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如此，1967年1月初，我们“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联络委员会”还得到了多个“造反派”组织的联络，要求我们与他们一起到中南海去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他中央负责人去。
我对他们解释了我们“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联络委员会”组织的宗旨，只是起到联络作用，没有指挥他们各个基层组织的权利……因此，我们没有去。后来听说到中南海来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他中央负责人的造反派越来越多，据周恩来总理值班室当时的电话记录：(中南海的)西门和西北门各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南门(新华门)也有二百多人。学生们时常翻墙入院，突破警卫防线，造成中南海四个门频频告急。1月8日凌晨，“造反派”又发起了冲击中南海各门，要求揪斗刘、邓、陶及其他中央负责人行动……
更有在元旦过后没有多久，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工总司）在王洪文的领导和指挥下，夺得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夺取政权的“革命风暴”。由于毛泽东的支持，继上海之后，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省市“造反派”也相继起来夺权了，建立所谓军队、干部和造反派群众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
2月5日，张春桥、姚文远等经过策划，成立了所谓“上海人民公社”，23日，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966年1月份上海的夺权，被张春桥、姚文远等人称为“一月革命”。
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因为夺权与反夺权，更激发了派性的斗争，因此，武斗风更是越刮越烈了。到处的小报都在传递着因为武斗而死人的消息……
由于党中央曾经多次地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要求。
不但在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又在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职工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必须迅速返回。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两套班子，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
并且在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指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要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并提出了由群众选举产生的领导班子负生产责任。
另外周总理在接见全国各地革命师生代表时的讲话中，还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建立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条件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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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5/15 17:55: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