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阳山知青的“山书”面世啦！

穷山恶水    杨小杨      

江英地处阳山、英德两县交界的石灰岩山区，由原来阳山的江口公社和英德的英阳公社合并而成。上世纪60年代，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出差路过此地，看到这里耕地稀少，满山遍野都是石灰石，自然环境之恶劣，比起大寨大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经过调研后发现，像这样的石灰岩山区在粤北地区还为数不少，如果能抓个点，找出这类山区脱贫致富的路子，对整个粤北地区的工作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因为江口、英阳两个公社都在同一个山上，自然条件完全一样，为便于开展工作，陶铸决定将两个公社合并为一个江英公社，归阳山管理。最近拜访方行时才得知，当时把新丰县的一位副书记调到阳山县当副书记，并兼任江英的书记，可见当时对江英的重视。

江英公社1965年挂牌，公社用上级拨付的投资大规模兴建了茶场，把许多宜茶山地种上了茶叶、油茶，还支持大队、生产队种了不少板栗、油桐，因地制宜地发展山区经济作物。陶铸还专门送给公社一台货车，有了这么一台车，就能方便地把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以及救济粮等运进山里来。

可是好景不长， 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了，1967年初陶铸就被打倒了。计划中的物资、资金支持没有了，农民以劳工形式投入的一些致富项目，成了半拉子工程，老百姓当然很有意见。特别是原来的英阳公社，处在相对较富裕的英德县，原先得到的照顾比较多，现在划到穷得叮当响的阳山县，省里又断奶了，原来属英阳的干部和农民，都感觉到了很大的落差，于是他们要求分社，要求归回英德管辖。据说当时闹得很凶，历史恩怨、宗族矛盾也夹杂其中，还发生了械斗，最后政府动用了武装力量，还抓了人，才得以平息。我们到达江英时，韶关地区派驻的工作队还在一些村庄驻扎，钟如芸他们去的寨狗磅是“重灾区”，驻村的工作队员也最多。把我们从新圩调到江英，不知是否有把我们作为“永久工作队”的考量？                                                               

用穷山恶水来形容江英的自然环境一点都不过分。刚到新中生产队不久，大队就让我和余颖华到大塘坪村，调查新近嫁到我们队的邓水娣的问题，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类调查是家常便饭。从新中生产队到大塘坪要走整整一天的山路，沿途的一些景象简直让我们惊呆了。初到江英给我们的印象是地里长满了石头，可在大塘坪，耕地都在石头缝里，每块只有巴掌那么大，人们就在那里种上几棵玉米、木薯、狗爪豆之类的作物。我们跟随大塘坪村一位老人到地里去找正在种玉米的队长，可我们的眼前只看见石头山看不见地，他们在哪种玉米呢？“呜----喂”，老人向山上喊了一声，“呜----喂”，山上的人答应了，啊，这下我看到了，那石头山上有不下二三十人，看那架势还真是在种玉米呢！在阳山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去开荒，开了十块地，可收工时数来数去就只有九块，后来拿起草帽要走时，发现草帽底下还盖着一块呢!这个故事就是大塘坪的真实写照。

大塘坪缺水，雨季泉眼里还有水，到了旱季水就干了，村民要来回走20几里山路到山下去挑水，年年如此。大塘坪没种水稻，玉米红薯是他们的全部口粮。那天晚上，为了招待我们远方来的客人，队长煮了一顿玉米碴子饭款待我们，可这碴子饭硬得真难往下咽，好不容易完成了任务，可我的胃痛了整整一晚。那天晚上我还被跳蚤咬了一晚，浑身上下被咬得全是包，奇痒无比，后来数了一下，竟有140多个！虽然在大塘坪只住了一晚，但那顿茬子饭，还有把我咬得浑身是包的跳蚤，以及大塘坪之闭塞、之落后，自然环境之恶劣，却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六仔崆，是我终生难忘的又一个地方。

按照县里要求，1971年4月，公社派钟如芸、李志远和我三个人，到群峰大队六仔崆生产队调研，因队里有事，李志远先期撤出，我和钟如芸一直搞到6月份，共约三个月时间。

六仔崆地处阳山、英德两县交界的群山之中，从群峰大队过去，过了一个山坳就可看到一个小小的山窝，村子就坐落在山窝的底部。村子坐南朝北，依山而建，耕地就散落在山窝东、西、北三面的坡地上。到了六仔崆就知道什么叫“坐井观天”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阳山图片00.png：

