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人的归乡日
冬闲一到，散落在各地的北京知青们先先后后大都奔向北京，回家是件高兴的事，几大问题都可以解决。一吃，二睡，三玩，四聚，谁也不愿意在家里闲呆着，一回到北京，歇足了就四处乱窜。首先是吃，在陕北坑头上的精神会餐梦想成真，家里什么都好吃，咸菜也那么可口，北京饭馆里的菜恨不得一骨脑都吞进肚子里。刚回家的头一周，饭量奇大，试想在陕北一顿吃下2—3斤杂面馍的肚量，家里蒸的小包子、包的饺子吃起来还有个完？肚子就像没底的洞，一盘接一盘，直到腮帮子累了才算罢休。若是碰上赵大块儿那号特大肚子，在乡下吃饺子论盆计数（我在岔口村亲眼所见）。回到了家里还不给他妈吃穷了算。
记得我和一个哥们儿第一次从陕北回北京，一路风尘，回到北京正逢九大胜利闭幕，我们俩带着一脸土相走到王府井，街上喜气洋洋，伟大领袖有了接班人，谁还注意到我们这俩儿乡巴佬。我们饥肠辘辘，直奔新开张的“东来顺”，进得门来，一屁股坐下，各自要了2斤羊肉，蘸着佐料，就着烧饼，一骨脑全吞进肚子里去了。觉得肚子还有不少空隙，又各自要了一斤半，汇同大白菜、粉丝，外加甜咸烧饼若干，汤汤水水揣了个八成饱。下得楼来，来到灯市西口，又见到“馄饨侯”的招牌，那诱人的香味直冲鼻窦，我们真是难以挪步了，于是又叫了几大碗馄饨，喝了个肚圆，这才拍着肚皮各自回家去了。
插队的人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天南海北，荤荤素素，什么都聊。一满都是小伙子，情窦初开，说起姑娘来都眉飞色舞，谁家的姑娘漂亮，条儿顺，谁家的姑娘壮实，都各有评论。对于体征有特色的姑娘总是要给人家起个外号，什么“排子车”，什么“麻雷子”，极尽丑化之能事。当说到自己的“梦中情人”时，又都长吁短叹，有贼心却无贼胆。大家相聚的地方大都是在当时父母外放的家中，有时也在饭馆聚集。下馆子是件乐事，但穷插队的我们兜里空空，分文没有，就想法敲那些留在北京工厂的哥们儿。比如：籍传恕就是头号大款，一个月60—70元工资，在木城涧煤矿下当煤黑子，哥儿几个一回北京就吃定了他。老籍本来就是个热心肠，脸皮又薄，又从心里同情这帮子从小一起长大的穷鬼、饿鬼、馋鬼，就叫我们选地方吃。当时主要去的地方是煤市街口的“丰泽园”，是山东风味的馆子，红烧海参、乌鱼蛋汤、烤馒头，口味极佳。还有就是八面槽的“康乐餐厅”，也是山东风味，菜味较一般，但开票的女子脸蛋漂亮，举止浮浪，在北京市内颇有名头。哥儿几个连吃饭带看人，两全其美。到外面吃饭，大都是老籍做庄，我等一干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带着嘴就行了。用孙子（即后来成为名医的孙立哲）的话说：“老籍吃饭你可以不去，钱包去就行了！”
一次，荤的油的吃腻了，老籍就建议大家去吃回民小吃，便到大栅栏西头清真小吃店吃驴打滚、艾窝窝、炸糕、年糕等，吃了一肚子甜食，撑腻得直向嗓子眼儿上冒，那孙子吃得最欢，最后就数他吐得欢。以后，我们再也不敢提吃甜食了，一提头就昏，就犯恶心。在饭馆里吃饭的时候，谁也不客气，连菜带汤都打扫干净，没有打包的事。尤其是块儿（赵志平）在的时候，充当净坛使者的非他莫属。所以每次吃饭叫不叫他总要讨论一下（他要占两个人的饭量）。在饭桌上一沾酒，丑相百出，尤其是史青和孙子，本来就不胜酒力，还特爱起哄，一喝就醉，红着脸，满嘴胡诹，钻在桌子下，趴在地上，是常有的事。
我们这帮人插队回来的聚会，除了在饭馆之外，有几个比较喜爱音乐的人还常常聚在一起听唱盘。记得常客有六锤儿、马迅、铁良、我，庄主是储齐人，储齐人有本事，路子广，也不知从何处连偷带借，搞到很多该砸的“四旧”唱盘，什么《黑桃皇后》，什么《叶甫根尼·奥涅金》，什么意大利男孩的拿波里民歌，刘淑芳的《宝贝》，轻的、重的；大歌、小曲无所不有（储至今还是个发烧友）。哥儿几个凑在储人家，一听就是大半天，声音还不小，虽然关着窗户，但难免还会飘出去，这就为以后遭难埋下了祸根。
孙子家、铁良家，大人们都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劳改去了，留着个空房子，就成了哥儿几个的“裴多芬俱乐部”，就连农大无家可归的李氏难兄难弟也在这里寄居。打牌、抽烟、聊天、打拳、下棋，一天到晚吃饱了混天黑，无所事事，先乐得个逍遥自在。每天都有几个、十几个哥儿们光顾此地，屋里烟雾缭绕，乱七八糟。记得铁良、储人、块儿、方胜等都是常客。当时家长们都自顾不暇，谁还顾得上这些毛头小伙。大家更是乐得自在忘形，全然不顾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
