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围绕菜价的追问,始于今年4月一位山东菜农的自杀,“菜贱伤农”的悲剧,以一种最极端的方式呈现。而且与人们的一般认知相悖,“菜贱伤农”的同时,并没有引发连带的“菜贱惠(市)民”,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菜贱伤农”与“菜贵伤民”同时出现的悖谬局面。
人们的当然联想,是菜价的背后有黑手操控或游资炒作,以人为推高菜价而牟利,就像曾经出现过的“蒜你狠”或“姜你军”那样。正是在这样的疑问之下,媒体开始了对从菜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追踪。然而令人颇为“失望”的是,在媒体的全程追问之下,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猜想中的黑手和游资似乎并不存在:从地头到餐桌的流通链条确实过长,但至少在整个蔬菜产供销体系不出现根本性变化之前,现有链条中的任何环节都不算多余;而现有链条上每一环节的参与者似乎都在艰难谋生,并没有想象中操控市场、坐地起价的黑手。菜价的涨落,存在另外的原因。
而若要追问菜价涨落的真正成因,还有几个基本概念需要澄清。首先,今年春菜上市时节出现的地头菜价暴跌,与供大于求的“基本面”高度相关。去年同期菜价高企,误导菜农大量种植同种蔬菜,导致今年短时期内的集中上市,供大于求而导致价格暴跌,几乎是必然;其次,蔬菜供销体系已经实现全国一体化,地头菜价在城市蔬菜终端价格中的占比,远低于长途运输的物流成本,地头菜价的暴跌,不可能等比例地体现为城市蔬菜价格的波动。今年4月以来,城市菜价的小幅下跌,已经是地头菜价暴跌的正常反映,媒体广泛报道的“5分钱一斤的西葫芦运到市民餐桌,价格上涨20倍”,则是相对刚性的物流成本所致。
媒体随着市民的疑问,一步步将诘问的目光,最终聚焦于高昂且刚性的物流成本。供销链条过长、环节过多,导致交易成本高企;成品油价格节节攀升,导致运输成本高企;公路收费过多、过滥,各种名目不清的收费、罚款泛滥,导致蔬菜运输的隐性成本再度推高,共同构成了居高不下的物流成本,也最终推高了城市菜价。
在上述三个环节中,诸如北京新发地与山东寿光之间的“城乡对接”模式,尽管存在交易链条长、环节多、交易成本高等缺点,但这一模式建立之初,意在分散的小农经营与北京等特大城市的集中需求之间,建立一个“全国采购,供应全市”的“菜篮子”,并基本实现了其最初的设想。目前有人提出的“农超对接”模式,理论上似乎可以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但把一个已经存在且运行基本顺畅的全国一体化的大市场,重新切割成点对点的分裂的小市场,其效果实难确定。至少在理论上,集约化的大市场,其效率远高于分散的小市场。因此,对打散“菜篮子”、重组蔬菜供销体系的动议,必须充分论证、谨慎尝试。
其实,蔬菜市场早已是一个充分竞争,且信息相对透明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每天忙碌在山东寿光或北京新发地的菜农和菜商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做着平抑菜价的工作,市场竞争的力量,促使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努力以最具竞争力的价格出售自己手中的蔬菜,却不敢私存操控菜价的念头。菜价居高不下,必然取决于他们所无法控制的部分,譬如成品油价格的节节攀升,譬如公路收费的高昂和无序。因此,央视在对菜价进行了持续的追踪报道之后,最终将镜头焦点锁定在公路收费,算是终于找准了对象。
在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只要存在垄断环节,这一环节必然成为推高终端价格,并从中获取最大利益的环节,早已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并被无数的经验一次次地证明。而在中国,扮演垄断者角色的,大多数是权力支撑的行政垄断,譬如永远包赚不赔的“三桶油”,譬如坐收“买路钱”的各级、各地路政部门。按照目前的蔬菜流通体系,只要他们不肯放松自己一口咬住的“肥肉”,其他环节的菜农、菜商们即使再加努力,也很难让城市居民吃到便宜的蔬菜。
媒体通过持续的追逐,已经为政府找到菜价困局的症结。如果真想平抑菜价,请从降低并最终取消公路收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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