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好文章《沙漠凿泉》 - 岁月98 - 中国知青网

      节前我收到发小哥三篇好文章，先转载一篇，因为他不想用网名，所以我就替他用真名发帖在此。我觉得这篇文章写的很好，体会到了善于读书的人，才善于生活，生活的才有滋味。

                               沙漠凿泉

  1966年秋冬，文革遭到严重质疑，发起尖锐质疑的竟然是几个月前文革初起时冲在最前面的红卫兵。一天，我在平安里电线杆子上看见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张贴的小字报，《三问中央文革》，口气相当强硬激烈，与当初炮轰走资派时一样，而对象却是权倾一时、红极天下的中央文革小组。三个多月来，康生、江青以文革小组的名义到处煽风点火，随意给人扣帽子，任意罢官，鼓动夺权，大刮无政府主义歪风，引起群众的日益不满。以往的善恶是非的底线全弄乱了，不知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这种情绪迅速在社会上蔓延，到了国庆节，人们惊奇地发现许多老革命家不见了，而前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却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很快就有民谣流传开来，“早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一切都被颠覆了。
  这年12月，我在工人体育馆亲眼看到江青是多么专横跋扈，当着周总理、陶铸等中央首长，喝令：“周荣鑫、雍文涛！站出来！让革命群众看看你们的狗脸！”当时我十分惊愕，像我自己被侮辱了似的。而一个国务院秘书长，一个北京市委书记居然老老实实站了出来，大庭广众，低头弯腰。相信不止我一人有这样的惊愕和受辱感。闪过年来，1月4日，北京城里的街巷突然贴出了“打到保皇派陶铸”的大字标语，世人震惊。几乎与此同时，社会上特别是大、中学生开始批判中央文革。当时最有影响的事件是农大附中署名伊林、涤西的“致林副主席的公开信”，信以大字报的形式公之于众，作者备述文革以来诸多的乱象，言辞激烈，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林彪同志，历史的辩证法也将使您靠边站！”影响广泛的还有北京林业学院学生李洪山的批判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流传甚广，我按捺不住，给李写了封信，表示支持。全社会又处于新的兴奋之中。这就是民意，人心向背。谁也想不到十年之后，民意居然积累成改变历史的巨大能量，江青覆灭，文革寿终正寝。但此时他们可是如日中天，神通广大，呼风唤雨，颠倒乾坤啊！当时中央文革把批评者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这就是所谓的“反击十二月黑风”，一时白色恐怖，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我十分担心我的那封信会被人追查，给本来已经风雨飘摇的家庭带来新的灾难。
  冬夜寒冷，常常刮起呼啸的北风。一天，我和一匡兄，根茂、之华，廼智在小北屋闲谈，不知谁带的头，竟一起高声朗诵起骆宾王的《讨武曌檄》来了：“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入门见嫉，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句句都道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念到最后一句，“且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几乎声泪俱下，情绪激昂，想不到中国古文竟有如此魅力，隔着千年的时空，焕发出如此鲜活的生命力，替我们直抒胸臆，把心头积郁的阴云一扫而空。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吗？
  1967年早春，忽然心血来潮，急切地想读书了，便约了之华、廼智到位于北海西侧的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看书。当我们坐在北图光线柔和静谧无声的阅览室里，一查目录才知道，我们已经无书可读了，中外文学作品不在阅览范围内，能看的书只有毛著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了。毛选人人都有，就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除了受主流意识的支配，还有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欣赏马恩优美的文学才华，导师的思想借助于文学的曼妙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理论插上了翱翔的翅膀，飞到我们的心里。绕了个圈子，往文学上靠，实在是不得已。三十多年后，翻看一些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的著作，如福柯、海德格尔等，虽然各有主张，自成一家，但论才情，与马恩相比较，还是“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了。恩格斯青年时代的几篇文章，如“风景”、“伊迈尔曼的《回忆录》”，“乌培河谷来信”写的真美，读起来真是享受。我至今还能成段成段地背诵恩格斯的那些如诗般充满深情的激扬文字：

现在，在前进一步之后，连同人们的承认一起，他还获得了另一种更为自由和愉快的精神。从前青年时代的热情又燃烧起来……
谁害怕那围绕着思想宫殿的密林，谁不用利剑去开辟道路和不去吻醒那睡着的公主，谁就不配得到公主和她的王国……

因为只有热情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它像苍鹰一样不怕思辨的乌云和抽象顶峰上的稀薄空气，一直朝着真理的太阳飞去。

