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员——兵团生活回忆录之三十二
一
在我给连宣传队编写的节目中，要数小歌舞剧《雪中送炭》生命力最强，师里有活动安排我们连演出时，这个节目一般都上。
该剧是我1970年初根据真事儿编写的。当时乌拉盖地区下了大雪，运输困难。我们的邻居沈阳军区守备六师侦察小分队存煤告罄，面临停暖断炊。我们连闻讯，立即安排人把我们的存煤送去，解了小分队的燃眉之急。
该剧虽然剧情简单，但意义很大，反映的是军民鱼水情，适合在多种场合演出。“八一”也好，春节也好，欢迎兄弟部队也好，文艺演出时有这样一个内容会显得更为完满，所以这个节目就成了我们连宣传队的保留节目。
这个节目经过长期砥砺，在演唱、舞蹈等方面，确实日臻完美，可算是我们连宣传队的精品节目。
记得1971年初，好像是春节那段时间，师里曾在师部小礼堂开过一个什么会，规模挺大的，小礼堂里挤满了人，好像师直各单位都参加了。
对于此次会议，我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就是师长看到会场上有人抽烟，非常不满，中断讲话内容，大喝：“抽烟的，掐死！抽烟的，掐死！”事后有人糟改师长，把这句话学成：“把抽烟的掐死！”
这次会议结束后，演出了文艺节目，其中就有我们连的《雪中送炭》。
舞台上，灯光明亮，4位身着绿军装（不是军垦服），腰扎红绸带的兵团战士，在动听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他们手挽绸带，做着象征推车的各种动作，欢快，热烈，轻盈，优美，让我难以相信，台上的演员就是身边的战友。
这4位战友是谁？已说不大准，可能是赵文成、穆学成、李建喜、陈东翔吧。演小分队排长的我倒有印象，应该是孙铁。
4位战友边舞边唱，讲述事情由来，抒发拥军之情。
歌曲的旋律非常好听。据何子军回忆，曲子是他谱的。当时，他是连宣传队成员。
歌曲的旋律现在我还能哼出来，可自己编写的那些歌词，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挖空心思只想起一句：“漫天的大雪一个劲儿地下”。我印象中歌词挺美的，怎么这句就像大白话呢？
战友聚会时，我请宣传队的人帮我回忆，只有杨淑芳哼出了两段。
其一是：
一望无际大草原，牛羊成群一片片。
麦田随风翻金浪，内蒙草原如画展。
其二是：
我是一名汽车司机，经常来支援六师建设，
汽车开到那草原上，只觉得心里热呵呵。
我感觉这些歌词不像是《雪中送炭》的，应该是出于另一个歌舞剧。这个歌舞剧叫什么名字人们也说不上来了，只说应该也是我编的。
我编写的歌词就是这个样子？跟“挺美”不沾边啊！
可能当时自己就是这么个水平，《雪中送炭》的歌词应该也强不到哪儿去。
二
由于总掺和连里的宣传工作，1971年初团支部委员会选举时，我被选为团支部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连队的团支部书记，规定由副指导员兼任，选他也好，不选他也好，反正都是他。此时连里的副指导员是于德荣，他担任了书记。副书记是赵素兰。应该还有两个委员，但我只记得其中一个是王金德。
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后，我干的工作与这之前没有明显变化，主要还是办黑板报、办宣传栏，帮宣传队编写节目。
两个书记也有分工，具体怎么分的已无印象，只记得副书记赵素兰主抓黑板报，因为她经常给我派任务。
赵素兰是保定农专的中专生，比我们这帮初中生年纪要大一点儿。她基本上不动笔，只要是组织和指挥。
板报组应该有三四个人，现在能记起的只有王兰。
王兰与我一样，也是保定知青。在与她的接触中，我总觉得她高我一头。因为我听说她的父母在河北日报工作，就下意识地把她与书香门第联系起来。在全国革命人民都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列为“臭老九”时，我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呢？现在也说不清楚。
她喜欢看书，来兵团时就带了不少书。我曾跟她借书看，现在手里还有一本从她手里借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编》。这本书的封面上还写着一个名字——高峰。后来得知，高峰是河北日报的老记者，看来她的家人在河北日报工作是不会错的了。
她高度近视，抄黑板报时，鼻子几乎要贴在黑板上，让人以为她在嗅什么东西。她经常因此弄得脸上都是粉笔末，像花猫似的，让人看了可乐。
还有个可乐的事与她相关。有一次，一帮男生到小卖部买东西，那位长得像孩子的“梦大哥”李忠民，看到货架上摆着“玉兰”牌的雪花膏，兴奋地大叫：“王兰！王兰！”
这帮坏小子看“梦大哥”这么兴奋地叫女生的名字，都给他起哄，叫他“王兰”。
三
大概在1971年初春，连里又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到直工科帮忙。
政治部直工科是我知道的最早的机关科室。我们连刚组建为直属连时，就由他们领导。不久改为战勤连，还归他们领导，参加连里总评的上级首长总是直工科的人。大概那时连里的工作主要是开展教育活动，他们正是主管这项工作的部门吧。
