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住
71年夏的一天晚上,我们窑里的付国安忽然肚子疼的得他满炕打滚,并吐绿水(胆汁),他断断续续地说,曾得过“胆道蛔虫”病,这会儿蛔虫在胆道里折腾呢,哎呦...疼死我了。大家看着他束手无策,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大早,我借了辆架子车拉上付国安就去了公社卫生院,大夫一看病情严重让我们马上去县医院。我们县离公社50里地,而且县里只有一辆救护车,可巧又没在,(当时我们都戏称县上的救护车是思想病人车,经常被借去拉犯人,可能今天又借走了)我顾不上多想拉上付国安就奔了县医院。到了医院我办好了一切手续,服侍付国安住进病房输上了液,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感到又渴又累又饿,对着水龙头狂饮了一通。输了液的付国安疼痛减轻了些,便让我去吃饭,出了医院才想起,除了兜里剩下的1元多钱和一辆架子车外,我是一无所有。到了街上一看,县里唯一的一家饭馆还关了门,没办法只好带着饿了一天的肚子回了医院,坐在木椅子上肚子不争气的咕咕地叫个不停,迷迷糊糊的看着病人过了一夜。
第二天,经过治疗的付国安明显好多了,我俩吃过早点后,把剩下的几毛钱留给他吃中午饭,我决定上街去转转,看能否碰到熟识的知青。我还真有福气,刚到街上就遇到了康家坪的苏志毅,(他是来县上开民办教师会的)我高兴的快要蹦起来了,真是天助我也。中午响当然的跟着他去县招待所噌了顿会议饭,又借了几块钱,回到医院把钱统统留给了付国安,又嘱咐了一些话就拉上架子车回生产队了。
在我走前,病房里又住进来一个被脱粒机打伤手的北京知青,记不太清他是交口公社还是张家滩公社的,脑子里只有那裹着厚厚绷带浸透着斑斑血迹的手......
在此我向所有在延安插队劳动中受伤或致残的知青朋友们致以最真诚的问侯,衷心祝福他们幸福快乐,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