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巴彦淖尔知青录（25万字）

第七章      资料篇
1、巴彦淖尔插队知识青年情况统计表
2、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二、三师简介
3、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驻巴盟三个师的组织形式

知识青年的到来，犹如一股鲜活的春风，给闭塞落后的河套大地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所受到的热烈欢迎程度，也是河套历史上对外来人和事物，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积极、最为热情高涨的一幕。这其中有国家政治宣传的影响，同时，也和本地民众多年形成的，对外来文化和人口兼收并蓄的宽广胸怀，以及渴望进步，寻求发展，憧憬文明的美好愿望，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我们在前面两节都已经交待过了，那么，作为这一运动的当事者，众多的知识青年们，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心理与生理的冲击，割舍下了父母之家和生长多年的城市生活，抱着空前的爱国热情，千里迢迢进入了河套这片新天地。河套民生的艰难与落后，河套地区的荒凉与广袤，河套文化的塞北风情与言语隔阂，都给他们以怎样的第一面印象呢？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一切差异和新奇呢？这是一段被尘封了四十多年的往事，作为当年最为沧桑，最为荡气回肠的一批亲历者，如今的他们都已经落定在各自归宿的城市与农村，走入了老龄的人生，留下来的只有永远抹不去的回忆。我们只有拨开笼罩其上的岁月烟云，通过对众多档案资料书籍的挖掘，对一篇篇充满了深情的回忆文章的品咂，以及当前众多知青一族在网络论坛中的讨论、对话与留言，来向读者诸君展示一个属于昔日的真实。

李雨生，天津下乡知青，《岁月难忘》一文的作者，他说：“三十多年前，一个阴霾的早晨，我们年龄相当的一群少年，怀着复杂的心情，迈着机械的步子，穿着统一下发的黄色棉衣棉裤，象一群黄色的羔羊，踏上了西去的列车。记得那天，临别的火车站变成了泪水的汪洋，手臂的森林。白发苍苍的爹娘和故乡的河流树木，都溶进了朦胧的泪眼。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在失望和苦涩的交织中长大了。当列车逶逶迤迤向西走了两天两夜，又换乘卡车向北走了一个白天之后，我终于到了那个恐怕在省际版图上都找不到的‘家’。这是一个多么荒凉的地方，放眼望去，沙是黄的，石是黄的，草是黄的，房子是黄的。”

李零，北京65年下乡知青，在其《花间一壶酒》一书中说：“我在内蒙古插队，地点在一个叫临河县的地方。那里并不是真正的大漠草原，但却是古人歌咏，满目苍凉的所在。出火车站，一条大路朝北走，百里之外，横着阴山，阴山脚下，就是敕勒川。虽然，路边有农田村舍，但一马平川望出去，房极疏，树极少，天极清澈，野极空阔，到处可见‘红柳、枳芨、蛤蟆草’，即所谓的‘河套三大宝’。如果你没有到过这块土地，也没见过这些细长几埒房高的枳芨草，大概你永远也不会明白，什么叫‘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

网络上，一个叫“老不死”的当年知青，留有这样一段的回忆：“ 地处黄河和包兰线铁路沿线的景阳林公社民生大队，是个典型的后套农村。二黄河自西向东横穿境内，河套地区虽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盛名，但实际上当时的后套一派荒凉景象，整个后套地区农民，分不上钱、吃不饱饭、没柴烧、没菜吃。从公社到大队、从大队到小队数十公里路程上，一路过来，感觉就是‘荒凉’两字，看不见树，也看不见庄稼，只见无边的盐碱滩，白茫茫象下过雪一样，一踩一个深深的脚印。因缺少口粮，农民在春天只有依靠返销粮过日子；没有柴烧，也没有钱买煤，冬天只能以麦草和盐碱滩上的一种碱蒿烧炕取暖。而这里的住房， 垒墙的带草方泥块，都是农民在平整的盐碱地里，用水灌溉后，用铁锹切成一块一块的土坷垃……。”

天津下乡女知青，至今还留在河套的方铃，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快言快语回忆说：“那时，我呆在家里闷得慌，出于好奇，瞒着家人报了名。没来内蒙古前，听人家说内蒙是个好地方，萝卜长的一人高，鸡蛋在渠里滚，机器没人开都生锈了，建起了工厂没人去上班。1966年5月3号，我们一批知青怀着到广阔天地改造锻炼自己的热望，从天津起身。7号我就被分到了五原县美林公社联乐三队。和我一起分来的有十二个知青，都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大家一下车就放声大哭，因为我们看到的内蒙古，和电影里的相差太远了。同一批来的知青中，有一个出身资本家的男知青，听说当天晚上就跑了，第二天公社去人把他弄了回来。我们当中有一个叫黄毛的姑娘来了以后就疯了……。为了让大家安下心来接受锻炼，我们生产队长整天用糖，用烟乖哄我们。结果，我们好多的女孩子，后来都学会了这抽烟的赖毛病……。”

