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网五色土 栏白山黑水 → [原创]追忆集体户(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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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追忆集体户(续3)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冰雪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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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扒货车


回北京

 

离开北京的家,来到镇赉县北部的偏僻小屯插队,转眼间近两个月了。天壤之别的生存环境,极其艰苦的生活,使我们思家的情绪日益膨胀,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我们要回家,回家。没有那麽多钱也并不想买车票,幼稚和无知无畏让我们想到了扒货车,沈同学和许同学回家心切,自告奋勇给大家去探路,当尖兵。

    

1969年6月初的一个大晴天。一大早儿,沈和许二人穿着下乡时发的蓝制服棉袄,每人背了一个黄书包,书包里装了11个煮鸡蛋,一个装满了水的行军水壶,偷偷地离开了屯子上路了。在大队供销社买了一包水果糖,他们在新立小站上了小火车,40多分钟后到了坦途火车站。


他们俩从车站一头儿无栏杆处绕进站台,在里面漫无目地走着,看见几个搬运工人在一旁唠嗑,便走过去跟他们搭讪。递上几支香烟,问道:“师傅,这货车有进关的嘛?”其中一个人眯着眼把烟叼在嘴上说:“干哈呀?”他们赶紧划火柴说:“不干哈,不干哈,瞎问问,来点上点上。”那人抽了一口烟,朝旁边的人笑了笑又说:“一看你俩就是北京的,想坐货车啊?”他们俩没说话,“告诉你吧”他接着说:“要想知道进不进关得看车头,五个大轮的就是进关的。”那时,基本上都是蒸汽机车,分5个4个3个大红动力轮,5个大轮的机车拉得多,跑的路途也比较远。“喂,装车嘞”,站台处有人招呼那几个工人干活。沈、许二人跨过几条轨道来到了车站的外侧,坐在铁道边胡乱堆放水泥件上等待着货车的到来。


   没多久一列货车从北面呼隆隆地开了过来,火车头鸣着汽笛,冒着黑烟,牵引着长长的车箱减速进站。我们赶紧数火车头的大轮,5个真是5个轮的!向后看去,列车前部是十几节闷罐车,中部的十几节高槽帮车皮里装的是来自大兴安岭的红松圆木,后面还有很多节其他车皮。沿着货车向后走,看到装圆木的车皮上都写着‘凭祥’(中越边境旁的小城),“这肯定是支援越南的木材,车一定是进关的”。他俩环顾四周没有人,相互看了一眼,小声说:“上”。来到列车下面,蹬着一节车皮后部的鉄梯迅速爬了上去,相继跳进车皮里,虽然许同学的一条腿略有残疾,此时也身手敏捷。车皮的后部有很大的空间,圆木长短不齐,他们坐在长出来的圆木上,紧张得心怦怦地跳。一会儿心绪才平静下来,耐心地等待着开车。


   10点多钟,火车头拉响汽笛,车皮间挂钩哐哐的撞击声由远而近,他们坐的这节车皮前后晃动了一下,撞击声向后面传去,列车开动了,往南开去。车越开越快,他们俩窃喜,站起身来蹬着圆木向外张望,树木、电线杆向后掠去,风吹得脸发麻。车皮里装的圆木参差不齐,粗细不均,红红的鱼鳞般树皮上有很多的松油,车皮里充满了松木的气味儿。圆木后面留有2平方米的空间,长出来的木头就成了他们的座椅。这时他们开始第一次用餐,每人吃了两个鸡蛋,喝了两口水。


    刚过中午,货车在白城车站停车。半个小时后下面传来了检车员敲击车轮的声音,检车员过去后,有人在下面说:“你在(ge)那边查,我在(ge)这边看看。”是查车的,他俩立刻紧张起来,连大气都不敢出。不一会儿,一个身穿工作服,手里拿着红绿信号旗的人爬了上来,看见他们厉声道:“干啥的,扒车呀,下去下去。”他俩一时语塞,面面相觑,“看啥呀 ,麻溜儿下去。”那人一脸的不耐烦。这时许同学急中生智,连忙摘下胸前带的那枚精致的直径达3厘米的毛主席像章递了过去,只见那人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欣然接受。然后小声对他说:“现在查得紧,坐着别动,前面刚撵下去两个。”就这样化解了一次危机。


