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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思歌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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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歌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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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思歌腾的故事  发帖心情 Post By:2009/2/19 21:37:00 [显示全部帖子]

我是1969年4月,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插队的天津知青。虽然我仅仅在草原生活、奋斗过4年,但那一段经历使我终生难忘。如今我们都已近花甲之年,也时常喜欢回忆过去的事情,老同学老知青的聚会也逐渐地多了起来,我想怀旧也是一种人之常情吧。我之所以取名“思歌腾的故事”,是因为“思歌腾”蒙语就是知青的意思。知青的过去、知青的故事,如果每个人都写一些,那多少天也说不完。自从我登陆了中国知青这个网站,就像有了家一样的感觉。我很想在这里逐步的发表一些自己过去和现在写的和准备写的回忆性文章,同大家交流。我们有一个同学叫张勇,38年前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草原,她因此也成为了那一代知青的楷模。如今我们仍然活着,当然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酸甜苦辣,让我们大家都珍惜今后的美好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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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09/2/20 20:47:00 [显示全部帖子]

是的,张勇是一个女知青,天津42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4月25日下乡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黄花公社插队。1970年6月3日不幸落水牺牲,时年19岁。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出色的知青带头人,多少年了,我们大家一直都很怀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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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思歌腾的故事——草原上的羊群  发帖心情 Post By:2009/2/20 20:56:00 [显示全部帖子]

 

草原上的羊群

      一位网友从坝上草原旅游回来,将她拍摄的几张照片发布在QQ上。我看到后,觉得很好看,便收藏了。其中有几张羊群和草原的照片是我比较喜欢的。之所以喜欢,是因为从这些照片上,我似乎看到了我过去曾经生活和为之奋斗过的地方——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当然,照片上的几十只羊和那时我曾放牧过的羊群无法相比。它们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小堆,而当年我所放牧的羊群,至少也在千只以上,散开来,方圆几里地,白花花的一大片。尤其在夏天,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原,雪白的羊群,也是很壮美的。

     望着照片上的羊群,我的思路一下子就回到了38年前。

     1970年初,草原正是数九严冬,我被安排到牧民宝德家当羊倌,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到蒙古包放羊,第一次真正的到牧民家中和草地人同吃同住在一起。

那时,我刚刚18岁,还非常的幼稚和单纯。天真的认为;凡是贫下中牧都是苦大仇深、爱社如家、勤劳勇敢、朴实无华,凡是党员干部都应该是廉洁奉公、先人后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所以,当听说宝德是贫牧、他老婆是党员时,十分的高兴。我想,自己一定要珍惜这次接受再教育的机会。

那时的宝德,已是40岁左右的年纪,中等身材,瘦瘦的,有一张略显苍白的脸,会讲点半生不熟的汉语。一见面,他就跟我说;我的“勃叶毛”(蒙语,身体不好的意思),咳嗽,痨病。意思是告诉我,他身体不行,以后我得多干活。要好好劳动,我没意见,我们就是来虚心向贫下中牧学习的。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更何况是帮贫下中牧干活。

初到蒙古包和蒙族牧民生活在一起,开始还真有些不习惯。蒙古包通常都是一个面积大约八、九平米的圆形的、就像一个巨大的笼屉帽,用“哈那”支撑而成(哈那,是一种可拆解、折叠、组装的、用皮条传接起来的木架子)。蒙古包的外层,用毛毡、帆布遮挡起来,可以遮风避雨。包内中央放一个空心的像铁桶一样的炉子,有烟囱伸向包顶的外面,还有一口大铁锅放在炉子上面,这就是草地牧民用来烧水、做饭、取暖的炊具。包内地下四周铺着毛毡和牛皮,打开行李,我们就睡在上面,无论春夏秋冬。通常,包主人都是一对夫妻,(我们习惯上称呼他们为老板、老板娘),他们睡在进门右侧(东面)的一张一尺来高一米多宽的木板床上。羊倌睡在北面,有时还有他们的家人。西面,在冬天还要栓一个小牛犊子,这主要是为了养奶牛和挤牛奶。总之,空间很小。蒙古包也很低矮,在里面只能坐着,至多也只能弓着背、猫着腰站着。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生活、吃喝、睡觉都在一起,来自都市的知青们开始很不习惯,像我们男生还好一些,而那些女生所面对的尴尬和不便就可想而知了。

跟宝德接触没几天,我就感觉到了他是一个非常自私自利而且十分吝啬的人。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贫下中牧的优良品质,更看不到蒙族牧民的宽厚与豪放。开始他老婆没在家,他负责做饭。清晨,他赶了点面条,放了点羊肉干,煮了一锅面汤。我吃了两小碗就不吃了,其实并没有吃饱而是不好意思吃了。因为他做得并不多,如果我都吃了——按照我们的习惯,好像有点不礼貌。他看我没吃完,就自言自语的咕哝着,也不知说了些什么。晚上放羊回来,他依旧将剩下的面汤放在锅里热了一下,就算我的晚饭了。尽管少得可怜,我仍然给他剩了点。第二天他就做得更少了,如此,第三天、第四天……一连好几天,我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要知道,草地人的饮食是以肉食为主的,通常是一日两餐,那半生不熟的手把肉还有那白油油的羊尾巴,再配上奶干、奶皮子、奶茶等还是很解饱的。而我们知青开始都很难适应,仅仅两碗面汤怎么能挺得住,一天下来,早已是前心贴后心了,何况我们还处在生长发育的青春期,“为革命系紧裤腰带”!我不断地用这个口号来激励自己。