以上都是插队知青初来乍到时的扑面记忆，颇具共性和代表性，属于众多知青众口一词的记忆的开端，那便是众口一词的苍茫和荒凉。而这一切又是那个年代河套大地的真实面目，与现在我们的感觉有着天壤之别，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昔日的真实，是这么多年的发展变化实在太大了。当时众多下乡而来的年轻知青娃娃们，面对扑面的荒凉与苍茫，他们有的充满了豪情壮志，视荒凉为战场为风景，视贫穷为榜样为爱心，视一无所有为一张新的图画纸；也有的茫茫然不知所措，暗地里为艰苦的生活条件而叫苦不迭，但表面上很快就认可了这个现实，开始抱着从头学起的决心，加入到了生产队的劳动队伍中，最后成了比农民还农民的积极份子。他们中有许多后来都被社员推到了领导者的岗位，也有的当了老师和治病救人的赤脚医生，把他们在课堂中学下的文化知识，与生活实践实现了全新的结合。

插队知识青年这样的开局及其进程，与后来居上，声势和规模都远大于他们的兵团知识青年比较起来，在数量规模上，在地域安排上，在劳动形式上都有了不能同日而语的区别，但一方水土给人们视觉上的印象，又是那么的一样。下面让我们摘录一师三团十连几百人千里迢迢落脚在乌兰布和大沙漠的一幕：

“隆隆的‘专列’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叫头道桥的小站。这是个非常荒凉的小站，除了几间道工房和民房外，在不到50米的街道上，只有杂草、垃圾和沙尘，很零乱，给人一种身处荒野的感觉。当人们顶着肆虐的风暴走下火车，杂乱的人群又随着现役军人的指挥，乘上解放牌大卡车后，才感觉到这就要扎根边疆了。”“汽车在‘凹’字形小院前停了下来，我们乱轰轰跳下车，耳边是稀疏的锣鼓声、掌声迎接我们。整齐的洗脸盆冲刷掉我们脸上的污渍，硌牙的面片汤囫囵入肚，‘屯垦戍边，扎根边疆’的墙标告诫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入驻礼仪。”“酸、甜、苦、辣同时袭来，大家都在想——我们就这样交待了？直到人们入班以后，心才稍稍平静下来。”“记得当时的组建情况是这样的：1969年3月16号首都北京18名知青报到；1969年6月18号浙江省127名知青报到；1969年8月28号古城保定23名知青报到；1969年8月31号北京第二批知青报到；1969年9月26号济南市10名知青报到；1970年5月9号天津市32名知青报到；1971年9月13号上海市18名知青报到。”

而一批慈溪藉兵团战士的记忆中的情形，又是另一种说法：“我们走下火车，坐上汽车，沿着一条灰土飞扬的土路向西北行进。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半流动沙漠，天空是碧蓝碧蓝的，一条坑坑洼洼的土公路，沿着一条干枯的水渠，通向远处光秃秃的狼山下；公路两边，是一排排大小不一的沙丘，之间是贫瘠的盐碱地；风起沙飞，铺天盖地，蚊子，‘小咬’成雾，数十里不见人烟；这就是乌兰布和，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在一个‘海子’的西面，一小片树林中，散落着几栋简陋的土平房，这就是四连连部；我们被4月份来这里的北京藉兵团战士接进屋里，房子内空空的，只有破土坑和二、三层土坯垒的床，十二、三人住一间，立即挤满了房子，除了床位，放不下其它物品。但这里还不是我们的常驻之地，新的处女地等待着兵团战士去开发。我们中间，大部分年龄在17岁左右，最大22岁，最小14岁，文化程度以1966届至1968届的老三届初中生为主，少数是高中生，个别为小学生及文盲。”

类似如上的兵团战士的回忆文章，载于书籍网络之中的太多太多，但又有着太多的相似和不同，我们只能摘选其中的两段，来再现那场运动在最初之时，在每一个亲历者心头排山倒海的震撼，以及他们今生无悔的选择。有什么比他们的见证更真实更具有历史价值呢？他们的热情空前，他们的豪情万丈，他们的憧憬无限，他们的哭泣和泪水，他们的失望与震惊，他们的心事重重，这一切在历史的当年，可能存在着许多的事非评判，到了今天，则不容我们有半点的怀疑，因为参与者的回忆有着发月沉淀的厚重与力度，更合乎情理，更接近人性的真实。

20世纪60年代，巴彦淖尔盟盟委和行署还都设在磴口县的巴彦高勒镇，当时全盟人口110万，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民间素有“黄河百害，惟富一套”的说法，但实际上无论经济和文化当时还都处于贫穷落后状态。成百上千的城市知识青年的到来，犹如一股股鲜活的清风从天边吹来，五彩缤纷的祥云，给河套大地带来了许多新的气象和新的信息。河套人民敞开她宽广大、温暖的怀抱迎接各地知识青年的到来。

自古河套历尽沧桑，各族人民在这里聚合生息，创造了由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汇集而成又具有移民特色的河套文化，其重要特色就是具有广泛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知识青年的热情欢迎和接纳，也正是巴彦淖尔人身上这种“文化基因”的反映。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到来，那满口的京腔津韵，那一身整洁、简朴的穿扮，那激动又对一切都感到新奇的表情，都成了当地群众瞩目的对象。当地群众对知青同样有一种向往和新鲜感。1964年和1965年间来的知识青年，尽管成百上千，但对整个巴彦淖尔来说，一分散开来就显得少了，并不是每个生产大队以至每个公社都能分到知识青年，有的社员甚至赶着驴车跑几十里路到有知青的生产队去看一看这些大城市来的青年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有很多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纷纷向上级申请，希望给自己的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也分配一些知青。在安置知青的生产队里，有的社员抱来自家下蛋的母鸡送给知青，有的拿来扫炕的笤帚给知青使用，有的人家做了好吃的饭菜也总想把知青娃娃叫过去。那时候，人们真把知青当宝贝一样看待.

