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生原有爬不完的山

　　
　　第二天，我们就正式上班了。最终，我们有24户上海知青，一起拆除所有的设备，准备搬运，我一看，乖乖！30KW的大电机两台，22KW两台，两个退火炉都是30KW。海丰规定每个大队用电量是250KVA，这一个厂就要300KW，难怪要拉它的电呢。没有起重机，没有吊车，我们学习了大庆精神，手挑肩扛的把设备运到了船上。

　　中午厂里一阵喧哗，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一去打听，才知道电工徐炳炎不愿意去梅陇了。什么原因？一问才知道，搞销售的苏牧祖惹得祸。他在厂办公室乱咋呼：“我们厂里来了一个高级电工何建源，这下徐炳炎在也逞不了能了。”我赶紧跑去找徐炳炎：“兄弟，我们都是一起从新疆回来苦出身的，是难兄难弟，我又是应聘来当机修工的，没有想和你抢什么岗位！何必闹得大家不开心呢！”至此，一场风波平息。

　　很快我们就把全部设备搬完，接着大家开始整理自己的家具行李。海丰领导派了许多车辆，每户一辆车将我们分布在各大队人的家具行李全部装上车。这时我在桃园的许多朋友都来帮忙，并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到上海后再相见。8月24日，这也是首批转移的上海知青，离开了海丰。我们是到上海去打根据地的，去发展我们海丰的事业。

　　梅陇地处上海的西南端，属闵行地区（原上海县），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先期，就有海丰的海工阀门厂已经在那里打下了基础，这次我们到梅陇也是他们牵线拉头的。到了梅陇，我们就先借住在农民的房子里，这一住就是两年。这里农村没有自来水，我们吃得是井水，用的是淀浦河的河水。淀浦河发源于淀山湖，是人工挖的运河。从青浦开始，一股清澈的河水流经梅陇，流到了黄浦江。梅陇农民世世代代饮用淀浦河水，在那里发祥。

　　接着，海丰的船只也到了梅陇淀浦河码头，我们把设备拉回了张慕拉丝厂。张慕拉丝厂是一个濒临倒闭的村办企业，厂房非常简陋，下雨到处漏水。车间黑暗狭小，和海丰的车间简直是无法比拟。我们同样用大庆精神，手挑肩扛的把设备扛进车间，安装到位。我们的机修车间主任马德良人称老马是一个新疆机耕连队的连长，新疆劳动模范，一向吃苦在先。他指挥大家安装好各种拉丝设备，我们很快在一个月之内投入生产。

　　我们的子女也借读于梅陇的中学和小学，结束了我的孩子东奔西博、颠沛流离的学习生活。学校的借读费由我厂全部开支。并且，我的儿子和女儿以优异的成绩都成为班中队小干部。

　　到上海后的第一个休息日，我们就去看望了我的小弟和弟媳妇。小弟媳妇是一个大度而有主见的人，她嫁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不在，已经被兄弟姐妹们扫地出门。当她听到我们的遭遇后，勇敢地抛开世俗的偏见，力陈自己的主张，深明大义，让所有的家人知道亲情的重要。并且亲自把我们从吕巷接回了家，让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向我们道歉。小弟一家这次见到我们非常惊奇，为我们能够打回上海感到骄傲，并为我们接风洗尘。我的小弟，何建宇。Me，何建源。上海话同音，OIJANRY，分不清哪个是源，哪个是宇。犹如老斯特劳斯和小斯特劳斯一样。

（三）

　　很快，大家都进入了正常的生产，也都尝到了艰苦的滋味。初来乍到上海，一共是24户知识青年。也就是这48位曾经在新疆修过地球的“农民”，依靠48双手勤勤恳恳、白手起家把一台台设备在最短的时间内安装到位，投入生产。这期间的艰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一天，海丰农场的副场长李康天来慰问我们，和他在新疆一个团场的杨雯琴，哭着扑了上去说：“我在新疆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根本无法承受这么艰苦的工作，你给我转移到其他农场吧，我也不愿意干这么苦、这么脏的工作。”我就安慰她们，说我在新疆山里扛木头不知要比这艰苦多少倍，那时连我这个大男人都要哭鼻子，现在这点算得了什么？任何一次创业都是要艰苦奋斗的。苦尽甘来，我们会过上好日子的。毛子文、杨雯琴夫妇在新疆团场宣教科工作，一直是养尊处优。因此，一下干上这么艰苦的工作，难免有点不适应。李康天说：“我们会很快好起来的，你们现在还住在农民的房子，工厂是这么矮的蓬蓬。总要一步一步地解决，先把你们的住房盖好，让你们有一个舒适的家园，再来改善你们的工作环境，好不好？”“好！”大家一致拍手鼓掌。大家从心底里发出喜悦的呼声，从心中升起了一种希望，升起了一种对美好生活憧憬的企盼。杨雯琴也露出了笑脸，我对她说：“已经是做妈妈的人了，还哭哭笑笑，像个小孩子似的。”

