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昌的《大普学历》是写工农兵学员的。工农兵学员，对于今天的80后、90后们来说也许是一个比天文学、粒子物理学的词语还要显得陌生的词语。但这个词语蕴含着相当丰富的历史内容。

工农兵学员是文革期间的产物。我是经历过文革这段岁月的人，因此突然面对工农兵学员这个已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的词语时，许多历史记忆会从脑海深处浮上来。工农兵学员指的是文革期间执行的一种新的教育制度下的大学生，因为这种教育制度采取的是推荐制，通过行政部门从工农兵中推荐上大学的学员，所以这些大学生统称为工农兵学员。我们还会想到一些文革特定时代的人物称谓：红卫兵、赤脚医生、知识青年、五七干校下放干部，等等。文革结束了，这些人物称谓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终结了历史使命，只有在历史叙述中才会用上这些人物称谓。但是，我发现历史叙述对待这些人物称谓明显地采取了一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伦理观的态度。凡是在文革中处于被动地位的人物称谓，在历史叙述中就被赋予一种历史优越感，如知识青年、五七干校下放干部；凡是在文革中处于主动地位的人物称谓，在历史叙述中则处在被贬责、被否定甚至被妖魔化的境遇之中，如赤脚医生、工农兵学员。八十年代开启的新时期文学基本上就是以这样一种历史伦理观建构起新时期文学叙述的，而叙述主体便是五七干校里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他们掌握了历史话语权，完全以他们的心态、立场和视角去观照、筛选历史，以他们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文革叙述，类似于工农兵学员、赤脚医生等人物几乎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这样的历史叙述显然是值得质疑的。因为作为叙述主体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他们并没有走出历史，更没有超越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构起来的历史图景显然不可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质。所以我们应该以另一种历史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历史，这样才能打破僵化的历史叙述格局。范小青去年写了一本《赤脚医生万泉和》，我读后大为赞赏，就因为她是以一位赤脚医生的视角来写文革的，与我们平时看到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所讲述的文革受难史完全不一样。王金昌的《大普学历》则是以工农兵学员的视角来写工农兵学员在文革前后的经历。在我的印象里，完全以工农兵学员为主要角色来讲述历史的小说几乎还没有，工农兵学员早已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大普学历》第一次让工农兵学员站到了舞台的中心区。

王金昌是以忠实于历史真相的态度来写《大普学历》的。他说：“我不想批判谁，也不想歌颂谁，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只想真实地写出一群生活在那个时代那样的人。”我们平时都说要忠实于历史，我们也以此作为一条标准去衡量历史文学作品。但事实上要完全做到忠实于历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首先就要摆脱历史观的制约。历史叙述要么是建立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伦理观的基础上，要么就反其道而行之，以颠覆的方式重写历史。王金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与这两种状况都没关系，他的历史叙述建立在他的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不对故事情节做太大的虚构，不为了故事结构的完整性而牺牲历史的真实性。他尽量保持生活原型的原生态，这也就带来一个结构上的特点：多线索的并行独立的发展。王金昌写了好几位工农兵学员，有从部队来的王建国，有被县教革委主任看上为女婿才进了大学的吕继红，有下乡知青王思哲，还有已经当上省革委副主任却要补上文化知识这一课的严凤英，等等，按一般的小说写法，就会在这几个主要人物之间重新设置关系，发展情节。但王金昌并没有这么做，他宁可让几个人物处在游离、松散的状态之中，也不愿意破坏了人物的自然状态，因此从小说的角度看，作品缺乏情节逻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部历史档案来看的话，这就是一部没有被人为破坏的、保留着历史真相的珍贵档案。历史真相是由细节构成的，《大普学历》中有大量的看似无关宏旨的细节。如华大哲学系的工农兵学员到红星农场学农，值日的同学在分饭的木桶底部发现一只死蛤蟆，“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可看着各组已经吃得正香的师生们，他们就没敢声张，匆匆扔掉完事”。如华大的工农兵学员去部队学军，同学们争做好事，冯淑萍给战士洗被褥时发现战士被褥上有一片片的脏东西怎么也洗不干净，觉得很奇怪，结过婚的学员严凤英知道是怎么回事，报告给校领导，从此宣布女生不能给战士洗被褥了。这样的细节，就像是生活中的插曲，并不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并不承载意义的阐释，也正因为它们不承载意义的阐释，让我们很难将它们安放在被建构起来的历史框架之中。历史的建构是在大大牺牲了历史的丰富性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哪怕看上去最完美的历史建构，我们也应该持有质疑的态度。

作为过来人，王金昌的写作显然带有情感的因素，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写出《大普学历》几乎就成了我的使命的一部分，那是一种牵肠挂肚的眷念与惆怅。”但王金昌并不是要做一篇翻案的文章，他不过是通过一种真实的叙述来了却自己的心愿。面对王金昌的心愿，我特别感慨的地方是，一个人的真实本性小于一个人的社会符码。文革之后，工农兵学员成为一个被贬值的身份证明。《大普学历》客观真实地写到严凤英、王思哲、吕继红等人在文革后的遭到歧视，他们有才华却不能发挥，有志向却无处施展，这一切皆因他们是工农兵学员的身份。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我们曾经用以批判自然人性的理论依据。其实马克思并没有否认自然人性的存在，他只是强调社会属性在决定人的命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大概是生活在社会之网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的宿命，我们几乎都被各种社会符码所包裹，无法自由地伸展身体，这不仅仅是工农兵学员才遭遇到的事情。王金昌写这部作品，试图为被妖魔化的工农兵学员还一个清白。但也表达了他的一个挑战社会不公的理想：“一个个当初或宏大或渺小的词语标签，注定要被活在当下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用奋斗来证明自我的个人所取代。”（贺绍俊）

（《大普学历》，王金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