相信它的命运不是决定于害怕斗争的慎重态度，不是决定于已经成为习惯的老年人的庸俗作风，而是决定于青年的崇高和奔放的热情。因此，只要我们年纪很轻和充满火焰一般的力量，我们就要为自由而斗争；谁知道，当我们不知不觉老了起来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斗争！

  同时抄录并记住了他们经典语录。这个春天，几乎每一个上午，我们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记得读过的著作有马克思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书香四溢的阅览室里，弥漫着一种高尚而神圣的气氛，在这样的环境里，不由你不全神贯注地阅读，而且作摘录，记笔记。这是一种训练，至少是在做索引式的准备，日后我发现能很自如地引证导师们的论述，即使记不清原文，也能准确地知道在哪一部著作的什么地方。1997年在圣彼得堡车行在涅瓦大街上，我和邱建不约而同地朗声诵读列宁那句名言“革命不像涅瓦大街那样笔直”。同行的俄国汉学家、一个仇视革命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科斯佳惊诧地问，列宁真的说过这话吗？这么有名的一句话都没听说过，显然，他根本没看过列宁的书。由此可见，童子功是多么重要，中国传统教育注重死记硬背，其实正是从人的大脑发育特点出发，强化训练，就是植入儿童大脑一份储存硬盘，终生受用。
  每次从北图出来，尚不到吃午饭的时候，便弯到旁边的北海公园。一般是绕着琼岛转一圈，从乾隆石碑“琼岛春荫”处拣山路登上白塔，在这里的茶座泡一壶茉莉花茶，四面春光一日浓于一日，暖意熏人，花香鸟语，往山下望去，太液一池春水，头上白塔衬出高远的天空，一碧如洗。茶到无味时，我们常常把一串紫丁香泡到壶里，调笑说是  且饮春色。湖上有轻风吹来，带着些许微凉，心扉大开，无羁无拌，突然很动情：没有了过去，没有了明天，真想让我们少年的天空就这样一生一世永不消失，永不改变！

这个早春，我们的内心感受就像青年马克思给父亲的信中说的那样：

由于我的处境和我从前的整个发展，它当然是纯粹理想主义的，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扩散开了，而一切扩散开的东西又都失掉了界限。

春半夏初，撤离北图。不久便陷入地下读书的疯狂与忘我。所谓地下读书，是指这些书都是属于封资修的毒草，是文革主流要荡涤消灭的对象。这股风没有源头，不知从什么时候，悄然吹遍北京。朋友之间流行互相传递书籍，程序是这样的：一本书从你这里传到我这里，限时交换，往往是今天你看，明天必须交给下一个朋友。我常常废寝忘食看到次日凌晨。由此养成了速读的习惯，读的快才能读得多。读得最快的一本书是大仲马的《续侠隐记》，又名《二十年后》。竖版繁体，民国版本，纸已发黄。读得快是因为故事扣人心弦，不忍释卷。妖姬密李狄的狐骚蛇媚，毛道的浑身阴谋防不胜防，僵而不死的反扑，让人毛骨悚然。再有就是伍光建先生的译文很本土化，读起来像读《七侠五义》，很畅顺，很过瘾。后来我从事文学翻译，知道对这派翻译是有争议的，傅雷的法文中译文学名著也遭人诟病，我看傅译才是上品。此是题外话。

地下读书潮中，有几本书印象很深，一本是密洛凡·德热拉斯的《与斯大林的会见》，德热拉斯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第三号人物，大笔杆子，此书记叙了他首次到红都莫京，拜会共产国际红衣主教斯大林的始末。我读到他在飞机上鸟瞰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想到即将到达十月革命之乡，心中无限景仰而激动不已的那段内心独白，弄得我也与他有了同样的心情，可见他文字的魅力了。他书里写到的一些细节，着墨不多，却有着强烈的冲击力，记得我读到他说斯大林脑后一堆厚肉令他顿生反感的那几行字，心中那个钢铁导师和统帅的形象重重地摇晃了一下。

德热拉斯还有一本立身之作《新阶级》，其中阐述的思想与文革类似，强调阶级斗争以新的形式出现，需要继续革命。这似乎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难以摆脱的固执导致的结果吧。