国家安置城市知青到农村，是希望他们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生力量。而使自己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这也是当年多少知识青年崇高的理想。对于来河套插队的各地的知识青年来说，沃野千里的大平原也确实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最初的几年里，下到河套农村的知青，他们都有着很高的觉悟，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抱着将来要当国家接班人的豪情壮志，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来磨练自己的精神和意志。所以，他们到农村后，信心十足地投入到了农业生产的劳动中，劳动热情十分高涨。他们拜贫下中农为师，虚心学习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尽量使自己像一个真正的农民，踏踏实关地劳动;而且哪里有困难，他们就冲向哪里。而对于贫下中农来说，他们的眼睛也绝不会欺骗自己，面对这样一群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认为他们能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环境，到农村田间地头来受这份苦，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举动。当年巴彦淖尔知青办的一份总结报告中说：“农民认为知识青年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支援农业的新生力量。在他们身上有科学文化知识，这东西比支援机器、化肥强多了。”由此可见河套农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意义的理解和见识也非同一般，亦可见他们对知青所抱的期望。确实，知识青年的到来，一下给河套大地注入了许多新的活力。

当年的知青刚到乡下时，对农村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新鲜感。一名老知青后来回忆说：“我们被安排在一排知青房子里住下来，形成了一个小集体。村里的队长派人给我们送来了烧柴，拿来了磨好的面和一些蔬菜。开始我们不会做饭，连火也生不着，队里就派了几个大婶轮流教我们。我们第二天就跟着队里的人参加劳动，闹了许多的笑话。有人把麦苗认成了韭菜，问队长队里种这么多韭菜，能吃了吗？队长也是个年轻人，笑着回答说，‘吃不了韭菜叶子，咱们等夏天收它的籽磨面吃了哇。’旁边的人听了，早就忍不住笑成一堆。”这是个让人开心的开幕式。随后知青们对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逐渐熟悉，也对劳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每天跟着队里派给自己的老农师傅，学习各种农活儿。女知青心灵手巧，学什么也快；男知青们胆子大，苦活累活脏活都不挑拣，有些还跟着学会了赶马车、套牛犁地等“技术活”。狼山公社的几个男知青，还跟着村里人学会了杀猪宰羊。有一次队里原来的一个屠夫，借给队里杀牛之机，想凭着手艺跟队长争工分。队长不同意，两方面就僵住了，村子里的其他人们都不会干，会干的也不愿得罪人，几个知青私下一嘀咕，就站出来揽下了这营生，他们头一次对付这么大个畜生，所经历的危险和困难不言而喻，但他们在一老农的指导下，硬是按村里的习惯，把那牛给杀了。当时还为知青挣了一付牛下水，改善了一下伙食。知青们的这个胆气，确实让队长高兴了几天，他逢人就说。

知青们在农村除了学会干农活以外，还有另一项收获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那便是锻炼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正如一位知青后来所说：“回顾那段苦远远多于乐的往事，那段特殊而平凡的历史，既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幸，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自豪。艰难困苦生活赐予我们的恰恰是无价财富：勇敢、执着、坚韧、奋进。我们理解，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需要几代人的平凡劳作，需要这种精神。”还有一项更重要的收获是：通过知识青年在农村的锻炼，使一代年轻人从一种浮泛的精神状态，慢慢地沉淀了下来，使他们切身地体验并理解了中国农民所背负的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和他们的老牛一样的负重精神。这种理解和体验，使多少曾经上山下乡而现在又身居国家建设事业各个行业各个岗位处的“老知青”，思想深处永远有一道厚重的农民兄弟的剪影。

