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红土地系列
艰难的“病退”
在网上看到不少知青朋友回忆自己“病退”的经历，不禁想起自己在七五年到七六年一年多的办理“病退”过程，觉得应该记叙下来，留给后人，也让下一代知道我们经历了些什么。
下乡到了一九七五年，兵团里的知青已经陆续走了不少，有的是当兵走的，有的是“困退”回去的，也有的是调动到其他地方的，还有的就是“病退”的。
我家里是父亲一直处于被审查的状况，解放前四十三年的历史一直因为找不全证明人而“挂着”；哥哥姐姐们又都是搞技术的都属于“臭老九”之列，因此找关系调动是不可能的；当兵更是天方夜谭；“困退”么，一大家人又不需要你回京照顾；要说“病退”，我是浑身上下找不出一点儿病来。我当时真的想自己是要“扎根边疆一辈子”了。
七五年第二次探亲在京时，我最小的哥哥跟我讲，他高中的一个同学是学医的，要带我去找他探讨一下我办“病退”的事情。当时我莫名其妙，自己没有任何病怎么可能呢？想想老爸老妈天天念叨着想我回京的情景，只有跟着去。到那个医生家，医生看看我虽然瘦但精神还好，就和我哥商量让我办“糖尿病”，还说这种病是一类病退报到北京马上就会批，而且这种病办的人很少。他们说好后就告诉我明天去医院找他，并且告诉我要做的准备（具体办法隐去，涉及专利。呵呵！）。于是，我第二天顺利地拿到了检查尿糖和血糖的化验单，两项指标均证明，“我患了糖尿病”，找到内科的主任开出了诊断证明。这第一步就算迈出来了。
于是，当天我就写信给兵团领导，讲我身体不舒服，要延假检查，这就是在造舆论了。正好当时河南水库崩塌京广铁路停驶，我就在北京多住了些日子，后来从成都绕道回了回云南，那时是七五年的九月份。回到兵团后，我在第一时间写好了“病退申请”交给了领导。同时请假去“看病”，我在营里卫生所讲了病情，（全是书上看来的）医生们听着都对，但无法治疗，也没有药，就将我转到团卫生队。我又步行加搭拖拉机赶到城里，可是团卫生队一样没有见过我这个年纪的人得这种病，一无化验手段，二无治疗药物，只好给我转去师部医院。我只好又乘长途汽车折腾了一天，赶到芒市的师部。好在师部我还有几个认识的“死党”没花冤枉钱去住旅馆，在师部医院一切按照在北京的程序，又是验尿，又是空腹抽血，忙乎了两天，确诊“我确实患了糖尿病”。一个老医生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诫我，千万不要再下地干活了，当我告诉她我在办公室工作时，她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看着老太太的眼睛，我差一点儿就要告诉她“这一切不是真的”了。但我忍住了，因为她的眼神让我想起了我的老母亲。
六天后，我拿着师部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全休一个月的假条和一大瓶降糖药——D860回到了单位，我郑重地把证明交给了管人事的小方。从此，我就开始了办理“病退”的幸福生活。每天还是正常地上班，反正还是动动笔，打打电话。
也是凑巧，就在我从师部回来的第三天，我从迟到的报纸中发现，有一张《参考消息》中有题为“青年糖尿病患者寿命不超过五年”的文章，是美国的一家医学研究机构的文章。真是天助我也！我仔细把它剪下来，贴在一张画报的硬纸上，周围用红墨水圈起来，就像找到了国宝。从此，这张剪报一直陪伴着我走完整个“病退”的路程。
一切都很顺利，我的“病退”由营报到团，由团到师，由云南到北京，又由北京到云南。仅几个月，七六年年初，师部就已经接到了北京市知青办同意我回北京的回函了。师部死党在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把消息告诉了我，别提我当时心里多高兴了。
我回营这几个月里，每个月一发工资，就跑一趟师部医院，来回一周，吃饭，看病，坐车，基本上是花光了钱回来。然后，再报销医药费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时营里照顾我，同时让我办一些公事，我就可以报销车费了，反正生活过得紧紧巴巴的，但我心情很好。想着，苦日子就要熬到头了。
好事多磨，问题又出来了。七六年二月，回函到师部一个多月了，团里还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经打听，原来师部新上来的一个女知青副政委董玉华在党委会上发言讲：“兵团发展需要一大批骨干力量，现在已经提干的知青已经是国家干部的身份了，不再享受知识青年的各种优待政策。”于是乎，我就不能以知青的身份“病退”回京。要想离开兵团就只有 “调干”的唯一的途径了。我了解到，和我一样被卡在师部的，还有我们四营的两个女生，也是因为干部身份没有批下来。
“怎么办，回连队去？不当这个狗屁干部了！”我气坏了。可是再打听，变成工人以后要办“病退”“困退”，还得重新再从头办起，还要回北京重新看病，重开医院诊断。我当时恨不得拿枪把董玉华给杀了，可是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只有耐心等待。还有就是趁着每月去看病和工作需要去团部和师部的机会，找一些认识的领导去苦求，当然不忘带上我的《参考消息》，但是收效甚微。层层领导已经被文化大革命锻炼得宁左勿右了，谁也不愿意出头管这件事。尽管几个老干部同情我，与我的关系又一直很好。特别是团里的陆之明副政委还开玩笑对我说：“赶紧找个对象结婚吧！和我们一块儿做个伴儿。”我可没有那个心情。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着，我还是一样的往返于营部，团部和师部之间。当日历翻到五月中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从北京刮到云南的时候，各级的老干部们又一次面临着被打倒的危险。我已经看到了从师部往下开始有大字报把矛头指向了刚恢复职务不久的老干部们。“这是个机会”我先后找到了陈秀贵（师部的副师长）和陆之明（团部的副政委），以及其他认识的领导，跟他们说，“你们已经又一次面临被打倒的境遇，难道也忍心让我陪你们病死在这里吗？”大概看我可怜，再加上形势的原因，这些老干部们终于在一次次的会议上，据理力争，肯定了“知青干部仍然是知青”这一明摆着的道理。我听到消息，感觉又看到了希望。
但是，“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虽然，师里党委会有了定论，实施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因此，到回函批到团部的时候，已经到了九月初，二日团部接到函，三日研究通过，四日向营里发通知，当天下午让进城的拖拉机手把通知带回营部。上面每一步都有同学打电话告诉了我。我接到了四日的电话，高兴的快要疯掉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五日是个好日子，一大早，我就领着营副教导员祁文根，就堵在军务方参谋家门口，催他起床给我开证明去转户口和粮食关系。小方莫名奇妙，说根本没见通知。我就问他昨天晚上拖拉机司机带给他的东西在哪里？他才恍然大悟，拿出还没有打开看的公文袋，里面正是我们三个人的“病退通知”。
就在这一天，我赶到城里用双挂号信将我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寄回了北京。虽然，由于主席去世和筹备云南知识青年再教育展览，我留在兵团一直工作到七六年底，但是从法律上讲，从九月五日，我就又恢复了北京人的身份。
我的“病退”获得成功。
2008.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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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11/16 12:21:00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