货车在白城车站停了两个多小时,下午3点货车从车站开出后,畅通无阻,平稳运行。傍晚时分列车继续前行,饥饿感不时袭来,他们每人又吃了一个鸡蛋,带来的11个鸡蛋还剩下了5个。这麽吃下去用不了几个小时鸡蛋就没了,于是决定节食,第一次饥饿时忍着,第二次饥饿时每人吃两块儿水果糖,第三次饥饿时每人吃一个鸡蛋,喝点儿水。

 

    天渐渐黑了下来,列车减速途径一个车站。沈同学刚想站起来看一看是什么车站,突然一股水流从给机车加水用的大水龙头里浇了下来,凉水洒了他们俩一脸一身,幸亏车是开动的,不然非得被浇个透心凉。那是给木材浇水,可能是为了防火,也可能是捉弄扒车人吧。列车通过此站,开始加速。东北初夏的夜晚还是很凉的,飕飕的凉风吹的他们瑟瑟发抖,幸亏穿了棉袄,他俩挤在一起尽量躲避着风的吹袭。


    第二天凌晨2点前后,货车在四平货站停车。四平站是编组站,货车在站里来回开动重新调整摘挂车皮。这时他们有点儿含糊了,这车到底是不是进关的。沈同学问:“怎么办呀?”许同学说:“听天由命吧”。车一停就是三四个小时,他们俩已经是饥寒交迫,每人又吃了一个鸡蛋,定了定神儿。天大亮了,货车终于开动了,这一天货车一直向西行驶,过沈阳,过锦州,他们的心也放了下来。傍晚时分货车到达山海关站,鸡蛋吃完了,水也喝完了,到达天津之前只有扛着了。


    几个小时后,货车从山海关站开出,“进关了,进关了,”他们一边欢呼一边站在圆木上向外张望,潮湿温暖的风迎面扑来,身上立刻觉得暖暖的,山海关真是气候的分界线。货车继续向西,向西。


    第三天凌晨4点多钟,货车终于停在天津货站。他们俩刚要下车,两个检车员过来检查车辆,检车员过去后他们迅速下车,越过铁道钻过铁丝网来到一条小马路上,他们终于成功了。在路边一个工厂门口,他们向一位看门的老大爷打听天津车站怎么走,经指点他们来到了天津火车站。天亮了,这才发现两身上除了烟灰和土还粘了很多松油,而且是灰头土脸,俨然两个小叫花子。可这时也顾不了这些,赶紧买了一斤粮票的天津包子,狼吞虎咽地全吃了下去。填饱了肚子,到厕所旁的水池那儿洗了洗脸,立马儿精神焕发。来到售票处排队买票时,发现很多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我们向四周看了看,又看看自己,才发现6月初了,关里哪儿还有穿棉袄的呀?还那么脏。我们赶紧脱下棉袄夹在腋下(户里第二拨儿扒货车的就因为这副模样,被天津站的警察带到派出所询问了很久,他俩算是幸运)。


买了票,上了开往北京的客车。中午,列车即将开进北京车站,车厢里播放着音乐:“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花儿离不开阳。。。。。。”其实我们是离不开北京,离不开家。下了车走出车站呼吸着北京的空气 ,看着那街、那景、那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


回东北


扒货车的事吴同学经历过两次,第一次是返京,第二次是回东北。回东北那次的经历,吴同学是这样叙述的:


“1969年的9月,由在铁路工作的亲戚将我带到北京西南郊一个场面巨大的货车编组站,把我托付给停车场上一组棚车上押运苹果的押运人员。我上了棚车,棚车装满成筐的苹果,香气四溢。我坐在苹果框上,透过半开的车门,可以看到很多条数线路上停放着形形色色的货物列车。列车开动了,路基旁的树木迅速的向后倒去,车头喷出的浓烟不时涌进棚车里,带来阵阵煤焦油的味道。押运人员待我很好,几次三番让我品尝苹果,我都谢绝了,因为我当时的心境悲凉,无心他顾。夜深之后,列车到达郑家屯车站,我必须下车,因为这趟列车要继续北上,而我的方向是西北。我送给押运人员几枚像章作为对他们的感谢,便从棚车上下来。


“郑家屯站也是编组站,四周黑黑的,脚下是横七竖八的轨道,有的轨道上停放着货物列车,远处游弋着星星点点的灯光,并传来敲击的声响。我独自穿越几条铁轨,躲过偶尔掠过的溜放的车辆,朝有声响传来的方向走去。突然黑暗中,一束灯光照到我的脸上,一个黑影出现在我的跟前。


“‘干啥(ha)的?’那人问。


“‘我,北京知青。’我答道。


“‘去哪疙(ga)瘩?’


“‘白城。’


“‘白城啊……’那人拖着长声,将手中的灯光指向旁边轨道上停着的货车,用手中的锤子敲击两下,接着说,‘这到白城,上去吧。’


“我迅速爬了上去,那人继续说:‘车停了就到站了,别把头露出来,知道不?’


“‘嗯!’


‘我用感激的目光看着他消失在黑暗当中。


敞车上装满大小不等的石块,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在几经摸索之后,我选定车厢最后部一块较平的石头坐下。熬到半夜,在车列前后几次撞击后,终于向西北方向进发了。敞车不比棚车,没有盖儿,列车风驰电掣,大风铺天盖地吹过,寒冷异常。抬头看,两旁的树梢黑黢黢的,向后掠过,头顶的星星密密麻麻的,眨着眼。一阵轰轰隆隆的震颤,头上方闪过褐色的钢铁建筑物,是座大型桥梁。我猜想,这是梅河口了。过了梅河口不久,天光大亮,但我不敢立起身,时刻想着那检车员的嘱咐。


“在日偏西时分,列车戛然而止。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怯怯地探出头,发现四处无人,便爬下车。沿列车走到车尾,越过铁轨,走上月台,月台上的一个牌子上赫然写着:白城站。我终于到了!我从白城坐快车到镇赉,再从镇赉坐慢车到坦途,再从坦途坐小火车到新立站。从新立步行两华里最终达到集体户所在的屯子。”


蹭车

 

扒货车的危险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的户长曾经回忆道:“拉原木进关的车皮我当年也扒过。原木两头的空处可坐可躺。一觉醒来发现本来挺大的空间忽然变得很窄,原来沉重的原木在挂车时的推撞中不停地向车皮的两端滑动。我命大,在被挤扁之前从巨木和钢铁的夹缝中爬了出去。扒一趟车可省下二十多元,相当于累死累活一个多月的工分。”


正因为危机丛生,我们后来就与之拜拜了。除此之外,在返京的方式上还有些迫于无奈的举动,譬如“蹭车”。有一段时间,北京等大城市是不被允许随便进入的,也就是说没有省、市级“介绍信”就不卖给去北京的车票,于是“蹭车”便应运而生。我们的吴同学回忆当年蹭车时这样说:


“一次返京,车站拒绝卖车票给我,当然是因为我们未持‘介绍信’,一气之下便决定‘蹭车’。但车不是随便‘蹭’的,快车不行,连车都上不了,只能‘蹭’慢车。而慢车没有直达北京的,只得一段一段地‘蹭’,一截一截地走,这当然费时费力。


“那次的旅程,当然不比当今农民工返乡,也差不太多。车厢了乌烟瘴气,人满为患,连立锥之地也没有。我只好退到车门边的角落,瑟缩在那里,任凭人流的拥挤和车轮与铁轨间的喧嚣。很困很乏,却睡不着,耳边的噪杂声、脚下的“哐当”声、门缝吹进的风声汇成一片,搅扰得我坐立不安。在裹挟烟瘴的寒冷中,我艰难地度过了两天一夜,终于达到了天津站。


