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抚摸逝去的日子》连载之五十——错爱

            《抚摸逝去的日子》连载之五十——

 

错 爱

 

回到省城以后的一九九零年，我入住新居以后，每天要骑自行车到学院上班。那天早上，我正在路口等红灯，一只扫帚伸到了我的脚下，我扭过头来一望，是一位环卫女工，嘴里说着：“借光，让一下”。是一种吐字含糊、听来似乎舌头不太灵活的语声，但这声音却让我感到十分耳熟。我不敢相信真的是她，于是又细看了一眼那个围着围巾戴着口罩的女保洁工，从她迟缓的动作上我果然认出了她。与二十多年前不同的是，岁月使她的体态显的臃肿起来，再不是从前那个身材匀称、性情开朗的女知青。

“你是——张朋香吧？”我试着问。只见她慢慢抬起头望了我一眼说：“啊，这不是——王振廷吗？”我赶忙把自行车靠到一边，打算跟她多唠几句——我们毕竟有二十年没见面了。

这时只听前面那个保洁员朝她喊了一句，快点收，这儿还有一堆儿呢！我想这女的大概是她的顶头上司，看来这阵儿她还挺忙呢。于是跟她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以后，便匆匆记下她的临时住处，骑上车到单位上班去了。

一路上，我回忆着我们一块下乡插队的那些往事，尤其是她结婚时那些怪诞的情景和场面，也猜想着她现在的生存状态……

当天晚上，我按着地址，左绕右绕地打听了好几个人，终于找到了张朋香的“家”。这是一个棣属于跃进乡永久村的一个废弃的井房，孤零零的一座土屋四外没有人家。土屋里没有电灯，到了晚上只好点蜡烛。

这房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是一口废弃的电井。里屋和外屋隔开的土坯墙上只留了一个门洞，没有按门，整个小屋四壁全是裸露的泥墙。她儿子按政策进城以后，在一个小厂干临时工，这是好心人给他找的临时住所。

 “不是有政策嘛，给没返城的知青一个子女进城的指标，他就非要跟着过来不可。”她慢吞吞地说着。

 “我说儿子回来了，就行了，咱在农村种点儿地也不错，谁能拧过他呀，说啥非得要上市里找儿子来……”这个“他”，就是她的男人。

回到家里我躺在床上，又想起了二十年前的那些事……

张朋香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解放后被镇压，那时她才五岁。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在浓重的政治阴影中艰难度日。在居民委也常受到别人的岐视和白眼。一九六四年张朋香从四十二中初中毕业，为了摆脱这种环境，她决定放弃升学，学习董加耕、邢燕子下乡插队，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党的一片赤诚。姐姐反对她的决定，可是母亲理解女儿的心情，没有阻拦她。也希望她能摆脱家庭的羁绊，成长为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人。

下乡后，张朋香在生产队任劳任怨，很快就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受到社员们的好评。

第二年秋天，生产队竖房架子，我们几个男知青也参加了这项劳动。这时女知青徐德令和张朋香也围着队长恳求着，非要参加不可。她们说，男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不信就试试看，干嘛老看不起女工！她们终于参加了这项带有一定危险性的劳动。房架子竖起来以后，社员们把刚刚打过皮的椽子，一根根举到房顶上均匀地摆放开。突然有几棵还没钉的椽子受到震动从上面滑了下来，其中一棵椽头恰好击中了张朋香的头部，她当时就被砸倒在地，不省人事了。队长急忙派人套车把她送到公社卫生院，初步确诊为重度脑震荡。她昏睡了两天一夜才渐渐苏醒过来。那次受伤以后她就落下了后遗症。人变得反应迟钝，动作缓慢，舌头也不大听使唤，说话像“大舌头”似地含糊不清了。她在哈市的姐姐在她住院期间曾来过一次，看了农村那种环境，住了几天就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来看过她。姐姐在心里，还跟妹妹当年坚决下乡的事，別着一股劲儿呢。

张朋香伤残以后，女知青徐德令就时时刻刻照顾着她。跟她一起下地，一起回青年点吃饭，生怕她再发生什么意外。这时的张朋香也只能顶半个女劳力了，队长照顾她，常给她派些简单的活计。

一年多过去了，生产队有人劝她，嫁个能干的社员算了，安个家也好有人照顾。可是她听说要给她介绍的是东头儿五队的一个富农子弟，就一个劲地摇头，还反复说，你们想把我推到“地、富”那边去啊，我才不干呢。

“极左”思潮给她打下的阶级烙印太深了，已经到了只认阶级不认人的程度。

这年冬天，我们生产队祝会计的二姨到拉拉屯来走亲戚。这是个能说会道经常给别人保媒拉纤儿的老太太。队里的老肖头听说了，赶忙来到老祝家套近乎，背后还跟祝会计的老妈说了不少好话，求她们老姐儿俩帮帮忙，给自己的儿子做个媒，跟张朋香好好说说。于是这俩老太太就把张朋香请到了家里。

真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祝会计他二姨这个来串亲的老太太，不知用了什么“魔法”，没用两个小时的功夫，竟然把张朋香的心给说活了。

