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上海知青的节日 - 白山黑水 - 中国知青网

　　在今年举办的“上海知青赴延边40周年纪念活动”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征集编辑出版了一本纪念书籍《难忘的岁月》。在上周纪念活动中，有幸报上名的上海知青都如愿获得此书，没有报名但还是前来参加活动的则争先恐后地来索要，可见这本书在延边上海知青中的影响力是如何之大。前几天，州政协明诚兄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把出版《难忘的岁月》一书的前前后后背景作了详细的叙述，很值得一读。我觉得，延边州政协在延边州委、州政府的帮助下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善事！此书的出版虽然谈不上为延边上海知青树碑立传，但是毕竟为上海知青在延边四十年历程描上了重重的一笔，把上海知青在延边工作、生活经历写进了延边发展史。

留存历史延续感情
---写在《上海知青在延边》史料出版之前
石明诚

　　2004年，州政协文史委韩正南主任在西安举办的全国政协文史干部培训班上结识了上海市政协文史委的同志，正是这段相识，接受了协助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征集《上海儿女在吉林》史料的委托，同时也孕育了延边也要出一辑同样题材的文史资料的想法。

　　经过州政协文史委两年多时间的征稿和编辑，以建国后支援延边建设的上海人，特别是上世纪60-70年代“文革”期间到延边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为史料的州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三辑，书名为《难忘的岁月---上海儿女在延边》，于2007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

　　此书出版后，反响很大，尤其是经历了那个特殊年代的“老三届”知青，纷纷索要，所印800册除赠送有关单位留存外，很快告罄。其后，仍不断地收到上海知青的来稿。当时，《延边政协》会刊每期都留出一块版面刊登一篇未及编入的来稿。由于来稿数量很多，文史委的同志就有了等到2009年上海知青到延边40周年时再版的想法。

　　今年，恰逢上海知青到延边40周年，为了配合州里举行的纪念活动，再编这本以上海知青“亲历、亲见、亲闻”那个时代为体裁的史料，真实地记载上海知青在延边艰苦奋斗、历经磨难和考验的人生经历，自然就成了州政协今年文史资料工作的重头戏。

　　往事易逝，历史确实从我们的身边不可逆转地逝去了；往事易忘，从当年在巨人的挥手之下走向广阔天地到如今知青们普遍地步入老年的门槛，毕竟已经过去整整40年了，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能记得当年在延边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了。

　　著名作家叶辛先生去年为曾在珲春下乡的上海知青周培兴先生《炕上无眠》一书所题的序言里有一段话，表达出了这层意思：“……今年初秋时节，我因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团会来到长白山下的安图县，路经县城的时候，我一定要求车停一会儿，让我下车站在县城的马路上看一看安图的景致，只因为当年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就在安图朝鲜族的村庄里插队，那几年里，不知有多少信从安图县的朝鲜族村庄里，寄到我插队落户的贵州偏远蛮荒的山寨上。走了一段路，我忍不住问一位安图街上的路人，你们还记得当年在这里插队的知青吗？那路人茫然地瞅着我，摇了摇头说：记不得。”无独有偶。今年4月，我去安图松江镇联系工作，镇书记是1969年出生，对当年曾经有大批的上海知青在他现在领导的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史实，也只是从长辈们那里得知一点点。

　　今天，我们之所以要用史料的形式，记述那段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物的经历和命运，真实而具体地反映历史变化和过程，因为那毕竟是近两万名上海知青曾经共同的经历，并直到现在仍影响着延边的一段历史。如果我们不把那段历史真实地记录并留存下来，我们将有负于历史和后人。尽管那段历史发生在“十年浩劫”，已经逝去许多年，我们不愿意再提起。但历史就是历史，我们无法回避。真实地记载并留存下来的意义，就是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留下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以体现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的“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

　　基于我既是一名政协干部又是一名知青的双重身份，有幸参与了从《难忘的岁月---上海儿女在延边》到增版修订为《上海知青在延边》这两本书的征稿、编辑工作。在编辑的过程中，不仅为书中人物的经历和命运唏嘘不已，更为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下上海知青和延边人民结下的感情，在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和时代的变迁之后，仍旧是那样的真挚、淳厚所感动。