村子缺水，全是旱地。沿村口石板路前行二三十米，有一个10来米深的溶洞，洞底有一窝清水，村民们走下几十级台阶，一担一担地把水挑回家中。雨季的时候洞里有水，到了旱季，洞里的水干了，村民就得来回走1个多小时山路去挑水。如果雨下大了，四周的水都往这盆底的溶洞里灌，污水自然也混在其中，这水就不能吃了，六仔崆生存环境之恶劣可见一斑。

记得村里有十多二十户人家，不到100人，都姓黄，它在“天下之穷处”的阳山也是数得上的穷村，粮食不能自给，还要吃政府的反销粮。村里有个土改“根子”（土改工作队的依靠对象），当年40来岁，仍未成家，因病丧失了劳动力，境况很惨。他家徒四壁，光板一块的床上七零八落地散布了几块破棉絮，早春的山区还异常寒冷，我们见到他时他披着一件刚领到的救济棉袄，在一堆炭火旁取暖。他说天气暖点还能躺在床上盖上那几片破棉絮睡上一觉，现在这么冷的天他只能在炭火旁边坐到天亮。有一天他想到邻村的姐姐家去要点吃的，可还没走到，就饿昏在路上，幸被及时发现。

至今我还记得六仔崆三同户女主人的模样，她是广州芳村花地人，日本鬼子打到广州时，她逃难逃进了这深山老林。抗战胜利后她曾回过花地，但房子没有了，家里人也找不着了，后来再也没有回过广州。见到我这个广州来的“学生哥”，她感到格外亲切。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和各家各户一样，粮食是她家最大的问题，红薯干、蕉芋（美人蕉的根）是最主要的粮食，但这也要计划着吃，不然怕熬不过这个春荒。一天炒菜的时候，我看见她从盐罐里拿出一块肥肉，心想这下好了，能吃到点肉了。没想到她拿出那块咸肉在热锅里快速地刷了两下又放回盐罐里，一盆野生苦脉菜倒进锅里就这样炒起来，天啊，天天吃这一点油腥都没有的菜，主食又只有红薯干和稀得可以照人的蕉芋粉煮的糊糊，几个月下来我就感到身体异常虚弱。

自然环境恶劣，是导致六仔崆贫穷的原因，但村里许多人又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他们说和六仔崆一山之隔的英德的牛轭寮生产队，自然环境和六仔崆几乎一样，但人家不仅粮食够吃，还种有林木和其他经济作物，收入很不错，只要六仔崆的人团结一心，再有牛轭寮人的那种苦干精神，六仔崆就一定能够改变面貌。六仔崆的山地可以种杉木，坡地可以种油茶，大家认为首先可以动手把山边的那几块荒地开垦出来种上水稻。于是全村上下齐动手，垦荒的垦荒，筑渠引水的筑渠引水，还到其他村子借来谷种，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在新开垦的那几亩水田里插下了秧苗。

那时阳山有个口号，叫做“打倒高种，打倒种高种的人”。高种就是高杆的水稻品种，又称“大禾”，因为生长周期长，一年只能种一造，而矮种生长周期短，可以种两造，当时许多人简单地认为两造总比一造的产量高，所以大力推广矮种，而不准种高种。事实上矮杆水稻需要足够的阳光和温度，而六仔崆的那几亩山坑田根本满足不了矮杆水稻的生长条件，自然就只能种高种了。不知被谁告了密，上面一定要六仔崆改种矮种。那天我们正在公社开会，突然听说公社派人把那几亩水稻都给耙掉了。我们赶回六仔崆，看到本已返青的禾苗被耙得七零八落，有村民蹲在田边直落泪。别说六仔崆不适合种矮种，就是适合种也早过季节了，现在只有把被耙掉的禾苗重新栽好，说不定还有收成。我挽起裤腿，跟着队长他们一起下到田里，含泪把禾苗一棵一棵地扶起，洗去叶子上的泥巴，重新栽好。

恶劣的自然环境又遇到瞎指挥，让六仔崆的百姓怎么活？脱离实际、强迫命令、长官意志，在那个年代不知害死了多少人。赵紫阳在广东时非常积极地推广一年三熟，到四川以后他深入全省农村调研，成都埧子（平原地区）还有条件一年两熟，广大山区因天气冷，霜期短，根本不适合种两季稻。于是他果断地将种一季还是种两季、种高杆还是种矮杆、种水稻还是种旱作的决定权交还给农民，不作硬性规定，四川的粮食生产很快就得到了恢复，重现了天府之国的风采，还有了“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