忽然有一天早晨,我把他做得一锅面汤吃了个精光——我不能再客气了。他一副很吃惊的样子,又好像明白了点什么——思格腾(蒙语,知青的意思)饭量见长啊?虽然我吃饭不再那么客气,但一日两餐,放羊一天在外面7~8个小时,中间水米不进,仍然常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别的蒙古包的老板通常都在午后接替一下羊倌,让他们回家吃点东西、喝点热茶暖暖身子。而宝德从来就没替过我,而且还越来越不客气。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属于老实孩子之列,从来都是锋芒不露。他似乎觉得我软弱可欺,对我总是横条鼻子竖挑眼。有些牧业上的活不知道如何去做或做不好,他就会大声的训斥我;你的白白地(笨的意思)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金肯白白地”(蒙语,真笨)!冬天用做放牧的坐骑都要喂豆饼,以保持马的膘肥和体力。将豆饼放在火炉旁慢慢烘烤,烤热、烤糊、烤软,一股浓香扑鼻而来,然后用刀子一片一片的刮下来,放在盆里,掰成碎片,拿去喂马。每个人的马都是有一份的,但是他只喂他的马而不让我的马吃。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别扭,你可以对我省吃俭用,但欺负我的马无疑对我也是一种歧视,这种人格上的屈辱我不能接受。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自己拿了豆饼去喂马。他当然不干,我们就争吵了起来,为什么不行?何况我每天还要骑着牠去放羊!我的愤怒,使他大惊失色,从此他再也不敢跟我吹胡子瞪眼睛了——原来,这个“思格腾”也不好惹。和他共处的日子里,我深刻体验了毛主席当时的一句话:“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会是这样”。真是,这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贫下中牧也有不怎么样的,蒙族牧民也有财迷的吝啬鬼。

在宝德家的时间不太长,春天来了,我又被安排到别的人家去放牧准备接羔的羊群,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真正开始了羊倌的放牧生活。在草原的几年,我大概在四、五户蒙族牧民家当过羊倌。苏和巴特家呆的时间最长,大约1年吧,从他结婚到他老婆生孩子。扎米彦是个青年人,有文化,汉语不错,也喜欢下象棋。在他家时我们经常下棋,当然他不是我的对手。还有老僧加木苏,一个中年的红脸膛的汉子,非常的爱喝酒,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他还非常喜欢让酒,你不喝他就不高兴。在他家当羊倌时,有一次我实在碍于情面推辞不过,就接过他递过来的白酒,一连三大酒盅,都是一饮而尽,大约2两多吧。没几分钟,我就感到头昏、四肢瘫软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了。心里跟明镜似的清楚,但是说话已经不利落了。我知道,这是醉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醉酒。老僧加木苏有个小女儿阿迪亚,那时大概八、九岁,很可爱,我跟她学会了下蒙古象棋,(很像今天的国际象棋)当然现在已经忘得精光,一点也不会了。还有包音家,这是一对50多岁的中老年夫妇,他们有一个领养的男孩叫查干呼,翻译成汉语就是白孩,的确,长得眉清目秀,白白胖胖的,很漂亮,那时也就六、七岁。他们一家在草地牧民中有一定的威信,正直、善良又很倔强。他老婆性格刚烈,有一副伶牙俐齿,整天絮絮叨叨,讲起话来,语速很快。但是,她对我们知青很好,对我照顾得很周到。从他们家我充分感受到了蒙族牧民的淳朴与善良。

放羊的日子,其实是很枯燥的,有时甚至感到很无聊。日出而行,日落而归。通常都是吃过饭后,赶着羊群朝着水草比较肥美的草场走。羊儿散开来,边吃边走,羊倌或骑马或牵着马步行跟在后面。有时干脆坐在高坡上等羊群走远了,再骑上马追过去,稍微收拢一下羊群,然后再往高处一坐,或看书,或唱歌,或背风而立,遥望苍天,朝着家乡的方向……那是一种向往和期盼。一般,接近中午时分,羊群来到有水的地方:水泡子、小溪或河边,在这里饮水,我也在这里饮马。然后,掉头往回走。这时,羊儿基本上吃了个大半饱,行走的速度也就慢了下来。常常是散开来,白茫茫的一大片,几乎是原地不动。夏天很长,中午也很热,有些羊儿也趴在地上休息,我有时困了也会睡上一小觉。

草原的春天,嫩草发芽,一片生机盎然。夏天则青山绿水,绿浪无边。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眼前是一片金黄。冬天则白雪茫茫,就像银色的海洋。草原是辽阔的,我不知道呼伦贝尔草原倒底有多大,我只知道我们公社的草场,南到达濑湖北到苏蒙边境,长200里,宽60里,那就是3000平方公里。当风和日丽的时候,草原是美丽的,像含情脉脉的少女;而老天一旦变脸,尤其在冬天也会像恶魔一样冷酷无情。

那时的草原,鼠害已趋于严重,草场在逐渐的沙化。所以春天一刮大风,也会是漫天的黄沙,用现在的词汇来说就是沙尘暴。夏天,雷阵雨也常常会突发而至;刚才还晴空万里,一会儿就会雷雨交加。所以,我们外出放羊时都要将雨衣绑在马鞍上。有时没带雨衣,暴雨来临,就躲在马肚子下面。而我的牧羊马也通晓人性,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电闪雷鸣,绝不会踩着你,碰着你。比较可怕的就是草原上的暴风雪。在这样的天气里放羊,只能是赶着羊群顶着风走。这时的羊倌最紧张也最辛苦,需要不停地来回地驱赶着羊群,不停地来回地大声地吆喝着羊群,用套马杆子抽打和哄赶牠们。因为稍一松懈,羊群就会掉转头顺风而下。一旦失控,后果就严重了,有时老板们也要来帮忙。每年的“惊蛰”,是当地人谈虎色变的季节,俗称“闹惊蛰”。节气是相当地准,我在草原的几年,所赶上的惊蛰,都是在暴风雪中度过的。那时,严冬即将过去,风雪打在脸上很快就会融化,反倒异常的寒冷。经过一个寒冬的煎熬,多数牲畜已经很瘦弱,所以此时冻饿而死的牲畜也就比较多。