“老肖头就这么一个儿子，你进门就当家；人家又是铁杆儿贫农，没人敢欺负；老爷子体格好，又能干活儿，肖永军的妹妹才十七岁，还能帮家里干几年，这好事儿，不是我说了，打着灯笼也难找啊！姑娘啊，快拿主意吧。我跟他老肖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还不是看你这孩子可怜哪？”

因为老肖头的算盘打得精细，屋里早有几个亲戚在那候着，一看有门儿就立即七嘴八舌地跟着“添油加醋”。结果，前些天还跟别人说不嫁人的张朋香，一下子就被这些人给忽悠“瘸”了，心中沉睡的少女感情一下子被点燃了，张朋香答应了这桩婚事。而且从这天晚上起那些人就再也没让她回知青点——老媒婆怕夜长梦多，于是趁热打铁，当下就让老肖头爷俩定下彩礼，第二天就到巴彦城里去“过礼”，第三天就结婚。

那天傍晚，女知青徐德令从公社开会回来，听说张朋香打昨天到生产队里直到现在也没回来，就急匆匆地赶到位于大西头儿的生产队，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张朋香在祝会计家里呢。徐德令急忙赶到老祝家一看，一大帮人正坐在炕上兴高采烈地喝“定亲”酒呢。

这消息传到知青点上，令我们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也让我跟齐庆大感到内疚。发生在自己生产队的事，而且涉及到女知青，怎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我们对她关心的是不是太少了？

我们都了解，老肖头虽然是贫农出身，但口碑并不好。在生产队里很豪横，用社员们的话说那叫“横踢马槽”，一点儿便宜占不着就跟队长干仗。他的儿子肖永军游手好闲是出了名的，倒三角型的脸上长着一双“斗鸡眼”，还天生的斜视。别看他长得不咋地，可却长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巧嘴儿。见着对他有用的人，那嘴就像抹了蜜似地甜。他从来不干重活，队长如果不给他安排“俏活”儿干，爷俩就混骂乱掘地恨不能把生产队都给你作翻天。

肖永军这小子不光懒惰、霸气，还一肚子“花肠子”。有一次，他图稀轻巧，想把给生产队“看树”这活儿弄到手，就偷偷把小树林里的小树弄折了几棵。然后找队长说“看树”的不负责任，巧挣工分……于是把人家拱下来了，自己干上了。每年秋后，他都想尽各种方法混上“看青”这个差事，手里拎把镰刀，哪凉快往哪一呆，可比顶着烈日下地干活的社员自在多了。社员们都说这爷俩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是因为这家人在屯子里的名声不好，所以这小子都三十好几了也没娶上个媳妇。

“张朋香怎么能看好肖永军呢？”这是所有知青共同感到惊讶的事情。“他们这是欺负张朋香有智障，是骗婚行为。”男知青盛世源把这件事

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还说应该让大队杨书记出面干预。大家感到有理，于是几个知青就一起冒雪来到杨书记家，“报告”了这件事。

在杨书记眼里，男婚女嫁双方同意用不着别人插手，况且老肖头是个啥样人他也知道，不愿意得罪这种人，所以只是在嘴上敷衍。可是架不住知青们的义愤，最后杨书记只好穿上鞋，到第一生产队去走了一趟。

杨书记说来跟老肖家左绕右绕地也沾点亲戚，所以就不疼不痒地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走了个过场。无奈之下，我们知青决定：干脆上公社邮电局去，抓紧给张朋香的老妈拍一封电报——让老人家明后天务必赶到。

女知青刘淑兰和徐明琴冒着北风赶到了十里外的龙泉镇的邮电局，回来的时候两只耳朵都冻坏了。

第二天上午，老肖头笑呵呵地来到知青点说，告诉大伙一件大喜事，张朋香跟他儿子定婚了，一会儿就进城过礼，还说我们这些青年都是娘家人，多去几个，看看帮着买点穿戴啥的……

我们在屋里的所有知青，一个个都乐不起来。女知青们都坚决不去，老肖头就生拉硬拽地把我和齐庆大推上了在外面等候的马车。

在城里的百货商店里，肖永军拿着一盒香烟，明知我俩谁也不会吸，还一个劲地往我们手里递。本来比我们俩都大十来岁，还一口口地叫我俩“大哥”。

齐庆大的脾气比较倔，肖永军是知道的。生怕他一发火搅黄了自己的婚事，所以紧跟在齐庆大身后一个劲地献殷勤。

“走，先到‘文教’那边去看看。”齐庆大扳着脸，近视镜后面的两只眼看也不看他一眼。

“行，走，上文教那边看看去。”肖永军也不懂得什么是‘文教’，跟着附和了一句。

齐庆大指着货架上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说，你们买两套，一人一套，好好学学。

肖永军说：“嘿嘿，大哥，这不扯呢吗，你不是不知道，我也没念过书，咋学啊！”

“不行，不会让她教你！”齐庆大毫不客气地说。

说着售货员就开了票。肖永军拿起交款票子苦着脸绕到我跟前说:“王大哥，你看，庆大非让我俩买两套毛选不可，咱过日子……不如买点用着实惠的，你去劝劝庆大，啊，你去说说！”完全是一副央求的样子。

我知道齐庆大是故意刁难他，在这关键时刻耍一把“娘家哥”的威风。我心里笑着，搞了个折衷。

我说：“你俩买一套吧，但是要加两只钢笔，以后让她教你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