调查结束后，钟如芸执笔写了调查报告。最近看了胡珊妮写的《胡广坳调查报告》后我才知道，当时江英公社同时派出了两个由知青组成的调查组，一个是钟如芸、李志远和我组成的六仔崆调查组，另外一个是胡珊妮、尹泉香、林碧影组成的胡广坳调查组。六仔崆、胡广坳两个生产队位于江英一东一西，都是“穷到出骨”的生产队。相信我们两个调查组的知青对那段经历的感受都是同样的：刻骨铭心。感谢珊妮完整保存了《胡广坳调查报告》，不知如芸是否能找到那份《六仔崆调查报告》？

农友情深  杨小杨         

结束了三个多月的调研回到生产队，我越来越感到身体不适，腹胀、没胃口、全身乏力，肝区有点隐隐作痛，到公社卫生院检查诊断为肝炎。那个年代兴用中草药，穿心莲、半边莲、棉茵陈……又凉又散的药捡了几大包，但越吃人越乏，越没胃口，还出现了轻度水肿。见状，卫生院的医生让我到阳山去检查。

“肝大三指，质硬，腹胀（腹水？），轻度水肿”，看到这个诊断，我脑子嗡的一声，玩完！这不就是肝硬化吗？可我还不到20岁呀！奇怪的是验血指标显示肝功能正常，连医生也说不出所以然。

如芸、老皮、志远要我赶快回广州检查，不要耽搁。我回到广州在中山医检查，一个50来岁的医生看过我的检验单，摸摸我的腹部，敲敲我的腰部，诊断我的病为肾下垂。后来如芸让我到她家，请她妈妈梁医生再替我检查，确诊是肾下垂。梁医生解释说，我严重营养不良，体质极度虚弱，韧带松弛，吊不住肾，肾就掉到肋骨下面来了，因此摸到的是肾，不是肝，质当然比肝硬啦。梁医生要我注意营养，少干重体力活，尤其不要挑担走山路，待以后胖了，有脂肪了，肾就会被托回去。虽然梁医生的嘱托我没法做到，但却让我感受到了多年没有感受过的母爱般的关怀，心头不觉一热，精神为之一振。

在广州没呆多久，我就赶回了阳山，因为县里组织我们广州知青到全县参观，让我们了解阳山，认识阳山。我们参观了小水泥、小钢铁、小农机、小煤窑，这是我第一次下矿井，没想到后来我竟和煤矿结缘了。我们还到黎埠参观了高粱种植，洞冠梨，参观了黄燕滩船闸，坐船游览了有小三峡之称的小北江黎埠洞冠到连县龙潭河段。

就在参观接近尾声时，我的身体出现了不适。在去东山水库的路上，一种怪怪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向我袭来，只觉得一阵阵心慌，心脏好像都跳出了体外，后来我才知道那叫早搏。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叫停汽车，独自下车在路边树下歇息，用手拼命按摩心脏部位，好一阵子才缓过劲来。这时一辆开往新圩的班车在我面前停下，我突然灵机一动，何不回新圩去住上几天，新圩卫生院的庄医生，广州中医学院毕业，陈医生北京医科大学毕业，我和他们都很熟悉，他们的医术都不错，找他们看看也许能把我的病治好。

回到新圩，公社广播站的丘水发喜出望外，把我安顿在公社招待所。在新圩卫生院，庄医生细心把脉，给我开了药方。我把药方给还在新圩大队卫生站当赤脚医生的翟广看，翟广不禁大吃一惊，附子、玉桂、龟胶、干姜、党参……并且用量超大，她说这是很热、很补的药，一般不会给年轻人开，只会给老人或身体极度虚弱的人开。她说让我吃后注意一下，看会不会热气，会不会口干、烦躁、夜梦。翟广帮我熬好药，我一饮而尽。

第二天翟广问我感觉怎样，我说口不干，不烦躁，晚上睡得很好，她说看来这药还对你的症了。吃了两服药，整个人好像就缓过来了，困扰我多时的腹胀、心悸、乏力等症状都明显减轻，翟广自然也很高兴。她担心矫枉过正，建议我先停一停药，她每天早上买2两瘦肉，用党参、杞子炖一盅汤给我吃，她说可以补身子。我那时身无分文，全是翟广花的钱，我说真不好意思，她说别说这些，身体要紧。我知道她也不宽裕，她自己都舍不得买肉吃，却天天给我炖党参、杞子瘦肉汤。在她的精心护理下，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