　　时值深秋的一个晚上，这一天我正在做中班，为一个细丝机调换皮带。门卫跑来和我说：“你弟弟来了。”我回头一看果真小弟来了，我赶紧料理好工作，出了车间一看，小弟鼻青脸肿的站在我面前。我问怎么回事，他说：“被二哥打得。”接着，他把缘由说给我听，我连夜赶到他们家中，看到大弟眼角也打了个豁口。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是发生了，亲情反目成仇。

　　我们自从去海丰以后，父亲单位将亚细亚里的房子调换了一套宜山路田林新村两室一厅的房子。大弟和小弟结婚一家一间。现在矛盾发展到这种程度，实在是很难办。最后通过父亲单位调解，小弟一家搬到虹桥路单位分配的一室户，暂时缓解矛盾。从此，兄弟分道扬镳达十年之久。

　　这一年是我们搬到上海后当年就盈利的单位，海丰农场嘉奖了我们。我们企盼的职工宿舍楼也开始建造了，并且新的厂房也全面开花了。我们天天跑去宿舍楼施工现场，看着我们的楼房一天天的在长高。

　　初冬季节，我去了一趟久未联系的小梅家。小梅见到我非常惊喜，问我这几年到哪里去了，怎么神秘的失踪了？我将神秘失踪的前因后果都告诉了他。他，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嗨！亲情反目成仇！知青上山下乡，连亲情也流失了。有多少知青的家中都有这样同样的命运啊！”

（五）

　　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央发出了有关知青上山下乡子女政策，知青身边的子女有一个可以回上海念书了。我的儿子这一年初中毕业，正赶上这个政策出台。虽然有了此政策，但还是改变不了世俗对新疆知青的歧视。我们的子女也深受其害。我的家，包括岳父岳母，没有一家愿意收留我儿子。这时，我的小弟伸出了援助之手，接纳了这位侄子，将我儿子户口落在了他的家中。从此，我家第一位成员正式进入了上海。

　　世俗对新疆知青的歧视远不止在家庭的范围，包括整个社会都有影响。儿子的升高中考是只以一分之差，名落孙山发配到上海东北角的纺织机电中专。从此，儿子每天早晨5点钟起来，从上海的西南角直奔东北角的学校，晚上7点钟才能到家。每天的早出晚归使得他得了胃溃疡。儿子一生真是多灾多难。也许我对儿子期望太高，没有给他填写普通高中，番禹中学。只填了几个重点高中以及中专，让我抱憾终身。

　　1990年，我厂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开始上了上引法。什么叫上引法？上引法顾名思义就是向上引得法则。在铜的行业中，炼铜炉有两种生产方法，一种是通常普通的将铜溶化后，在炉子的下方开个洞，让铜水从下方自然流出，冷却后成为铜杆。这种铜杆在冷却时所有的氧化物和残杂物全部掺杂在铜杆中，铜的延伸率就大大的降低。上引法是当时一种先进的炼铜法，即把铜液从上面用吸引出来，与空气隔离，与残杂物分离，引出的是纯度极高的无氧铜杆，大大提高了铜的延伸率。因此，上引法得到了普遍的采用，上引法也在各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全面开花。我厂也投入到这时髦的行列中。

　　这也是魏有财好大喜功的特点，跟着别人后面瞎掺乎。不过这在当时某个特定环境还是有着促进作用。这年的深秋，我奉命去海丰拉行车的铁轨，和钱忠欣、拉兹一起坐车去了海丰，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光临海丰。这次坐的是新型解放货车，我坐在驾驶室里经过一天的颠簸以后，脑海里就在想我最后从新疆回来的那趟车，秦中玉开的车。里面坐着四五个回河南探亲的那一家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坐的，也许是挤得。一天两夜的颠簸够他们享受的，远不如后面车厢里。可上海乃至华东地区是不容许后车厢里坐人的，我们一行几人只有一路享受颠簸到了海丰。装好铁轨又一路享受颠簸的回到了上海。

　　海丰依旧还是原来的海丰，广阔的滩涂让我倍感亲切，又让我感到狭意的抒怀。海丰没有了热热闹闹的知青，他们已经全部转移到上海崇明、南汇和奉贤的各个农场去了。知青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不同于土生土长的农民，对土地是没有感情的。知情知识面广、流动性强，对农业生产没有起到好的作用。海丰农场已经感觉到这种矛盾的威胁，海丰不想成为第二个新疆。因此，知青走了。留下和我们一样的369（三百六十九户知青干部），招募了大批土生土长的苏北农民，继续发展了海丰农场。但是，我们24户新疆知青也还是海丰的工人。当我这次离开海丰的时候，我对着海丰喊：“海丰。我永远是你的孩子！”

