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抚摸逝去的日子》连载之三十五——大老李传奇

 

                          《抚摸逝去的日子》连载之三十五——

 

大老李传奇

 

大老李大号叫李纯贺，出身贫农。五十年代初期，三十出头的他带着全家从拉拉屯儿搬到了双鸭山矿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挨饿又搬回来了。这几年在外面闯荡的经历，就成了他向家乡人炫耀的资本，因为多数农民连火车都没坐过呢！在社员面前他变得“牛”了起来，骨子里那种说大话、放空炮的老毛病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虽然只是个念过二年书的半文盲，可是在多数还是文盲的农民面前自己总是觉得自己有两下子。

大老李人长的健壮，有一股蛮力，能吃苦，又有个共产党员的金字招牌，所以刚从矿上回来那阵子，社员们都高看他一眼，还选他当了民兵连长。“社教”运动中，总喜欢抛头露面的大老李又当上了“贫协主席”。可日子一长，大伙儿看这家伙说话太离谱，所以威信就开始逐渐下滑了，尤其是从打他给我们生产队办砸了那件事以后，社员们就送了他一个外号叫“李大牛×”。

那是一九六五年冬天的事。生产队要补充畜力，为第二年春耕早做准备。队委会讨论以后，打算派个懂得马性、了解行情的人到北荒去买马。大牲畜是生产队里的半拉家业，买马自然成了队里的一件大事。那天晚上，队委会召开社员大会对这事儿进行专门讨论。会上，不少社员都推举摆弄了一辈子大牲口的车把式邢老板子跟会计两人同去。可是邢老板子是个胆小怕事、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儿的人，生怕万一“打了眼”，回来跟社员无法交待，就推辞了几句。这时大老李便趁机卖弄起来了：“要说出门儿这事啊，可是个苦差事，没出过门儿的人是不知道啊，我可是遭过几回洋罪呢！在外头办事儿不像在咱屯子里——你得会来事儿，要哪套来哪套，心眼儿太实了还不行。话说回来了，我这也是在外头跑了这么多年才悟出来的——啊哈！”

大老李嗓门儿本来就大，这时他坐在土炕的炕稍儿里，学着公社干部们讲话的样子，拉着长声，还时不时地来上个“啊”。

“啊，要说识马性嘛，咱都是庄稼院儿里长大的，谁也不能说不识马性，啊，就拿我来说吧，我爹给人家赶了一辈子大车，我十三岁就给人家放马，咱贫下中农有几个不是从小就跟牲口打交道的？啊，要我看哪，还是找个出过门儿的，不管咋说也得有点儿经验的是不……”

常言道，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大老李说完这番话以后，社员们心里都明白了，谁也不吱声了。不一会儿，坐在炕沿那头儿的“苗二楞”说话了：“我看哪，这人是现成的，不用愁，点灯熬油地还费这劲干啥？大老李说的对，没出过门儿的人出门儿就转向，冷丁在外边儿办事儿还发懵。我的意思就是让大老李去，好赖不济人家在外头逛荡过几年呢！见过世面，又识文断字的，正合适。”紧接着又有几个“看热闹不怕大”的毛楞小子也跟着起哄：“邢老板子大嘎拉哈，瘸腿叭叽的，扯啥呢！再说了，那小子，别看他都四十多岁了，一天看不见拉拉屯儿树梢儿就想家，能出门儿吗？就让大老李去吧！我同意。”几句话说得社员们都哄堂大笑起来。

大老李明知这帮人话里带刺儿，可楞是装作“宰相肚里能行船”。自己又自不量力地补充了一句：“正好，我在北荒那面儿还有几个亲戚呢，到时候还备不住能帮上忙呢！”说完又哈哈地挤出两声干笑来。

大老李终于如愿以偿，把买马的差事揽了下来。

会后不少社员都议论纷纷，说要是“蔡武装”还活着，说啥也不能看着这帮毛小子瞎胡闹。他们明知大老李干不出什么好事来，可偏要拿这么大的事当儿戏！

一路上，大老李跟小会计不断地白话他当年在矿区那些自以为“露脸”的事儿。几杯烧酒进肚，更是嘴无遮拦一阵海吹。说什么不管多么烈性的马一到他手里，几鞭子就能让它服服贴贴的；他用手一摸马鼻子，就知道这马上火没上火；一翻马的眼皮，就知道它为啥打蔫儿不吃草……

到了北荒以后，大老李再也没提找亲戚帮忙的事，异常兴奋而又自信地在广袤的草原上迎着刺骨的北风跑了好几个来回，也够辛苦的。经过两天的物色以后，他看中了一匹三岁子儿马“黄球子”。跟牧民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花了一千二百块钱把马买下来了。