　　《上海知青在延边》这本书里，有相当多知青回忆当年生活时，并没有写自己的坎坷人生和苦难遭遇，而是写和延边各族父老乡亲的感情。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延边各族人民把上海知青当成自己的儿女，用善良的爱心、宽广的胸怀和甘甜的乳汁抚育了他们，使他们经受住了人生的磨练。由此而产生的感情，伴随和影响了他们的一生，使他们难以忘怀，以至于今天他们在回顾历史时，首先要倾诉的是这段情感。如《追寻第二故乡的根》、《返乡随想》、《怀念阿妈妮》、《朝鲜族妈妈许顺姬》、《延边那个温暖的家》、《探望房东老“媪妈”》、《难忘恩师安主任》、《难以割舍的情怀》、《乡情》等等。这些文章所倾诉的是边疆人民对知青的关爱之情。说到爱，我们不能不说到美好的爱情。同样，在这本书里也有忠贞爱情的回顾，最感人的莫过于陈元盛先生所写的电影《甜女》生活原型---佘林妹。上海女知青佘林妹1975年与朝鲜族农民李昌洛结婚，至今已近三十五年，现仍和丈夫生活在边境的乡镇。

　　写到这里，我想讲一个发生在我们编辑过程中的事情。2006年，一位朝鲜族老阿迈得知我们在编上海知青的书，托人找到韩主任，求我们帮她寻找儿子的亲生父母。原来老阿迈的儿子是当年上海知青所生，在医院里一接生下来就被她收养。三十多年过去了，养子已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并以养父之子的名义获得了在韩国亲属所给予的名份和财产。但老阿迈在老伴过世之后，却不想再隐瞒下去了，她觉得应该让孩子知道生身父母是上海知青，不然良心难安。于是她到处求人打听，直到找到我们。在上海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的帮助下，我们为老人圆了心愿。当年11月，母子在延吉车站相认，老阿迈高兴不已，并以合家名义给州政协送上了一块“长白山下情深意重，海兰江水源源流长”的感谢牌。

　　无巧不成书，就在我们帮老人家联系的同时，得知还有一位也是朝鲜族夫妇收养的上海知青的孩子。听说这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世，明确表示，养父母就是我的亲生父母。闻之，亦令我们感动不已。

　　正是这种大爱之情、民族之情、血肉之情如此的刻骨铭心，使得绝大部分已经离开延边的上海知青始终把延边这个第二故乡放在心中，四十年过去了，依旧深深地眷恋着延边这块热土和各族父老乡亲。正是这种大爱之情、民族之情、血肉之情如此的沁人心肺，使得这种感情超越了时空的阻隔，从而延续为长白山和黄浦江的“两地情”，并演绎成一幕幕动人的故事，四十年过去了，依旧在延续和扩展。

　　最近，州委副书记、州长李龙熙为上海知青画册《我们年轻的时候》题了词，我想借用他的题词作为我本文的结束语是再好不过了：“上海知青和延边人民结下的深情厚意象图们江水一样源源流长”。

　　（作者系1969年春下乡延边的上海知识青年，现任延边州政协副主席）

留在延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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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延边果树农场留影

　　我是1969年3月14日和同班同学陈展朗一起在彭浦车站，乘着满载知青的北上专列离开上海的。那时，我们并不知道，总共有18000多名和我们相同命运的上海知青来到祖国的东北边陲——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插队落户。

　　三十余年过去了，绝大多数的上海知青离开了这里。但是，仍有几百名上海老知青和我一样，留在了延边。

　　插队落户

　　我们插队落户的那个生产队，是长白山崇山峻岭之中荒沟岭脚下很穷的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但却有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叫“福合”。我们刚去时，队里并没有给我们准备好集体居住的房子，而是把我们分居在农民家中，这让我们一开始就直接接触到了东北山区农村的农民生活。