草原是宁静的。通常静得只有风声,只有羊儿咩咩、牛儿哞哞和偶尔马儿的嘶鸣。放眼望去方圆几里、几十里没有人烟,通常都是孤身一人,没有人跟你说话,跟你聊天,也没有人听你倾诉。人们见了面一般的话题也无非是哪的草好,谁的马好,谁家的羊群或牛群不错等等。生活过得十分的安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清闲的不能再清闲,脑袋里装得东西少之又少,所以有限的东西也就记得相当地牢固,以至我总是认为,那些年是我一生中记忆力最好的时候。

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再加上与草地牧民语言不通,有时一天也不会说上几句话。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感到自己都要不会说话了,快成为哑巴了。

放羊的生活,一天是这样开始的。早晨,天亮后起床。老板娘烧好了茶,对我说;“才吾达(喝茶)”,我也说,“才吾,才吾”。饭做好了,老板娘又说;“豪了依的(吃饭吧)”,我就开始吃早饭。吃完后,老板娘又问:“沙达故?(饱了吗?)”我就回答说:“沙达介(饱了)。”然后,羊群开始骚动,离开了羊圈,放羊的一天就开始了。晚上回来,老板娘照例问你;冷不冷,饿不饿。然后就吃饭,喝茶,睡觉。如此,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最初的一段时间还没觉得什么,尽管很单调,很寂寞,有时甚至觉得很无聊,但我一直在不懈的鼓励自己——这是对自己革命意志和品德的艰苦磨练,自己一定要经受住考验。

通常,每隔一段时间,我们知青都要去大队的仓库一趟,拿些换洗的衣物等,那里存放着我们从天津带来的行李物品,有时还要去公社寄信、找会理发的同学理理发或买些生活用品之类的东西。实在离不开,就看谁去公社或大队,让他们顺便给带来。知青之间,12个月不见面是常有的事。记得我最长的一次是有8个多月的时间没有离开过我放牧的蒙古包,没去过公社,没去过队部,也没理过发。可想而知,头发该有多长了——当然,也没有长到原始人那样——披肩散发。8个月没理发,也没洗过头,头皮都被油泥渍死了,所以,头发也不长了。

在放羊的日子里,我也曾利用一些时间看书,放羊的时候在野外,在山头,在冰天雪地里,晚上在蒙古包的油灯下。当然,看的不是外语,也不是专业、技术书刊,基本上是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等,天天读,天天看,就差倒背如流了。那个年代,真是无书可读。所幸运的是,我从家带来了一本鲁迅文摘,这可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在年轻时代,她对自己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彷徨时刻,我从一位知青好友那里借到了一本前苏联作家奥斯托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书,使我爱不释手,我为书中的主人公所吸引、所崇拜,保尔-柯察金短暂的艰苦卓绝的一生,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更加坚定了自己在艰苦环境中奋斗下去的信心和决心。

然而,岁月是无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在一天天的增长,大家似乎也逐渐在走向成熟。知青战友们聚在一起时,最多谈论和探讨的是;我们有没有必要扎根在草原一辈子?我们有没有必要千里迢迢来到草原,接受这种再教育?像羊倌一样,我们是否也是一群被流放的羔羊?

渐渐的,有些人开始以病退或投靠亲友的方式离开草原,返回家乡。那时,仍是文革时期,但是国家的知青政策却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大概从1971年开始,有了“选调”的事情。所谓选调,就是选拔和调动一些表现不错的知青离开草原或农村到城市上学或从事别的工作。有的知青,被选调到公社、旗里当了干部或工人。还有的被选调上学;去海拉尔、扎兰屯等地上卫校、师范或学畜牧,还有的去当兵成了消防战士。后来,个别同学被选调回津上了大学。虽然人数不多,但每走一个同学,大家的心情就要大大的波动一次。有时刚刚平静下来,又有某个人离开了,如此越发的不安起来,心情更加的沉重起来。越发觉得没了意思,越发的想念家乡,想念自己的亲人。想走走不了,想离离不开,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结束这放羊的生活。

在此期间,在放羊的时候,在草原,在山坡,甚至在冰天雪地里,我写了一本长篇日记——“默默的生活”,她回顾和反思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我们——红卫兵造反的日子和如今的我们——知识青年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只可惜这本日记这些年没有保存下来,不然我一定把它发表在我的博客上。那时,内地的文化大革命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草原也在批“内人党”,也在“搞一批三查”,后来又搞“整建党”,而我们也在反复思索着;我们是时代的宠儿还是弃儿?

