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春天的记忆（支边回忆录·连载）

 

                                      前        言

      “支边”回忆录早在数年前就想写了，可一直来就是没时间也没下得了这个决心，这其中也有着从哪方面开始着笔和以什么样的文体形式去写的两个问题，因此也就这样给拖了下来。而真正让我下这个决心要写回忆录的，这还是在一次无意中看到了一篇登载在《杭州日报》西湖副刊上的，有关早年也去到黑龙江插队的那位我好似相识的杭州女知青真实生活的“述说”，被她那段心酸的人生经历所再一次勾起了我对自己生活了近四年的“北大荒”的怀念与回忆，也就更使我下定了这个决心要把自己的这段生活历程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算是对自己这段刚从学生步入到人生之旅的一种美好的纪念吧。

      自从自己于2000年年底与单位“买断工龄”后，与台州的朋友一起办公司，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之后，一时也没找到自己相对合适的工作，整日也就泡在了为当兵刚退伍回家也一下子没找到工作的儿子所买的电脑上。加上我原交通系通的内部期报《交联报》，市运管处新办的月报《TAXI》，以及团市委的志愿者工作部《西博会志愿者行动简报》我都义务帮忙写些相关的文章，我也就这样在电脑上动起“笔”来，从而这一动也就动得一发不可收拾了，就像八月的钱江潮，把自己30余年前的支边生活通通地给“涌”了出来，而且有的“涌”得还是那样的不遮不掩的，有的却又是那样的耐人寻味。

      在坚持写作的那段日子里，我起早贪黑地像是在完成什么任务似的，每当写完一篇文章时，特别是在前10段支边回忆录写成后，我真有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确实就像是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那样，这的确有一种常人所难以理解，也是极其轻松的一种自我超越之感，在自己内心的深处又极为舒畅无比，这也算得上是在写作中找到了一种乐趣吧。

      这篇回忆录基本上把我在北大荒生活的真实情感与实际生活如实地描写了出来，可以说展现的就是从1969年3月至1972年11月之间的我，从中我想只要看过这几篇回忆录者，也一定会很了解我那段生活了。当然，这也并不是全部，要再写也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可以从那里的人、情、物、地、事更细地去写也不是无常不可的，但让我生活了这三年多中的最为感人和最让我怀念的人和事，可以说也就基本包含在这12段的回忆录里了。

      离开北大荒已30多个年头了，每当回想起那段自己年轻时的生活历程，心情总还是那样的激动，每每也总想找个机会能再去到那里。去看看那里曾留下过我心血与汗水的地方，看看那里的山山水水，尤其是那些当年给予我许多帮助的人与教育我如何做人的人。

      虎林、乌苏里江、新民大队、月牙泡、二道岗，高队长、任连长、曹场长、小姚、姜大姐、马医生、老杜……

                                            2002年11月10日于杭州
                                                          西湖博览会志愿司机服务队



    待续01

 

                                  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　支边回忆录 之一

       1969年3月8日，当时为了响应毛主席对大、中学生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我积极加入到支援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行列之中。就在那天早上，临时上车的闸口站送我们专列的两边，整齐地站立着长长两行军人，他们就像护送将要上前线的战士那样神圣威严。我们这些从本市各中学汇集的66届、67届、68届（后来被人们称为“老三届”）的初、高中学生，个个穿着国家发放的军绿色棉衣棉裤，有的披上了棉大衣，还戴上了棉帽，即将乘坐此趟列车奔赴黑龙江支边。这满车站一片的军绿色（其中也包括那些为我们守护的真军人），从远远看去，简值就像是一支没佩戴军领章帽微的，整装待发的新兵部队一样。

      大约九点钟左右，列车启动的汽笛声响了，车站上顿时爆发出一阵阵哭声，这时，老天好像也为之离别的情景落下了毛毛细雨。我没哭，只是靠着车窗默默地望着站立在人群中早已泪流满面的母亲和携扶着她的表姐（表姐在我的影响下，后来也去了黑龙江的嘉荫兵团）。

      我们这一列车有1000余名学生（不，此时应该称为“知识青年”或“支边青年”了），也是杭城第三批赴黑龙江支边的人了，去的地方是“北大荒”所在地的虎林县，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就在那里发生。虎林离杭州足有4000多公里之远，可这一路上使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只要我们的专列一到某个大城市，就会看到车站上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的，还有大批人员出来以示迎送，场面十分隆重与激情。记得我们的列车到达沈阳车站时，是一批学生出来欢送我们的，在列车将要启动离开时，他们还热情地给我们留下了通信地址呢（可惜后来给弄丢了，也就没能通上信，至今让我回想起来还觉得感动）。