我们集体户共有15名知青，其中女知青有5名，都是67届初中生，连初中都没有念完，在接受人生命运的挑战时，也只有十八九岁。至今回想起来，我们都不敢回味当年边疆山区的农村生活。

　　我们人生的第一课就是开始跟着农民学习东北的各种农活。从刨冻得像土圪趑一样的牛粪，用镰刀剥松树皮，在山坡地“踩格子”“间苗”，到水田地插秧、薅草。早晨我们还帮助房东劈柴、担水，晚间在油灯下记下农民们对我们评的工分。苦倒没有什么，因为我们还年轻，充满着不谙世事的激情，只是对日复一日的劳作和前途感到迷茫，不知今后会是什么样。

　　我至今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在离生产队不远的福满林场的山上栽树苗，一位教我们栽树苗的像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 “你们这些大城市来的娃子，留不住的，你们将来会离开这儿的，就像这树苗一样，会长大的，长成材后，不会留在山上的。”我当时听了这样的话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后来的发展和变迁真应了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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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作者与当年的老支书董明友夫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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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当年在集体户留影

　　也许是我当户长的关系，第二年的9月，也就是1970年的9月，我被当地招工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的一家地方国营机床修造厂。这样，我就成了第一个离开上海集体户的知青。从此，我开始了在边疆的一个小城市的长达近17年的工厂生活。

　　我离开福合后，1971年春节回去过一次，此后再也没有回去过。自我走后，集体户的上海知青陆陆续续开始离开那里，或招工、或上学。大返城之后，只有一位嫁给当地鹿场职工的女青年未能离开，后来鹿场搞承包到户，她条件好了一些，也回上海了。事隔二十多年，那时我已在州政协机关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安图县政协的金永哲主席一起到万宝乡搞调研，经过了福合。他陪我到我们的集体户房子看了一下。房子还在，还是那个“干打垒”的土坯房子，只是房顶上的草换成了瓦。房子的主人就是当年把我们从明月镇接到福合村的董明友老支书。夫妇俩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我走了以后的情形。二十多年过去了，世事皆非，当年的15名上海知青在福合插队落户的悲欢离合已成了故事，残留在当地人的记忆之中。

　　1995年以后，我在州政协办公室工作，有机会经常陪同各地客人，包括上海老家来的客人去长白山，每次经过福合，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从学徒到转干

　　当生产队用牛车装着我的行李，把我送到距离福合30公里的安图车站时，我有一种远行的感觉，因为这毕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因此，当我到市革委会工交组报到，由招工人员领着我到工厂去的时候，我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我们同一批招工人厂的有17名知青，2名上海知青，3名长春知青，其余都是本地知青。在我们之前入厂的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长春工学院、长春光机学院的大学生和延边的中专生。我们那时思想单纯，以为大中专生和我们一样在工厂做工，念了大书的也不过如此。因此，我们这批知青都把在工厂做工，将来当一名高技工，看做是我们的前程，很认真地学徒，对高级别的老师傅十分崇拜，向往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高技工。

　　那时,“文革”仍在肆虐。工厂仿部队建制，车间叫做排，车间主任叫排长。我们在学徒期间还像军人一样进行过拉练，挖过防空洞，写过揭批的大字报。记得我们的老厂长刘殿庆在我们这批知青新人厂的思想教育会上，要求我们晚上做梦要梦见毛主席。就是在那样的政治挂帅的年代，我们都非常认真地向工人老师傅学习技术，期望尽快地能够掌握技术，满徒之后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但是在1972年，我们这17名知青之中的一名女生被送到吉林工大时，我们的想法发生了动摇，也勾起了我上学的愿望。于是，我有意识地开始了一些初高中课程的学习。当重新拿起这些书时，我感到吃力，因为毕竟只念过初中二年级，同宿舍的大学生金东辉先生(他曾任延边人民出版社社长)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没想到能够报考大学的希望来得如此之快，1973年7月，工厂选我参加了那年的报考，我庆幸自己做了准备。然而，万万没想到，就在我们考试的过程中，作文题目突然改变，使我们无所适从，随后便得知发生了张铁生“我的一张白卷”事件。我隐隐感觉我的希望可能因此而破灭。果然如此，事隔多年，每想起这件事，都为自己失去那次上学的机会遗憾，同时也为自己没有填写中专的志愿而后悔。