客观而言，知青们下乡数年，相当大一部分人并没有与当地贫下中农真正打成一片，更远没有达到融为一体的程度。至少，他们作为不同于当地社员的知青，总是感到自己存在着与众不同的东西或者叫做差异。就对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有不同的认识存在，正如一位插队知青在后来回忆文章中所说：“说实在的，我接触的农村干部人性不错，老百姓也很厚道。他们质朴无华，勤劳忍耐，对我们的到来关心也不错，但他们距离现代文明太远，给不了我‘再教育’。他们也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北京，跑到这荒天野地的农村来受苦。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省灯油，天一黑就早早上了炕，跟外界没有什么接触，也就没有那许多的烦恼。可是，我不愿意被他们‘同化’。我们所在生产队有个军队干部出身的女知青，嫁给了一个土头土脑的当地农民，在当时很是引起轰动，其实这也是她寻求解脱的一种办法。我们那时候不敢怀疑‘文革’，也不敢奢望插队的知青今后会另有安排，惟有从《毛泽东选集》中汲取些精神力量。当时油灯下的苦读，确实教我受益不少。”那时，这种成熟理性一些的青年人不多，更多的还是一脸娃娃气，盲目地顺应着那个时代的潮流。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认识的交流与传导，这决定了它是个双向作用的过程。在向农民学习农田劳动技术的同时，知青也用他们身上那旺盛的精力，饱满的热情，和在城市文明中所学会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来向广大的农民们证明着自己身上的优势所在。有个插队知青回忆说：“在劳动之余，我们用土坷拉盖起了一个乒乓球台，胶泥硬面，土块当网。这虽然不能和城里的条件比，但由于是自己亲手所创，大家在竣工的当天，都感到十分得意。球拍和球也很快变魔术一样地解决了，人们你争我抢地演练起来，吸引了村里老老少少来看稀罕。球滚到了一个老汉的脚边，他拾了起来，左端详，右细看，还用手小心翼翼地捏了半天，才问这个蛋是什么东西下的，这么轻还这么结实，打都打不烂。这何尝不是围观的那些个娃娃和大人心里的疑问呢！知青们就吹开了，说这是天上飞的最高的老鹰下的蛋。而且，这蛋还是老鹰飞在空中时下的，所以才会这么轻，又这么结实。村民们很快就知道了这个球的名字。更多的村民在更多有知青的村子里，知道了更多的城市里的玩物。”当年的知青绝对没有想到，是他们的到来，拉近了落后农村和整个世界的距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且有趣的故事太多了。听当年有过知青的生产队里的人讲，那时，村子里最红火的地方，就属知青住处了。他们一个个吹拉弹唱无所不能，就像冬天里的一团火，吸引着村里的年轻人。

当年知青的住处，就是村里的文化娱乐中心，不光对当地村里的年轻人来说是这样，知青们也乐在自己的这块广阔天地里的小天地里。他们利用墙壁办起了黑板报，开辟了语录台，黑板报上有学习栏，好人好事栏，光荣榜。他们为这个阵地冠名知青俱乐部，这里有他们从家里带来的图书，和那个年代非常稀罕的收音机。他们用这些东西向农民展示和宣讲外面的世界，了解国家的最新动态。更进一步，知青们还开设了农村夜校，把村子里的年轻人，和愿意来学习文化的农民集中在一起，从“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开始，教社员们开始认字学课文。而手里最好的学习工具，就是人手一本的《毛泽东选集》，还有迟到的当地的报纸。在这样的活动过程中，有好多村里的姑娘和女知青们都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在生活上互相关照，学习上以友为师，有些还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私下里讲给有见识的城里朋友来帮助定夺。结果，在知青们的鼓励下，让好些村里女孩子，顶住包办婚姻的陋习，成为一时风尚。按一位老农的话说：“是这一大群知识青年，将歌咏比赛、朗诵比赛、猜谜会、运动会、卫生讲座等许多当地群众闻所未闻的活动一步一步地普及开来。”甚至知青们的一举一动都对当地青年产生着影响，比如，当地年轻人看见知青每天刷牙，他们就也向知青学习，买来牙刷、牙膏，由此养成了天天刷牙的好习惯。当然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就在1968年至1969年间全国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的热潮中，中央为减轻农村的安置压力，又开辟了一条新的安置知青的途径，这就是组建以安置知识青年为主旨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央的这一举措，又为地处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揭开了安置知青历史的新的篇章。

196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北京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同年5月7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呼和浩特市召开成立大会，宣告成立。按组建计划，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除接收1966年2月组建的华北农垦兵团部分建制和部分人员外，还接收了内蒙古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总校及各分校，及原在巴彦淖尔盟和锡林郭勒盟境内的国营农牧场、劳改农场，原计划组建6个师、60个团，1969年实际组建了四个师，即一、二、三、六师、下设24个团。1970年又组建了四师和五师并新组建了17个团。到这时兵团共有6个师51个团。六个师有3个师中的一、二、三师在巴彦淖尔盟境内，师部分别设在磴口县、乌拉特前旗和临河县城所在地。

三个师的编制分别为：
一师20601人，下设7个团，所在地址分别是：
一团，在磴口县境内原乌兰布和农场；二团，在磴口县境内巴彦套海农场；三团，在磴口县境内哈腾套海农场；四团，在磴口县境内太阳庙林场；五团，在磴口县境内包尔套勒盖农场；六团，在磴口县境内包尔套勒盖农场西新建点；七团，在磴口县境内纳林套海农场。

二师41132人，下设11个团，所在地址分别是：
11团，在乌拉特前旗境内原乌海劳改农场；12团，在乌拉特前旗新安镇原乌海劳改农场；13团为工业团，设在包头市西水泉，下属有采石场、阀门场、拖修厂、风机厂、化工厂、无线电厂、浆粕厂、造纸厂、农药厂等；14团，在乌拉特前旗境内原苏独仑农场；15团，在五原县境内原建丰农场；16团，在乌拉特中后联旗合旗境内牧羊海原东方红种羊场；17团，在乌拉特前旗境内原中滩劳改农场；18团，在包头市万水泉原共青农场；19团，在乌拉特前旗境内乌梁素海畔原乌梁素海水产局和乌拉特农场；20团，在伊克昭盟杭锦旗独贵特拉公社和杭锦淖公社；62团，在乌拉特前旗大佘太公社境内原苏独仑农场牧业队。