      也许是太年轻了（当年还不到18周岁），也可能是长时间坐车的无聊，在列车上“文革”时期的派别斗争再一次暴露了出来。当列车一过南京，车厢里就发生了我们“一司”和“三司”两派人员的唇枪舌剑，渐渐地最终发展到动起了手。这下可苦坏了那位代表杭州市政府来全程护送我们的老洪，他为了安抚双方忙得跑前跑后，劝说讨好的，最后他总算费了九牛二虎这力才平息了这场难于预料后果的年轻人的争斗。

      南方的三月，早已不那么寒冷了。而专列越往北开，过了长江，再过了黄河，特别是一出山海关，那大地一片荒无人烟，四周到处白雪皑皑，冷风呼呼猛吹，可谓天寒地冻的，真让我们这些从小在南方长大的人开了眼界。专列大约行驶了5、6天后的一个早上，按正常时间停靠在离虎林县城只有400多公里的牡丹江市。这时，一批知青不知从那里得到的消息说是自己被分配在离县城还不到的三线农村，他们就再一次掀起了一场知青与老洪之间的更大的矛盾。他们开始只是对着老洪是愤怒的责问，后来干脆把他关进一节车厢内，将前后门窗紧锁，就不分轻重地向他动起了拳脚。可怜的老洪勤奋幸劳地为党工作了快一辈子了，到头来竟被这些乳臭未干的毛小子们打得至今还留下了头痛的后遗症（如果当时没有铁路工人勇敢地打破车窗玻璃冲进去救下老洪，也许他现在早已留在马克思那里做客了）。

      也就因为这个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在牡丹江站有一半多的知青纷纷下车走出了车站，流入到这个当年侦察英雄杨志荣装扮土匪到过的“五合楼”所在地的这个城市。一时间，不大的一个牡丹江市内的大街上、商场内到处可见到三五成群穿着军绿大衣的年轻人。此事很快地惊动了浙江和黑龙江两省的有关领导，他们迅速指令牡丹江市的地方部门负责人组织大批人员，还动用了当地的驻军，派出多辆大客车，来回在市内寻找知青以防不测。他们先把我们接到市府招待所住下，管吃管喝的，并加以耐心的劝说解释，等到有思想通了的，就是有一个即送走一个。这样整整化了有三天的时间，总算把下了车有数百名的知青，安全无损地送出了牡丹江市。

      我因被分在二线的新乐公社，虽比上不足，但比下还是有余的。当时因好奇也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下了车，我们也只是在招待所过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主动带头上了列车去到了虎林(再说老洪是我的邻居，他的打虽在我知道时已发生了，但在一列车上发生这样的事确实让我内心不安，如我再拖着不走，这与情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当 我们到了虎林县，当地政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事后用车把我们送到了离县城20公里远的新民大队。

      啊，新的人生，新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2002年3月23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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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前排左三穿白军装的机枪手就是本文作者） 

   待续02

 

                                 插队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　支边回忆录 之二

      这已是1969年的3月18日了，我们从杭州乘坐专列一路风程了7、8天，终于到达了黑龙江省东南面的虎林县（早年该县与临县饶河合拼称为虎饶县，归合江地区的佳木斯管，后来两县分开各自独立设县，现在两县均由牡丹江市管辖），在用完当地政府欢迎的美酒佳肴后，就被分送到离县城20公里远的新乐公社新民大队第五小队，每一名知青都被安排在一户农民家里吃住。我分配到姓高的队长家，但因他家的住房实在太小了，队上也就同意我与三队的高小杭（十一中的，从小光屁股一起长大，关系极好）一起住，而一日三餐仍回到高队长家吃。

      记得在到达新民的那天晚上，大队召集了全村的男女老少们在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知青由我代表上台发言。刚开始我还能照着稿子用普通话大声地念着，可到后来不知怎么的渐渐地改用了杭州话讲了出去，这下台下在坐的东北老乡根本一句都听不懂，简直像是在看一剧小品演出，只是哈哈地大笑地闹翻了整个会场。这一笑不要紧，可把从未上过台对着那么多人的面讲话的我搞得不知所措了，念着念着，后来就连自己都不知道在念些什么，也就草草地收了场。从此，这一笑就留在了新民，留在了这批老实巴交的农民心中。

      新民大队离新乐公社有4公里，是以高家姓为主的近百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全队人平时吃的都是以包米面做成的饼和小碴子煮成的粥，吃的菜就是南方那种包心菜（东北叫大头菜）或一年四季吃不完的自制的酱菜，极少能吃到白面制品和大米，更不用说猪肉了（除非到了过年过大节，包上一顿猪肉白菜饺子，算是一件很奢望的事了）。农民家全是清一色的三间平房，中间是个垛放些杂物，连着东西两屋起着两只做饭锅台的空间，我们睡的是用砖切成土坑的西屋，东屋由房东农民全家住（他们有的一家三代都睡在一条坑上），坑的一头连着外屋做饭的锅台，只要一烧火，这坑就热热的。我们刚去到时很不习惯睡这热土坑，可时间一长，特别是一到冬季，躺在上面热呼呼的可舒服了，到后来还真离不开它了呢（记得在一年春节回杭探亲，反而不习惯家乡那湿冷的冬天与冰冷的床了）。