那时,知青中经常说的一个词就是“单调”,这主要源于生活的乏味。有时自己实在是腻歪了,就站在高坡上、山顶上放声高唱,一口气把自己所有会唱的歌全部唱完。那时的歌基本上都是歌唱党、歌唱毛主席的革命歌曲,还有革命样板戏。我唱得非常动情,声音好大好大,能传好远好远。但听众只是那些埋头吃草的羊儿们,牠们有时也抬起头来茫然的看看你。有时唱得歇斯底里起来,那歌声就变成了嚎叫和哀鸣。那也是一种发泄,发泄自己心中的悲与苦。这悲与苦,除了自己,有谁知晓?党知道吗?毛主席知道吗?甚至连我们的家人、我的父母也不知道——我不能将草原的艰苦日子如实的告知自己的亲人——我们不愿他们为我们担心。

放羊时,我也常唱自己瞎编的一些歌,以抒发自己的心情、排解胸中的郁闷;“面对着茫茫一片大草原,把心中的歌唱一唱。放羊野外边成天地周旋,饥寒交迫艰苦中磨练。生活多单调,光阴飞度日月转,一辈子这样,你情愿不情愿,你心甘不心甘?”“抛弃那十足的媚骨奴颜,撕去那无可奈何的伪装着笑的假脸。丢掉那一切自欺欺人的手段,挺胸自立、自重自爱,以主人翁之姿态我存于世间。”“向着美好的理想而努力着,为着最坏的境地而准备着。只要还活着,一切都还来得及去做……”。

应该说,在上山下乡年代,在草原的后半段时间,我们多数知青已经开始考虑或意识到我们有没有必要永远留在这里?直到今天,我也不会赞美那段时光是如何之好,羊倌的生活是如何的传奇。我只能说;草原的生活,令我终生难忘。过去的艰难岁月,磨练了我们这一代人,也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同样,它也毁掉了我们之中的许多人,不是么?在我知道的草地知青中,大约有近百分之十之的人已经过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因为疾病,因为困苦,因为企业倒闭,因为下岗,因为住房,至今还有一些人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诚然,我们之中也不乏佼佼者,他们成了国家和民族的有用之才,成为了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或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

一张照片,引发了我如此之多的回忆和感慨。岁月流逝,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愿我的同龄人、知青战友们珍惜今后的幸福时光,愿我们的后来人能够知道父辈的艰辛,因而自强自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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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09/2/23 20:46:00 [显示全部帖子]

感谢您的评论,过去的生活是难忘的,当静下心来回想过去时,我没有想到事情过去了近40年,但往事却历历在目,思绪也像潮水般的涌上心头,以至于一提起笔就停不下来。真没想到记忆竟是如此的清晰。按理说到了我们这个年龄记忆力都是明显地减退了,但过去的事情却不能忘怀。这足以说明知青经历给我们打下的烙印是多么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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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09/2/26 22:18:00 [显示全部帖子]

  思歌腾的故事之二——过年

窗外的鞭炮声震耳欲聋,今天是农历正月初五,俗称破五,过了今晚,这个年也就算暂告一段落。如今的年,通常都是在走亲串友,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中不知不觉中度过的。俗话说:“ 每逢佳节倍思亲”,自然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也会经常思念起已故去的父母和长兄,他们没有充分感受今天的幸福生活,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怀念亲人的同时也常常会回忆自己这大半生中所度过的每一个年,每一个春节。

当然多数的年,都已经记不清了,而最令我难忘的是那些比较难过的年。尤其是常常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那时自己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曾经奋战在祖国的边远牧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我在牧区生活了4个年头,在那里过过两个年.其中第一个年是终生难忘的。那是1970年的春节,当时大部分知青都已回家过年了,我们队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天津知青,时值严冬季节我们住在远离公社和队部的一个叫查干陶勒盖的地方,旁边只有一个相邻的蒙古包,住着布尔奈一家.那时正是阶级斗争的年代,虽然他们一家人待我们很不错,但因为他家是牧主成分,属于"阶级敌人"之列,所以我们和他们仍然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是相安无事罢了。我们几个知青孤零零的呆在自己的蒙古包里,已然要"弹尽粮绝",真是要吃没吃的,要烧没烧的。牧区的"燃料"就是牛粪,羊粪.用它来取暖,做饭,烧水。我们那时都很年轻,也就刚刚18岁,在今天的大人眼里纯粹就是孩子。自然独立生活能力还不行,尤其是在牧区的生活的经验,过日子这些东西都不怎么懂,何况那是在蒙古牧区,过着草地游牧的生活,很多在草地生存的本领都还没学会.当地的牧民,特别是家庭主妇相当的勤劳,一天忙到晚,烧水、挤牛奶、做饭、拣牛粪、样样井井有条。而我们都比较懒散,相互又有些"靠帮",所以到后来,队里给拉来过冬的牛粪,羊粪都烧光了,过冬的羊肉也吃得差不多了,粮食也不多了。没办法,我们只能自救,白天我们几个人身背粪筐分别在周围几个山梁上寻找牛粪,羊盘,然后弄回来取暖,要知道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冬天的气温最低可达零下40度,睡觉的蒙古包内,如果没有炉火瞬间就会到零下20多度,如果我们没有取暖的牛粪,说不定就会被冻死的。

那一年的“年三十”,在蒙古包里过年,我们没有鞭炮的喜庆热闹;没有亲人团聚的快乐;没有丰盛好吃的年夜饭;只有面对空旷凄冷的大草原,油然而生的思乡之情。我们几个知青草草地吃了点噶瘩汤面,早早地钻进冰冷的被窝,,大家唉声叹气一番之后就睡下了.这就是离家后远在异地他乡过的第一个年。如今38年过去了,那个“年三十”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想想过去,再看看今天,真是天壤之别啊!

今天的日子过得虽然不能算得上十分舒心,社会竞争,就业困难,物价上涨,对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吃的好穿的暖,有电脑、电视、电话、汽车、大房子,甚至有的人还住上了别墅之类等等,人们仍然常常感到不能满足,会抱怨,会失落。但是相比于过去那个艰苦的年代,我们仍然是幸运的.据我所知,我们一起下乡到牧区的老知青们,已有多人都因为疾病失去了生命,离开了人间,他们都没有充分的享受快乐的生活.我们活着的人应该知道珍惜,知道满足,知道感恩,从追逐功名利禄之中解脱出来,要超然一些,洒脱一些,要淡薄名利,要善待他人.