一天早晨，我正在我家附近锻炼，就见储人惊慌失恐的奔将过来，嘴里不住地叨叨：“坏了，坏了，铁良家和孙子家都被抄了，人都被带走了。”我闻讯也大吃一惊，连忙和他一起直奔十七公寓而来，就见大门紧锁，人去楼空，连长期寄住在这里的农大两兄弟也不见了踪影。大约上午9点多钟，就见农大那位兄弟匆忙赶来，气喘嘘嘘地讲述了昨晚的遭遇。我们这才知道：工宣队在革命群众的积极配合下，一举端掉了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子弟”的小集团。理由是聚众打牌、打拳、偷听黄色音乐，享受腐朽生活，造成恶劣影响。为了整肃环境，必须给予痛击。除了我和储人之外，全部落入法网。据说，大家都供认不讳，由于李氏兄弟交待及时，态度诚恳，被提前释放。他向我等招招手，来了一句“哥们儿先走啦！”言罢，头也不回遁去了。我和储人走到荷花池边上，只见铁良咧着嘴，黄着脸，向我们走来，他向我们诉说到了里面的待遇，不许睡觉，严加拷问。你想想，一个十六七岁的大男孩，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几下就全都招了，最后人家念他年幼无知，最多是个从犯，就把他给放了。其他犯人也因为态度较好，又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罪过，也都一一释放了。可作为主犯之一的我们还在逍遥法外，黄色音乐的传播者储齐人早已是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我和铁良、块儿、李宁、师勤商量，决定还是尽早逃离，先去储人插队的山西，避避风头，然后再回陕北。储人先去安排一下，我们随后就走，从出事到走的那几天晚上，我是寝食不安，草木皆兵，晚上风吹得窗户响，我就怀疑是捕快来了，惊得睡意全无，战战兢兢熬了两三天，终于伙同铁良、师子等人仓惶出逃，奔了山西太谷，结束了流放人的归乡美梦。
这段归乡生活，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蒙难的兄弟至今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事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聚众在储人家听唱片所引起。他家有位芳邻，是一位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思想觉悟过硬，革命警惕性高，当时任小脚侦辑队长，她趴了墙根嗅出了资产阶级腐朽的味道，看到这些臭老九的孩子们，一天到晚房前屋后四处活动，岂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因此就向工宣队举报了，引发了这场斗争。斗争的结果当然是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狗崽子们的溃逃为结局。文革结束了，我们先后都回到了北京，重新过起了安定的生活。储人又操起了旧业，我们不用躲躲闪闪而是公开地唱、公开地听那些所谓的靡靡之音，而那位忠诚的女战士，大半因为文革中操劳过度，处心积虑，落了个周身关节疼，爬不起炕来了，这恐怕也是一种报应吧！
插队时每次回京，都要到革命老太太处登记，以便接受无产阶级们的监督。春节刚过，老太太们就来登门教育，说是该回乡参加抓革命促生产了，压力一次重过一次，我爸爸很严厉，不管我妈流多少泪，也紧催着我返乡，离家的滋味，自然不好受，但命该如此，又奈如何？
昔日的知青，有如当年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带着西伯利亚的雨雪风霜，回到彼得堡，而彼得堡的灯红酒绿，又如何容得下这些时代的弃儿，该去哪儿就去哪儿吧。在那苍穹之下，莽林、荒原、穷山、恶水，才是知青们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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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1/21 15:53: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