这类疑似修正主义的理论书，是内部发行的，封面是蓝色的，不刻意设计，装帧朴素，人称“蓝皮书”，均为大32开本。还有一种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作品，因封面是黄色而被称为“黄皮书”，小32开本。这两种颜色的书，编者极有眼光，选题精当，每一本书都很抢手，文革前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印数有限，一般人看不到，想不到此时居然大为流行。

有两本小说当时颇觉新颍。一本是苏联作家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一本是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现在已经淡忘了两本小说的情节，只是还留着一团感觉：它们的风格很相似，我觉得是苏联作家模仿美国小说，读起来显然不是传统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的路子。因为苏联小说向来以塑造正面人物作为文学的最高任务。它和《麦田守望者》都以小人物的小事来铺叙，和以往的小说不同。实在不明白作者为什么写了这样一帮无聊青年。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些吃饱了撑得家伙，放着好日子不过，硬要离家出走，精神空虚，行为乖戾，爱说粗话、色话。小流氓成了主角，我当时就是这么理解的。即使如此，读后仍有一股自由舒放的豁然——突破禁锢，不拘束自己。

我的读书摘录里还保存着当年抄写的一段文字：

我凝望着天空，望着望着，突然天旋地转起来，一切的一切，生活中已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一切——一切都开始旋转，我已经分辨不清，躺在窗台上的究竟还是不是我。只觉得许多具有高深莫测的意义的真正的星星，在我头上不停地旋转起来。

有好几个夜晚，这张“火车票”把我带向远方。

给我供书的是钟解放，他也是从别人那里趸来的。这类书从不同的角落里进入流通，自然形成若干中转交流集散地。薛蛮子那里是一处，解放常去。我和他常到此处盘桓，冀有所得之外，还能信口开河，海阔天空地高谈阔论。这是二龙路一处并非四合院的平房院。走过一块杂乱的空地，东边有一处平房，门窗朝西。里面东墙无窗，光线昏暗，白天也得开灯。蛮子的哥哥老九住在这里。他与蛮子眉眼面庞相仿，但组合起来，相差的就远了。记得有一次和解放来，屋里除了老九、蛮子、徐晓天外，靠东墙的小桌前还有一女面壁而坐。我和老九聊刚看过的一本书，蛮子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是手抄的一首诗《拖拉机碾过的路上》，全诗已记不全了，只记得开头两句：“拖拉机碾过的路上，一条红色的头巾飘来。”（大意）诗写得朦胧，有味，超脱了现实，营造出某种意境，令人遐想。我问：“谁写的？”蛮子说作者叫衣群，也是老高三的，我还未及深想，忽然听到那面壁女头也不抬发问：“你觉得这首诗写得好不好？”我没有立即回答，她自问自答：“好就好在色彩的对比，诗里运用了很多有色彩的东西。”解放说她便是徐晓天的姐姐徐浩渊。后来我听人说起她，说她立志要当一个女革命家，像罗莎·卢森堡或维拉·查苏利奇那样的职业革命家。那天她还问我看过康德的书没有。我看见她正在看《纯粹理性批判》。不由暗暗称奇，我还在文学作品里漫游，人家已经在看如此艰涩的哲学著述了，而且还不是奉为正统的马恩著作。志存高远，自叹弗如！

到了二十一世纪，我才知道衣群就是我育英小学发小邱建的高中同学衣锡群，此人亦官亦商，有权有钱，但再没有见到有人传抄他的诗了。徐浩渊到底没当成职业革命家，到美国拿了个学位，好像在开讲心理引导课或做心理咨询，也传播美国主流思想的土特产。她也是我的育英校友。而挚友解放刚到退休年龄尚未退休，竟然病逝了。往事幻如春梦！

另一个禁书集散地是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郭北临家。北临也是我育英的同班同学，我是顽童，她是班长，从小就当干部，长大了就更像干部了，有一种天然的感召力，她家也是各路英雄常聚的地方。她一帆风顺，上了女附中，本来思想是很正统的，现在也如饥似渴地读起那些大逆不道的书来了。伊里亚·爱伦堡的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就是从她这里借去的。爱伦堡已被官方列入现代修正主义作家的黑名单，此前看过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雨》，感觉他的小说的风格是以前不熟悉的，叙事密度疏阔，几笔就是一个大跨度，书里写的巴黎的栗树，印象很深，那些栗树是情节的发生布景。而这本回忆录又呈现出新的风景，令我陶醉，从来没见过回忆录可以写得这么开放、漫漶，水银泻地，意到笔到，抒情，比喻，感喟全都融在叙事之中。那么多不同国家的作家，各种各样的人穿插在漫长的岁月里，和各种事件一起编织成他的生活。我做了大量的摘录，例如：