下乡期间我的家庭、我的经济是最困难的，但我得到知青们的帮助也是最多的。那年不慎丢失了公社给我的救济棉袄，粤北山区没有棉袄可是过不了冬的。老皮知道后就带头为我捐款买棉袄，记得大罗、小励都出了钱，穿上这件棉袄何止暖在身上！这件棉袄不仅伴随我度过了在江英的日子，还跟着我上大学到过河南焦作，后来一直穿到80年代末。

有一段时间钟如芸的肝也不太好，她妈妈给她带了些蜂乳回阳山“护肝”，每次她都会把蜂乳分一半给我，要我吃，她说吃些蜂乳有利于身体的恢复。

在江英我们那一家子，狼某、老皮、志远，他们的家境比我好一点，所以那时我总是占他们的便宜，共享他们从家里带来的罐头、白糖、奶粉等食品。到了1973年，随着我父母的相继解放，我的家境渐渐好起来，带回江英的“物资”也就多了起来。志远觉得那段时间吃我的东西较多，就提出要“核算”，不要占我的便宜。我说几年来我占了你们那么多便宜，怎能现在我带来的东西稍微多点就要“核算”了呢？这是我坚决不能接受的。于是我们还是把大家的“物资”都放在一起共享，真像一家人一样。

到阳山的28个知青中，我的年龄是较小的，仅排在小励、子元的前面，其他人都年长于我。在农村的几年中，我受到了大家哥哥、姐姐般的爱护和关照。正是大家无微不至的关照，才使我克服了种种困难，度过了那几年最艰苦的时光，大家对我的关照，我永远都不会忘怀。

《阳山巨变》  杨小杨         

    我在新圩养病时，得知江英大部分知青集中到了公社茶场，准备参加县里国庆汇演的节目，我想我在新圩也不能闲着，就和留在新圩当播音员的陈挺商量写个话剧。陈挺在广雅时当过话剧部部长、文工团团长，是我的顶头上司，她特别擅长话剧的创作和表演。我和陈挺一起构思，由陈挺执笔，几天时间一个名为《春耕第一仗》的话剧剧本就写好了。它主要反映农村基层在抓紧春耕、不误农时的同时，仍不忘阶级斗争。现在看来，该剧本无疑受到当时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影响，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体现了所谓的“斗争哲学”。我带着剧本返回江英，并和陈挺约好，等她安排好手头工作后就到江英来指导大家排练。

没想到江英的知青们早就写好了两个节目，并且已经开始排练。其中《阳山巨变》用歌舞剧的形式反映我们在阳山参观的所见所闻，讴歌阳山的变化，词写得很美，曲朗朗上口，形式轻松活泼，很有感染力。另一个是话剧，内容与《春耕第一仗》差不多，但我觉得没有《春耕第一仗》写得好，于是提出来改排《春耕第一仗》。但大家觉得，既然两个戏都差不多，原来这个都已经快排好了，就没必要再改排了。这下我急了，扯高嗓门据理力争，气氛刹时紧张起来。记得是小励最先“转軚”支持我，她仔细看过剧本后，认为还是陈挺的稿子要好些，于是就改排了《春耕第一仗》。

由于陈挺较忙，直到我们集中到阳山县城准备参演时，陈挺才赶到阳山指导我们排练，虽然时间很短，但经过专业指导，整个舞台效果有了很大的提高。最近回阳山，才听陈挺说，那天指导完我们排练，她一个人摸黑走了三四个小时山路回到新圩，没有耽误第二天早上的播音，她的敬业精神真令人钦佩。

我们的两个节目参加了1971年国庆期间县里组织的文艺汇演，由于思想性、艺术性比较高，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阳山巨变》还被评为优秀节目。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一片好评声中，却突然接到了县里的封杀令，说《春耕第一仗》反映阴暗面过多，干部的思想竟然落后于群众，言下之意，这个节目是棵“大毒草”，明确不能参加随后的巡演。无奈，我们又拿出了知青告状的本领，直接告到张仕儒那里去了，张仕儒表了态，《春耕第一仗》才没被封杀，才和其他节目一起，参加了到高峰等公社的巡演。

《阳山巨变》和《春耕第一仗》两个节目的不同遭遇，说明赞扬的话、好听的话、粉饰太平的话，很顺耳，很容易听得进；批评的话、揭短的话很逆耳，就不喜欢听，就听不进，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却是至理名言！