一年又一年,儿时觉得年来得太慢,总是盼望着过年,过年有好衣穿,有好吃的父母给做。而今,年纪一天一天的大了,觉得这年过得太快了,快得让人感到害怕.所以更应当珍惜今后的日子,特别是我们这些经历过“过年”的酸甜苦辣的知青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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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09/2/27 20:12:00 [显示全部帖子]

谢谢你的评论,那个年代,极左的年代,我们都是不同程度的牺牲品。然而岁月无情,如今我们都已步入老年,让我们珍惜今后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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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评论,作为都生活在草原的知青战友,以后多交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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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09/3/3 20:38:00 [显示全部帖子]

下面再将不久前写的一篇“回家”贴在这里吧,以保持本故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写的不好,请大家见谅。
                                  
回家

 在上山下乡的年代,过年就意味着回家,回家则不仅仅是为了过年而是为了看望阔别多日的父母和亲友。那时,城里的孩子被分配到遥远的边疆或农村——在那个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辛辛苦苦了一年,多数孩子无论如何想方设法是要回家的。就如同现在的农民工春节返乡大潮,春节前轰轰烈烈的往家赶,春节后再热热闹闹的赶回来。我想;现在的春运,铁路运输的紧张就是起源于上山下乡、知青返城探亲的那个年代吧?由此一直延续到今天,只不过现在由返城变成了返乡,由从农村集中到城市变成了由中心城市放散到四面八方,回家的人群也由知青变成了农民工罢了。这可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牧区几年,仅回过两次家。第一年没有回家,当时的想法主要是想磨练自己在艰苦环境中生活的意志,另一方面是因为那时家里穷,我不愿增加家里的负担。因此才有了在草原上第一个饥寒交迫的“过年”。

第一次回家,那是197012月,当时知青们早已陆续返津了。而那时回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是要向队里请假、借钱(预支一部分薪水),然后到公社办护照,这就需要几天。接着就是等车。那时由旗里开往满洲里的长途汽车每星期只有一次,知青们通常都要提前到哈拉牛敦等车。哈拉牛敦距离我们大队仓库有十几里地,住着不到十户人家,多数为汉人,靠熟皮子、赶毡子、做皮活等生活。别看它很小很小,却在中国地图上有它的一席之地,也是由旗里通往满洲里的必经之地。还有一条回家之路,就是在公社搭乘给供销社拉送货物的汽车或拖拉机。

那一年我们一行5~6个男女知青搭伴(具体有谁我已记不清了),是坐生产队的胶轮拖拉机踏上回家之路的。临行前我们都准备了一些回家的东西。我带了两只羊和一袋白面。记得那时草原的白面很好吃,不仅白而且有劲,蒸馒头、包饺子那绝对是好。羊是宰好了的,装进羊肚儿内,放在一个皮箱里。还特意从公社的供销社买了一件学生蓝上衣和一双鹿皮鞋,想让父母看到自己在牧区生活得不错,好让他们放心。

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天空,虽然气温已达零下20度,但是回家的感觉真好。清晨,我们从公社出发,这里距满洲里大约180里,道路畸岖,拖拉机以每小时30~40里的速度行驶着,我们几个挤在车斗里,一路上说说笑笑,虽然脚已经冻得麻木了,脚趾痛痛的,但仍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这一段路是很难走的,拖拉机沿着漫长的沙土路,一路上哼哼唧唧、颠颠簸簸、忽快忽慢的走着,排气管上冒着浓浓的黑烟。其中有一段最难走的路,(那里距满洲里已经不远了)一个小山坡——坡度相当的陡峭,弄不好就会翻车。我们大家都跳下车,慢慢的往上走,拖拉机也吐着黑烟缓缓的向上爬。终于通过了这道“鬼门关”,大家不由得一阵的欢呼。

傍晚时分,到达了满洲里。安排好食宿,买好车票,次日踏上了回家的列车。我还依稀记得身后背着装着两只肉羊的皮箱,两手提着装满白面的提包,肩上还背着个书包,我们快速的颠跑着走进车站、跑过天桥、登上列车的情景。

从满洲里开往哈尔滨,一路上车里的人流渐渐多了起来。途经扎兰屯时上来一帮知青,听口音都是天津的,其中还遇上了几个42中的同学,大家的亲热劲就别提了。

在哈尔滨三棵树再倒车奔天津。在车站附近的邮局,大家都各自给家里发电报,告诉家里接站的车次和时间,然后到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吃饭。那时哈尔滨人好像就很喜欢喝啤酒,饭馆的桌子上放满了空的玻璃的水果罐头瓶子,矮矮的,胖胖的,啤酒都是用它们来装的。尽管天气依然很冷,可比起草地来说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们每人一杯黄橙橙的啤酒,那时自己不会喝酒,更不习惯啤酒的那股怪味,喝起来就跟喝马尿差不多,别提多难咽了,但是口渴呀!

