轰隆”惊天动地,颠簸但很排场、很风光!
趔腿汉子告诉我们他姓金,是我们落户生产队的队长。后来知道了他走路趔腿的原因---很严重的下部疝气,当地人称“大气蛋”。
接风的第一顿饭是在金队长家里吃的。主菜(也是仅有的一个菜)是羊血炖豆腐。金队长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们吃“羊味”,一边给我们介绍村里的情况。
我光荣成为一名成员的村庄叫“周集”。从名字上可以得知,曾经有过集市繁华的历史。后来为便于管理和防止资本主义泛滥,周围方圆几十里合并成一个“社会主义大集”,周集被抛弃了,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周集由两大家族组成——姓周的和姓金的。多年来,两大户纠纷不断,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目前已基本沦落为全县最穷的几个生产队——有时是两个,有时是四个。合了分,分了合,没事就折腾!
周集每个工分值只有2分钱,也就是说,一个壮劳力每天做满10工分(一天3次出工,早晨2分,上午4分,下午4分),一天也就2毛钱的收入。
当时的粮价每斤糙米3毛钱左右(市场价。城市粮站的商品价是1毛5上下,农民是享受不到的);红薯干7、8分钱一斤。如果要活下去,只能是以红薯为主,伴以少量其它粗粮。
北方的红薯,我们叫红芋或芋头,乍一吃非常可口。尤其是麦茬芋头,嫩嫩的,糖分多,现在已经成了富人桌上的水果。可你试过顿顿吃、天天吃、月月吃,一年至少要吃7、8个月的滋味吗?
这里老百姓常说,吃红薯,拉红薯。意思不光是指此地人们常以红薯为生,还形象地刻画了“红薯人”排泄物的形态——无臭、无味,无污染,相当环保和“绿色”!
对上面这句话,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有更深刻、更直观的认识。
生产队曾指定我去各家“夹后”——也就是各家茅房收集粪便。
不要觉得那是个低贱的活,在当时,那是一种荣誉和信任!一桶质量好的人粪尿可以加10个工分,面对着“巨大的”利益诱惑,一些贪图小便宜的村民就会在自家茅坑里加水、加土蒙混工分。因此,搜集粪便的人一定要秉公守法、铁面无私!
可能队长们觉得我面相实诚,加之没有宗族背景,经常会把这种光荣的任务安排给我。
在实践中,我的职业素养在不断地积累、提高。比如说,谁家的粪便味道不够浓,不是吃红薯的排泄就是掺假;如果苍蝇多、气味重并伴有头晕的感觉,那就可能偷偷开荤了,有保留资本主义尾巴的嫌疑!
(大家作呕了吧?嘿嘿~)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