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我参加完甘泉县武装民兵连训练,和部分民兵在甘泉烈士塔照像留念。之后,又被抽到县里搞征粮和黑户迁返,一次去完袁庄后沟回到县里,与先期到达甘泉的一批北京来陕干部及延安地区驻县干部闲聊,我说:想回家了。一个地区干部说:你要想招工就不要回,延安马上要招工了。周秉和与何立群年初回京向周总理讲了延安的情况,中央和北京要支援延安--- ---。 于是,我打消了回京探家的念头,耐心等待。又过了两个月,我估计差不多了,就把我想招工的意思与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志华说之。他当即回答我:“你不能走,公社书记和我说了你的事,要让你担任副大队长,并入党。”我也特别坚决的说:“我不干,这里和中国现在执行的政策和路线再搞十年也是白浪费时间,不如我走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条新的路,或者能大大改变咱村状况的路,呆下去我当了副大队长、入了党,丝毫对村里起不到大作用。”李志华听了震惊,但他赞同我的意见,支持我走。到7月真的走了,剩下五百多斤粮我全留给没能走的知青,只带走分的七十多元。当时,我在全大队是得粮得钱最多的北京知青之一,在小队里我当属第一! 到了工厂,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尤其是再不穿带补丁的衣服,一身崭新的工作服,透着年轻活力和得意!随后单位又加发一身,足够替换的了。走在延安的大街上,与当官的有点差别之外,绝对是第二亮点。很快,等我坐上汽车、火车回到北京后,我依然天天穿着工作服,在我家住的大院里,许多去内蒙、去东北的同龄人还在农村呆着呢,我已进了厂,而且是发电厂!发电厂在我们大院子的人的概念中是好单位是保密厂,进去要审查家庭历史,要本人表现好的。他们在议论时还说:发电厂门口是军人站岗守卫的。那时,我每天上街,从早上出去,到天黑才回来,一个是可劲儿的逛去玩,一个是让看到我的邻居、同学、老师知道知道,咱是工厂的人了,是穿发电厂工作服的人了,是不穿补丁衣服的人了。 我至今还留着几身工作服,但很少穿在身上了,但在家里打扫卫生时,或者重粉一下墙壁时才穿,和它的感觉似乎越来越远去了。【注:延安发电厂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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