他（安德烈·别雷—笔者注）身上充满不幸，爱情的悲剧，和布洛克的友谊，经常的失望情绪，文学事业上的孤独。还在一九0七年的时候，他便给自己写了一个墓志铭：“他相信金色的光辉，却死于太阳的箭，他用思考衡量时代，却不善于生活。”他死时才五十五岁，不是由于太阳的箭，而是由于疲劳；他想和时代的步伐一致，但往往不是超越时代，便是落后于时代——不善于生活。

此后，我再也没有读到过如此写法的回忆录。

唯一不是从这类场所看到的书是在白廼智家里借来的一套侦探小说，这是民国时期上海书局印行的六本《陈查礼探案》，和少年时曾经迷恋的《福尔摩斯探案》不同，陈查礼是火奴鲁鲁警局的一个中国探长，他绝对不是贝克街那位歇洛克的翻版，不那么睿智，有着尖锐的洞察力，逻辑缜密，具有丰富的化学知识，相反，却过于憨厚，谦恭，常常显得束手无策。我一口气读了四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体验，十分兴奋。2012年，群众出版社要出版《陈查礼探案》，约我写一篇导读文章，我写的介绍文字，全凭着初读时的感受，可见这本书给我的印象之深。

寒夜闭门读禁书，自古以来便是高级享受，莫大快乐。在文革潮水席卷而来，来势汹汹，势不可挡之时，个人被裹挟着冲来冲去，感到绝望，无能为力，身不由己。但是从自己的生活里还是得到了一个启示发，有如神示，照亮了我的人生之路：即使在大势所趋的潮流下，即使你什么都左右不了无法决定个人命运的时候，你依然有败中取胜的机会，只要不轻言放弃。记住，唯有一件事是你可以作主的，这就是读书。

1968年冬，我面临了人生第一次选择。廉根茂同学报名到黑龙江858国营农场，他说：“国营农场至少有每月32元的工资，旱涝保收，每年还发军装，总比到农村插队强。”我选择了自由，不愿为那区区32元被关进遥远的冰天雪地的旷野。三线工厂远在青海，想去，人家不要，说你家里有问题，政治上不可靠，于是便与北英、之华、到广阔天地去了。梅海已上了北航，休学在家，也跟我们一起到山西插队。他的加入对于我们日后生活的改变至关重要。下乡时，我们随行李托运了整整一木箱子的书籍，这些书是我们每人各自捐出的，成为我们日常生活里最宝贵的共同财产，滋养我们的心，并引导我们度过难以忍耐的日子。

刚下乡时，我们真的像社员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疲乏一天天累积，从来没歇过劲来，总是处于疲劳状态。一天夜里躺在土炕上，忽然想起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顿悟：反正现在我们已经是最底层的劳动者了，要当一辈子的劳动者，可是我们还没有什么文化，大好年华，趁着精力旺盛，记忆力强，学习应当是第一位的，一寸光阴一寸金，过了这村没这店，将来后悔就晚了。1969年开春从北京回来，我们就立了规矩，每天晚上集体读书一个小时，书目自定，要求写读书笔记。然而一开始便遭到严重干扰。对于过着千篇一律单调乏味日子的村民们来说，知青点是他们可以串门闲聊的好去处。我们的一切他们都觉得新鲜好奇，总是问这问那，加上扑鼻的旱烟味，我们根本不能安心读书。每天晚上，我们这里都是人来人往闹哄哄的，村民们可找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梅海说：“不管来了多少人，不管人们说什么，我们都不要理睬，坚持一阵子，老乡们就会明白原来这就是知青的生活，也就慢慢习惯了，自觉无趣也就不会再来干扰我们了。”果然如此，十几天后，屋里便清净多了，每天晚上，我们围坐在杨子朝老汉从自家搬来的八仙桌旁，各把一方，展卷而读。记得我写过一篇关于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的文学评论，粘贴在我们“读书园地”的墙报上，北英写了篇恩格斯关于婚姻论述的读后感，他是带着问题学的，他与女友两地相思，遥不可及。