在车站附近溜达的时候,忽然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过来,冲我说;你是关内的吧?我说天津的。他说,他是河北省某某县的,咱们也是半个老乡,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使你不自觉中有了一种拉进了关系的感觉。忽然他又跟我说;兄弟,我有点困难,回家的路费不够了,你能不能借给我几块钱,你留个地址,以后我寄还给你。那时我还很单纯,就有4块零钱装在口袋里,其余的钱都缝在内衣里了。我说我这里只有4块钱,给你吧,不用还了。他千恩万谢地走了。回到饭馆,大家都说我被骗子给骗了。我半信半疑,那时骗子可没现在多,不然我也就不会上当了。

三棵树虽然是始发站,但上车的人很多。我们先是几个同学空手上车,抢座,占座,然后下面的几个再将行李、东西等物品从窗口递上车,最后再从下面钻进车窗,因为此时车门已经人满为患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就是年轻,而年轻就是最大的财富。谁能想象几个男女知青,有的人又瘦小体弱,却身背手提着百余斤的东西,历经四千五百里的路程32夜的旅行却没有丝毫的疲惫不堪。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但天津的柳树还是绿的,仿佛还是秋天。大哥和弟弟在东站出口接我,兄弟相见分外亲热。那时还没有出租车(有也不敢坐),乘上无轨电车回家,在离家不远的96路车站,母亲和妹妹等在那里。母子相见百感交集,妈妈的眼泪不断的往下流,是高兴也是难过,毕竟分别快两年了。

还记得当时妈妈直埋怨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妈妈告诉我如果早回来十天,她为我养的蛐蛐还活着呢!我小的时候喜欢养蛐蛐,每年秋天都去逮好多的蛐蛐养起来。早晨跟小伙伴们斗蛐蛐,那是我孩提时代最大的乐趣。我下乡后,到了秋天蟋蟀唧唧叫个不停的时候,妈妈总是叫弟弟去逮些蛐蛐养起来,这是母亲对远在异乡的儿子的一片思念。每当想起这些,我的心里总是热乎乎的,也勾起我对已病故多年的父母的思念。

回家后的几个月,知青朋友们都是有着类似经历的;走亲访友、相互间的请客聚会,家长们也为此热情的张罗。春节过后,天气暖了,又该准备返程,又是一片依依的惜别……

第二次回家大概是197210月下旬,那时草原的天气已经转冷了。当时我好像在僧格家放羊。那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情绪特别不好,很是消沉,再加上冷雨绵绵,一种悲凉凄苦的感觉总是萦绕在自己的心头。穿着棉衣,外罩着雨衣,偶尔呼喊两声走散的羊群。有时也嚎唱几句自己编的歌:“面对着茫茫一片大草原,把心中的歌唱一唱。放羊野外边整天的周旋,饥寒交迫艰苦中磨练。生活多单调光阴飞渡日月转,一辈子这样你情愿不情愿?你心甘不心甘?……。”

又是一个阴雨天,正在山头放羊,远远的来了一个骑马人。走近一看,原来是好朋友利生。一见面,利生就告诉我,给我送电报来了。家里出事了,电报已经到公社几天了,利生不辞辛苦,跑了几十里路给我送来。电报上写着:“母病重,速归。”我这才明白这些天为什么焦虑不安的原因——家里出事了(这可能就是通常说的心灵感应吧?)母亲得了什么病,怎么回事?电报上都没说。父母对我“扎根边疆干革命”一直是支持、理解的,如果不是出了大事,绝不会叫我回家。

于是,跟着利生回公社,请假、借钱,开始了第二次回家。

记得那是搭乘一辆返回满洲里的汽车踏上回津之路的。司机先是开车去我们大队地界的西乌乎图(那有个硝矿)拉东西,然后再返回满洲里。天已经黑了下来,走着走着找不着车道了。司机以为我认识路,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往哪走。记得当时他很生气,就差把我扔在半道上了。半夜总算到了满洲里,招待所已经没有了床位,我只好在过道里坐到天亮……

到家后才知道母亲摔伤了。一天,母亲走在海河边刘庄桥附近,忽然头一晕眼前一黑,从桥边摔了下去,摔在了河滩上的碎石上面,造成了骨盆骨折。据母亲说当时围上来许多人,大家七手八脚将母亲送到当时的反帝医院,还有人问清了我家的地址,跑到我家送信。这些都是不认识的人,那时的人相互间都是很真诚的,母亲一直为没能找到那些好心人而遗憾。后来一直嘱咐我要真诚待人,要做好心人。

当我在家侍奉患病的母亲时候,大约是1972年末,草原牧区发生了较大的变故。国家对我们这些草地知青重新作了安排;一部分人去了大庆,成为了当时令人羡慕的石油工人,另一部分人去了国营农场。我因为当时还在天津不便返回,战友们来信问我何去何从,      去大庆是来不及了,后来就去了阿荣旗国营格尼河农场。在此期间战友利生曾来信讲了他们到大庆后的一些情况,远在草原的玉库也来信告知,他已将我在牧区的行李等物品收拾妥当,准备随他一起带到农场。记得他在信中附了一首诗,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大概意思吧);“众鸟高飞尽,孤雁去独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不知道这是谁的诗,只感到有些彷徨。

第二次回家,注定了我从此离开了草原,也从此和草原失去了联系。记得我返津时牧民僧格曾托我给他买了几丈绸缎,后来我给他邮寄了过去,也不知他收到没有,这倒是我惦记多年的一件往事。

19733月我和知青战友们一同又奔赴了依然遥远但比牧区却近了好多的格尼河农场,开始了一段农业工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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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赉湖钓鱼

上午从外面出诊回来,上楼时,门诊大厅里一位中年男子目不转睛的望着我,好像认识我。是我看过的一个病人?我一时想不起。我顺着楼梯上楼,扭头一看,他仍然在注视着我。登上二楼,他已站在天井里,仍然在看着我。我迟疑了一下,是谁啊?我应不应该和他打个招呼?登上三楼,他终于说话了;“你是…..吧?”我站住了,是啊 ,你是……?“我是德平”。哎哟,德平,这名字我再熟悉不过了。我快步走下楼梯,他也向上奔来。我们紧紧的握住了彼此的双手,一晃36年啊!

