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革二三事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我十五岁。文革前我是那种五分加绵羊的好学生，文革中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一直是个消遥派。但在文革初期发生的一些事，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也给我的成长道路带来很大的影响。

                    初     潮

    我现在还能记得学校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那是在北大的那张大字报之后，在学校教研室的小楼外墙上，是政治教研组组长樊老师写的，他好像还是学校的工会主席。但具体内容我却想不起来了。第二天上午就有许多大字报贴出来，有老师写的，更多的是学生写的。许多都贴在学校的自行车棚的墙上。我当时看了觉得这不有点像五七年的阵势吗？想起小时候在父母单位的大礼堂看到的情景，想起原来看过的一些描写反右派的小说，感到一阵阵不安。到了中午，学校的团委书记王老师（也是教政治的），端着饭碗（那会叫饭盆），一边吃，一边慷慨陈词，大意好像是说这些大字报是错误的，是反对党的领导。后来，那些大字报就少了。可就在第二天晚上，学校广播室突然开始广播，是一篇宣言式的文章，落款是左派领导小组，这个小组听说是由六位高三的同学组织的，成员都是革干、革军子弟，后来改名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后又成立了一个与他们观点对立的组织，叫红旗，（全名不记得了）。接着学校开始乱起来，斗校长、书记，斗老师，后来还斗学生。我印象较深的是斗校领导，校长、书记，两位教导主任，尤其是李克修主任，他管学生纪律，平时很严厉，有些淘气的学生这时借机报复，有骂的，有打的。老师里挨斗的有教我们语文的陈老师，当时说他是国民党的上校军官，是什么剧社的人。到后来我读了一些历史资料，才知道那是抗战时期由进步青年组织的剧团；教政治的刘老师，他只比我们大七八岁，当时还很年轻，我上初一时，他教过我班一学期课，后来不知怎么见不到他了，过了半年又回来了，具体情况不清楚。后来各个班里斗，那就大部分老师都倒霉了。我还记得斗时叫被斗者弯腰、低头、架飞机，往身上泼墨汁、倒浆糊（那里面有火碱，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很快都被烧褪了色）。闹得最厉害的一天，我们夜里两点才回家，走在路上，心里乱糟糟的，不知道今后会怎样。

                       打      人

    文革初期，我亲眼看见两次打人，不是一般的推搡，而是用带铜扣的武装带抡圆了抽打。第一次看见被打的人是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男生，罪名是小流氓。当时被打倒在地下，抱着头躲闪着，打人的当然也是我们这一茬人，有男有女，都穿着旧军装，手里拿的是部队干部才配备的皮革的武装带，听说带扣是铜的，打在身上特别疼。一边打一边骂，周围有不少人围观。记得当时我并没觉得打得太狠，反而认为解气，因为那是个小流氓，那时我的心目中就认为这是坏蛋，就该打，打死活该。根本没想过那也是一条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至于法律就更没想到了。

    第二次也是在学校的操场上，被打的人是住在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位老太太，裹着小脚，东倒西歪地被一个年轻人拖着，听打人的人说她是个逃亡地主。看着她满头的白发，瘦小的身躯，嘴角的血迹，我逃走了，我不忍心看，但心里还在批判自己，我的阶级立场是不是有问题，地主都是大坏蛋，他们对农民也狠着呢。这就是我当年的真实想法，现在的人们看见会觉得太可笑了，可当年我们就是受的那种教育，脑子里就没有人道这根弦。

                        揭     发

    记不清具体日期，只记得是在六六年夏天，我们当时只有二十岁的班主任老师被一些同学揪到我们班的教室里，站在讲台边上。梁老师是我的母校65届的毕业生，没上大学，留校当了老师，教政治。我们班是她当老师后带的第一个班。她的同学都在大学或工作岗位上造别人的反，她却在学校里被别人造反。

当时学校已经乱了，但我还是习惯性的到学校去，斗老师时也就被圈进了教室。有的男生比较机灵，一看不对劲，根本不进教室。批斗会一开始就有些同学进行批判，无非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啦，对出身不好的同学重用啦。有人往老师那件新的确良衬衫上泼墨汁，有人打老师因患中耳炎贴了纱布的耳朵，有人专打老师手上戴的手表。让我心里胆突突的，越来越害怕。一方面我不愿看见老师挨打，另一方面耳边不时响起那些入了组织的同学的喝斥声，要求所有人进行揭发。特别点了几个班干部，其中当然有我。我的心里激烈地斗争着，良知告诉我，老师没什么可批的，可不批怎么过关，还是说点什么吧，终于自我保护的意识击败了良知，我战战兢兢地站起来，自己也不知胡说了些什么，当我坐下时，松了一口气。可我再也不敢抬头看我的老师。

    接下来的一幕让我终生难忘：有两位女同学，怎么点也不发言，特别是陶，昂着头坐在那，腰板笔直，毫无怯意。她平时快人快语，极爽快。文革前，当班里发展团员时，她认为不公平，找到老师为没被发展的同学抱不平。可这一天，她始终沉默着，当被警告，再不发言就滚出去，她突然站起来，说，滚就滚，扭身就走出了教室。三十多年后，当我重见陶时，说起往事，她居然对两件事都不记得了，笑着说，我那会儿还有那么厉害呢，可见我的直性子是从小就那样了。

    文革已经过去四十二年，年轻人根本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那是怎样一场浩劫。作为亲身经历过的人，写下自己的记忆，哪怕只是点滴小事，也是一种历史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