三师15763人，下设五个团和一个糖厂
21团，在临河县境内临河劳改农场；22团，在临河县境内原狼山劳改农场；23团，在伊克昭盟杭锦旗境内原巴拉亥林场；25团，在伊克昭盟杭锦旗境内扎尔格郎图原改改召林场；26团，在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石兰计公社境内;三师糖厂，在临河县城。

兵团一成立，人员一到位，由国家出资，兵团进行建设的宏伟蓝图便出笼了。按照兵团在河套地区的三个师的分布，除了各自接收了当地原农垦系统和劳改系统的20多家农场作为“根据地”外，同时在师、团部所在地很快建起了多家医院、招待所、子弟学校，供应站、大修厂、被服厂等。后来又建立了乌拉山发电厂、化肥厂、种子站。填充这些单位的人员，除作为主体的知识青年外，还有来自各地的现役军人、地方干部、原农场职工、军转干部等。按1975年的统计资料，仅河套地区三个师的建设兵团，就接收了近8万多人，占整个内蒙古兵团人数的70％。

随着人员源源不断的到来，各师、团部所在地原来的房屋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再加上当地的原有配套设施在档次上处于严重落后状态，根本无法适应兵团这么庞大队伍的需求。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于是兵团里的各项基建工作全面铺开，师部所在地抽调人马先建办公室、宿舍，再建医院、学校等，一处未完工，另一处又已经铺开了摊子。在团部和连队里，那些新到来的兵团战士，刚刚千里迢迢下了火车，就投入超强度的劳动中。他们自己脱大坯盖房子，不懂设计，就请当地的老农指导。有的完全凭着自己的“设计”摸索实践，线编了房歪再推倒重来，摸爬滚打到最后，一栋栋一排排办公和生产用房、仓库、营房、宿舍、学校、礼堂等都盖起来了。为了建设的需要，兵团自己建了砖瓦窑，战士们不懂烧砖技术，凭着一股子热情，先烧出一些“二混子”，最后几经失败，终获成功，这些窑里烧出的砖，后来在自给有余的情况下，还能支援地方上的需要。

工业建设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从设计到施工都要讲究技术和质量，一个项目的开工，有众多的单位来参战，建设者更是多达两三千人不等。整个工地，完全是大会战的场面，红旗招展，战歌嘹亮，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着这连、排、班之间的挑战书、应战书，播送着施工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兵团战士有时一天劳动长达十四、五个小时，遇到危险，人人争先，舍生忘死。二师十三团所建的前旗造纸厂，在浇铸四十多米大烟筒的会战中，要求全部用水泥沙浆浇灌，中间不能停顿，一气呵成才行。当时的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在紧张而艰苦的劳动中，大家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北京知青苏大文，是个年仅17岁的姑娘，患有关节炎病，硬是驾着手推车坚持不放。当休息下来时，两条腿肿得抬不起来。知青们这种建设热情、革命干劲，在当时，一没有金钱的诱惑，二没有物质的刺激，完全凭的是一股子革命热情和干劲，能有几句表扬就都心满意足了。

如果说工程建设是硬件，那么建立输变电网络，让分散在几百公里的各个师、团都能用上电、互相保持畅通的联系，相对而言就算成“软建设”了。为此，各个师、团都成立了架线连队，东西纵贯，南北交织，铺开了拉电网和通讯网的施工。特别是这一举措，深入到亘古荒凉的戈壁滩和一望无尽的乌兰布和沙漠，把人类文明的新成果，移植到了一片片死寂的土地之上。它让分散在沙漠深处的各个连队，很快就走出了初来时一片荒凉与黑暗的世界，感受到了一种祖国大家庭中的心理慰藉。那一排排站立在沙漠戈壁上的电线杆子，就像守望的“哨兵”。电线所传导的不仅仅是电流，还有与外界的信息交流。按一位兵团战士的话说：“那是我们的心通向祖国北京，通向毛主席的一根热血的脐带。”“这是一条光明的鼓舞链条，让人们的心有了创造一切的力量。”与电网同时开始的，就是开荒地，挖大渠，修道路，植树造林，建设厂房，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一切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开拓者们在这里战天斗地，抛洒汗水，那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一师的军转干部苑凌汗，后来用《一曲与天地斗的壮歌》为标题，回忆了当年落脚黄河岸边时的情景。“下了火车，我们面对的是一片荒无人烟的丘陵沙漠，除了几座帐篷外，几乎什么也没有。这里整日整夜地刮着大风，黄河怒吼的声音远远地震动着我们的耳膜，我怀疑在这里是否能搞建设项目。兵团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在‘先生产，后生活，边生产，边生活’的口号下，我连承担起最艰巨的投资400多万的元大型黄河扬水工程的建设任务。这项工程将使茫茫沙丘变成粮食生产基地，解决开荒后的农业用水问题。1971年12月，扬水工程开始了，在施工一线，无论战士，无论知青，都不怕累不怕苦，昼夜工作，轮流上岗。在劳动的大军中，有近一半是二十几岁的女青年。昔日白净的脸，被太阳晒黑了，文弱纤细的身躯担起了同男同志一样的重担……我们的战士啊，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累，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困难险阻。他们的意志和精神是能征服一切的。”

