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月党中央倡导知识青年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1955年8月，在全国掀起知识青年到农村劳动的高潮。1957年4月8日，由刘少奇主持撰写的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成都等城市，积极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到1957年底，据20个省(市)的统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知识青年已达9万多人。
1966.7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这篇社论是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阐述坚持上山下乡正确方向的必要性。其目的是说服城乡群众支持或欢迎逗留城镇的下乡青年迅速返回，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投入三夏战斗，搞好农业生产。中央权威性报刊首次使用“上山下乡”一词。从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全国通用的提法。
上山下乡知青的数目一直没有一个统一数字，约1800万知青上山下乡是大多数人都认可的数目。这1800万知青是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被裹协其中的是知青家庭和农民。这个人数更是无法计算清楚，按当时社会背景，多数家庭是4-6人组成，夫妻二人和2-4个孩子。一个孩子和多个孩的家庭是少数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推算出大约数字。1800万知青，就有约1800万个家庭，除去知青本身，就有约7000-8000万人参予到这场空前绝后的运动中。农村被裹入其中的更是无法统计，我们假定为每个生产队200人，每个生产队的知青是10个人其比例是1：20也就是说这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的运动参予者达到3-4亿人口。
那么“知青运动”对中国经济起了多大作用呢？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在1957-1977年间，中国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1978年，农村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13公顷，相比之下，日本是0.7公顷，印度是1公顷，美国是48公顷。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并不需要外来的普通劳力。虽然知青也许能为开垦荒地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是有限的，因为当时的政策既未考虑经济收益，也没有想到生态平衡。
在“十年文革”期间，政府投资了46亿元建立垦荒农场，但收入只有14亿，亏损32亿（见田方、林发棠，1986：76-77）。由于优先强调“再教育”的目标，也由于领导层缺少专业人才，这些农场知青付出的大量劳动一无所获，甚至有害。特别是在西北，毁林种田和以农代牧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见胡焕庸，1985；原华荣，1985）。20世纪70年代末几乎所有知青突然离开农场，除了1979年在南方的春耕期间外，并没有引起大的问题。多年入不敷出的云南国营农场，在1980年赢利4100万元（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184）这一切又说明了什么？毁林种田和以农代牧的后果是频泛出现沙尘暴，国家投入了多大的代价，才治理住沙尘暴。
1800万知青原本应该是国家的一笔财富。这笔财富有多大？最直接的算法，就是国家从49年建国算起，投入到这一千多万人身上的教育费用。这已经是个一想就让人脑袋膨胀的数字。如果再从世界发展的机遇角度去看，那又是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事。这种对国家财富的挥霍，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了吧？而对视为国家未来的青年人权利的剥夺和践踏造成的伤害，可能比经济的影响更深刻和持久。
国家，农场的投资和损失是有帐可查的，可是知青的父母为孩子提供的大量资助，农村生产队为知青的付出和损失（当然也有得益的），却无帐可查。知青的父母们在钱物和精神上的付出，更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但我相信每个知青心里都会有本帐。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几百亿的投资，几亿人的付出，千百万人的青春代价。还有那些被无知而夺去的青春稚嫩的生命，那些为能回到家乡不惜以死相博的，还有那些因被迫荒废了学业而沉轮在最底层的知青们。如此高昂的“学费”用“文革”史专家、中共中央党校的金春明教授评论：“差不多十年，一千八百万青年，十年中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度过，这个代价太高昂了，我们这个民族付不起。对于一个青年来讲，自己人生（最宝贵）的十年，他也付不起，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讲，也承担不起，投入太高，产出太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正确与否、衡量其得失。尽管没有人来像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样否定“上山下乡”，但事实上的结论还是有的。首先是我们的邓大人曾说过；“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胡耀邦说：上山下乡是“一举两害”，既害青年，也害国家。