事情基本办妥，小会计离开生产队不能太久，于是给大老李留下一些盘缠，自己就坐火车先回屯子去了。

大老李把“黄球子”牵走的时候，那个卖马的牧民还嘱咐他说：“这马烈性，道上不能走的太急，由着点儿它的性子走。”

“没事儿，这事儿我懂，你放心吧。”说罢大老李一蹁大腿，就把自己那一百八十来斤压在了马背上，往回赶路了。

大老李一路上风寒露宿倒也辛苦，可他不在乎这些，他只想着早点回到拉拉屯儿，在大伙面前露一把脸，让大伙儿认识认识自己的办事能力。

“黄球子”是在荒草甸子上自由惯了的，冷不丁地饱尝离群儿后的孤独，嘴里又带上了马嚼子，让人勒着缰绳骑在背上任意抽打，还要日行一百多里路，自然很不情愿。可任它怎样发脾气、使性子、尥蹶子，换来的只是重重的皮鞭，大老李对自己那套驯马的本事充满了自信。

“黄球子”怒火中烧，走到第三天头儿上就开始打蔫儿，第五天头儿上就不吃草了。天黑的时候，大老李牵着“黄球子”好不容易走进了西集镇的大车店。这时，“黄球子”已经一天没吃草了，甚至连水也只是沾沾嘴边不进一口。在大车店里过夜的不少老板子都说这马是道儿上走急了，上火了。这马一天没吃草，大老李也一天没吃好饭，马一病他也似乎病了。但这也没招儿，这么晚了，上哪儿找兽医去？只好挺到第二天早晨再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大老李就爬起来了，走进马棚一看，“黄球子”已经倒在了马圈里，满嘴吐着白沫子，眼珠子往上翻瞪着，鼻翼一鼓一鼓地喘着烫手的粗气。这下子大老李可慌了神儿，赶忙跑到兽医站，可是人家还没上班，大门还关着呢。尽管他敲了半天，里边也不见人影儿出来。无奈，他一直等到八点多钟终于来人了，可是那人是兽医站的会计。又过了一阵子兽医来了，大老李这才带着他来到了大车店。兽医看了看倒在圈里的“黄球子”说：“够呛，死马当活马医吧。”

大老李又跟他二次回到兽医站，端回来一洗脸盆药汤子。昨晚住店的人起早都套车赶路了，只剩下大老李一个人跪在肮脏的马圈里，拿着从大车店借来的那个灌药的牛角，一只手用铁掰子使劲儿撬开那马紧咬的牙关，另一只手用牛角把药汤子硬往马嘴里灌，结果，那马灌呛了，喷了他一身，他也顾不上这些了。由于用力，他的两个膝盖在马棚的粪地上拧出了两个湿乎乎的坑——这时的大老李已经紧张得浑身冒汗了。等大老李把药盆子给兽医站送回去再回来时，“黄球子”已经四腿蹬直连气儿都不出了。

慌了神儿的大老李这时可彻底毛了脚。大车店掌柜的给他出了个主意，最后大老李还是听了他的劝告，雇人把马杀了，卖了马肉。

结果这个“通马性”的大老李，花了一千二百元到头来交给社员们的只是他背回来的那张马皮。

 

一九六七年，“文革”烈火已经从城市蔓延到了农村，当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之后，各地的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充满火药味儿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以及“要是真革命你就站出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地蛋”等等时髦的口号也迅速在农村流传开来。由于知青们与大城市的天然联系，所以信息灵通，一贯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行动指南的知青们，此时便率先在拉拉屯儿成立了“全无敌”农民造反团。每个知青都戴上了“全无敌”的红袖标。当时已是大队贫协主席的大老李毫不示弱，紧跟着也组建了一个“红色农民造反团”，还自封团长，要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打那以后，他常常在家胡乱地对付几口饭，就急匆匆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了。这时他总是把饥饿放在一边，精神上享受着一种无限的快活。他在屯子里从东到西的窜来窜去；用大队的高音喇叭向全屯子各家各户发布各项通知或指示——革命运动俨然已经把他造就成一个人物了。