“从天津到北京的车是不能‘蹭’的,但又买不到去北京的票,无奈买了路过北京的车票,以中转的名义回到北京。”


另一次,我户的曹同学和吴同学同路回北京,当然是蹭车。不过,吴同学比较胆小,一直忐忑不安。而曹同学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坦然面对稽查的盘问、检查(他站到座椅背上装模做样地整理架上的物品,而查票人员看下未看上,生生让他躲了过去,这不就是‘灯下黑’吗?),真正令吴同学佩服。最终吴同学还是抑制不住自己颤栗的心,拉着他在沟帮子站下了车,想打张票堂堂正正地往回赶。不过,曹同学没有听从他的说辞,坚持他的“百日蹭车无事故”之旅,他们只得分头行事,各自返京。那一段挑战人的神经、有趣而荒诞的旅程,吴同学至今记忆犹新,而曹同学已然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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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涉水


我们集体户的成员在校都是好学生,接触社会后依然保持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尽管是队长给我们放的挂锄假,我们也不愿在家多逗留,于8月底、9月初纷纷赶回屯子。马、何、洪等人回来时,屯子已被洪水包围,他们冒险涉水,却弄错了方向,以为沿着电线杆走就没错。谁想越走离屯越远,在齐腰深的水里挣扎了半宿,误打误撞地到了我们屯子西边的靠山屯,在那借宿在小学校里,第二天才得以返回。他们脚还没站稳,便被派往嫩江防洪抢险去了。


我户的吴同学是独自一人返回的,是在马同学他们稍晚抵达的。他后来写文章记述那次涉水的经历:


“1969年9月初的一天,当我又一次从小火车走下的时候,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派水天一色的景象。天灰蒙蒙的,地湿漉漉的。远处暗绿色的草甸子上聚积起薄薄雾瘴,近处深绿色的草叶子上挂满了颗颗水珠,晶莹透亮。


“我走下高高的路基,背后候车室的墙上赫然写着“新立站”三个大字。5个月前的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是从这里被送往我们的小屯,开始插队生活的。2个月前的一天,队长意外地来到我们集体户,谈话间不经意地说:‘挂锄了,放你们几天假,回家看看。’就是这句话,让离家3个多月的我们心猿意马,纷纷准备回京探家。


“回家就需要路费,而我们本来就没有多少钱,几个月来的花费又使得我们更加拮据。如何解决路费问题呢?我们讨论了许久,终于有人提议:扒车回家。扒火车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是归心似箭的我们顾及不了这许多了,决意以这种方式回京。第二天,我们几名愿意返家的知青便踏上归途。经过几个日夜的折腾,凭借一袋炒面的支撑,我们终于成功到达北京。但是“梁园虽好,终不是久恋之家”,到京不久,我们又陆续返回小屯,我是最后一个。


“新立站的西南面有几座泥土房,组成名为于太的屯落。屯子中有一供销合作社,售卖农具、纸张、文具和日常生活用品,兼营收购农副产品;屯中还有一所小学,附近屯子的小学生都来此地学习;屯子还有供生产大队召集开会的场所。


“我穿过于太屯,走到屯南,准备走向东南方向我们的小屯。走到于太屯南,我骇然了:道路没有了,只有浩浩汤汤的一片水域,草甸子上稀稀疏疏的树木只露出半截,树叶随风摆动;水面的尽头树木葱茏的地方才是我的目的地,仿佛在烟雨缥缈中。据说,这里是‘十年九旱一涝’,这‘一涝’让我赶上了。由于是初次返屯,路途不熟,面对浩渺的烟波,我不知所措。


“当我‘望洋兴叹’之际,背后传来了脚步声。我回头望去,一个个子低矮的老人,佝偻着腰,步履蹒跚地走来。这是我屯的五保户,一位80高龄的独身老人。老人头戴破旧的草帽,银色的胡须爬满整个面庞,皱纹围绕的双眼细小而明亮。他斜挎着一个小包,鼓鼓的,右手持一个蝇甩子,不停地摆动,轰赶着蚊虫。


“我像是遇到了救星,兴奋地打招呼:‘大爷,回屯吗?’