　　回沪后徐炳炎当了上引法的车间主任，没有了电工，魏有财不得不让我当电工。从他心底里是不愿意让我们这些嫡系部队的人走上重要岗位的。这不，很快我厂为发展上引法，引进了长江中专的中专生人才，都是新疆知青的子女。其中有四位被分配当电工，安排到电工组的是葛莺和徐晓华，李昊和薛美林去了上引法。葛莺是我们新疆四团知青的女儿，是一个坚强的女孩，是我们知青子女的骄傲。家中因母亲长期生病而贫穷，通过自己的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从这七位知青子女中脱颖而出，成为我厂继唐琴英之后的工会主席、劳资科科长以及副厂长。

　　自从我们搬进新居以后，每周广播电视报成了我家必不可少的报刊。1991年年底从报纸上得知1992年的元月一日中央电视台二套将直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虽然我不知道是谁指挥，但198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给了我抹不去的印象，好奇之心让我早早地等在电视机边。音乐会一开始，那熟悉的身影又出现了，卡洛斯·克莱伯登台了。这次是彩色电视机，更让人看得心旷神怡。乐曲一开始《愉快的温莎夫人》，卡洛斯·克莱伯那沉思的手势，让人身临其境如痴如醉。接着每一首曲子，他的指挥风格都能让我浸入令人陶醉境地。尤其是一曲《天体乐声》让我也飘飘欲仙。一场音乐会大餐，让我久久地回味，很长很长的时间我都心潮澎湃，荡漾在美轮美奂的遐想中。从此，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成了我必不可少的美味大餐，成了我不可缺席的享受。

　　这一年我又看了几个大餐，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89年推到柏林墙时伯恩斯坦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才知道浪漫指挥的鼻祖就是伯恩斯坦。可惜这场音乐会演出得不太理想，乐队由多个乐队拼凑起来，配合得有点杂乱无章。尤其是女高音歌唱家琼·安德森技压群芳，显得特别刺耳。倒是伯恩斯坦的优异指挥让我大饱眼福，不愧为是浪漫指挥的鼻祖。伯恩斯坦是继托斯卡尼尼之后，为纽约爱乐乐团开辟“第二黄金时期”的关键人物。他是立体声时代与卡拉扬齐名的两位巨人之一，他将内在的丰富感情和多彩的艺术想象力综合在对作品的阐释上，其指挥风格突出了激情与浪漫，因而构成极度的夸张。1990年离开了人世，享年77岁。

　　这一年，女儿考取了田林三中高中。同时，儿子在中专成为学生会主席。天天的早出晚归以及繁忙的学习，他饱一顿饥一顿的最终得了胃溃疡，不得不住院治疗。从此，就落下了胃病，一到劳累过度就犯。让我和妻子心痛不已。

　　由于魏有财只注重产量，使得所有单线设备处于超负荷工作，加重了直流电机的维修量。此时钱忠欣通过他妹妹认识了一个修理直流电机的单位，进行修理。从修理中才得知单线所有直流电机故障是超过额定速度所引起的，由于所有调速机构都是半控桥，没有弱磁调速，引起强电流通过整流子，造成炭墼和拉槽。从此，又在我学习中多了一项技术——变流技术。通过对变流技术的理解，才能知道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但是，这时想要降低单线车间设备速度已并非易事。降低任何一部机子，工人的产量达不到就要叫。这个车间的工人都是妇女，是梅陇张慕的农民，非常斤斤计较。就连修理设备而引起的停机时间也不放过，让你在她的产量表上签上你的大名，滥竽充数她的产量，这样，她就好多拿超产奖了。我们的知青夫人简直和她们不能比拟。知青生活在新疆兵团时代，吃的是大锅饭，谁也不会想到在金钱上这么斤斤计较，不设手段。无奈之际老马采用加大皮带盘的盘径来提高线速度，降低电机的转速。

　　在线性控制时代的初期，所有的电缆设备都没有解决线速度的好办法。要求整个设备在运行中而保持线速度不变，只有改变收放线电机的转速。放线盘采用自然无动力驱动的被动放线，结果放线盘越转越快。而收线盘采用力矩电机控制，采用阻尼方式达到线速度一致。这种方式的主要缺点就是电线被拉伸，延伸率降低。对绞节距不一致，在通讯行业里容易造成电话与电话之间串音。魏有财请来了两位星期日工程师，工程师给出的结论是改变收线结构，采用张力形式。因此就有了后面魏有财去瑞士、去美国逛了一圈。

　　很快，通过这个修理直流电机的负责人认识了她的丈夫，著名音乐家郭予力先生。郭予力先生听说我是盛中华的得意门生，特地邀请我和钱忠欣、王献忠和老马四位去他寒舍做客。席间要我拉一曲助兴，他来伴奏。我说：“我已经二十年没有拉小提琴了，拉不来了。”“没有关系，基础总是有的。”结果，一曲舒曼《梦幻曲》只拉了两小段就再也拉不下去了。“想不到是这么差劲，还是盛中华的得意门生呢！”“我和你说的吧！让你失望。艺术和技术一样，一天不摸就大相径庭，十天不摸，退步三年。十年不摸，你就别想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