      东北的春天，时常刮起一阵阵大风，早晚较冷，不少人还都披着小棉衣。那个季节是耙地播种小麦的最好时光，真可谓感到一年四季在于春的感觉。这时全队的男女劳力纷纷都要起早贪黑地上地出力（因这些小麦主要是上交国粮的），只有在余下的时间才能去种自己一年的口粮——玉米。我们知青刚到，虽跟着大伙一起干活，但起不了什么作用，主要还是在于锻炼，可队里每次都把我们记上10分的整劳力的工分（在新民我大约出工了半年左右的日子，年终还分到了110元，后来把这钱寄回家，母亲却购了一只“上海”牌手表给我）。高队长总让我跟上他一起干活，手把着手地教我怎样平地、怎样播种、怎样锄草，几天下来，我这双从未拿过锄柄的手掌上打起了好几个血泡，总让队长家的大婶看得直心痛，每次她都怪高队长安排我的活太重了，每次她也设法把晚餐做得更丰富一点（因田地离村较远，我们的中饭一般都由家人送到小队，由小队让车老板用马车再送到地头上吃）。

      在那个万物苏醒的季节里，我们也像田野中的小草小花那样茁壮地锻炼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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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03

 

       虎林的夏季，是个最美丽的季节。我大队地处一马平川的中的一个小山岗上，白天从岗上向远处眺望，四周一片绿色的屏障（小麦、大豆、玉米、高梁、小米都已长高），一望无际看不到头；晚上看去，四面一片漆黑，只有附近的几个大队村庄的几点灯光和不知那里发出的声声狗叫；而夜色的天空，总是星光灿烂的，常给人一种心旷神怡之感。在不远的“石青山”（方圆数百公里只有那么一座山）上长着漫山遍野让我叫不出名的野花，红红、绿绿、黄黄的，一片连着一片，一蔟拥着一蔟，极其好看，就连在山脚下也能闻到那一阵阵扑鼻而来的清香。山上的柞树、桦树、白杨树……伸长着它那绿绿葱葱的枝叶。在这时，大部份的人都到田间锄草去了。我因力气大（在家时常举重锻炼），高队长让我独自一人赶着一辆小牛车，拉着一袋袋装着足有50来公斤重的大豆麻袋，从小队的粮仓背上背下地拉到大队的油房去砸油或制作牲口爱吃的豆饼。几天下来，累得我腰酸背痛的，可我还死撑着面子干下去，以致后来因劳累过度而生了一场病。这病事后让高队长后悔了好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我要调到月牙去时，他还再三叮嘱我干重活一定要注意身体，毕竟现在还是在长身骨的年龄。他那种慈父般的关爱，至今让我还常常怀念着我人生的启蒙老师——高队长。

       这是个小咬、蚊子、牛虻施虐的日子里，我们强忍着各种不适的环境，咬牙坚持着……

       边疆的秋日，可是收获的大忙季节。小麦、玉米、高梁、小米早已开镰收割，全村老老小小齐出动，割的割、捆的捆、打穗的打穗、扬场的扬场，装袋的装袋，运仓的运仓，个个乐哈哈地为着秋收忙碌着，而最迟收割的就是大豆了，它一般要在十月左右才成熟开割。

       割大豆是个巧劲加耐力的活，东北种大豆的地垅长的一眼望不到边，有时一早从地头开割到地边，正好是吃中饭了，下午又从地那边割起到地头就收工了。我们知青凭着年轻腰力好（绝大部分农民因常年田间劳作，腰损严重，他们最怕的农活就是要弯腰的割小麦与大豆了），又好胜要面子，往往一弯腰，一使劲，一口气就抢在最前面。有一次，我为了创造更快更新的纪录，带领同学阿毛和陈华（割大豆需三人一组，中间那人为首，他只要割得快就行，割下的大豆丢在自己的地垅里，其余旁边两人所割下的大豆必需要放到中间那人的放的位置，每人一次过去割两条地垅的大豆）鼓足气冲在了最前面，可眼看就快割到地头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在自己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上割了很深的一刀，就连白白的指骨都清楚可见，当时血流不止，吓得高队长急忙用马车把我送到大队卫生院，让“赤脚医生”好好地检查、抱扎一番。这一刀，至今在我的手指上留下了一道显眼疤痕。