“‘嗯呐。’老人面无表情地回答一声。


“‘水这么大,怎么走哇?’我问道。


“‘咋走?趟水呗’,老人边说边将蝇甩子插到脖领口,把裤脚挽了挽,脱了鞋拎在手上走进了水里。‘没招儿!’老人叹了口气,毅然向小屯走去。


“当我将裤脚挽到膝下,脱掉鞋,脱掉袜子,将袜子塞进鞋,右手高举鞋,左手举起背包,踏进水里的时候,老人已经走了好远。老人轻车熟路,走得很快。我沿着他的路径,紧随其后。9月份的东北暑热已消,踏在水里感到阵阵凉意,裸脚踩在泥里,湿湿的,滑滑的,很不舒服。起初水面刚到脚踝,没几步,就没过膝盖,我的裤子马上被水打湿,冰凉冰凉的。再走几步,水突然到达大腿跟儿,迈步的阻力加大。水面上的蚊子、小咬毫不客气地围绕着我大叮大咬起来,我双手拿着东西,无法驱赶蚊蝇,一会儿就满脸、满手是包了。向前看,小屯在水的尽头,葱绿而遥远;老人在前头挥舞着蝇甩子,悠然而自得;向后看,于太屯在“水一方”,越行越远。在水中央的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进退维谷。在我又沮丧又焦急的时刻,脚下一滑,我重心不稳,一屁股坐到水里。水一下没到胸口,衣服全部湿透,手中的鞋和包也湿漉漉的了,水花溅到口里,苦涩苦涩的。我艰难地立起身,发现前面的老人早已走远,成为水中的一个小点儿。我料到已经追赶不上,索性放缓步伐,两臂蠢笨地挥动以驱赶蚊子、小咬,慢慢向小屯跋涉前行。


“经过近一小时的与水和蚊蝇的拼搏,我最终到达了彼岸。我穿上潮湿不堪的鞋,忍者脸上、手上的刺痒,拖着酸痛不已的双腿,走进屯,走向我们的集体户。迈入我们的土屋,扑鼻而来的是酸酸的气息,原来是右侧灶台的锅里正在煳猪食。我们没养猪,准备什么猪食?我以为走错了门,正在犹豫间,由东屋门里走出一个约摸10岁的小男孩儿,腋下还夹着一个更小的一丝不挂的小孩儿。这不是跟其母嫁给老王家大儿子的志国(小名‘大小子’)吗! 老王家大儿子就是在我们知青进屯当天,围在门口观看我们的一群人中那个高大壮实,头顶皮帽,帽耳没有完全放下,耷拉在两侧的壮汉,他竟然成了我们的近邻。


“‘你怎么在这儿?’我疑惑地问。


“志国仰起头,嘻嘻笑着说:‘我家现住这儿了。’


“‘那俩女知青呢?’因为我知道,4个女知青已有两人自找门路离开,只剩下2个。


“‘她们上我奶家借宿了,’志国说。


“‘那我们的人呢?’我问。


“‘全都抢险去了。’说完,夹着他的妹妹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我颓然地踱入西屋,望着空荡荡的房间,不禁愤愤然:我们知青刚刚离开不到两月,房屋就被占去一半,这是算不算侵害知青的权益呢?我疑惑,我怅然,继而茫然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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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夜审


60年代末期,我们来到东北小屯。物质条件恶劣,食物极其单调,营养严重不足,致使兄弟几个如饿狼般,眼睛几乎变绿。于是,花自己的钱向老乡买来几只鸡、鹅,以满足口腹之欲,解决饥饿问题。虽然我们是公平交易,但是时机未能很好把握,正巧周边老乡家丢了几只鸡、鹅。于是,犯罪嫌疑人的桂冠便不期而至。大队动员,小队盘查,深夜突审,不遗余力。然而,终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不过自此,“队里”与“青年”结下深深的“梁子”。这就是所谓的“鸡事件”,当时的夜审是人人过关,每个人的情况都有差异,这里辑录吴同学后来的回忆文章,从中可见当年的形势之严重,气氛之紧张:


“从繁华似锦的都市突然来到穷乡僻壤的农村,其反差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只是精神层面的;在物质方面,吃穿用度之单调、匮乏,生活习惯之奇异、鄙陋更使我们这帮年轻人忍受不了。一方面,我们要适应农村的艰苦生活;另一方面,农民的观念和思维也要随我们的到来而发生变化。这是相互认识、相互磨合过程,而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来矛盾与冲突。


“在我们初到屯里的某一天,集体户内忽然呈现出异样的情景,一向噪杂的户内变得安静、沉默,笼罩在紧张、焦虑、忐忑氛围之下。怎么了?我不清楚,也不想知道,因为劳累了一整天,躺倒在炕上而无暇他顾。


“闭上双眼,眼前竟然出现满地的高粱苗,翠绿一片。我双臂焦酸,却仍然挥动锄头,一铲一铲地开苗。正当我沿着垄沟一往无前的当儿,猛地被人叫醒,并被告知到队部去。我强睁睡眼,披衣、蹬鞋、迈步、出门。夜风吹来,我打了个寒噤,了无睡意。月牙挂在天边,冷冷地望着我,送我弯过几道插满荆棘的泥墙旁的小径,到达队部所在地。


“拉开队部土屋的门,一股汗臭裹挟着烟草的气味扑面而来,我不禁咳了起来。


“‘到屋吧!’里面传来话语声。


“我推开里屋门,在蛤蟆头的烟气缭绕下,炕里炕外拥挤着黑黢黢的人,面目模糊、凌乱;炕沿内侧放一炕桌,桌上一盏油灯忽闪着一豆火亮,光亮映照出几颗人头,其中一个格外的大。由于初到生产队,更由于漠然的心态,我分不清谁是谁。我站在烛光摇曳的地中央,无人让我坐,也许已无座可坐。我已经明白我的处境:受审。


“‘知道为啥叫你来吗?’灯影里有人发问。


“‘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我正憋着一肚子气,话脱口而出。


“屋里一时安静,连刚才的窃窃私语都停止了。那个头格外大的人干咳一下,接着问:‘晚饭啥嚼口呀?’


“‘粥。’我迸出一个字,心想,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们的伙食?


“‘粥?还熬了肉吧!’大头意味深长地说,磕了磕烟袋锅,重新装上一袋,对着油灯火苗刺啦刺啦地吸,屋内的光亮一明一暗起来。


“我想起来,今晚的粥比平日格外的浓,格外的香,因为我们实在顶不住缺盐少油的吃食,而从老乡那里买来鸡与鹅,放在粥里一起煮着吃,稍微缓解对于美食的向往。为什么煮在粥里?因为“肉少狼多”,用粥稀释一下,否则不够十几人的口舌之欲。难道这也有错吗?


“‘夜隔,我家的鹅短了一只,鸡少了两只。’不等我吭声,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从灯影后传出。


“‘你们知青为啥要偷老×家的鹅和鸡呢?咋这么损呢!’大头咄咄逼人起来。


“‘谁说偷的?我们是买的!’我气愤地回答。


“‘咋不是偷的?薅了一地鸡毛,我都见到了。’那个沙哑声音口气强硬地说。


“‘一地鸡毛就证明是你家鸡身上的,你做记号啦?再说,谁家炖鸡不拔毛,连毛一起吃呀?’我略微鼓了一下勇气,顶了一句。


“‘你。。。。。。’沙哑嗓音戛然而止。


“‘甭管怎么说,你们下乡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就得老老实实。再偷鸡摸狗,像盲流那样,我们贫下中农绝不客气,送大队、送公社!”大头摇晃着他那格外硕大的头慷慨激昂起来,从口中喷出浓浓的白烟。


“‘小吴哇,’一个鼻音浓重的声音说道,‘你们来我们屯,我们地没添一垄,羊没加一只。可我们还是欢迎你们,那是因为大队欢迎你们,公社欢迎你们。你们都是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点儿小毛病,改了就好,改了就好!’