大老李自诩了解本地阶级斗争的来龙去脉，认为知识青年的“全无敌”只能搞搞大批判而已，动真格的还得靠他的红色农民造反团。他深为自己队伍的声威而自豪。

“全无敌”造反团也不气馁，知识青年盛世源贴出了“人多也革命，人少也革命，只剩我一人，照样干革命”的标语，结果立刻招来了“红色农民造反团”的猛烈攻击。他们说这是“脱离革命群众，自吹自擂，跟红色农民造反团唱对台戏”，于是红色农民造反团骨干分子便带领部分红卫兵冲向知青点儿，扬言要把盛世源揪出来批斗。这时知青们正在屋里跟两年前调到“兵团”去的知青陈勇翔畅谈呢。大家闻讯之后冲出宿舍，把红色农民造反团来的人阻挡在知青点儿房外进行辩论。那帮人气势汹汹，高呼口号，“全无敌”这边也毫不示弱，试图用嘹亮的毛主席语录歌声压倒对方的气势。陈勇翔出于义愤，在异常激动的情况下他带头喊起了口号。没想到，由于过于激动，他一走嘴竟喊出了一句“革命无罪，造反无理”。这下子可让那帮人抓住了“小辫子”，他们声称“发现了‘全无敌’的新罪证”，大声喊叫着要把陈勇翔也一起揪出来。还高呼“打倒从兵团回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陈勇翔！”接着又唱起了“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随后人群又一阵大乱，怒吼声，谩骂声，口号声，呐喊声，雄辩声此起彼伏，开锅似地一片沸腾。经过一番乱哄哄的争辩和吵闹之后，终于决定由双方团长出面谈判。“全无敌”的团长愤怒地驳斥了对方某些人的不良企图，否定了盛世源、陈勇翔的“罪名”，同时同意由陈勇翔以书面形式向农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一场闹剧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终于宣告结束。

陈勇翔是一九六六年从我们知青点抽到黑河“哈青农场”的知青骨干，是由地委书记亲自送行的六十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先遣队员之一。同去的还有我们知青点的女知青徐德令，双城知青点儿的单光复、卢秀坤和五常知青点儿的张琪玉、李玲辉等。他们在爱辉县建起了“哈尔滨红色青年农场”。一开始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就在荒原上搭帐篷，大通铺的底下就是哗哗流淌的溪水，真可谓是“天做帐篷地当床”啊！夜晚的荒原是蚊子和小咬儿的天下，知青们就笼起篝火，那场面真像当年抗联战士战斗生活的翻版。后来他们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声中，在“头顶蓝天，脚踏荒原，一颗红心干革命，两只铁手创新天”以及“狂风暴雨何所惧，披荆斩棘浪里穿，雄文四卷指方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言壮语鼓舞下，自己动手挖土托坯、伐木盖房子。最后，他们终于用火热的青春和汗水，换来了丰收的硕果，实现了团部提出的“当年开荒，当年播种，当年获得小麦亩产六百斤”的生产指标。这时“哈青农场”已改名为“哈青独立营”，按部队编制，陈勇翔任一师五团一连的副连长。

他在祖国的北疆屯垦戌边，“反帝防修”，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还时时怀念着当年一起到农村插队的知青战友们。这次是他趁春节回哈探亲返回兵团之机，绕道来到知青点儿拉拉屯儿，是特意回来看望惜别两年之久的同学和乡亲的。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里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平静的村庄了。虽然远离城市，依然贫穷，但“文革”的烈火还是把它燃烧得十分狂躁。仅仅在这两天里，他就因为一句口误引来了一场大祸，耽误了返回兵团的时间。在这里“公开认罪”不说，回到兵团还要向团部作深刻检查。

 

大老李十分关心墙上那个小喇叭广播的消息，而且看准时机首先行动，决不甘心落在“全无敌”的后头。他知道造反组织在全国各地都有两派，一伙儿是“造反派”，一伙儿是“保皇派”。他唯恐自己的组织被别人说成是“保皇派”组织，所以总是向“全无敌”造反团挑战，企图先给对方扣上一顶“保皇”的帽子，自己当然就成了真正的革命派了。在他看来，“全无敌”是以知青为主的造反组织，是只会耍笔杆子的“口头革命派”，况且一个个知青的家庭出身都很“复杂”。而自己率领的造反团全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子弟，这才是响当当的革命组织。因而行动上自然显得有些为所欲为，自己也一天天自命不凡起来。

由于我们某些知青的外调还没回来，家庭出身尚无定论，大老李一伙时常攻击全无敌造反团“组织不纯”。为了不给他们制造攻击的借口，我和几个组织上认为“成份不清”的知青无奈不得不暂时退出了全无敌，这种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滋味让我们感到了饱受政治压抑的苦闷。于是写标语、编革命口号、书写大字块儿、写批判文章、宣传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大好形势”，便成了我那时劳动之外革命的主要内容。此外，我还发挥自己的特长，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教唱革命歌曲——“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学习大寨，赶大寨”、“社员都是向阳花”，教毛主席语录歌，跳“忠字舞”，排练“阿瓦人民唱新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