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历史是一个时代的历史创造 - 东西南北大家谈 - 中国知青网

“知青运动”对中国经济起了多大作用呢？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在1957-1977年间，中国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1978年，农村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13公顷，相比之下，日本是0.7公顷，印度是1公顷，美国是48公顷。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并不需要外来的普通劳力。虽然知青也许能为开垦荒地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是有限的，因为当时的政策既未考虑经济收益，也没有想到生态平衡。

在“十年文革”期间，政府投资了46亿元建立垦荒农场，但收入只有14亿，亏损32亿（见田方、林发棠，1986：76-77）。由于优先强调“再教育”的目标，也由于领导层缺少专业人才，这些农场知青付出的大量劳动一无所获，甚至有害。特别是在西北，毁林种田和以农代牧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见胡焕庸，1985；原华荣，1985）。20世纪70年代末几乎所有知青突然离开农场，除了1979年在南方的春耕期间外，并没有引起大的问题。多年入不敷出的云南国营农场，在1980年赢利4100万元（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184）这一切又说明了什么？毁林种田和以农代牧的后果是频泛出现沙尘暴，国家又投入了巨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才治理住沙尘暴。

1800万知青原本应该是国家的一笔财富。这笔财富有多大？最直接的算法，就是国家从49年建国算起，国家和各个家庭，投入到这一千多万人身上的养育、教育费用。这已经是个一想就让人脑袋膨胀的数字。如果再从世界发展的机遇角度去看，那又是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事。这种对国家及个人财富肆意的挥霍，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了吧？而对视为国家未来的青年人权利的剥夺和践踏造成的伤害，远比经济上的造成的影响更深刻和持久。

国家，农场的投资和损失是有帐可查的，可是知青的父母为孩子提供的大量资助，农村生产队为知青的付出和损失（当然也有得益的），却无帐可查。知青的父母们在钱物和精神上的付出，更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但我相信每个知青心里都会有本帐。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几百亿的投资，几亿人的付出，千百万人的青春代价。还有那些被无知而夺去的青春稚嫩的生命，那些为能回到家乡不惜以死相博的，还有那些因被迫荒废了学业而沉轮在最底层的知青们。如此高昂的“学费”用“文革”史专家、中共中央党校的金春明教授评论：“差不多十年，一千八百万青年，十年中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度过，这个代价太高昂了，我们这个民族付不起。对于一个青年来讲，自己人生（最宝贵）的十年，他也付不起，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讲，也承担不起，投入太高，产出太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正确与否、衡量其得失。尽管没有人来像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样否定“上山下乡”，但事实上的结论还是有的。首先是我们的邓大人曾说过；“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胡耀邦说：上山下乡是“一举两害”，既害青年，也害国家。林彪说：知青是变相劳改。专家学者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才是文明社会发展的趋势。继而政府果断地停止了“上山下乡”这一政策，这说明了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是一代一代人创造的,每一代人都必然有一部分人走向金字塔的顶端。这是历史的使命,这是个人努力的成果。如果仅仅因为当过知吃青过苦就能走向辉煌,那么一千八百万知青都吃过苦受过罪,为什么没能走向金字塔的顶端呢?如果因为成功而感谢知青生活的苦难,那么今天的比尔盖次应该感谢谁呢?二次大战横扫欧洲的巴顿将军，一出生就是贵族家庭,并没有经历过磨难或是知青的苦难,不也在二战中走向辉煌吗?更无法解释像歌德、泰戈尔这样命途顺遂的天才了。世界上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难道都要感谢苦难吗?走向金字塔的顶端其中包含着太多太多的因素,个人的能力起着决定性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得到了命运之神眷顾。知识是人生的无价之宝，是人生奉献的基石，是转化为能力的源泉，1800万知青在高初中的三年里，他们有两年半的时间是在动荡无序中渡过，学到的只是毛选和语录，老三篇背的滚瓜烂熟，数理化却一窍不通。

如果1800万知青没有荒废学业，没有去接受再教育，是应当有更多的人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担。可惜！文革后改革开放的年代，国家需要大批人才去加快前进步伐时，出现了断层。老三届年令段的人才断层，这个断层拖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使各单位企业迫不得以的提拔起一批没有学历的适令老三届,走上领导岗位，其中也包括为数不少知青走上领导岗位，但很快被有高学历的群体所替代。这和个人的拼搏有一定的关联，但却不是正常的的比例，这是历史付予每个时代和这一代人的责任，而老三届们却因特殊的原因没能更好的担负起来。

本文摘自本人‘论；知青运动’

主题：知青历史是一个时代的历史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