三年之后，扬水工程建设终于完成了，连队的一排排宿舍区，以及自来水供水系统，也都建了起来。在沙漠戈壁滩上开垦出一块块农田，战士们种上了各种农作物，和一排排树木。

当时的基本建设计划，包括了工、农、牧、林、水利建设和行政生活用房、交通通讯设施、文教卫生事业开发等项目内容。钱从哪来？一则是国家的投资，这是主体；二则自治区自筹的一部分投资；三是北京军区的支援；四是从知识青年安置费用中调拨一部分。这样庞大的组织后盾，让整个河套都动起来了。原二十一团团长安新光回忆说：“当时地方上穷得啥也没有，兵团来了之后，各种设施和机械源源不断，那全都是国家的投资。”“三师的师部设在临河县城内。当时的临河县城就是现在老城区的那一条街，从东门到火车站之间，一条土路，两旁全都是麦田。”“现在的临河糖厂、地毯厂、二医院、农管中小学、农管电影院等好多的地方都是三师建的。二十一团所在的临河农场，知青们来了以后，人口增加几倍还多。”“基建连盖房，瓦工、抹灰工、木工好多都是河北来的民工。开始知识青年当壮工或小工，但很快就自己会盖房了。盖好的房子到现在都还在用着。”

慈溪籍兵团战士在网上回忆：“那时我们先后参加了一团（后称为乌兰布和农场）的大闸、大闸一队、七间房、窑洞等无人地区的开发建设。初到无人地区，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住的是匆匆忙忙用干枯树枝和泥浆涂抹搭起来的高不足一米的三角窝棚，吃的是玉米面、白薯面窝头和土豆，喝的是盐碱泥浆水；‘小咬’、蚊子和牛虻围绕着人满天飞舞，声音似雷声。在夏日高温烈日下和冬季严寒厉风中，在空旷的沙地里，从睡大地，挑大渠，脱土坯开始，忍受了极度劳累和营养不足，在‘守卫祖国北大门’的高涨士气鼓舞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很短的时间内，战天斗地，靠自己的双手，盖起了一排排平房，挖出了一条条水渠，移走了一座座沙丘，植下了一片片树林，建成了一块块农田，垣古荒原上从此有了人烟。”

兵团建立的时候，巴彦淖尔盟全盟财政收入主要靠农业和一些低附加值的传统手工业维持着，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建设兵团一、二、三师大面积铺开的摊子，一下子提升了河套地区的工农业发展速度，更这把一片热土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发达地区联系了起来。在农业上，兵团所占据的地方，除了原农场所留下的现成田亩之外，更多是沙漠和荒滩盐碱地。按照当时的计划，“1970年，全区生产建设兵团农田水利建设投资567.65万，增加灌溉面积7万亩；农业开荒1695.37万亩。”这些投资和计划，在东部的牧区和高原区是无法实施的，所以多数都投入在河套地区的三个师。

附录：巴盟三个师所辖兵团工厂情况
1、180电厂，团级厂，位于巴盟乌拉特前旗乌拉山下，设计能力为年发电5万千瓦，全厂员工1211人。电厂从1971年开始兴建，内蒙古多家建设和安装公司参与。1973年土建施工和设备安装进入收尾阶段。1974年建成发电，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周期长、跨 年工程大的难点工业项目之一。

2、化肥厂，团级厂，位于巴盟乌拉特前旗乌拉山下，设计能力为年产合成氨6万吨，硝酸氨13万吨，全厂职工2240人。该厂从1970年开始兴建，1973年一月底，土建工程基本完成，设备安装29%，部分车间投入生产。1974年，全厂建成试产、投产，同样属兵团建设周期长、跨年工程大的一个难点工业项目。

3、一师下属四个营级工厂，有员工822人，全部建在磴口县的巴彦高勒镇。包括：（1）糖厂，设计能力为日处理甜菜200吨。（2）修配厂，年修理机械150台。（3）地毯厂，设计能力为年产地毯1200平方米。（4）水泵厂，设计能力为年产水泵1500台，1973年动工，七四年建成，在当时被视为建设速度快，质量好的工业单位。

4、二师十三团是个工业团，下属营级工厂九个，员工3896人。设在巴彦淖尔范围内的有两家，（1）浆粕厂，位于乌拉特前旗，日处理芦苇七吨。（2）被服厂，位于乌拉特前旗乌拉山下，七零年建成，设计能力为年产十万套件服装。其它八家设在包头市西，分别为无线电厂、农药厂、阀门厂、修配厂、化工厂、风机厂、造纸厂、采石厂。此外，二师十四建有连级元钉厂；十五团建有连级灯泡厂；十七团建有连级的凡士林厂、糖厂、云母矿；十八团建有连级针织厂；六十二团建有连级锰矿。