       在这个黄花菜、黑木耳、人参收获的时候，我们的双手已磨出了层层的老茧，可我们展望着……

       说起人参，还真有一段故事可讲：一次，小杭从他队的人参地劳动回来，悄悄地从口袋里拿出两支有四年左右生长期的人参来，我们当晚就偷偷地上下用冰糖把两支人参放在一起蒸熟了，每人各一支吃下了肚。第二天一早，我起坑准备出工去，可小杭的脸却肿了起来，我急忙找了大队的“赤脚医生”，他一看就问，你们吃过了什么东西，我们最后只有老老实实地讲了出来，但我为什么没事，这位畜医出生的土郎中笑着说我的体质好。

       寒冷的隆冬，是日子最长的，也是东北农村人最最空闲的时候。在当年根本无一点娱乐活动可言，就连个电视都看不上，只能听听大队给每户农家安装的有线广播（记得有一次，为了去县城看省剧团来演出的样班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我们这帮知青硬是来回走了40公里的夜路去到县城才看上的），所以，我们在那时除了看看书、下下棋、写写信、串串门，也只能吃吃睡睡无其它事可做。而农民们唯一的娱乐活动也就是打打扑克，他们打的是一种很无聊的叫“红五心”的争上游。

       在那天地一片白茫茫的晶银世界里，我们迎着初升的朝阳勇敢地向前、向前……

       然而，东北漫长的白雪天气是秀美大自然的写真，尤其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当我们站在高处向四周、向远处望去，蓝天与白雪连成一片，皑皑的雪海在阳光的照射下，闪发出点点金光，犹如汪洋中的小船；尉尉的蓝天在白雪金光的点缀下变幻无穷，就如一幅美丽、虚无、神奇的梦幻童画；红红的太阳在蓝天与白雪的衬托下如寒冷的黑夜里亮起的一道闪电，更显得金光灿灿，温暖无比。在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最高兴，但也是我们最最思念家乡与亲人了，因一段日子的磨练下来，我们已经深深地感到，很有可能要在自己人生的第二个故乡就这样“锻炼”下去，何年能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那只有苍天知道了。从那时起我似乎开始成熟了，从此精神也就有了负担，同时对自己也就有了责任感。

       东北边疆农村生活是单调泛味的，确实也是酸甜苦辣五味齐全，但它对我今后一生的成长可说是影响最大的。它让我懂得了人间生活的艰辛与幸福；人情的真爱与美好；人心的负担与责任；它更让我懂得人要奋斗、要前进、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未来的道理！ 

                                                 

                                                     2002年7月6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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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04

 

                                       生        日

                                  ——　支边回忆录 之三

      说起生日，人人都有，而我的生日却颇为扑朔迷离。母亲明明说我的生日是1951年的阴历7月30日（也是地上皇菩萨的生日），可我查遍了各年各类的日历与字典，1951年就是没有阴历7月30日，而只有阳历7月30日（阴历7月30日每四年只有一年有，也就是说，我只能四年过一次生日，用老年人的话说，四年一次生日的人长寿），从此，我要么碰上阳历的7月30日记住了就过上一次，要么也就干脆记不得而不过，久而久之的，我和家人都把这个日子给遗忘了。从此，随着岁月的流逝，年纪的增长，我也就干脆没再怎么过生日了。

      1969年的7月30日，我已在黑龙江省虎林县新乐公社新民大队插队4个多月了，在我将要被调到月牙“五·七”干校去的前夕，公社各大队要好的知青（阿毛、阿强、小杭、小黑，猫咪、鑫儿、特儿等，有的现在已一下子叫不上名字与绰号了）10多个人，他们不知从哪里得知今天是我的生日，就强烈提出来要给我过这个至今都让我难以忘怀的生日，而且他们还找了一个很好听的借口，说是以此来表示对我的欢送。

      那天一早，大伙各自向队里请了假，从新民大队集合出发。东北的7、8月早晚还比较凉爽，但中午1、2个小时也有南方夏日那样炎热。我们10几个人漫步在新民到虎林的20公里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大家有说有笑的好不开心。这条路我已记不清倒底走了有几回了，当时因交通太不发达了，如遇上有急事就只有坐马车，一般都是步行此路去到虎林，我们大约在中午时分来到了虎林县城。

      虎林地处东北完达山麓的末端，黑龙江松花江平原的边源，是1958年十万官兵集体转业开发“北大荒”的中心；它的东南面就是与前苏联一江之隔的那条有名的乌苏里江，那首响彻了几代人的《乌苏里船歌》名曲就来自那里——

      “啊啦嘿呢哩……啊啦嘿呢哩……

      乌苏里江水，长有长；

      蓝蓝的江水，起波澜，

      各族人民撒下了千层网，

      鱼儿满仓，人欢唱。

      啊嘿呀……”