“‘我们没错!’听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几个字,我愤然了,大声的顶撞起来。


“大头嘿嘿了两声,皮笑肉不笑地说:‘小吴哇,你是老实人,是团员,我们贫下中农信得过你,你咋能偷呢?告诉我们是谁偷的,以后有招工招生的好事,我们想着你!’


“‘我们没有!’我固执地说,心里想:别说我们没有做,就是做了,也不会讲,谁让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


“‘谈话’无法进行下去,大头与其他人低声交谈几句后,就放我回去,当然让我再叫另一个知青过来‘谈话’。我默默地退出,背后传来诸如‘不老实’、‘小样儿’、‘必须专政’等话语。


“夜色深沉,乌云闭月。我一夜不眠,思绪中反反复复地出现我们集体户户长的警告:到农村来就是为了便于‘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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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婚变


古人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如果把对饮食的欲望引申为对物质的追求,把对男女的欲望引申为对性的需求的话,这句古语就是肯定了合理满足人性的两大基本欲望——物欲与性欲的必要性。然而在那动荡的“文革”年代,抑制人性、剪灭欲望的闹剧却屡屡得以上演,“导演”者乐此不疲,“演出”者或亢奋或无奈,而“观众”们则冷漠以对。


在我们开始乡间生活的初期,一切都显得陌生而毫无头绪,集体户户员之间、尤其是男女生之间不免产生龃龉、纠纷,从而导致误解、误会。于是,有的人便不耐其扰,萌生另谋高就的意图,希望开辟另一天地,过别样的生活。实际上这种向往无可指责,这是个人的自由和选择,何况还有“人挪活,树挪死”俗语可作理论基础。于是,我户的一个女同学W申请后被批准调到临屯的集体户。


临屯集体户虽然也有女生,但却没有W的“炕位”,于是W便借住在一个Z姓农民家。Z家家境还算殷实,对W的照顾也不赖。Z家有一儿子,年龄与W相仿,是大队的拖拉机手,与W接触的过程中渐渐有了好感,而W也无烦感。于是Z家产生了娶W为儿媳的想法,而W欣然同意。


按说接下来就该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孰料枝杈横生:有人以“逼婚、诱婚”指控Z家。Z家的好事顿时成了坏事,全家人惶惶不可终日。县和公社派来由四五个大员组成的工作组进行“调查”、“分析”,并召开大会、小会,批判、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整个一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W招架不住,Z家也招架不住了。一旦承认“逼婚、诱婚”的指控,W将以“受害者”的身份遭到乡亲们的唾弃,而Z家的户主将锒铛入狱,Z家那小伙子也将无缘驾驶拖拉机。


在这关键时刻,我屯集体户的知青挺身而出,向无辜的Z家伸出援手,喊出“坚决支持W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口号。县和公社大员闻讯紧急到我户做思想工作,我们不便直接对抗和驳斥,便将矛头对准那群无事生非的人。我们说,婚姻法早已颁布,恋爱自由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手法横加干涉。“逼婚、诱婚”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连当事人都加以否认,别人更不应掺和其中。有些人就是闲来无事,非要生出些是非来,才显得自己的高大、正确,其实质就是想踩倒别人,自己向上趴。句句话语像刀锋,刺向滥嚼舌根的人,同时也划到了大员们的痛处。


工作组为完成任务,欲在典型事件中树立典型形象,连续三天在后屯学校召集我户和临屯集体户的成员举办学习班,企图使我户就范。在学习班上竟然出现了两种声音和三种态度,我户继续支持W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临屯女生坚决反对并认定“逼婚、诱婚”的说法,而临屯男生则沉默不语。在相持不下的状态下,工作组的大员们也无计可施了,不得不带着“遗憾”急流勇退。W的婚变就此完结,之后无法再在临屯逗留而迁往他地。


