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苦难历程
张树人
记得那还是1968年12月下旬的时候，在学校礼堂开大会动员赴延安插队，校革委会和驻校军代表曾邀请延安来的同志介绍当地的情况。由于当时正处于“文革”期间，所以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完全没有个章法。等到动员会开完了我才知道有这么个会议。之后小子还是从别人口中只言片语的知道些延安地区的情况。据说在会上介绍情况时说了，延安地区现在到处是电灯电话，人年均口粮350斤等如何如何，反正是把当地情况吹得比较好。后来知青到了延安以后，方知实际情况乃与之前在学校时所听到的竟有天壤之别呢。动员会开过没有几天，学校的广告栏上就贴出了红榜，公布了去延安地区插队的各班同学的名单。红榜上也列了我们班去延安插队的30多个同学{当年我们班在册学生数是54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我的名字。当然到了延安以后，小子才逐渐知晓真正到富县去插队的只有20个同学。其余没去的同学中多数人坚持留京不走，少部分人则或是随父母到干校，或是自行联系插队地点，或是走门路参军当兵了。谁也没想到的是，等到响应号召去插队的同学前脚刚离开北京，时隔不久，后脚这些坚持留京不走的同学就都给分配了工作。消息传到延安后，在艰苦环境中苦熬的知青们，如同迎头被无情地泼了一盆冰水，剜心剔骨地感到一种被愚弄和欺骗的感觉。一时间，在知青中间议论纷纷，或饮泣垂泪，或义愤填膺，无奈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等除了忍气吞声又能如之奈何。
红榜发布通知之前，在校同学们虽一直以来人心惶惶，但对插队这件事情应该说早有思想准备，发榜之后多数同学并不觉得突然。事实上，学校一直在遵从上边的指示精神，一批一批的把所谓的知识青年派遣到农村去，派到边疆去，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学校从选派人到东北兵团那会儿就开始了，最初是有那个别热血青年积极报名去，经上级组织批准后，学校视之为知识青年的优秀代表组织隆重欢送。初期毕竟人数寥寥，为数不多，绝大多数尚在观望。之后，学校又先后陆续组织报名去山西浑源县和内蒙古阿巴嘎旗牧区插队，其实后来知青插队已然成为政治任务，所谓的报名已没有任何意义，报不报名的都得服从分配。回想当时那个特殊年代，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其他服务行业也处于停滞状态，整个社会缺乏容纳岗位，致使当时1000多万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升学或进入工作岗位。这些毕业生离不开学校，已经严重影响到招收新生的工作了。小子是67届老初二的学生，在学校竟一直呆到1969年元月插队时才离开学校，其间自1966年6月起除了荒废学业停课闹“革命”以外，就是逍遥（“文革”期间被戏称之为“逍遥派”）在家无所事事。当年学校里初中部除了我们这届以外，还有称之为老初三，老初一，新初二，新初一等若干届初中生拥在学校里，而且每个年级的学生差不都是8到12个班，人数之多令人瞠目。显然，这种情况已然无法继续下去了。依据当时的政治背景，面对如此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领袖发出了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随后，各地都掀起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据小子后来查阅相关资料，方知“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人数竟有1600多万。（参阅文献：“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著）。当年我们在学校等待分配的时候，眼看着先是东北，接着是内蒙，山西，继而又是陕西延安，瞧这架势插队地点越来越往西，离家越来越远，条件越来越艰苦，再往后指不定是哪了。而且又听说如果不响应号召去插队的话，就不会被分配工作等如何如何，听起来还怪吓人呢。学校里有的同学见此状况，估计再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指望，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投亲靠友走门路，有的是回原籍或结伴另行找地儿插队，有的是随父母所在单位去“五七”干校，有的是投亲友托关系到部队参军，还有的就索性留下耗着了。见此情景，小子虽心中忐忑却也无计可施，思量再三心想，如此耗下去未必能有什么好结果，且出身寒门哪里有什么门路可走，徒然叹羡他人而已。其次，既然是国家统一安置去插队，也未必将来情况就糟糕到哪里去，不如随大流走一步看一步吧，即便是天塌下来也有大伙儿顶着呢。再着说了，小子那会儿毕竟年轻幼稚想的简单，虽然觉着前程莫测且世事难料，却也充满了青少年时代的激情和梦想。小子心想边疆固然遥远偏僻，插队生活固然艰苦，即是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我辈当作前驱又有何不可（一笑）！