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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年的知青生活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是伟人毛泽东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提出的一项反修防修，意在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国策。政治思想工作是当年的头等大事，城乡到处都能听到和看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永远跟党走”的口号和标语。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句话，全国几百万的初高中毕业生几乎无一例外的一咕脑打着红旗，敲着震天的锣鼓、扛着五颜六色的铺盖卷儿，唱着高昂的革命歌曲奔赴祖国各地偏远的农村，牧区和荒漠，当起了农民、牧民和垦荒战士，而且是“哪里艰苦哪里最能锻炼人”地争着去……
我闪商县也和全国一样，县上还专门成立有“知青办”管理领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我是1976年从原商县城关中学高中毕业的，那个时候初高中分别都是二年制，所以毕业的高中生大部分年龄只有十六七岁。家庭比较困难、子女多的，没等上高中，初呈毕业就早早地投入到这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故而他（她）们的年龄就更小了，大概只有十四五岁。城中和商中的初高中在那一年的毕业生约有千余人。按学生的家长所在工作单位的行业系统分配到哪个公社，直至分到哪个大队、哪个生产小队也是提前要安排好的。我算是工交口的，分在张村公社王那大队第二生产小队。记得去的那天是1977年的3月份，天气乍暖还寒，过完年时间不长，我们就接到了准备走的通知。那天，县上在县体育场召开了誓师大会，各个系统也都派出了一名职工作为带队的干部一同前往要去的公社。
带着对新生活的神往，满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情壮志，召开完誓师大会，我们就群情激昂地跨上了本系统派出的卡车，一路高歌奔赴目的地。当时不光带着铺盖卷儿，连烧的柴火也都带着。一部分人到农村饭是各人做各人的，一部分吃的是集体灶。这一年去王那村的是我和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我在二队，他在一队。王那就三个小队，一队是最好的，二队次之，三队再次之。我俩去之前，上年已去了两个人，也是一、二队各一个，他俩是各吃各的，我俩去了虽然住在原五信户遗留的3间厦房的两头，走的是一个门，但灶台却盘了两个，我俩一人一个。到饭时了，我烟熏火燎地各做各的饭。
大队当天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的把我俩迎了去。铁、锹、锄、笼担等劳动工具国家也早就给我们准备好了。考虑到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年轻娃娃一开始还不能够自食其力，也为了减轻当时还非常贫穷的农民的负担，国家在还很艰难的情况下给每人每月供应成品粮45斤，医疗费10元直到满一年。到了队上的第二天我俩就早早起床跑到村中的大道上准备听各自的队长派工。由于我俩都是十七岁，队上给我俩定的都是7分劳，即每天上工记7分工，基本上是和妇女一样的劳动工。我去的第一年，我们二队的一个10分工，其工值为人民币9分钱。我干一天得7分，也就值6分3厘人民币。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也是绝对不相信的。当年我一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二来也是为了不比别人落后，三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拼死拼活地干了一年，基本上没有请过假，除过分给我的200来斤口粮外，还余下粮钱13元6角9分。
对于我们这些知青，众多的乡亲们还是以他们特有的淳朴、厚道和热情接纳了我们。当时，我们是一边劳动，一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公社每个月还要开一次知青大会，主要是学学政策，总结总结劳动和学习的事，公社灶上还给我们吃一顿带肉的大烩菜和杠子馍，大家伙高兴不已。公社书记叫郭正华，听说还是一个大学生，很有水平，讲起话来不紧不慢，有章有法，对我们这些知青很关心，见了嘘寒问暖，让人觉得怪亲切的。
在王那的第一年里，我就学会了套牛犁地，队长看我不会耍奸玩滑，一地犁得又快又平，犁地的弯头又小，就在那秋播夏种时给我加1分工，予以奖励。队长姓邵，是二龙山水库库区的移民，人也很实在，对我们也很宽厚，基本上没有刁难过我，还给了我不少的帮助。