      虎林县是个人口只有几万的小小县城，一条贯穿县城不足10米宽的东西土道，算是该县的主要通道；它东面连接着不到100公里路的中苏边境，从那里就可去到当年中苏发生边境争端的“珍宝岛”；它的西面通向黑龙江省东南边陲重镇——牡丹江市，最终一直连接到祖国的首都——北京。县城里有一家县委招待所、一座电影院、一家小型商场和一爿稍大一点的饭店；在这些公共场所，还经常可以碰到穿着军绿颜色棉衣裤及棉大衣的各地来的知青，他们有北京、天津、哈尔滨、上海和我们浙江的。

      因4个多小时的步行，我们又累又饿的，一来到县城就直奔那爿名叫虎林饭店而去。一进入饭店，只见坐着不少各地的知青在用餐，从他们的谈话中所知，大部份是附近八五三兵团的（在虎林辖区有不少的建设兵团，这都是58年十万官兵转业来到后建立的）。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别人刚吃完的空桌，先坐下喝上几口水，再点菜要酒。该饭店处在县城的东边，其各种炒菜颇有东北特色。不一会，服务员就揣上来一碗碗香喷喷的菜让人直流口水——黑木耳炒鸡蛋、黄花菜烧猪肉、土豆炖牛肉、清蒸大马哈鱼籽、青辣椒红烧鲤鱼、小鸡炒蘑菇、酸辣大白菜……接着又拿上来两瓶65度北大荒牌白酒和几瓶虎林牌啤酒，刹时，让我们这些20岁左右的小伙子如狂风卷残叶那样一扫而光。记得当时我们一到饭店就把两张餐桌拼起来，大家围着一起吃喝高兴得大呼小叫的，加上酒精的威力，有几个人不仅惹事生非，而且还跑到厨房内乱点菜要酒的，一时把整个饭店搞得个乌烟瘴气的，影响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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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05

      无独有偶。就在我们快用完餐时，刚进饭店准备吃饭的几个上海籍兵团知青，因所坐橙子不够，见我们桌旁有一张空橙子，在未打招呼的情况下就随手拿了过去。这下可惹怒了本来就一直对上海人抱有成见的我们，像是谁发了命令似的，大家一哄而上扑向那个拿了橙子的上海知青乱动起了手。顿时，饭店变成了战场，桌椅板橙、碗盆碟勺，被砸得叮当直响，残片也到处都是，而那个上海人却被我们打得个头破血流的乱喊乱跑。就在混乱之中，我们几人剩机逃离了饭店，匆匆从虎林火车站钻进了一辆刚好要离站去终点站——东方红站的列车。

      东方红是个林业小站，也是进入完达山森林的出入口。大火车在这里调头返回，如要进入森林须换乘小火车（就如电影《林海雪源》中的那种窄轨道小火车）。我们向管理小火车的林业工人说明是知青，他们也就很爽快地让我们这帮满脸通红，一副醉意的人来回免费坐了一趟森林小火车。因东方红只是一片以红松为主的大森林，我们见没啥好玩，也就在回到大火车站后干脆就坐等后一班列车的到来，准备搭乘后从新乐走回新民（新乐公社正好处在虎林至方红的铁路线上，从新乐到新民要行12公里的小山路）。

      没过多久，列车来了。这是一趟每天从牡丹江始发到虎林后返回的慢车（实际终点站在东方红），东方红到虎林约半个小时的路程，新乐公社就在它们的中间。等旅客都下了车，大火车头在特制的轨道调过头，挂上原来的列车（原先第一节车厢现在已变成最后一节车厢了）在东方红约等候10几分钟就驶离。此时，我们又想从虎林车站那样不买票就冲上车厢，谁知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位神色严肃的解放军排长。他历声地向我们指出：“必须购票才能上车！”我们顿时像是被人当头敲了一棒似的，一时傻呆呆地站在车门口未动。汽笛拉响了，列车将启动。我们多次向这位解放军说明是知青，可他就是不卖账，坚持要我们购票才允许上车。列车启动了，我们这帮小年轻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朝着他那节车厢门猛冲了上去，可他硬是叫了几名列车员把我们给轰下了车，有的还被拉破了衣服。这下可让我们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当年的“红卫兵”光了火，也就冲到此时已停下列车的车头前一屁股坐了下来，有的干脆躺在了铁轨上，似乎比当年抗日年代的铁道游击队员还要勇敢。

      我们这个“伟大创举”，顿时打得这位列车军代表一个措手不及，他只好多次下车与我们商谈，林业工人也出面向我们劝解，甚至还有不少的乘客帮我们向那位军代表说情。可双方十分固执，都坚持自己的做法僵持着，因而迫使这趟列车不能准点发车。列车首发晚点的消息很快报到了虎林县和牡丹江市有关领导，不一会，从虎林县到公社都很快来电来人传达上级的指令。最后，双方在有关人员的调解下，各自均退了一步：在此趟列车的后面挂上一节货车让我们免费搭乘回到了新乐。

