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东哈力浅的知青岁月》之四:
知 青 生 活
刚到农村不久,我们便开始轮流做饭,每人一天。我们都是刚出校门的学生,过去从未做过饭,这种大锅灶、苞米碴子都是从来没见过的,所以刚开始做饭时,不是夹生就是烧糊。第一年吃国家供应粮,从粮站买回来的苞米碴子及苞米面里有很多砂土和老鼠屎,而且霉得很厉害,(我很奇怪,这种粮食,莫旗当地吃商品粮的干部群众是怎么吃的?)不会沙米的我们,做出的饭不仅牙碜,而且霉味很大,根本没法吃。我们只会用苞米面做糊糊,每人盛上一大碗,不用嚼,直接往肚子里咽。没有菜吃,只能用盐水汤配饭。做一锅饭,顶多吃一半,就半锅半锅地倒掉,浪费很大,造成了口粮不够,有时就要俄肚子。记得有一天中午大家收工回来,一看锅里没有饭,就问值日的,怎么没做饭,他说没粮了,顿时就有人落下泪来。不但粮食不够吃,而且很少有肉吃,每人每月二两油,根本不够粘锅的,菜里哪有什么油水。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没油水进肚,劳动大量消耗体力,体能入不敷出。第二年吃队里分的口粮,情况就好多了,只要有粮食,大家基本上可以吃饱。
1970年夏,生产队在村东头紧挨着生产队的羊圈,为我们建了一座四间的平房。选址时我们就向队长提出来离羊圈太近,气味太难闻,但队长说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建房。其实莫旗农村是真正的“广阔的天地”,哪里不能建一座房子?不知道队长出于什么考虑。当地农村盖房子,大多是用“垡子”垒墙。因这一带甸子里的草长得十分茂盛,草根紧密地扎在土里,用垡锹挖出长方形比土坯略大布满草根的泥块,晒干后砌墙,当地人把这种土块叫“垡子”。用垡子砌墙盖房,省工省料,据说还“冬暖夏凉”(不过我们没有感觉出来)。
房子建好后,仍是四名女生住一铺南炕的西屋,十三名男生住两间南北对面炕的东屋。但社员们很少到我们知青点来串门了,因为羊圈的臭味实在让人受不了。而且不建厕所,我们房后被女生占领了,我们男生只要避开人,就在羊圈附近放包袱。
当年秋天,我们为了储存过冬的蔬菜,就在我们知青点的男生宿舍,南北两铺炕中间的屋地上,挖了一个大地窖,大约有4米长,2米宽,2米深,窖顶用树枝和秫秸棚上,再盖上土,把整个一个男生宿舍的地面变成了蹦床了,人走上去忽悠忽悠的。
冬季气候寒冷,最冷时气温可达零下40度。在井台上打水,水从柳罐里溅出来,落在地上时已变成冰球滚跑了。那样的环境条件,大家也就不太注意环境卫生了,所有的生活用水,都是推开门就往外泼,门口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直径五米左右、相对高度足有一米的冰包,出来进去的人都得小心翼翼,这在东哈力浅也算是一景了。对我们青年点不熟悉的人,到我们青年点来,经常会被摔得四脚朝天。
由于房子大,门窗都是破的,冬天烧两顿饭,那点烟根本就热不了我们的炕,屋里屋外的温度差不多,咸菜缸放在里屋还被冻裂,北墙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象刷了一层白石灰似的。我夜里睡觉时下边铺一条狗皮褥子,一条棉褥子,盖两条厚棉被,然后把大衣棉衣全压上,戴上口罩皮帽,还得把帽耳放下来,钻进被窝人也就动不了了。
我们水土不服。生活、卫生条件差,极易得肠炎。1970年夏季的一天,我突然拉起了肚子,从早到晚蹲在苞米地里,站不起来。后有社员告诉我一个土办法,把桦树皮烧成灰,用水调成粥状,喝一大碗,可治拉肚。果然,一喝下去立即见效,但治标不治本,只止泻没有杀死病菌,急性肠炎变成了慢性肠炎,这个病一直陪我到现在。还有一次左手中指得了甲沟炎,整个胳膊都肿了起来。队里的羊倌刘海大叔得知,把我叫到他家,首先给我发炎的手指套了一个猪苦胆,刘海大叔的爱人用长针在炕缝、墙缝串了一串臭虫,大约有三、四十只,然后用手往我胳膊上抹,只见胳膊上一片片臭虫血,抹完后叫我保留两天不要洗掉。两天后肿痛减轻,没几天就好了。
劳动之余,我们最多的是想家,对前途的悲观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俗话说:“男愁唱,女愁哭,老太太发愁瞎嘟嘟”,我平时并不爱唱歌,但那段时间特别爱唱京剧《红灯记》,当然跟唱京剧不同,我是直着嗓子嚎,谈不上“唱”京剧。为了不影响大家,我会到野外或后山上放开嗓子猛嚎。而其他同学唱歌则是行家里手,他们会把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唱得很忧郁,声情并茂。不知是谁把《扬子江边》(现名《南京知青之歌》)引入青年点,立刻大家都会唱了。王吉林有一把二胡,拉得很好。我买了把秦琴,也没人教,有时间就弹一阵,着实污染空气,名副其实的“乱弹琴”。当时还没听说高校在下放知青中招收工农兵学员,可我觉得时间浪费得太可惜了,就利用业余时间复习我喜欢的立体几何和俄语课程。记得当时我的俄语课本找不到了,又没处买,就写信给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高中最要好的朋友姚庆云,向他求援。他接到我的信,很快就把他的俄语课本给我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