林彪事件  杨小杨        

从阳山参加完汇演回到江英，我收到二哥小青的一封信，“林这个人已死，他企图害毛主席，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赫然在目。副统帅要谋害统帅，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仔仔细细把信看了几遍，还把信给志远看了，信中所表达的意思明白无误，林彪出事了。我们赶紧找来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与往年国庆的报纸相比，原来几乎占据整版篇幅的统帅、副统帅的大幅照片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华社的电讯《我国国民经济形势一片大好》；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总理周恩来没有出席，也没有人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致词；各国的贺电也见不到林副主席了。种种迹象表明，林彪可能真的出事了。那时我们只能靠在报纸上寻找蛛丝马迹来揣摩局势的变化。为避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我还是把那封信给烧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不要说是一封信，就是一句话都可以把你定为反革命。

10月下旬的一天，谭树荣对我说，林彪出事了，他是听外台的广播得到的消息。他还告诉我联合国可能很快就会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因为台湾的电台说台湾退出了联合国，显然台湾被驱逐了。收听外台是当时我们获取外部信息的一条主要途径，我们自己的广播、报纸，对国际、国内的新闻反应都很慢，有些还进行封锁，等报纸送到山区我们的手上，早就成历史了。但外台受到干扰，常常听不清楚，且当时收听“敌台”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是可以入罪的，所以我也只是偶尔听听。但国内、国际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们都无法知道准确的信息，我也只好“铤而走险”了。我不喜欢收听台湾的广播，他们说事的少骂人的多，相比之下“美国之音”就客观很多。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常听“美国之音”，一直到上世纪末，我们的新闻快了，封锁的消息少了，互联网也发展起来了，就没必要再听了。

那年入冬后，公社、大队层层开会传达林彪事件的文件，后来要传达到全体农民，因为我们有点文化，在生产队里传达的任务自然落到我们头上，传达完的中央文件也由我们保管过夜，因此有机会反复认真阅读了这些文件。文件详细讲述了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还有许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但有几个问题，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文革以来，林彪、江青关系密切，一唱一和，推波助澜，怎么突然间江青又成了反林英雄？从文件的描述来看，很多坏事都是叶群、林立果干的，林彪外逃也像是被裹胁的。最让人搞不明白的就是毛主席那封“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信。原来文化革命在我心目中是神圣的，尽管自己的父母受到那么大的冲击，自己和家庭受了那么多苦难，我都未曾动摇过对文革的信念，因为发动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这个“修正主义的头子”，文革的重要成果就是选择了林彪这个“亲密战友”、这个“可靠的接班人”。可现在“亲密战友”、“可靠接班人”也谋反了，这彻底动摇了我对文化革命正确性的看法。打那以后，对我们国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我都会独立去思考，包括发生在后来的两次“天安门事件”。

林彪事件以后，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恢复了工作，协助毛泽东处理林彪事件的周恩来更加活跃在中国的政坛上。文革中父母受到审查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他们潜伏在张发奎部队中从事统战工作的十年，而那十年正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十年。林彪事件后的一些变化似乎让我看到了父母问题有望得到解决的曙光。

探视父亲   杨小杨

经我三个哥哥的争取，1972年春节前，省八办同意我们几兄弟到曲江花坪省“五七”干校探视父亲。那天和余颖华一起上山打柴回来，接到哥哥发来的电报，让我第二天下午务必赶到韶关河边厂。第二天一早我出到江英，坐早班车赶往英德，再转火车去河边厂。

我和父亲已经整整5年没有见过面了。1967年初，父亲在省军管会办事组任职。大约3、4月间，父亲在东百附近被造反派“诱捕”，正好下班路过此地的母亲目睹了这一幕，她还去找过黄永胜，可又有什么用呢？从此我们就与父亲失去了联系。1968年我下乡前，父亲通过专案组转告，因他用了我在广雅读书时用的席子、蚊帐，他怕我下乡没用的，让我到警司去拿，他可用部队提供的被铺。我按约定的时间到了警司，原以为可以见上父亲一面，谁知专案人员把席子、蚊帐交给我后，就要我离开。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父亲正在午休，专案人员偷偷把席子、蚊帐拿走，父亲醒来发现席子、蚊帐没了，知道一定是我来了，就冲出房间大喊“小杨、小杨”，无奈，因我骑着单车，又是下坡，很快就远离了，没有听到父亲的呼喊，父亲看到我消失的背影，情绪失控了，和专案人员大闹了一场。