      此事虽谈不上谁胜谁负，但这件事如农户家中的有线广播那样，顿时传遍了整个县城的千家万户（甚至连牡丹江也有不少人也知道了）。虽然，这件事事后谁也没再追究（因当时保证知青的人生安全为第一任务），但浙江知青“野”的名声，一下子让当地人望而生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不能恢复过来。

      难得的生日，如此地过法，作下记录让我刻骨铭记到永远！

 

 

                                                                              2002年7月9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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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06

          谢谢各位朋友阅读！

  楼上这位朋友不知当年是哪的，是853兵团的吗？

 

                                        出          走  

                                     ——　支边回忆录 之四

 

A篇：惊人的举措

      1969年的8、9月间，因中苏边境形势日渐紧张，我新乐公社杭州知青27人和全县其它公社的百来名本地的下乡知青一起，在虎林县政府的统一调配下，调到了地处县城东南面中苏边境线上，离“珍宝岛”不远的一个地方边防检查站，是原县“五·七”干校所在地，后改作良种场，地名叫“月牙”，离乌苏里江边境仅2公里，加强该检查站的武装、保卫力量，其主要是对来往的人（行人必须持有边境通行证）、车辆进行严格检查，确保该段乌苏里江边境线上的一切安全。

       我们这批知青一到达月牙，就被分编成各班、排，并发放了枪枝弹药（属地方民兵武装连建制），接着就是紧张的学习、训练、站岗、检查，同时也适当安排一些农业劳动。我与同校好友阿毛随同一起调到了月牙，并被分在一个班里，而且又正好睡在一间小屋的一条坑上。那时，我已学会抽烟，抽的是当地最便宜的“葡萄”与“迎春”两种牌子的烟，偶尔也买上一包较贵一点的“哈尔滨”牌烟（前两种牌子的烟是2角3分，后一种要3角一包，那时我们每月已可拿到32元工资）。刚开始那种紧张而有序的边境半军事化生活，确实让我们这此年轻人心花怒放的，好象自己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那样在学习时刻苦、训练时认真、站岗时严肃、检查时仔细、劳动时出力，那段日子只要我在场，总能听到我的一路歌声，唱得最多的还是那首《牧工之歌》了。我那欢乐的歌声，当时确实可以说是代表了广大知青在支边生活的锻炼中最为美好的写真。

       然而，毕竟是涉世不久的年轻人，不稳定的思维空间过于宽广，头脑中的自由散慢思想也随时暴露无遗，对于这种过分安逸与单一的集体生活（当时，我军只是在“珍宝岛”自卫反击入侵的敌人，而我处虽闻到了一点火药味，却无一丝要动枪动炮的迹象），尤其是长时期如此朝三暮四的模式使得我与阿毛感到十分的乏味。一天，在苞米地里锄草劳作时，两人竟不谋而合地想出了回杭州一趟的这样一个大胆而又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当时这个行动可谓是支边青年中的最为大胆的创举了，才来边疆不到半年竟会想到要回家，这可是4000多公里的路程呀，这也可能就是“文革”中大串联给我们造成的影响吧）。此想法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我俩一早就向连部请假说是去县城有事，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月牙去到了虎林县城。在虎林我俩吃完午饭，因与新乐、新民的几名好友说好一起回杭州的，虎林去到新乐又没有通公共汽车，可要走20公里的路又懒得动，这时老天似乎又快要下雨了，怎么办？就在走出虎林饭店时，突然发现一辆没上锁的自行车停在门口，顿时让我俩产生了偷骑的念头（这也是“文革”中锻炼出来的又一强项）。最后由我望风看动情，阿毛快速垮上自行车就走了，我随后跑过去跳上后座，俩人直冲新乐公社而去。

       我俩大约轮换骑车带人快到新乐时，老天果然下起了雨来，我们所走的是条泥路，一下雨道路十分的泥泞，别说走路有多少的困难了，自然想要骑车带人那更是不可能的了。后来雨下了大起来了，车轮完全被泥给包住不能骑了，这辆自行车反到成了累赘，我俩干脆把它往路边的苞米地里一推，冒着雨步行走到了新乐。当晚，我俩在新乐和愿意一同回杭州的几个人住在一起。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6人就离开了新乐，不少知青因没我们的胆量，只是为我们的“壮举”送行到村口而不敢同行。那天，我们好像是去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似的那样神圣，那样光荣，6个人走起路来都是那样铿锵有力。当我们走出好远来到一座小山岗时，无意中回头望去，竟还看到不少的知青仍站在那里没有离去，那时的那种心情至今是无法用语言所能表达出来的。

                                                         2002年7月25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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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07

 