林彪说：知青是变相劳改。专家学者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才是文明社会发展的趋势。 继而政府果断地停止了“上山下乡”这一政策，这说明了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是一代一代人创造的,每一代人都必然有一部分人走向金字塔的顶端。这是历史的使命,这是个人努力的成果。如果仅仅因为当过知吃青过苦就能走向辉煌,那么一千八百万知青都吃过苦受过罪,为什么没能走向金字塔的顶端呢?如果因为成功而感谢知青生活的苦难,那么今天的比尔盖次应该感谢谁呢?二次大战横扫欧洲的巴顿将军，一出生就是贵族家庭,并没有经历过磨难或是知青的苦难,不也在二战中走向辉煌吗?更无法解释像歌德、泰戈尔这样命途顺遂的天才了。世界上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难道都要感谢苦难吗?走向金字塔的顶端其中包含着太多太多的因素,个人的能力起着决定性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得到了命运之神眷顾。
如果1800万知青没有荒废学业，没有去接受再教育，是应当有更多的人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担。可惜！文革后改革开放的年代，国家需要大批人才去加快前进步伐时，出现了断层。老三届年令段的人才断层，这个断层拖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使各单位企业迫不得以的提拔起一批没有学历的适令老三届,走上领导岗位，其中也包括为数不少知青走上领导岗位，但很快被有高学历的群体所替代。这和个人的拼搏有一定的关联，但却不是正常的的比例，这是历史付予每个时代和这一代人的责任，而老三届们却因特殊的原因没能更好的担负起来。
“知青运动”是知青们无可奈何的选择，而一切没有选择权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当你表扬一个太监守贞操，就像在我们的时代你表扬一个下岗工人勤俭节约，农民衣着朴素一样没有意义。只有当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时，我们的“牺牲”才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牺牲”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件我们完全不能自主把握的事件，在道德上就没有理由获得好评。在淫威和棍棒下被动地从事一件他完全不得已的工作，和顶住舆论的压力，毁家纾难，成就一项他认为有价值的事业，这二者是有天壤之别的。如果不问自主选择和被迫的区分，一味赞叹受难者的勤奋，即使他们的工作真的对后人有意义，也显得全无心肝。
如果说强迫的苦难可以使一个人功成名就的话，那么楚怀王就应该算是推动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功臣了，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迫害和放逐，就没有屈原的《离骚》和《九章》。汉武帝就成了支持史学研究的好领导了，他虽然没有给司马迁拨经费，但如果不是他阉割了司马迁的话，司马迁可能就写不出《史记》。我们更应该感谢秦始皇，如果没有秦始皇的皮鞭，奴隶们哪会心甘情愿地修筑长城及秦始皇陵呢？我们又怎能欣赏到雄伟壮丽长城，奇巧无比的兵马俑呢？这些都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它们都是以白骨为奠基，用无数个鲜活肉体和无数个家庭的辛酸所堆砌而成的。只是由于时空的转换，年代的久远，使我们拉开了距离去“审美”，才能心安理得的去欣赏这些“艺术”。
如果由于一个强奸犯的强奸使一个寡妇怀孕生子，让她晚年的生活有了依靠，难道我们就应当赞扬那个强奸犯的强奸吗？一个恶棍无端将一男子阉割，使他没有机会去犯生活作风问题，难到我们就要赞扬；“还是阉割的好”吗？
如果我们再换个角度去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战争创伤？这是弱智提法。二战后，艾森豪威尔用发展建筑业为杠杆带动相关行业，拉动内需，很快走出了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其他很多国家依靠这种模式，走出了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的阴影。在改革开放中，中国不少城市也是依靠这种模式走上了经济腾飞的道路的。建国已经十七年了，还在提战争创伤，那就是对一个执政党的侮辱。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国家共投入了三百亿。这只是直接费用，加上间接支出何止三百亿，如果用这笔钱去解决就业问题，应当解决一大部分。当时人民生活必需品极度溃乏，我在沈阳食品商场里看到一千多平米规模的商场，花花绿绿的摆满柜台，只是一种包装精美的盒装食品“代藕粉”。如果投资建食品加工厂来解决这些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三百亿可以建多少个工厂。那时上百万就可以建一个规模不小的工厂了，就业还是问题吗？
由于和意识形态“捆绑销售”的时间太长，有些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那被强行扭曲人类意志的年代,有被扭曲了的思想是不足为怪的。大部分人为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所感动幡然醒悟，但也有些人由于当年的顺势而沉弥其中，不能自拔。其实只要挣开眼看看；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所取得成就，看看今天强盛的中国，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应该治愈了吧！
苍狼向月
2009.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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