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瑟瑟-------我的知青生活回忆 - 纪实文学 - 中国知青网

我们这个地方似乎只有冬夏两季，春天和秋天一晃就会过去。昨天秋老虎还在发威，今早一起，瑟瑟秋风便把寒冷带给了我们。我刚刚坐在办公桌前，两个膝盖就开始隐隐作痛了。无奈，处理完应急工作，便急忙返回家中，穿上了绒裤和儿子价值千元的旅游鞋。

      重新坐在电脑前，隔着厚厚的玻璃窗，眺望着秋日的天空，我的思绪又回到32年前，1977年那个叫人恼怒，令人措手不及的寒冷的秋天和冬天。是那个该死的秋天和冬天，让我两条年轻的腿从此落下病根。三十多年了，我不敢有一点点闪失，一点点着凉。和我一同出差的同事，常常嘲笑我睡觉还要穿着线裤和袜子。昨天，80岁的母亲刚刚为我缝制了新棉裤，并在膝盖处加了皮子。母亲说：“四儿啊，这是妈给你做得最后一条棉裤了，人家冬天都不穿棉裤了，就你自己穿……”看着母亲颤抖的双手，我泪眼朦胧……

     明天就要开镰了，今天就是每年一度的开镰节。生产队杀了两只羊，用熬猪食马料的大锅撒了粘糕，还备下了烧酒。全体劳力要在一起喝羊汤，吃粘糕，喝烧酒，共庆丰收。开镰节是我现在觉得应该叫的。我和老刘多在大队忙活，很少参加秋收，可是队长二哥还是早早和我们打了招呼。那天，很多人都喝醉了，老王回来吐了一炕。我和老刘没敢多喝，我们商量好，明天请假不去大队，一定要参加队里的秋收。回到户里，我们找出镰刀，加固了刀把，用油石把刀刃磨的飞快。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队部的钟声就敲响了。我推开房门，一阵冷风吹进来，我打了一个大大的寒战。放眼望去，黎明中的原野好象被谁描了一层白色，下霜了。来到生产队，队部里没有了往日的高兴和吵闹，静的出奇。二哥深深地吸了一口旱烟，说：“完了，操马瞎子了，苞米还带浆呢！”他看了看大伙，抬高了声音：“干活！”

     我们没有对霜冻如此上心，因为还有家里为我们的生活做保证，因此对这场灾难严重估计不足。秋收后，霜冻带给我们的困难开始了。我们的陈柴烧完了，开始启用新柴。做饭的曹大姐已经招工回城了，户里改由比我们大一些的老生王姐做饭。晚上回来吃饭，打开锅盖，大伙惊呆了，一圈儿大饼子全都滑落在汤里，成了苞米面大馄饨。王姐眼圈转泪：“我没办法了，你们看！”灶坑前放了一堆烧过的苞米秸子，叶子烧没了，杆儿还在，燎的雀黑。掰开一看，还冒水呢。

      这时，我已经矬子堆里拔大个，成了户长。掌管了十几号人的生活起居。这里声明，老刘不是矬子。没有烧柴怎么办？第一个办法，偷！社员家的不能偷，情况差不多。只有偷生产队的，队部里有上年剩下的茬子。我连夜布置了作战任务。由我去队部缠住更倌程五叔，就是求我写检查的那个人。老王老马具体行动，王姐和新生小王负责放哨。这次行动非常顺利，我们把偷来的十几筐茬子藏在了女生的屋里。

      偷肯定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要请求组织支援。第二天我去公社找到了带队的黄老师，黄老师是父亲所在单位派来管理集体户的，我们叫他黄叔。黄叔在户里看着烧柴，心情特别沉重。他说：“现在看来，不仅仅是你们一个户的问题，我明天就回工厂。”没过两天，工厂大卡车来给集体户送煤，每户一吨。

      天，一天比一天寒冷了。那天，做饭的王姐跟我说：“老孙，我这几天不能做饭了。”我问：“为什么？”她说：“我来事儿了。”我问：“来什么事儿了？”她脸一红：“哎呀，傻子！不和你说了，反正我不能做饭了。”我去问老刘，老刘说：“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来事儿就是来例假。”我似懂非懂。我去安排小吴和小王，她们也说来事儿了。我一生气，“我做！”晚上，二嫂让我上她家，跟我说：“她们叫我和你说说，真的赶一起了，不是为难你。城里丫头娇贵，来事儿不能沾凉水。”

     在户里睡觉的人越来越少了。老王领着小吴住在蒙古人老吴家，老马和小王住在队长二哥家。俗话说，炕热不怕屋凉。可这样的柴火要想烧热炕谈何容易。我用煤炉做完饭，去给同学们烧炕。苞米秸子放到炕洞里，根本着不起来，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呛烟。整个屋子里就离地一尺多高没有烟，只好趴在地上，用嘴吹。

      终于有一天，我们失去了做饭和烧炕的条件。我决定，全体同学分粮回家，而我则责无旁贷的留下承担看守集体户的职责。老刘在大队烧锅，吃食堂，睡在我向往的曲房那滚烫的小火炕上。集体户里剩下陪伴我的，只有那个趴在门前的永远不会说话的得力。

     我用锹在仓库地下挖了一个坑，把无比珍贵的一坛子豆油，象埋地雷一样埋好，还在上面做了伪装。然后把装有几千斤粮的仓库锁好。白天，我在大队转悠，混吃混喝。晚上，必须告别老刘，回到我神圣的岗位上，回到象冰窖一样的房子里。我把门插好，用一张门板放在火炕上隔凉，几乎把同学留下的被褥全铺在身下，有一尺后。盖上两床被子，多了不行，压得睡不着觉。把棉帽子反过来戴在头上，钻进被窝。只觉得刚刚睡熟，就被冻醒了。睡不着，想家，想诗。“睁目凉月映眼帘，风吹故乡在心间，待到黎明流离去，非非往往盼炊烟。”我没有想好，早饭到什么地方去吃。

     多少天不脱衣睡觉，不洗澡，身上奇痒难受。我到老刘干活的曲房抓虱子，一看，棉裤里的虱子滚成蛋了。老刘帮我烧了一锅开水，我把内衣裤脱下用开水烫了。晚上，我把棉裤翻过来，老刘帮我拿到外边冻上。这一夜，我睡在老刘温暖的被窝里。我擅离职守了，只留下得力为我们看家护院。

     1977年的冬天，也是一个春天。12月将迎来文革后的第一个高考。我和老刘都这样认为，要没有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我们上大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们俩搭伴去县里拍了一寸相片，共同报了名。家里托带队老师捎来了复习资料。我和老刘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克服一切困难学习着。

     考试了，我们共同走进了县城的考场。发榜了，我们去公社看榜，大红纸上清楚地写着我们的名字。录取线181分，我们的成绩远远超出了200。可是，《录取通知书》却永远没有收到。因为年轻，因为没人指导，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我们落榜了。我肯定把自愿报高了，我不知害臊地报了----北京广播学院。

     再艰难困苦的岁月都会过去，谁也挡不住春天来到的步伐。冬去春来，我们的青春就这样走过。从1978年开始，我便年年的腿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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