36年前,我们还在内蒙古呼盟新巴尔虎右旗黄花公社插队落户,那时叫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那一年的冬天,草原知青多数被调离牧区,许多知青天各一方,从那时起我们从未见过面。他年长我几岁,是先我一年到牧区的天津老知青,那时还是一个能言善讲,满腹经纶,很善于交际的青年。而今我们都已两鬓白霜一脸的沧桑。

我们都很感慨,感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感叹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其实,他的家就在我们医院附近,他也在此居住多年,但是我们从未相遇过。只是偶然的机会,他偕同老伴来医院看病,从医院的宣传栏上看到了我的名字,也还是不敢确信就是我。今天相会,真是太高兴了。

我们彼此述说着这些年各自的经历,自然也要回顾过去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他提起了当年我们一起在达赉湖畔钓鱼的情景,真是往事历历在目。达赉湖,又称呼伦池,和贝尔湖一样,是内蒙古,也是呼盟的第二大淡水湖,呼伦贝尔盟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记忆中,那可是像海一样的大湖;宽阔的平静的水面,清澈,洁净,湖边是银色的细沙滩,那绝对是草原的一大美景。据说她形成于百年前,听草地牧民说过,最初她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水泡子,由于地下泉水不断的上涌,逐渐的形成了一个方圆近百里的巨大湖泊。蒙古话“达赖”,就是海的意思,所以就叫她达赉湖。

每年夏天,草场都要迁到达赉湖的周围,这里也就成为了我们知青、草地牧民、还有我们放牧的马、牛、羊的乐园。每天的中午,我们都要赶着羊群到湖边饮水。草原的夏天,中午时分也是很炎热的。羊群饮过水后都很自然的趴在湖边或站在水中歇息,马儿也站在水中纳凉。此时也是我们知青最惬意的时候,每当此刻我都要跳到达赖湖中尽情的游泳,当然也利用这少有的机会尽情的洗澡,一年中也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有洗澡的机会,因为草原水源有限,打一次水,通常是套上装有木桶的牛车去数公里或十几里以外的地方。所以,在蒙古包内是没有条件洗澡的,甚至每天早晨洗脸我们也只能用很少的水,那些蒙族老人常常用一个小碗,将水含在口中吐在手心来洗脸。

达赉湖的水,纯洁、透明,相当地干净。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没有一丝的污染,纯粹的原生态。迖赉湖里鱼儿也特别的多,在湖中游泳时,无数的鲢鱼追逐着你,轻轻的啄你,好像在和你亲吻,那感觉也是满爽的。迖赉湖的鲤鱼是很有名的,吃起来那味道就像河蟹一样的鲜美,没有我们内地鲤鱼的那种土腥味。据说“党的九大”以及后来的很长时间内国宴上吃的都是迖赉湖盛产的鲤鱼,草原人很为此而骄傲。

草原的夏日也特别的漫长,早晨4点多钟太阳就出来了,晚上8~9点钟才落下,到中午也会是烈日炎炎。为了打发这漫长的一天除了游泳外,另一个乐趣就是钓鱼。说起钓鱼,其实很简单。夏天的迖赉湖畔蚂蚱很多,随手捉几只大蚂蚱,找几根粗铁丝弯成钩,拴在套马杆上,将蚂蚱穿在这个自制的“鱼钩”上,随手甩入湖中,只需几秒中就会有鱼儿咬钩,一条欢蹦乱跳的半斤多大的鲢鱼就被钓上来,有时还会一次钓上2~3条,照此速度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钓上几十斤,天津的钓鱼迷恐怕很难相信,但这绝对是事实。值得一提的是,草原人,尤其是蒙族牧民一般都不吃鱼,至于为什么,我无从考证。我们也没有条件熬鱼吃,只不过是玩玩。所以钓上来的鱼,被摘下鱼钩,又被随手扔到湖中。有意思的是,有时刚被扔下的那条鱼,又被钓了上来。因为可以看到牠被鱼钩刺破的嘴啊,你说这鱼有多实在,牠一点也不接受教训。

现在30多年过去了,迖赉湖还是如此美丽吗?那里丰富的渔业资源是否遭到了破坏?是否受到了污染?我无从而知。记得那时迖赉湖边已经建立了国营渔场,还有小火轮在湖中捕鱼,有时知青馋鱼吃了,就到渔场的食堂花几毛钱吃顿饭也是常有的事。

我和德平说了很多,但毕竟要分手,他还要回家照顾他们4岁的小孙子,他已经退休,现在生活的不错。我们相互留下了联系电话,相约有时间再谈。如今通讯发达,这个世界似乎又小了许多。

战友情是可贵的,知青友谊是深厚的。尽管我们在草原的时候,受条件的限制,彼此交流的不深,接触的机会也不多,但仍然是一见如故,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话题,一时半时说不完。这就是知青情结,我们都倍感珍惜——过去那一段难忘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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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前几天已经在本栏目发表过了,为了保持思歌腾的故事的连续性,特重复发表在此,请见谅。

选调——离开草原以后最初的日子

1972年底,根据中央的一个文件,草地知青被大批的调离了草原。其中大部分被分配到当时的全国第一面红旗——大庆油田,成为了令人羡慕的石油工人,另一部分被分配到内蒙呼盟所属的一些国营农场,还有少部分知青仍然选择留在了草原。

因为一些原因,我没有去大庆,和几位不错的同学一起去了国营农场。应该说,农业工人的生活是从1973年3月开始的,这期间,我们这些人都在天津过了年。

1973年3月初,我们一行数人从天津乘火车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呼盟国营格尼河农场。