5、三师下属团级工厂一个，营级工厂两个，有员工986人，全部设在巴彦淖尔临河县。（1）糖厂，团级厂，1973年建成，设计能力为日处理甜菜500吨。（2）修配厂，营级厂，负责三师的机械维修。（3）地毯厂，营级厂，设计能力为年产地毯1200平米。

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包头等大中城市和知识青年大批来巴彦淖尔盟插队落户的1964年和1965年，正是巴彦淖尔盟农村普遍开展“四清”运动期间。在1963年2月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原来的内容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在进行之中，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称“二十三条”，规定以后的“四清”内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个时期，正是巴彦淖尔农村“四清”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关头。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内蒙自治区党委先后把临河、五原作为“四清”试点，派了由大队人马组成的“四清”工作队，领导农村的“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结束后不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开始了。1968年冬到1969年春，内蒙古革委会领导执行极左路线，在内蒙古自治区自上而下发动了所谓“挖乌兰夫黑线，断乌兰夫流肃”的“挖肃”运动，即挖“内人党”运动，各级革委会又往农村、牧区派出了指挥“挖肃”的“工宣队”或“军宣队、贫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无论是1964年和1965年间的“四清”工作队，还是1968到1969年间的“工宣队”或“军宣队”，在“四清”运动和“挖肃”运动中以及后来农村开展的“打三反”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斗争中，都吸收了一些知青当工作队员或“积极分子”，把他们推到了“阶级斗争”的第一线。

一般地讲，在当时的运动中被选为工作队员或积极分子的，都是一些家庭出身好、政治思想也表现较好的知青。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下乡知青既被看作“再教育”对象，又被看作是“三大革命”运动中“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各级领导选拔他们参加工作队、宣传队或当积极分子的本意，一方面是搞运动需要，另一方面确实想让这些知青在“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从中培养和选拔干部。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被选拔当了工作队员或积极分子的知青，绝大多数都难以幸免，在运动中跟着工作队或宣传队，不同程度地执行了极左路线。特别是1968至1969年间的挖“内人党”，当时，上面的所谓“挖肃指挥部”不断发布耸人听闻的公告，说内蒙古地区“内人党遍地皆是”，“内人党组织星罗棋布”，“要打一场深挖内人党的人民战争”等等。当时有的知识青年就想，让我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怎么一夜之间，那么多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基层干部、共产党员都成了“叛国投修的内人党”？他们心里迷惑，但经不住上面一再上纲、加温，致使许多知识青年出于对“阶级敌人”的无限仇恨，也就勇敢地冲锋上阵，参与搞“逼、供、信”。但是，由于这些知青个人思想品质和政治素养不同，在执行极左路线过程中，其表现方式、执行程度和所造成的后果也各自不同。

路漫是在临河县乌兰图克公社插队的北京知青，她后来写过一篇题名《火筒·铁匙·内人党》的文章，写的是当年她参与挖“内人党”的情景。这里不妨原文转录，以供读者解析。

初春，一间低矮简陋的黄泥小屋里，我正坐在炕上，百无聊赖地盯着一只圆鼓鼓的虱子从炕上铺的白毛毡爬上我的裤脚，然后又急急忙忙啧着我的腿往上爬。大概它想快点钻进我的衣服隐蔽起来，然后再慢慢享受我青春血液的好滋味吧。哼！白日做梦！我注视着它，等它爬到了我的大腿上，我不慌不忙地伸出手把它捏住，然后放在油光光的炕板子上用大拇指盖一按，“啪”的一声，这个小小的野心家便连同它的美梦一起破裂了。虱子肚里的血染红了我的手指。我厌恶地抬起头看了一眼和我并排坐在炕上、斜靠着被垛的那个蒙古族老汉，心想：这血一定是他的！

那一年，我19岁，到河套平原插队不久，就赶上“挖肃”运动，目标直指蒙古族干部，有的地方连普通社员也受到审查。这个蒙古族老汉原来是大队副书记，据说常和公社的一个蒙古族副书记（已自杀）一块儿喝酒。既然那副书记是“内人党”成员，那么这老汉也跑不了啦！于是，前几天大队就派人把他叫来，隔离在这间小屋交待问题。负责本大队“挖肃”的是大队正书记，汉族，部队复员干部。贫苦出身的蒙古族副书记呢，也是50年代的复员兵。都是复员兵，又曾长期共事，正书记也不好意思翻脸太快，而我这个负责记录的女知青呢，又从来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因此，这老汉总算没受皮肉之苦，这也是他不幸之中的大幸吧!