1970年夏，我们连改为基建连（我们自己还叫战勤连），连里的工作重心转向基建，后勤部基建科的人成了我们的主要领导。连里的工作一般由基建科安排。不过在这期间有军事行动时，如军事训练、野营拉练，司令部的军务科、作训科也来指导连里的工作。但直工科好像始终都是连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管部门。
直工科的人不多，我能想起来的有魏科长，郭干事、赵干事、白干事（记忆已不太准确）等。虽然科里的科员都叫“干事”，但太“事务”的事儿，还是没有人干。比如，复写上级的讲话这样的事务性工作，就要让下属单位出人来帮忙。我有幸就被连里推荐给了他们。可能连干部认为，保管员的工作是连里最不重要的工作吧。
那时，人们都关心政治，国内外的大事小情都想知道。可那时的报纸杂志偏不刊登这类的东西，结果是“小道消息”满天飞。
“小道消息”从何而来？一部分就来自上级领导甚至是中央首长的内部讲话。这种讲话一般情况严禁外传，即使向下传达也有级别限制，不是一般干部能看到的。
可越是不想让人们知道，人们就越想知道。所以下边一旦搞到此类讲话，就会安排人复写，以便分享。那时，没有复印机，更不用说电脑，所以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复制”。
印象中，我到了直工科之后，是赵干事给我安排的工作。
他给了我稿纸和复写纸，让我“复制”那些每本都有几十页的讲话。讲话有的是手抄本，有的是复写本，反正没有一本是铅印的红头文件。
我按赵干事的要求，每次在稿纸中夹4张复写纸，这样就可以一次炮制5份讲话。这大概就已经够科里用的了。当然，再多夹复写纸，也没有多大意义，多复写出的“复件”基本无法辨认。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上级领导眼皮子底下工作，自然要好好表现。我不言不语，埋头抄写，领导们不劝我休息，我绝不停笔。一天下来，我的中指握笔处就凹成了坑，一摸，像熟透的西红柿。
抄了四五天，我才“复制”完那一小摞儿讲话。
我的字虽然不太漂亮，太绝对可以看得很清楚。科里的领导们学习之后，都很满意。
四
这之后不久，直工科要求我们连成立报道组，给《兵团战友》报供稿。连里点名让我当了组长，我自己觉得，这样的决定可能与直工科领导的推荐有关。
报道组的成员由各排推荐，好像是一个排一个。回想起来，好像有纪国强、赵振英。其他的人就想不起来了。
《兵团战友》报是我们兵团自己的机关报，由兵团政治部出版。
我估计，可能是北京军区的报纸叫《战友报》，我们的报纸也就跟着他们叫了这么个名字。
创刊时间有人说是1970年9月1日，是不是准确，我没有考证。但肯定是在1970年。
报纸创刊后，发行到班。周二刊还是周三刊已记不清了，反正不是每天都有。
报纸反映的是兵团战士们的工作与生活，按说我应该很喜欢。可我却和它亲近不起来，因为上面很难看到我们六师的消息。
听直工科主管新闻报道的郭干事说，《兵团战友》报上刊登六师的新闻少，是因为我们给报社供稿就少。师里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不仅要求各团成立报道组，还要求各连也成立报道组。我们连的报道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
报道组成立后，直工科要求我们要经常给报社投稿，要力争多见报。
这之前，我只写一些诗歌、批判稿、小节目之类的东西，对如何给报纸投稿是一窍不通。
可当了报道员就得投稿。写什么呢？没有人告诉我，我只能看报纸上刊登了些什么东西。
报上登的最多的是某某团、某某连在干什么，某某人有什么先进事迹。可我却顾虑重重，不敢写这样的东西。一是自己就是个普通战士，有什么资格让连长、指导员、排长们给你介绍情况。你硬着头皮去找人家，人家不拿你当棵葱怎么下台？这样做是否太张扬，会不会让人说不知能吃几碗干饭？二是自己从没有给报社投过稿，不敢想象自己写的东西能上报纸，如果采访了别人而稿子又见不了报，怎么向人家交待？总之，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还担心因此影响自己的面子。
怎么突破这种困境？我反复研究报纸之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外围突破。我发现报纸除了刊登新闻类稿件，也刊登小评论、批判稿、理论文章、文艺作品等非新闻性的稿件，而写这些稿件不用惊动别人，自己蔫不唧儿地就写了。我不妨从写这种稿件入手，实现见报稿件的“零突破”。一旦有稿件见报，自己底气足了，别人也会另眼相看，采访时的心理障碍自然会小许多，再写新闻稿就相对容易了。
由于我自己心里都没底，当然也就指导不了别人，所谓的组长也就是挂了个名儿。
当时规定，报道连里的新闻，要经连队审核，并由直工科盖章后，才能寄出。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新闻失实。再就是可以让报社放心地采用，提高见报率。印象中，我曾拿着稿件让直工科盖过章。是不是我写的已无印象，但稿件是肯定没有见报。
直工科还让我当了师直机关的报道员，我有责任报道师直机关的新闻。我连连队的新闻都报道不了，师直机关的就更甭提了，一篇都没有写过。