B篇：艰难的路程

     我们一行6人，在快到中午时分有说有笑地来到了县城，又是在虎林饭店吃了午餐后，每人各买了一张站台票就上了从东方红返回牡丹江的那趟列车。

     人生真可谓是无巧不成书呀，也可说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这趟列车的军代表竟是上个月我过生日时，在东方红车站与他闹得让这趟列车晚点发车的那一位，而且他的记性竟是那样的好。这下可惨了，当他一发现我们其中的一人时，马上就上来检查车票，发现没买票就立即把他所发现的4人在密山车站赶下了车（密山是一个比虎林稍大一点的县城，处在虎林与牡丹江之间）。这时天已经黑了，在几次严格的检票中，我与阿毛都巧妙地躲过了。有一次我逃到了列车与车头的连接处，一只手拉着车边缘的扶手，一只脚踩着踏脚的一角，整个人与另外一脚一手临空悬挂在列车外，若稍有失手也就会掉下车去粉身碎骨了。我与阿毛最终未被他发现，一直也就这样在人群中躲来混去地来到了牡丹江。这时我俩已顾不上他们4人了，其实当时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办，也只有管自己转乘去哈尔滨的列车，继续完成南下回家的计划。

     而这次，我俩却采取只买一站最短途车票的手法，也就是说化最少的钱坐最远的路，就这样再一次混上了一列去哈尔滨的列车。在这趟车上，列车员始终没有查过票，我与阿毛也就相安无事，一路平安地抵达了黑龙江省的省委所在地哈尔滨市。在哈尔滨我俩稍作停留，又如法炮制地上了一列去沈阳的列车。只记得在这一段路上，我俩是多次被查票后赶下车不知有多少回，但我们还是老方一帖——买一站票上车，坐到那里算那里，要么在被查到无票时干脆向列车员谈苦经，说自己是支边知青没钱买车票回家，能磨就磨，能拖则拖。后来，我俩实在感到乘坐列车又烦又慢又费事，还特别容易被查票发现，最后决定转为改乘货车回杭的手法。

     刚开始，乘坐货车确实觉得挺舒服自在的，没人查票没人来管你，只要你在车到达停靠站时不要露面被发现就行了。有时运气好的话，所乘坐的这趟货车装的是西瓜之类的物品，这一路上都不用下火车找吃的就可到达此趟车的终点。起先我们只要看到是南下的货车钻上就行了，后来从中发觉在中转车站上就可找到自己要去的车次与时间，这是从停靠的货车身上所插在边框内的纸牌上就知道此趟车的去向了。一切似乎看上去是那样的简单与顺当，从哈尔滨经长春，很快地又过了沈阳。然而，吓人的事却在后头等着我们。

     一天，我俩所坐的货车停靠在山海关车站编车中转，从车厢上我们看到很多的铁路工人围在一节装运粗大原木的货车旁议论着什么，我们也乘机下了车挤进去一看，只见也像是一名男性的知青，穿着一身的绿军装，但他已被车厢内的大圆木剂压得如同一张硬纸片那样面目全非了，现状真是惨不忍睹。从工人们口中得知，他也是因为爬乘装有大圆东北松木的货车时，可能因车辆发生情况而紧急刹车时被活活地挤死的。这时，我与阿毛两眼相对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人在心里都暗暗地庆幸着自己真是命大。其实我俩也在装有这样原木的货车厢里乘坐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只是幸运的是我们无意中坐在车厢的后面，而死者却是坐在了车厢的前面，即原木与车厢的空隙之间，当车辆发生情况紧急刹车时，车厢内的几10吨重的原木也紧随着贯性向车前冲去，从而造成了这位不幸者的可悲下场。再加上货车上又没人看管，车也不是见站就停的，有时一开就是数个小时，我们经常被这货车搞得白天饿肚子，晚上受寒冷，因为根本不知道这车何时停车，只要方向对头，我们也就只有强忍着点了。因此像这位当时即使还有一口气，那也是谁也不知道而最终气绝身亡。

     在这之后，我俩从中也就学了这招救命的法宝，当一定要爬乘货车时，只要装有笨重物体东西的车，就是再好的线路也不乘，除非是在实在没有其它车的情况之下。有时我们被赶下的是个很小的车站，一般的列车根本不停靠，要么就是等上好几个小时才有一趟，假若要坐也只是在车厢的后面。就这样，我与阿毛从山海关开始，一会坐列车，一会钻货车，这一路上又挺顺利地过了天津一直到了快接近江苏省的徐州市才被查票的赶下车来。