我们集体户在这事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是挽狂澜于既倒。其实如果没有个别人向上反映情况,上边也懒得管,其他大队或其他公社不是也有女知青下乡后很快就和社员结婚的吗?我们集体户成员的这种玩世不恭的做法,无意之中挽救了那户社员家,工作组也得以借坡下驴。我们当时的那种做法和态度,被工作组反映到县里后,确实激怒了个别领导,再加上那个在大队蹲点的县里干部给予我们在那个‘鸡事件’上的定性,当时的县委主要领导点名要把我们集体户集体迁到某农场以便严加管束。这个以整肃为目的的恶毒计划划由于我们的巧妙周旋和奋力抗争,最终胎死腹中。之后我们这些知青被他们公开定性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过了一段时间里,连社员竟然也叫我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为此我们差点儿打了公然叫板的老许头儿。其实社员也未必懂得此话的含义。我们的作为后来成了秋后算账的口实,在招工招生中,上边一直对我们集体户频频加以打压和限制。不过,我们问心无愧,因而不以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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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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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献血

 

1969年5月初,来到屯子里已经20多天了。这一天,天浑浑的,日晕中的太阳在浑浊的天空中显得惨白。很多天没有下雨,风把农田地表的干土刮到空中,让天空更加昏黄。下午,队长带领全队劳力来到屯子西南方向2公里处孔家店地块儿种甜菜。装着水罐的马车拉来了水,大家开始刨埯、浇水、点种,直到队长招呼:“歇会儿啦”,大家纷纷坐在地上,有的抽烟、有的聊天儿、有的闭眼打盹儿。正在这时,有人骑着一匹快马从屯子那边飞奔而来,到了近前,那人跳下马,气喘吁吁地对队长说:“老王家儿媳妇胖丫在公社卫生院生孩子大出血,有生命危险,医生说要输血抢救,让咱们想办法。”队长沉思片刻对来人说:“你赶快回去让车老板儿套两挂马车等着,我们马上收工回去。”队长在前面疾步走行,大家扛着家伙什儿在后面紧跟。回到屯子里,队长说:“年轻人都去公社卫生院!”二十几个人坐满了两挂大车,十四个知青都在车上,向公社疾驰而去。


两挂大车非同一般,而是用4条粗木捆绑成框架绑在车厢上,从而加宽加长,以增加人员的运载数量。坐在最后的横木上的人,随着马车的颠簸而上下运动,脚必须高高抬起,否则就要磕碰到地面。前面车老板晃动着鞭子,嘴里不时发出“驾”、“驾”的指令,马儿不住地发出喷鼻响声,大车左晃右晃,马儿前行。


经过1个小时的颠簸来到了公社卫生院。卫生院坐落在公社东头儿,是一座灰瓦尖顶的洋房,厅内有两个条椅,医疗设备很简陋。几个医护人员忙着安排大家验血型,结果一共有八人被确定与产妇血型相同,其中知青四名。这时天色已晚,产妇家属买来几斤‘炉果’(那时当地的一种饼干)给大伙儿充饥,草草吃了一些后便开始给产妇献血。四名知青排在前面,粗大的针管儿加上大号的针头扎进了静脉,用原始的方法把血一管儿一管儿的从这四名知青的血管儿里抽了出来,又慢慢的输进了产妇的体内。产妇得救了,可一名知青在抽血的过程中有可能是由于紧张,或劳累,或饥渴,或那一阶段的营养不良而发生了晕厥。其余的同学都急了,纷纷要求给他献血。医生一边安慰大家,一边赶紧给他打了一针,他很快醒了过来,同学们这才放心。午夜,大家又上了马车,让那个知青躺在车箱中,由同学们看护着他,在夜色中返回隋家围子。这时,星光满天,万籁俱寂。


第二天,产妇家属给我们送来了几十个鸡蛋和鸭蛋表示感谢,生产队也给了几天假。那时我们还都未成年,年轻,有激情,无知而无畏。过后,户长评价道:“我们在那里岂止献血,我们供献了宝贵的青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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