当了报道组组长，我的压力很大，盼着尽快能有稿子见报，因此给报社投了不少批判稿、小评论之类的东西。虽然左盼右盼，但最终是一个字也没有登在报纸上。
五
1971年3月中旬，我接到一个有点儿让我难为情的通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次新闻工作会议。我还没有一篇稿件见报，就去参加这样的会议，真是问心有愧。
不过，在大伙儿都没有见报稿件的情况下，上级安排我去参加这么重大的会议，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直工科的郭干事，他是我的领队。
这次会议在兵团机关所在地召开。兵团机关驻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市，我们去那儿不是很方便，要先乘汽车到大石寨，再乘火车到白城，从白城倒车到北京，再从北京到呼市，绕一大圈儿。
到达呼市后发现，与会的多是各师、各团主管新闻工作的领导，基层连队的兵团战士报道员并不多。
现在能想起来的六师与会人员还有后勤部的蒋干事（现役军人），政治部的高挺柱（中专生），53团的郑德和（复员军人），其他人已无印象。之所以对这些人有印象，是因为我有开会时我们4人在礼堂前的合影照片。
照片是郑德和拍的。他主要搞摄影报道，与会时就带着照相机。他的照相机带自拍功能，我们4人照合影，还不用麻烦别人。
兵团对此次会议非常重视，组织得很好。司令员何凤山作了报告，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介绍了经验，组织我们参观了兵团战友报社，还安排了文艺节目。会议期间还发了一本《兵团战友》的采访本，两本《兵团战友》的稿纸。采访本有64开大小，蓝色的塑料皮，非常漂亮。
听了人家的经验介绍，我心里的压力更大了。因为人家见报的稿件好像比我投的稿件还要多。而且他们介绍的一些经验，讲的一些新闻术语，我也没有完全听明白。一种焦灼感折磨着我，我恨不能马上就有稿子见报。
好在会议安排了自由活动的时间，让我可以散散心。我跟着郭干事转了呼和浩特市的城区。印象中是有人托他买什么特产，他到处寻找。我们走了不少地方，没有看到特别繁华的街道，倒是有些地方很破旧，像村镇一样。
与会的现役军人好像没有我这样的压力，他们几乎只要有空闲时间，就凑在一块儿打扑克。
他们四人一拨儿，玩同一种游戏，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游戏。这种游戏应该非常有趣，因为他们玩起来就没了钟点，经常是彻夜不眠。
这种游戏里边有“猪”有“羊”，还有“变压器”，让人感觉莫名其妙。而且还要记分，像打比赛似的。我看了半天，也弄不明白，索性去睡觉。
我倒是记住了这种游戏的名字——“拱猪”。
六
会议结束后，六师去的一帮人都已熟识。我们结伴返回。
由于到兵团后没有回过家，郭干事让我回去看看。郭干事自己也准备趁此机会回家看望妻子。
郭干事是北京人，年轻英俊，感觉比我大不了几岁，应该结婚不久，好像还没有孩子。
他老成持重，不苟言笑，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但实际上对人非常热心。我跟着他出去，他是领导，我应该跑前跑后，可实际上却是什么事他都想在前，干在前，基本不用我操心。他对我非常关照，连一些生活细节都替我安排好。
他让我回家住上10天，然后到北京与他聚齐，一起返回兵团。
出发前，他就让我从师里开了住宿证明信，这样我在北京等他聚齐时，能免费地住在北京军区的赵家楼招待所了。
我们一帮人乘火车到达北京后，郭干事就直接回了家。
既然到了北京，就应该到天安门广场留个影。有摄影大师郑德和与我们在一起，办这点儿事自然是小菜一碟儿。蒋干事、高挺柱，还有我，与郑德和一起去了天安门广场。
郑德和，个子不高，非常精干，说话风趣幽默。与他在一起，心情特好。
蒋干事虽然是现役军人，但很随和，一点儿也没有当官的架子，与我们很说得来。
高挺柱在我们之中学历最高，业务能力最强，做事严谨，有学者的风范。
与他们相比，我的年龄最小，阅历最浅，他们把我当小兄弟看，处处照顾我。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圣地。我们满怀虔诚地观览了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广场建筑，并摄影留念。
后来郑德和专程赶到战勤连，把3张冲洗好的照片给了我。这是我在兵团照的为数极少的照片中最主要的部分，一直珍藏。
游览天安门广场之后，我与他们分手，登上回保定的列车。我离开家乡已快两年了，此时归心似箭，恨不能马上就见到父母和弟妹。
兵团战士三年内不安排探家，在兵团战士还没有探亲假的时间，我能够利用开会之机回家，真是幸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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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6/11 21:40: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