他已被隔离了好几天，我的记录本上却还是一片空白。原来也曾满满当当地记过好几张纸，可记完一会儿就全撕了。开头，他矢口否认参加过这个组织，在我们夜以继日的政治攻心战术之下，他才开始吞吞吐吐地交待问题。可在他云山雾罩地胡扯了一通之后，我们让他在记录上签字，他却说：“这字我不能签。”问他为什么？他说：“共产党员说话要负责任，刚才我说的那些全是胡说不道，瞎编的。”我火了，问他为什么要瞎编，害得我手忙脚乱地记录？他说不胡说怕挨打。那个公社副书记就是受不了逼供拷打才自杀的。这一来，倒让人没法治他了。可是我也不甘心白白受他愚弄啊，于是就让他到地下站着，反省为什么说鬼话。这瘦长的老汉慢悠悠地伸开他弯曲的长腿下了炕，一边伸懒腰一边说：“哎哟哟，腿都坐麻了！”

那一阵，我们专案组成员都是自己带来米、面、菜、油一块儿做饭吃，革命同志不分彼此嘛。专案对象则顿顿由家里送饭。有一天，天都过了晌午了，没人给他送饭来。天快黑了，我们开始包饺了，仍然没人给他送饭来。他饿急了，在地下转天了磨，嘴里一边叨念着：“这是咋来来？跟爷划清界线了？日他的！”正叨念，外边进来一个人告诉他：他的后老婆生的六个娃娃全得了肺炎，他的前妻生了大儿子（原在边防部队服役，因有“内人党”嫌疑被打发回来了）忙着帮他后妈挨个往医院送病娃娃呢，顾不上给他送饭了！老汉一听，愁云满面，又开始叨咕：“哎哟哟！看起来今天要把老鬼饿死喽！”我们不理他，仍埋头包饺子。第一锅饺子煮熟了，我们对他说：“老马，拿碗捞吧！”他听了一愣，不相信是叫他。我说：“我们对你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虽然你不好好交待问题，我们也不能让你挨饿，吃吧！”于是他也不再客气，捞了满满一大碗，狼吞虎咽起来。吃完了，他放下筷子，我问他吃饱了吗，他说吃饱了。可等我们挨个吃完以后，他看见还剩下一碗，就问：“你们都吃饱了？还吃呀不了？”得知没人吃了，他尴尬地摸摸脑袋，笑笑说：“唉，没人吃我把它吃了吧！”我奇怪地问他：“你刚才不是说吃饱了吗？”他说：“嗨！我白吃了你们的饺子，哪能让你们不够吃啊！”原来如此！

饺子吃完了，气氛缓和了许多，于是，我们郑重其事地问他到底有没有“内人党”这回事？他说：“唉！不知道是哪个挨枪崩的鬼嚼出这么个东西来坑人哩！听也没听说过，上哪儿参加去！”我将信将疑，也懒得再跟他废话，于是就转了话题开始神聊、搬杠。老汉盘腿坐在炕上，就着昏暗的油灯抽着烟，悠悠自得，仿佛忘了他是个受审查的对象。我问他为什么后套人管炉子上的烟筒叫“火筒”？他说火筒安在火炉上，有时候火旺了，火苗还从烟筒口窜出去，所以叫火筒。我说那是走烟的，叫烟筒，你说叫火筒为什么人们把锅、壶坐在炉子上而不坐在火筒口上去？他说，凡是跟火炉配套的都叫火什么，比如火钩子、火铲子，就是这么个叫法嘛！我想想没法驳他，又将他一军，问他为什么后套人管炒菜用的铁铲子叫“铁丝”，难道细细的铁丝能在锅里翻菜、盛菜吗？他答不上，就说：“唉！娃娃，一个地方一个风俗，就是那么个叫法，我也没文化，不知道那个“丝”字怎么写，反正人人都那么叫，人人都知道‘铁丝’就是锅铲子。你们还小哩，牙也没长全，知道个甚？往后听见的新鲜事还可多哩！
其他专案组成员听我们一老一小，一个老蒙古、一个北京人搬杠搬得还挺起劲可乐死了，笑得前仰后合的。我可火了，心想：我都快20了，还小？还用你管我叫娃娃？刚才吃饺子时对他的怜悯之情一下子全消失了。我沉下脸大喝一声：“别胡说八道了！好好想你的问题吧！哼！”他一听，脸上的笑容马上僵住了，然后，双手抱住膝盖，长叹一声，抬眼望着房梁，一言不发了。

若干年后，当我更多地了解了古汉语之后，我才明白，河套平原的语言深受陕西方言的影响，而陕西文化历史悠久，许多古代词汇仍沿用至今，比如把不说话叫“不做声”；把容貌可人叫“可惜”；把下地干农活叫“受苦”，以及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词汇。至于这“铁丝”嘛，我想原意一定是“铁匙”。口音不同，“匙”字读成了“瓷”，“瓷”字又转成“丝”，所以，铁铲就成了“铁丝”！

就这样，在河套平原上那荒凉原野的小土屋里，几个专案组成员和一个所谓“内人党”成员一起度过了10几个日日夜夜。最后的成绩是：我长了满身虱子；而蒙古老汉由于难得成天坐着不干活，枯瘦的老脸上泛出点油光；其他的人则耽误了自家和队里的农活。后来，上边下了文件，结束了“挖肃”运动，给受迫的蒙古族干部群众平了反。于是，老汉开长腿晃晃悠悠地回家去了。

春耕开始，蒙古族副书记、他的大儿子和我们这些知青一起在羊圈里起圈，往地里送肥，挖的挖，担的担，大家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好像前一段并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