3月初,是知青返回农村的高峰期,就像现在的农民工返乡潮一样。那时,火车车速慢,而且常常超载、晚点,能登上列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天津到哈尔滨还算可以,但从哈尔滨再倒车去齐齐哈尔就麻烦了。记得当时列车上人挤得满满的,大家都是前心贴后心地站着,就像庄稼地里的高粱密密麻麻地矗在那,一动都不能动。哈尔滨到齐齐哈尔600里路程,整整走了14个小时,一路上都是晚点、晚点、再晚点。我们也是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连一泡尿也没尿,只能在原地站着根本就动不了地。那时也就是年轻吧,要是现在,还不得搭上一条老命。出站后,我们每个人都买了4~5棵冰棍儿,一口气吃光,那可是北国的初春啊——可见渴到了什么程度。从齐齐哈尔还要转车去阿荣旗,住一宿后再转车才到了新的地方——国营格尼河农场,算是我的第三故乡吧。

新的地方与草原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它已经是农区,是人群聚居的地方,不再是游牧的生活;它是国营企业,我们成了农业工人,简称农工。国营农场的人们大部分是解放初期十万大军开发北大荒遗留下来的复员转业军人,所以编制上还留有军队的痕迹。比如,队长也常常叫连长,还有指导员、排长、班长等。但基本上已是乡土气息,人与人之间也很淳朴、坦诚。

我和好友玉库以及别的公社的两个女知青被分配到了农场5队,开始都在一起干一些体力活,比如挑大粪、打井、凿石头等。因为年轻力壮,过去上中学时也经常体育锻炼,有一定的身体基础,所以干起活来并不感到吃力。毕竟不再风餐露宿——有暖暖的火炕,毕竟能吃饱饭了——有的是白面、土豆、大头菜。厨房大师傅为人宽厚,饭也做得不错,馒头蒸得又大又白。时不时的队里也会杀猪宰羊,给大家改善伙食。那猪肉炖粉条子,虽然白肉膘子让你看了发憷,但吃起来还是蛮香的。白天出去干活,晚上我们一起看书学习,和当地的青年们聊天、下棋、打扑克。高兴起来,大家一起唱歌。玉库能吹一口漂亮的口琴,我也有一副不错的歌喉,他伴奏我唱歌……我们的到来,给这片辽阔的黑土地增添了欢乐。

很快,大家对我们天津知青表示了认可、表示了赞赏。大家都说,起初听说你们要来,我们都不大愿意,因为我们一直对你们天津知青印象不好,有点怕,怕管不了、惹不起。没想到你们这些人这么能吃苦、能干。他们说,不光是你们几个,别的队的天津知青也不错。

时间不长,我又被安排到机务排学开拖拉机,成为了一名拖拉机手,驾驶着链轨式拖拉机开荒、翻地、耙地、播种、中耕、收割……。农业工人的生活,再次燃起我们对新生活的希望。

当生活环境刚刚熟悉,心情也刚刚平静下来以后,一个消息传来;国家大中专院校将来这里招收知青返城上学,天津也有院校来对口招生,即专门招收天津籍知青回津上学。那时,叫选调。其实,选调知青上学之事已经有两年了,只不过我们刚刚到农场就赶上这件事多少有点意外。特别是我根本就没想过能够上大学、回天津。那时自己的信念还是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一个人怎么能随便改变自己的信仰、抛弃曾经的誓言?

连长和指导员对我们相当好,说;放你们2星期的假,好好准备,参加文化考试,考上了就走人,在哪都是干革命。当地的人们对知青一般都很同情——来自大城市的孩子,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孤身在外,多不容易啊。

当然报名参加考试,不是所有的人都行。要自愿报名、要看表现、要领导推荐、群众评议,还要政审合格。我们那两位女同学,不知为什么坚决放弃这个机会,只有我和玉库报了名,加上其它队的天津知青,参加考试的也不过20人。

两星期的复习时间,我一个68届初中毕业生,严格的说初中一年级的东西都没学完。但对文化考试并不害怕,因为我根本就没想考上。语文、政治,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应该没有问题,那时候不就是阶级斗争和大批判嘛。数学,复习和自学到初中的代数,但三角函数以及物理、化学、外语等就都不会了。这怎能报考大学?但我还是选择了报考大学。我是抱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去报考的,我想和命运开个玩笑。

记得那时已是仲夏,1973年的7月份吧,我们先是步行40里去总场参加体检,然后一起乘车到阿荣旗(扎兰屯)的一所中学参加考试。临考试前突然接到通知说参加大专以上考试的考生根据上级的指示免去英语、物理和化学的考试,这令人感到即意外又振奋——真是天赐良机啊。数学、语文、政治三门功课的考试使自己没费太大的力气就达到了及格线,但是按照考试的名次,自己排在了后面,只是获得了备取的资格,也就是当有人因为某些原因被淘汰下来时才有资格被录取。我们一同参加考试的知青中不乏老高一的同学,也不乏一些提前进行了复习和准备充分的人,自然他们要比我考得好。

也就是恰恰在那个时候,人民日报、两报一刊发表了张铁生的“我的一张白卷”,他述说了一个扎根农村并一直为之奋斗的知青面对高考的苦闷。即之,招生政策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不再看文化课的考试成绩,而重在政治表现和贫下中农的推荐。这无疑给自己的回城之路打开了希望之门,再加上当时的对口招生比例之大,几乎是3~4比1,使我意想不到的考上了大学,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宠儿,一个时代的标志——工农兵学员。虽然,后来,四人帮倒台后,张铁生也成了他们的黑干将,受到了批判,但我对他却从没愤恨过。因为没有他的白卷,就没有我的大学。

1973年9月下旬,我们一行5人,从草地出来的知青,三男两女,踏上了回乡之路。大学的摇篮在等着我们,一种新的生活在向我们招手。车轮滚滚,夜幕沉沉,在时代的列车上又朝着家乡飞奔。农村的生活是结束了,从此将打开一个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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