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开拓，在这片沃土(连载)

 第十三节

在校方有意识地引导下，学员们的发言，渐渐集中到“我上共大是因为在下乡实践中产生了进一步学习提高的实际需要”这个结论上来。这当然是主办者们所最为希望的。

然而，丰富多彩的下乡实践绝不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既然上共大的目的是要求得到进一步的学习提高是同一的。那么，在此基础上必然带来的下一个问题则一定是要回答“学什么”的问题了。分歧或者说矛盾就从这里面出现了。

由于知青共大的学制仅定为一年（当时摆得出来的最主要理由是时间长了影响知青们对第二故乡的熟悉和了解，不利于他们毕业后的斗争需要；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却只是由于办学者尚并不清楚从这所学校里到底能给予知青们多少东西），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学员们都能真正学到一些对自己扎根乡村有用的东西，绝不是一件容易事。原来办校前的想法相当简单，实际上就是把原来办学习班的内容再加以稍稍增加和扩大就行了。但学员们一进校，大家都是按照“学校”这个模式而绝非“学习班”这个模式在提出自己的学习提高要求，而且理由还特别冠冕堂皇：我们要在乡村开展的可是三大革命啊，只学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怎么够呢？生产劳动中的科学技术如果不能为我们所掌握，那我们用什么去感动、影响和带动广大社员群众跟上我们去干呢。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同农牧业生产技术的学习在学习时间有限的客观条件下从统一走向了对立。课程设计的实践中于是出现了分歧和矛盾。

从第一次研究入学教育结束后的课程设计问题的会议开始，以黄念生为代表的“理论派”和以宋石如校长为代表的“技术派”就出现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本来，问题只是简单的课时分配比例，因为所有人当时都左得很，学马列是任何人都不反对的。然而，在文革的混乱中学会了对什么事都要上纲上线的坏习惯，使得这些本来就特别愿意显示自己理论水平的领导者们都对对方进行了猛烈批判。

黄念生的主要论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管的是事物发展的总体方向。同理，我们这所全自治区唯一的知青大学当然也只能解决知青中最根本的需求问题，即集中解决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也就是为广大农村牧区培养各级干部的问题。不然，我们同原来的农牧业院校还有什么区别？他用自己已经相当定型的理论，反复向大家诚恳说明了这样办学的重大意义，强调要让学员们充分利用这段对大家一生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时间，多学习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这种思想，恰恰也是自治区知青办主任许维俊同志当初设想的办学目标。

宋校长的论点也很过硬：知青只是广大乡村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能最终成为乡村中的各级干部。他们的特长是在文化知识方面。因此，在努力提高学员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适当地让他们掌握一些农牧业生产先进技术，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只让这批学员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去专攻马克思主义理论，多数学员是不满意的。况且，干部的专门培养还有各级党校呢。而专为知青开办的学校就应当介乎于农牧业院校和党校之间。

郑仙巧则由于担任过两年农村基层生产大队的负责人，深知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对于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绝对必要性，因此竭力主张要在课程中设置相关技术知识课程；但对于能够系统学习一下马列主义理论的提议则不无赞成之意。所以，实际上她往往是在辩论中站在小黄一边的。

经常参加会议的，还有事实上只够资格担任记录员的卫东。他那个头脑里装着的，既有许多天真烂漫的幻想型设想，也有不少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信念，却又由于他历来喜好倾听各种人的想法和意见而在不知不觉中积淀下来的很多普通百姓传统的思想观念。这么一个大杂烩般的脑袋瓜子，面对各位雄辩家们滔滔不绝的演说，他早就不知所云了。让他提出具体意见实在是强其所难；只是由于“都是知青”这种最为根深蒂固的观点左右，他才在事实上常常成为小黄等人意见的追随者，却又在不少实际问题上会突然一下子倒向宋校长一边。以至于黄念生曾经严肃地批评他“简直是根墙头草”。吓得他更不敢干脆直接地讲出自己的一些想法来了。

在学员中，这种争论则主要表现为每个人不尽相同的实际努力方向。以学为主的他们，仍然习惯于按照校方的实际安排按部就班地参加一切活动。不论学到点什么都觉得挺有用，因为这里所学的几乎都是自己们以前所不曾接触到的。

争论最后是由许主任的拍板解决的。他首先让学校安排人到自治区党校请来了一些理论教师，为大家先行开设了毛泽东的“两论（即《实践论》和《矛盾论》）”课，接着又为大家开设了政治经济学课程。这才把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一个入学教育活动正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