　　这件事对我的求学乃至精神上的打击都是很大的。学徒期满后的几年间，我放弃了高考方面的复习，一心想在技术上有所长进。这期间，同宿舍的一些外地知青，结婚的结婚，调走的调走，最后宿舍只剩下了我自己。孤独与迷茫使我一度也产生了调回南方的念头和举动。我的一位上海亲戚，他帮助我联系了交通部下属的江阴的一家船厂，但不知什么原因，未能调成。

　　1979年接连发生的一些事，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又一次经历了人生和事业的转折。当时我已成家，并有了孩子。与我同进厂的另一位上海知青此前回上海再也没有回厂。年初，厂里又调进了一位姓张的上海知青，我很高兴能有老乡一起相处，但是没几个月，他就走了，后来才知道他是随大返城的浪潮回上海了。那一年，我浦东老家儿时的邻居，同在延吉的梁根新夫妇俩，也把手续退回到农村回上海了。

　　将近9年物质匮乏时代的无规律的独身生活，再加上那个年代工厂接二连三没日没夜的大会战，使我的胃溃疡最终导致大出血。我在延边医院做了胃部大切除手术。我至今忘不了的是，那时的厂长张恒有给了我这个上海知青最大的关怀，他不仅派人护理我，而且在我恢复后，把我安排到厂行政部门的“以工代干”的岗位上工作。这样，我就幸运地被划进为1979年底以前“以工代干”的人员，这是其后转干的一项重要的年限条件。我在“以工代干”的岗位上，当过宣传干事、安全技术员、劳资员，转为正式干部后，任过行政科长、劳资科长和厂办主任。在这些岗位工作，对我来说，都需要从头学习。那时，我拼命地学习企业管理知识。我参与编写了工厂《管理制度》《岗位职责》《经济责任制》，并将经济技术分析、行为科学等现代管理知识运用于劳动工资管理工作实践，使劳动工资工作成为厂目标管理的一个重要项目。在1985年企业工资制度改革中，我撰写了《如何在企业工资改革中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一文，成为州市企业工资制度改革试点企业的经验材料。

　　我在企业的最后几年，是我学习最下功夫的几年。我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获得了吉林大学颁发的党政专业大专文凭，成为首批获得吉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文凭的人员之一，分别参加了省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首批毕业典礼，并在州里作了典型介绍。这为我今后的从政铺平了道路。

　　我在搞完企业工资改革后离开了这个工厂。我所在的这个厂后来改为锅炉厂，又调进了4名上海知青，有3名先后回上海了，现只剩下当财会科长的杨为民。我在这个厂的最后阶段，也曾想通过朋友调到当时乡镇企业相当红火的江苏沙洲的一家钢丝绳厂，终因下不了决心而作罢。

　　30年后的几次聚会

　　1986年底，我调到州政协机关工作。当时州政协机关算上我共有3名上海知青，一名是州政协祖国统一办公室(现改为港澳台侨联络委员会)的王善良，后任祖统办副主任。另一名就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同一集体户的陈展朗。他先于我一年多到州政协机关工作，那时在秘书处任处长。我和他殊途同归，我先离开集体户，在工厂待了将近17年，而他离开农村后，到延边师专上了学，之后当中学老师，再以后又到州总工会和州政府职教办工作。

　　1989年4月中旬，我陪同州政协领导外出考察后回到单位，在整理文件时，发现州委办公室的一份通知，邀请我4月1日到州委参加上海青年支边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很遗感，因为外出，我没有参加上这个活动。后听陈展朗介绍，纪念会开得不错，在延吉市的州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大约有百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作了新闻报道。

　　那时，留在延边的上海知青还很多，从工人到教师、职员和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社会各界都有上海知青作骨干。这以后的十年间，断断续续有调离延边的。