1969年底，二哥小青还见过父亲一面。当时省委有个好心人偷偷告知家里，父亲要被转移到韶关的干校，会在省委集中坐车到火车站。于是小青陪着爷爷、奶奶、姑姑在省委等候。后来又有消息说，父亲他们不到省委了，直接从警司到火车站。小青又陪着爷爷和姑姑赶到白云路火车站，这时父亲已经进站上车。小青他们不顾一切往里冲，因爷爷和姑姑走得慢，小青一个人冲到了前面，冲上火车和父亲说了几句话，等爷爷和姑姑赶到时，火车已经开动，父亲不禁泪流满面。

在河边厂火车站，我和从广州出发的三个哥哥会合了，我们步行了大约两个小时，来到花坪干校三连。三连坐落在韶关到仁化公路旁边的一个小山包上，沿等高线盖了几排整齐的砖瓦房，房前屋后栽满了桃树，可能是暖冬的缘故，桃树已经开花。到了三连我们才知道，父亲出去劳动还没回来，他的职责是割草喂鱼。一个叔叔得知我们是杨应彬的儿子，热情地说你们在这等等，我去喊老杨回来。

不一会儿功夫，我们就看到父亲戴着草帽，挑着一担空畚箕，沿着屋后那个小水库边上的小路回来了，他割的草已经丢进塘里喂鱼了。

几年不见，我发现父亲黑了，瘦了，但人还精神。父亲一一把我们拉到身边，亲切地问这问那。小斌就读哈军工航空电器专业，因文革和父母受审查，197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连县，开始让他去当体育老师，后来他打听到原新圩公社书记许兴民调到连县农机厂当厂长，小斌到新圩看我时认识他，就走他的后门到农机厂当了技术员。小青原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文革一来，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了，提了排长也不算数了，1968年复员回广州，到从化2602厂搞基建。小村也是1968年下乡，他到海南的农场，他的情况比我好些，饭能吃饱，还有工资，当初我也向学校提出要到农场去，但未获批准。

父亲问了爷爷、奶奶、姑姑的情况。他还问有没有母亲的消息，我们说不知道母亲在哪里，但每隔一两个月会收到她一封信，每次都是要粮票，可是家里的粮食也不宽裕呀。父亲问那信是母亲的亲笔信吗？我们说是，他说“有消息就好，有消息就好。”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母亲就在与父亲干校一河之隔的曲江山蕉103集中营，直线距离不过10来公里，当时她要粮票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们报个平安，否则连信都不让写。

我们向父亲介绍了林彪事件的情况，因为他当时还是监护对象，就连传达到农民的文件他都没有资格听。他说那阵子感觉到中央出什么大事了，干校的学员经常要开会，听传达。因为学员要在宿舍讨论，下雨出不去劳动也不准父亲在宿舍里待，开始还让他到食堂帮厨，后来伙房也不让进了，父亲只好戴顶斗笠，披件雨衣在雨中发呆。他说在报纸上见不到林彪的名字了，从《人民日报》社论、文章的字里行间，他判断是林彪出事了。他说他和罗克明（罗伟平的父亲）床靠床，中间以蚊帐隔开，午睡时罗克明把《参考消息》偷偷递给他看，天天如此，由此他获得了不少信息。

我们还谈到了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即将来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等情况。不觉已经夜深，一位叔叔进来给取暖的煤炉加煤，他还拿了些桔子给我们吃。我们边吃桔子边聊，父亲见我们把桔子皮都收集起来就问我们为什么，我们说，爷爷、奶奶、姑姑他们每人每月12元的生活费根本不够用，爷爷经常到外面捡桔子皮晒干了能卖点钱，有一次在东湖边捡桔子皮不慎滑入湖中，幸好被救起。父亲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失声痛哭，我们不经意的话深深刺痛了父亲的心。父亲他们出生入死奋斗了大半辈子，不就是要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吗？可是共和国成立都超过20年了，他和他的父母子女还天各一方，无法见面，他已年过八旬的老父亲还要拾荒度日，这究竟是为什么？