在队上上工时，快到饭时，队长就让妇女们先回家做饭去了，我是男劳力，不能先回去。待男劳力放了工，他们回家就能端起饭碗吃饭，而我却要升火做饭，有时饭党政军没吃到嘴里，队长上工的哨子就吹响了，我们就只好饿着肚子去干活。由此落下的胃病到现在还未治好。队上一姓孙的大伯大娘看我惜惶，有时就叫我到他家吃饭，虽然顿顿不是酸攻湖汤就是糊汤酸菜地吃着——当时的写照是“早上糊汤甜，晌午湖汤咸，晚上糊汤放一把盐”，甚至连一点油水也滑，吃着却十分的香甜，因为他们一家给了我父母般的温暖。乡亲们的淳朴和厚道让我至今感受起来仍然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大队里有一姓王的副支书，也是一个仁厚的长者，看我的字写得还能拿出手，就把我抽到大队里帮忙整理档案，吃了一段时间的轻松饭。当年冬天，沙河子区政府在全区搞农业规划，就抽了我和我们大队的民兵连长，分到西涧公社石窑子大队。那些天雪及膝盖，天气相当寒冷，我俩起早贪黑、翻山越岭地干了半个月，按时完成了区上分配的任务。有一件事，至今还历历在目：我去的第二年夏秋时遇上了干旱，幸好王山底水库有水能流到王那浇地。公社按渠道的先后，安排各大队轮流浇地。因害怕轮到自己时别的村偷水，在浇地时，各村都要派几个人沿渠道看守。有一次轮到我们大队了，村上就派我到村后至黄洞村这一段上巡守，饭时了，轮着吃，就我一个人在渠上时，我从董涧刚走到麻岭子村后的渠上，就见渠道被人铲开了一个大口子，水都流到麻岭子村的地里去了，我赶紧用树枝和土把这个口子给堵上。不一会，坡底下就上来一个人又用铣扒口子，我上前阻挡，于是我俩就吵了起来，进而我和那个人就撕打起来。过了一会，他们几个家人也一起对付我。我一看不行，就将手里的铁铣抡圆了，让他们近不了我的身。我们村的人听见了后坡上的打闹声，一下子去了十几个人，才把这几个人给吓跑了。过后麻岭子的这家人还把我告到公社和县知青办，说我欧打贫下中农。县上还专门派人下去调查处理，我们大队的王副支书对县上的人说“这娃是为了集体的利益，才和那几个人打的。不但不能给处分，我们还要表扬他哩！”
几年下来，原来的那股冲天豪气也早已演泻得无影无踪，疲劳和孤寂常常使人产生无名的烦燥。那时的农村谁家有一辆自行车也是很稀罕的。我后来带去的一台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成了我和队上父老兄弟们的宝贝匣子了。有时我还会因拥有它而“耀武扬威”呢。一到天黑，大家伙到记帐员家里记过工后，便来到我住的小屋前听一段新闻报导，过一下秦腔戏的瘾，或几个年轻人坐在床上打上几个回合的“争上游”，就算是娱乐一下。电是每天晚上的7点到10点才供的，10点后你如果不想睡觉还得熬夜的话，那只有点亮一个由墨水瓶改做的装着柴油的油灯了。那时煤油是限量供应的，每户一月仅供4两。早上起来，除过脸是黑的外，两个鼻子眼也是黑的，连吐的痰也是黑乎乎的。当时的农村和县城也不能比，道路是晴天灰土扬，雨天泥泞难行。供电一停，到处漆黑一片。如果连柴油也没有，又睡不着觉的话，就只好几个人坐在旷野里，望着满天的繁星神吹海聊一番。言谈中，既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有对理想前途的憧憬。既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又有对个人婚姻家庭工作的设想……
虽然党在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看到了希望，但国家才刚刚从“四人帮”的阴影中走出来，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在吃着大锅饭，老百姓的温饱还没有得到解决，落后的帽子还压在农民的头上，但我们从那小小的收音机中听到的是春的声音，闻到的是春的气息。大地上传来了令人震撼的春雷，枯木也萌发了嫩绿的春芽，“科学的春天”正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希望的旭日正在冉冉升起！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80年5月，我参加县上的招干考试分配到粮食部门工作为止。
历时近四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生活，既有人生的辛酸和苦难，又有被人关爱时的幸福和温暖。既有耕耘时的艰辛和痛苦，又有收获时的喜悦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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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3/26 11:21:00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