　　1999年5月7日，以中共延边州委、州人民政府的名义，在白山大厦国际俱乐部会议室举行了“州直上海知青建设延边三十周年座谈会”。座谈会开得非常隆重，除州直和延吉市的上海知青外，龙井、图们、珲春、敦化、安图、和龙、汪清等7个县市都派了代表参加。会议还邀请了已调回上海工作的原在延边插队落户的老知青参加。座谈会由上海老知青、时任州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奚国权主持，上海老知青、副州长李洁思讲了话，上海老知青、延边卫校副校长陈雁鸿女士代表留在延边的老知青发了言。座谈会结束后，参加座谈会的100多名老知青与原州委副书记、州长南相福，州政协主席黄铄，州委常委、州委组织部部长高勇，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晓娟等州党政领导在州委大楼门前合影留念。在这次座谈会上，我们得知仍有近千名上海老知青留在了延边。

　　当年底，为了纪念上海知青下乡到延边30周年，延边日报编辑出版了《上海人在延边》一书，专门介绍上海知青下乡到延边，为延边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所作出的动人事迹。书中记叙了29名在各条战线上做出成绩的上海老知青。其中有现为州委常委、副州长，我们的老大姐李洁思；有已调任省工商行工作的原州工商银行行长柯嘉；有电影《甜女》的原型、现为和龙市政协委员，仍在崇善古城里的被誉为朝鲜族好儿媳的佘林妹；有献身于朝鲜族文学的翻译家，现为延边作协副主席的陈雪鸿；有时任图们市副市长，后任图们市政协主席的董克敏；还有在边疆教育战线辛勤耕耘的延边二中老教员唐钿君……

　　这本书还把我们在30周年的合影收录其后，另外还附上了178名留在延边的老知青和122名已调回上海的老知青的通讯录。

　　五年之后，2004年的春天，从全国“两会”到我们地方“两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成为话题，促使我更多想起这些年间陆陆续续已回上海的以及现尚留在边疆的一部分已成为弱势群体的老知青。时值我们上海知青到延边35周年，于是，我与陈展朗、州社会保险公司处长张炎山、延边白山大厦副总经理孙居巩、州交通征费局处长顾利华、州总工会部长沈兴宝、国家统计局州城市调查队队长李忠福、州医学会主任孙毅、延边医院副主任医师蒋伟根、原延吉市科委主任孙建国等人沟通，大家不谋而合，都想再搞一个35周年的聚会。我们的老大姐李州长非常赞同我们的想法，并给予了我们这次活动大力支持。4月2日，也是在白山大厦国际俱乐部，到会的52名州直和延吉市的上海老知青相见，大家感慨不已，因为不少老知青已是满头白发。我们在大厦门前合了影。这次合影，与以往不同的是，清一色的都是上海老知青。李州长，州政府副秘书长、州经贸委主任周文宝在会上讲了话。大家相互作了介绍。那天，大家热情洋溢，都喝了不少酒，很晚了都不愿分手。与30周年那次聚会相比，留下来的老知青又少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是，在相聚的52名老知青中有4对是夫妇：周文宝、韦翠萍夫妇，孙居巩、施建平夫妇，州供销社副主任施国强、陈雁鸿夫妇，同在延边日报社工作的朱义强、赵中芳夫妇。

　　2005年4月2日我们又一次相聚，只是人数比35周年的聚会又少了一些，只有38人。不过大家表示，不管今后留下多少人，4月2日就作为我们每年相聚的日子。

　　人生的经历有时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去留之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州政协机关的另一名上海知青王善良已经调回南方了，我和陈展朗仍留在了延边。陈展朗在州政协机关工作已二十多年，他现在是州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主任，我在州政协机关也超过了20年，从事副秘书长工作。回顾这段人生的经历，除了感慨，也有许多令我们珍惜和记取的东西。据我们的不完全调查，留在延边的卜海老知青大概只剩下200人左右。

作者：石明诚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

主题：延边上海知青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