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九六五年“社教”运动中，省委农工部张部长和哈军工派来的郭指导员在我们大队蹲点。他们多次召开贫下中农大会，反复教育农民要时刻警惕地主富农反攻倒算，牢牢握紧贫下中农的印把子，不能成天只想着“二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什么“大姑娘丢了耳环子，家雀扑啦房檐子”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还开忆苦会——让饲养员“张单手”讲述他十三岁给地主铡草，怎样铡掉了一只手的悲惨经历；还吃了忆苦饭——从猪舍弄来了糠麸掺上野菜熬成的菜糊糊，教育农民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否则就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要克服小农意识，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还让那些搞过多吃多占、瞒产私分，甚至在政治上“阶级混线儿”的大小队干部“洗手、洗澡”，认识深刻工作组通过了就可以“下楼”，认识不上去的就继续反省，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和批判。就为这，不少队干部都撂挑子不干了，他们认为“蹦豆大伙吃，炸锅一个人的事”犯不上。所以紧接着在春耕前又必须重新组建大小队领导班子——“不换思想就换人”
如今，新班子已经干了一年，到秋收分配的时候，他们仍然还会遇上跟往年同样的难题——看起来对农民的教育还真是个长期的问题。
我们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看来我们的教育者也还应该继续不断地接受教育。
这些挨饿挨怕了的社员们在秋收分配的时候，仍旧打“小算盘儿”，千方百计地怂恿着队长和会计向上头隐瞒产量，少报收入；队干部们也不能靠西北风过日子，所以往往会硬着头皮干一把，变着法儿地给叫苦连天的社员们多分些粮食；也有的队长绞尽脑汁地在哑巴牲畜嘴里打主意，在预留的饲料里挤出一些来。他们的逻辑是人吃饱了比啥都强。在社员们感激的背后，他们也往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多捞些油水。尽管这种瞒产私分风儿在“四清”运动中也被整治过，但至今仍时有发生；大队当官儿的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下面的各队就更是肆无忌惮了，一旦事情败漏，那么透露了消息的人便成了众人责骂的“坏小子”。那气候儿，让人感觉就像是这些人都拧成一股绳儿欺骗着把他们从苦海里拯救出来的恩人共产党，真是令人难以理解。
为了拉近与贫下中农的距离，我们每天早晨都同社员一样起早背起粪筐去捡粪。沿着屯子中间那条村路，一直拣到各自生产队的门口。因为起的太早，天还没亮，于是我们手里都拿着手电筒。有一次我们的粪箕装满了，女知青们就解下了头上的围巾把冻得帮硬的马粪包起来拎着，一直送到生产队的马粪堆上，起早拣粪的社员们见我们这种样子站在那里发笑，社员们把捡来的粪自己积攒起来卖给生产队记成工分，而我们却是无偿地把它倒在生产队的大粪堆上。看起来在起早义务拣粪这件事上我们却不经意间损伤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冬天生产队需要有人每天起早挨家挨户收尿冰，社员们无人愿意干这种活，我和知青小齐主动承担下来并不记工分义务奉献。这让社员们十分震惊，由开始的大惑不解直至后来变成发自内心的感动。
由于冬季里社员家家几乎全靠一只火盆取暖，不少社员家的孩子们的小手小脚都冻坏了，我和几个知青就背着小药箱挨家去给孩子们抹冻疮膏，换纱布；给常年烂眼边的“五保户”老人去滴眼药水，每逢从市里回来我们总忘不了给这些老人带去几斤挂面和水果罐头之类的东西。
这年秋初，生产队的草棚子被小牛倌不小心弄失了火，社员们闻讯赶来带着各种工具在老队长的指挥下开始扑救。我第一个爬上了房，忙乱中不小心失了脚一下子从房上摔了下来，紧接着又被从房上滚下来的水桶砸掉了两颗门牙，嘴唇子也砸豁了，几个小伙子事后把我送到公社卫生院缝了两针，留下了一块像是唇裂手术后的伤痕……
这年年底，我终于被党支部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我对自己政治生命的诞生感到无限光荣和自豪，似乎一片光明的前途在我眼前伸展，直到共产主义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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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8/9 22:46: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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