     徐州地处陇海线与京沪线的铁路交叉口，解放战争中著名的淮海战役就打响在那里，它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谁又能想到，这里的人也十分的凶狠，这其中听说在“文革”中此地的武斗也是出了名的。当这些管理车站的人一见我们是不买票乘车的，首先是检查我们身上有否钱（当时被赶下车的还有另外几个人，而我们把钱放在特缝制的短裤里，一般人是查不出来的），然后就是一顿拳脚。我们好在事先声明是下乡支边青年，他们也只是稍作查问了一下，没有让我们吃皮肉之苦，但也并没有要放我们走的意思。这天夜里，我与阿毛见他们还没有要放人的迹象，就乘看管人员不注意的时候，先后逃出了车站。

     然而不幸的是，我与阿毛在这次逃跑中走散了。我在车站附近等候与找了他好久，最终还是没能见到他，好在我俩身上都分散藏了钱，我也就只好管自己坐上了去南京的列车，找才参军当上坦克兵不久的同班好友小王。

                                   

                                                                                  2002年8月1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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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08

 

C篇：光辉的榜样

  

      南京装甲兵司令部地处在繁华的市中心，当我到达司令部时，大门警卫得知我是来看望“表哥”的，也就很热情地把我迎到了接待室让我稍等，说马上有车正好要去下面。没过多久，果然一辆中吉普车驶进了司令部大院，警卫向一位随车的军官说明了我的情况，他听后很干脆地让我上车与他们同往。

      小王的部队其实是一所为坦克兵部队培训合格人材的学校，离南京30公里的一个名叫汤山的小镇旁，这阶段正是新兵紧张集训的日子，尤其是坦克兵更要有一个高强度的学习各种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中吉普车上的那位军官把我送到该部队，值班的门卫告知部队学员已外出拉练去了，但正好小王这个班留守在家。不一会，得到通知的小王从营房内跑了出来，我俩高兴地拥抱在了一起。当晚，部队首长让伙房给我俩加做了几个好菜，其排，连长也都是浙江人，听说我是从边境珍宝岛下来的武装民兵，在吃饭时都围着我坐下，要我给他们讲讲有关珍宝岛战争的事情。我见他们这样热情好客，又是这样的严肃认真，我也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有关我军与前苏联军争夺坦克的战斗故事。

      这件讲我军在珍宝岛上与前苏军斗智斗勇的战斗故事的事，不知怎么被带领部队拉练回营房的团首长知道了，在我住了一天要回杭州前，他让警卫员把我叫了去，恳请我是否能为全团的指战员再这样作一次报告。我被他们执着的精神所感动了，当即答应团首长愿意为解放军再讲一次这个真实的战斗故事——

      那是在1969年的初春，祖国的内地早已是春暖花开的日子了，但在东北边陲的乌苏里江上仍结着一层厚厚的冰。我国在与前苏联未发生这场边境争夺战时，此时正是通过这天然的桥梁，双方都能方便、自由地来往于各自的国家进行各种社交活动，那时的中苏边境是充满了一派祥和友好的气分。而眼下却是我军与苏军在珍宝岛上双方打得最最历害的时候。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苏军一辆自重有60吨的T—62型坦克被我军击毁在珍宝岛我边境线一侧，为能尽快拿到这件作为前苏联侵犯我国领土的罪证，我军采用了各种有效手段想把这辆坦克车拉回来，但均被苏军密集的炮火而打回，而且我军的伤亡也十分惨重。当时苏军对这辆被我军击毁坦克的四周，进行了24小时的狂轰乱炸，就是想把它炸烂了也不能让我国把它拿去作为他们侵犯中国领土的罪证。

      这样硬拼看来是不行了，作战部队的领导与当时参战的虎头（紧靠乌苏里江边上的一个小镇）的民兵们，经过多日的仔细研究出一套周密的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案来。我军最终采取了在地面上佯攻以吸引苏军的炮火及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而实际在地下从较远处挖地道直通向此辆被击毁的坦克下面，一旦挖地道的时机成熟，就用土制的卷扬机连上钢丝绳迅速将坦克车从地道下面神不知鬼不觉地拉走了事。此方案果然在我军未伤一兵一卒的情况下于一个大雾迷漫的深夜，军民合作一口气就把这堆废钢铁从地下给拉到了我军防地，当我国把此辆坦克停放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向世界展出后，就连老苏的报子也登载出一篇题为《一夜之间60T坦克不翼而飞》的贬议自己军队无能的通讯报道。后来，此项争夺战成为了整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的经典之作，同时也受到了上级的嘉奖。在战后，参战的解放军与民兵宣讲团的代表，每到一处总要讲述这例真实而动人的故事给大家听，每一次讲完也是这场报告中的掌声最为热烈最为响亮的了！

       当我要告别小王与他的部队时，竟想不到首长与战士们都热情地出来为我送行，尤其是浙江籍的新老兵们更为让人感动，这种乡音乡亲的举动，也更促使我加快了思乡思母回家的步伐。

                                                                               2002年8月7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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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