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打老师开始
1966年6月1日晚,电台广播了一份攻击北京大学领导人的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的(很快发展到全国)大学和中学停止了日常课程,几十万学生不上课不学习,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这些人被按照比例划分为四类,第四类就成为”敌人“。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帮分子“”三反分子“等对他们作口头和笔头的攻击,紧接着开始使用脏话咒骂(”他*的“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流行于学校之中,以致文革后需要实行一场”语言美“教育以排除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脏话)。到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里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数十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脸上抹黑墨,罚跪和扭打等等。两天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做出批示,要求制止这种“乱斗”(不是说“不斗”)。后来他被指责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宣布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北大附中的一名学生彭小蒙在台上动手打人。江青在台上给了她一个拥抱。自此,暴力殴打“阶级敌人”(当时称此为“武斗”)立即开始流行。
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记者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红卫兵还用塑料包裹的铁条打她和其他老师。她说,那种铁条打在身上,伤痕不明显,但是“疼得钻心”。
“武斗”普遍化的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兴起。8曰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6月2日出现的学生小组,都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并集中攻击文革的教育体制和学校里“阶级路线”。显然前者的名称更适合于大型群众组织所用而被推广使用。1966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之月,在全国各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称为“革命小将”,在文革的前三年是暴力迫害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
二、卞仲耘校长——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在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发出的中央[66]395号文件撤销了刘少奇关于制止北京大学“乱斗”的310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准许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