非法探亲   杨小杨  

    大约是1972年7、8月间，我们接到公社的通知，说谭树荣逃港被抓，将被遣返江英，公社准备开个帮助会，帮助一下谭树荣。

那天我们到公社见到谭树荣，他人消瘦了许多，脸色苍白，毫无血色，显得特别虚弱。我们知青到会的人好像不多，只有10个左右。记不得公社是谁主持的会议，他首先说了一通“官话”批评了谭树荣的“资产阶级思想”，要求他要像其他知青一样“扎根农村干革命”。知青中也有几个人发了言，调子大体和公社干部保持一致。

那天开完会我没有回生产队，晚上住在公社，和谭树荣睡同一个床铺，我们聊了一晚。

谭树荣告诉我，其实他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除了各种物质、装备的准备外，长距离的游泳也练了很久。他们由熟悉地形的人（现在称“蛇头”）带领，快到边防线时，昼伏夜行，但还是在淡水附近被抓了，那里离海边还远着呢。因为在他身上搜出了指南针、地图、水壶之类的东西，就被认定是逃港。有些人有经验，碰到追捕，就把所有逃港用的装备都扔掉，即使被抓，只是说迷路了，因没证据就不会被送到看守所。

他在淡水看守所呆了几天，被送往樟木头的看守所，那里是逃港人员的“集散地”，人特别多，条件特别差，每天三两米，新进去的人还要给“监趸”进贡。晚上就睡在冰冷、潮湿的水泥地板上，弄得他一身风湿。在樟木头看守所呆了一段时间，等凑齐了几车人他就被转送到韶关看守所，以后再被转到阳山看守所。他说在阳山看守所获得过一次“美差”，去收一具无名尸。他说像这类事情大家都争着去，因为出去干活那天可以吃到一斤米，而且可以晒到太阳。

     在韶关看守所他接受了询问，他被问及在香港亲友的名字及其他一些问题。在询问笔录上签字时，他看到被定性为“非法探亲”，说到这里，看得出他既感到疑惑，又感到欣慰。“非法探亲”他闻所未闻，不知道是什么罪，但从字面上看，肯定比叛国、投敌、偷渡等罪要轻，沾上那几个罪最轻的也会被判上几年。其实他不知道，那两年有大量人员逃港，在国际上被称为中国难民潮，当有外国记者问到周恩来总理怎样解释中国难民潮时，周说那些人不是难民，他们在香港都有亲戚，他们只是没办合法手续到香港探亲，属“非法探亲”。那段时间我们听过相关文件的传达，我将之告诉谭树荣，他若有所思，但没说什么。

     我问他怎么想到要去逃港，他说他有个朋友“督卒”（逃港）成功，过去后给他来了封信，说广州有个27层（广州宾馆）就觉得了不起了，到香港看到三四十层的高楼比比皆是，香港人也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比我们这边好多了，找工作也比较容易。说着，他把那封信拿出来给我看，记得除了他给我说的那些以外，还有就是英女王生日时会特赦逃港者等。谭树荣说我们成天在农村能有什么前途？特别是在江英，能否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所以他想出去搏一搏，并说东莞、宝安有许多知青都过去了。我问他那你还准备再去吗？他说现在这一身病怎么去？他说，不过在看守所里大家互相交流了经验教训，学到了不少东西。

公社同意他回广州养病，但没过几个月，我们又和他失去了联系，后来听说他成功过去了。改革开放后，听说他们班的一个同学在香港见过他，是出租车司机。我真是希望能够和他取得联系，我们能再聊上它几晚！

我真佩服周恩来想出“非法探亲”这个词来，睿智中也透出了几分无奈。文化革命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香港又赶上了经济起飞，粤港两地的差距迅速拉大，穷亲戚到富亲戚家去找机会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国际上并不一定认可“非法探亲”一说，仍把它视为“中国难民”。但在国内，“非法探亲”一说却保护了一大批人，特别是年青人，不然他们和他们家庭的境遇会非常惨。

有人说大逃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此我没有考究过，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1978年夏天，习仲勋刚到广东主政，就遇到了又一次逃港潮，习仲勋的压力很大。他深入宝安边境找当地干部谈，找边防战士谈，找农民、渔民谈，甚至还到看守所和逃港者直接对话。通过深入调研他认识到，两地经济的差距是造成逃港潮的根本原因。在采取一系列治标措施迅速压制逃港潮的同时，他多次提出要有治本的措施。他说：“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国内不行？关键是政策问题。” 在1978年底省委的一次会议上，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也可以把经济搞上去，外流问题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那次会后，广东正式向中央提出在边境地区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这就是经济特区的雏形。