这年麦收过后，秋收之前，我们做了一件当时任何人都不敢去想的事：为了争取更多的读书时间，跟队里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洽商。北英已经是政治副队长，就由他主谈，我们帮腔。队长冯喜财长得太像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了，咧着大嘴岔，始终保持着憨厚的笑容，听我们解读那段毛主席语录。事情不像预想的那么难办，喜财听明白了，“是毛主席的意思，咱还有啥说的！”最后定下了双方的条件：我们每天出一晌工，十时以后不再下地，队里给我们记七成工分。这事跟谁说谁都不信，这哪儿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啊？1999年到榆次常家大院游览，我发现山西这个地方自古以来便有崇尚耕读的传统，把耕田与读书相提并论，彰显了儒家的精神，所以山西文化厚重，渗透到世代农夫的意识中。喜财队长不一定能说出这些道理，是潜在的山西文化支配使然。我们争取到的这块生存空间，当时不是独一无二也是屈指可数。由此，再次印证了我的思考：凡事一旦聚能成势，便形成大势，到了这个地步，势比人强，人不能与势抗，是谓大势所趋，顺昌逆亡，在势不可挡的大环境下，结合所处环境，经过主观努力还是能达到想达到的预期目的。

这样超常的安排，东胜庄的父老乡亲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宽容。我记忆里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场景：早春，黄河东岸各县的土地引黄浇灌，我们负责看水，在挖好的水渠边巡视，一旦跑水，便铲土填堵漏洞，确保黄河水正常流佈到每一寸土地上。春寒料峭，陈齐贤老汉靠在田间的草垛上，风从身后刮来，他用两片黑色石头片似的火镰相互撞击出火星，打着了棉絮做的火引，按到装了烟丝的旱烟袋锅里，猛吸两口，蓝色的烟随风飘散，老汉笑眯眯地看着我，像慈父，像大叔。他说：“你们都是干大事的，别听报上说的，你们在咱村呆不长，不信你们就等着看。”他说的那么断然，不由你不信。在寒风里，我们感到了暖意。老汉一锅烟将熄时，脱下布鞋，把余烬磕到鞋里，续上烟丝，把烟锅凑到余烬上，吸几口，火光一亮一亮的，又抽上第二锅了。这样抽旱烟的程序，像是古法传承，不知在农民穿上西服，打火机大普及的今天，此法是否还有人延用吗？

晋南厚土上世世代代农耕的乡亲，我永远都忘不了你们，是你们的善良、宽厚、仁爱和父亲般的呵护，给我那一段岁月注入了回味无限的乡土人情和人文滋养，有你们的陪伴，此生不虚。

我们的耕读时日一直持续到北英、志民参军，梅海回炉北航，就自然而然地结束了。半耕半读的这段时日，我开始转向外语学习，带来的中文书几乎读完了，梅海带来了不少俄文原版书，他不限于粗粗的阅读，而是把原文译成中文，我记得他开始翻译高尔基的《三人》，译文优美。把一种文字转换为另一种文字，此间之苦乐远不是母语阅读所能获得的全新的体验。梅海在我的读书生活中起的作用，好一似岸上的灯塔，这一点不夸张，恰如其分。我初高中学的是俄文，有基础，再提高一步，切实可行，因此我没有赶时髦像当时许多人那样一古脑儿地都学英语。我的选择得益于鲁迅先生致友人的一封信，先生主张学一门外语，最好先把已有基础的学好了，再学其它的。我因此没有走弯路。

俄译中的过程和结果带给我更多的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带有创造性思维过程：咀嚼原文之妙，解疑释惑的苦思冥想，寻找中文表述的词语搭配，有时为一个词的本义和贴切的中文表达，大伤脑筋，甚至在梦中也在思来想去。从那以来的几十年的实践，我深有体会，对原文的词根解析，以及由词根派生出来的新词的准确理解是翻译的第一步，否则将因误读而走偏，译文与原文大相径庭。是为译事大忌。以前我读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译本时很觉费解，主人公皮却林的所作所为怎么配得上英雄两个字呢？而皮却林，奥涅金这些文学形象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是十分重要的典型。有了相当的翻译经验后，我觉得原著的书名跟中译名一定有所区别，我仔细勘阅了刘泽荣《俄汉大辞典》和另一册俄汉双解词典后，发现问题出在中译者对原文没有深入理解，按字典上说的字义,译成“当代英雄”一点儿也没错，但是仔细研读小说里的这个人物，再全面分析字典里词义，就不会草率而为，译成“当代英雄”了。据词义，俄文СОВРЕМЕННЫЙ 可以是“当代的”，但也有“和时代同步”、“与时代相符”的涵义，而ГЕРОЙ 是“英雄”，也是“主角儿”的意思，所以准确的翻译应是“时代的主角儿”，就很符合主人公皮却林。“主角儿”和“英雄”相比没有褒贬之意，而是中性表述，风云时代的主角儿是英雄，例如李大钊、陈独秀；荒唐时代的主角儿是荒唐的人，例如蒯大富、张铁生。反过来说，从时代风云人物也可以照出时代的影子。这些都是后话了，而当时我还是个门外汉，成天捧着大字典啃原文，逐字逐句地读《盖达尔选集》。昏灯伏案，苦思冥想的时候，做梦都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会真的成了一名外国戏剧的译介和研究者，而且成为了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当时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凭着对文学翻译的浓厚兴趣，沉浸其中，度过每一天。