且在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练，在广阔的天地中经风雨见世面，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未必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呢（蒙您见笑）。念及此，小子亦缪学那世间英雄伟人吟咏诗词言志，诸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等。想必看官看到此处必会觉得我等不过一介草民，何至于作此热血沸腾，豪气冲天状若此。其实，小子此等心态并非虚构，在当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确是当时不少知识青年的真实心境呢。
说来也巧，学校发榜公布插队名单那当口儿，我父亲并不知情，原因就在于他当时刚好去外地出差了，走到哪了也没有个准地儿，加之那年头也没有什么联系手段，弄得那些日子，由于家里主事儿的不在，自然也就没得商量，母亲万般无奈也只好由着我去了。因此，等到父亲出差回到北京，方才知晓我已然出发到延安插队去了。父亲回来以后，见事已无可挽回就没有再说什么，等收到我平安到达插队地点的信函后，给我写了封回信，信中并无半句责备的话语，反倒是给了我不少的鼓励和支持。多年以后我辗转回京工作了，父亲告诉我，当年插队那会儿如果他在家，就不会让我走了。这是后话。
插队那段儿乱哄哄的时间里，城里很多家庭都面临着有子女去插队的情况，甚或有些家庭里竟有若干子女下乡插队的。包括后来，我的二妹又被分到北京郊区顺义插队。只是大妹幸运些，之前由于我去插队了，所以属于照顾对象，没去插队留在北京分配工作了。我父亲则因所在单位贯彻落实领袖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965年6月26日发表的最高指示）的指示精神，随单位分拆迁到甘肃渭源县会川医院工作，之后历经10年磨难方辗转调回北京。
我去延安插队，确定的出发时间是1969年元月中旬，院儿里隔壁邻居的一个孩子，比我年长2岁，是和我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发小，他是去山西介休县插队，出发时间比我早个把月。因为出发时间日益迫近，他又有很多事情需要打理，眼瞅着时间来不及了，自己又苦于分身无术就约我来帮忙。我见到此景自然义不容辞，就出手相助帮他把用于装运行李所需的木箱，全部加工制作完成，协助他做好出发的准备工作。临到我自己的时候，也紧着忙活了几天。先是凭着插队的证明买了个帆布箱，家里又找出个旧柳条箱，这样装随身行李就够用了。之后，取出户口本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到了出发那天，家人送我到学校，母亲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二妹看着我眼圈都红了，我只觉得嗓子发热竟说不出话来，望着年幼的弟妹心情极为复杂，颇有一种“此去前程多坎坷，壮士西征何日还”的悲壮心境。车终于开了，离开了亲人的泪眼和无尽的思念，离开了儿时的玩伴儿和树荫覆盖下的院落，离开了喧闹的市井生活和尚在“文革”动乱期间的北京。我听到了电报大楼的钟声，听到了北京站钟楼奏响的东方红乐曲，也听到了成群的鸽子掠过时发出的那熟悉的鸽子哨声。再见了亲人们！再见了北京！此时我朦朦胧胧的感悟到，我未来的人生旅途就此开始了，只有披荆斩棘呼啸向前，践行自己的信念和梦想，断无回头之路了。
列车眷恋的发出长长的汽笛鸣响，沉重的喘着粗气，缓缓的启动了。这是一趟知青专列，随着月台向后移动，知青们涌向车窗，或将身体探出窗外，极力想抓住站台上送行亲友的双手，或擎着泪水向着亲人们挥手告别。他们义无反顾地奔向广阔的天地，踏上艰苦的历程，决心以自己不懈的追求和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在共和国的历史长卷中留下浓重墨彩的辉煌业绩！
据小子后来查阅《陕西省志。劳动志》，内中详细记载了当年延安地区曾先后接收了2.62万余名北京知识青年，后来被分别安置在12个县，124个公社，3454个生产队。具体安置情况如下：延安县5433人，延长县2357人，延川县1380人，安塞县1926人，志丹县539人，黄陵县2438人，宜君县2296人，洛川县2223人，黄龙县977人，宜川县3192人，甘泉县631人，富县2809人。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很多年过去了，当人们回首这段苦难历程的时候，成千上万当年的老知青们从心底里发出自豪的呼唤，我们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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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3/1/7 21:20: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