广雅知青之间  陈 挺             

28个广雅知青中，多是学校的班干部、少先队干部、团干部、学生会干部，还有我很崇拜和佩服的品学兼优的师兄师姐。广雅教育的自律、自强、互相关心、团结友爱等优良品质在知青中保持发扬。

1969年参加县四级干部会议时，县宣传部报道组的赵振泉记者专门为广雅知青拍了一辑照片，不知是谁提议为照片题诗，一组小诗就在吴幼坚、罗伟平为首的集体智慧中诞生了。诗中虽然不乏“携手并肩夸壮志，展望全球红旗飘”的时代印记，却真实地表达了广雅知青“立下愚公志，誓改穷和白”的胸襟情怀。

钟如芸、余颖华下的四队(梁屋)和卢学光、古汉光下的五队(莫屋)与六队(雷屋)同在一个大自然村里，我们常常互相串门、互通信息、互相帮助。钟如芸的三同户有人在县水利局当司机，是富裕之家，有全大队第一台衣车。钟如芸带我去借用衣车，和我一起坐水利局的顺风车去广州、返阳山。我们议论自己生产队里的情况，探讨各队、各户的贫富原因。

翟广和何莲彬当上了大队赤脚医生，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建立了颇佳的口碑。她们也照看我们的小病小痛，还热心地帮助我们增长医学知识。何莲彬教我们针灸扎针，她不仅在自己的身上示范，还借出银针，教我们在自己身上练习取穴扎针。翟广教我们按压人体穴位，她教的穴位口诀“颜面合谷收”、“肚腹三里流”， 又实用又易记，我至今不忘。

新圩大队的罗伟平、许光远组成一户，他们心胸最宽广，特别是当过学校团委委员的罗伟平，对于知青之间因为性格使然的龃龉，他总是用“各种性格互补，对工作更有好处”的观点居中斡旋化解。许光远是我的手风琴启蒙老师，是公认的好心人。所以，不仅同大队的知青爱去他们那里聊天聚会，我和老皮等连陂知青也爱到他们那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寻求友谊，饿了就不客气地在他们家煮食，餐桌上常有猪肉或者鸡肉。煮饭的大米、菜碟里的青菜肯定“共”了他们的“产”，但猪肉或鸡肉是怎么来的？谁买的还是谁养的？当时可能询问过，但现在想不起来了，哈哈。

1971年1月，广雅知青的大队人马要迁到比新圩困难、艰苦的江英公社，我和翟广、徐婉玲、卢学光、沈苏民却被挽留在新圩。送别那天，虽然照相机留下了我们笑着在汽车下和他们握别的画面，但是，当汽车一溜烟地跑得无影无踪的时候，我和翟广、徐婉玲坐在公路边掉眼泪。我们实在舍不得这个集体分开，心里好生难过。春节的时候，我和翟广、徐婉玲去江英探望他们，几乎走遍所有集体户。

一线连万家   陈 挺

1970年，我们在公社的号召下，过了一个“革命化春节”，年初三上水晶背(水浸背)水库工地安营扎寨，为建设水库大坝会战了10多天。下山不久，我就被抽调到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

公社广播站通过四通八达的广播线，连接千家万户的小喇叭。在没有电视，收音机极少的农村，广播是社员们取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我们广播从报纸、杂志里选出来的文章，广播自己写的稿件。 

当地人邱水发是广播站的元老，他教我使用需要预热的体积庞大的电子管扩音机，教我用电焊锡修理社员送来的坏喇叭，带我下乡拉、换广播线。

选我当播音员的是公社书记许兴民，但他很快就调回家乡连县工作，吴和蒙接替了他的职务。吴书记是潮汕人，1950年代支援山区，来阳山当干部。他在领导农业生产方面很有成绩，被誉为“禾仔书记”。吴书记特别抓紧水稻生长的各个关键环节，从谷种催芽开始，播种、插秧、除虫、灭病、耘田、收割……都召开生产会议，我和水发都要参加。有时开田头会议，我们跟着他和一群大队干部下乡巡田。我把会议内容、书记指示、农作物生长情况、农田要采取的措施等等写成广播稿，交公社办公室梁佩悦主任修改后播出。

没有会议的时候，我会到新圩大队的生产队走走，到山区的梯田走走，下大队部和大队干部们交谈交谈，然后将所见所闻配合公社的精神写成广播稿。据说全县只有新圩广播站经常有自己采写的广播稿，因而在1971年底，县广播站的负责人带着我到南雄县城，出席韶关地区农村广播工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