在临猗东胜庄和后来的临汾地区水泥厂的那些年，文学翻译占据了我精神活动的相当一块地盘，也占据了日常生活中的部分空间和时间。文学翻译，一方面，在异国文字的密林里穿行徘徊，一方面，又要在母语的词丛里寻觅斟酌，雾里看花，渐次分明，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这样的精神活动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也屏蔽了社会上各种音色和频率的干扰，什么“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翻案不得人心”统统如耳旁风，其奈我何？我只要一进入文学翻译的状态，就象走进了茫茫沙漠中的一块绿洲，这里有绿树芳草赏心悦目，有甘泉清洌滋润心田。我至今还保持留着当年在水泥厂时的一本译作，那是一个中篇小说，作者是格拉吉林，六十年代苏联文学的新秀，我译的是他的代表作《过眼烟云》。我是利用工余，伏在宿舍里的床铺上，或是在值夜班时（我的工作是班后清扫车间并留下看门过夜）在工具间的铸铁长条凳子上，完成这个译作的。译文写在八个横格本上，装订成厚厚的一册。史翔善绘画，用硬纸壳画了一幅油画：蓝天下的几棵小白桦树，作了封面，还复制了几幅原版书里的插图，为我的译文增色不少。拿起这册堪称海内孤本文革遗物的手抄本，久远的回忆便会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空荡荡的车间里，陪伴我的是那本厚厚的词典和一册练习本，外面北风呼啸，吹得窗户啪啪地乱响，我的思绪飞向冬夜的天空，飞得很远很远……

格拉吉林的这段话似乎是专门为我写的：

人，真是个奇妙的造物！他似乎给武装上了先进的理论。他似乎知道生活就是斗争，要准备迎接各式各样的考验。

七十年代初，可看的书多了一些，最显著的标志，是上海办了一份杂志《摘译》，开始介绍当代外国文学，先后出了几部外国文学作品，虽然是内部发行，但却是公开阅读了。那一阵子，我一连看了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柯切托夫的《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西格尔的《爱情故事》（附《海鸥乔纳森》）。不知为什么，这时候的阅读却没有了六十年代末疯狂夜读时的新奇、喜悦与快感。我一直记得，知青点的同伴们相继离开后，我独自一人在深秋夜半落叶的萧瑟声中，在村舍昏灯下，沉浸在《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字里行间，竟然为安多纳德这个姑娘感动得泪流满面。今天再看这段文字，铺叙近乎絮语，表述多于形象，真不知道当年它何以让我如此动心，如此脆弱。但我知道干涸的心灵正是在青春的泪水中得到了滋养。

文革以来出版界最引人注目的是郭沫若沉寂多年后推出了新著《李白与杜甫》。此书一出即引起热议，有人说郭老是迎合毛泽东好恶，扬李抑杜。记得当年看这本学术著作，确实看不懂郭老的真实用意，只是从文中又多读了若干首李杜诗篇而已。

这本书第一版的出版时间是1971年。四十年后偶然翻看，顿有所悟：这本书没有附参考文献书目，文内考证多有失据，主观臆断，甚至判断也牵强，难以服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仔细检阅，郭老无非是凭着他丰厚的学识与积累，追溯李杜，特别是李白的身世浮沉来寄托自己的某种情怀，或借题宣泄胸中块垒。而我当年并不知道彼时郭老是表面风光，内心凄凉，正在经受着丧子之痛。他老人家也是躲进文字的密林自我安抚吧？或许笔墨流淌之间，心有所寄，神有所安。

文化沦为沙漠的年代，以微薄之力凿泉者并非少数。

郝一星 2013年3月3日于京西翠微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