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龙年新春“天伦之乐”诗文展出专帖

第二十一节

在大寨参观的那几天里，郑仙巧意外地遇见了自己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同学、后来转学到了北京、现在已经在山西插队数年的任鸣鸣。

两个人是在一次两支参观队伍在回程中相遇时碰面的。

在参观大寨的队伍里，知青共大的学员队显然是一支最年青的队伍。像这样一水儿由知青组成的参观大队，不知是不是绝无仅有，反正肯定是不会多见。因此，这支队伍无论走到哪，都挺“扎眼”招人的。其他以各地农村干部为主组成的参观团见到了这支充满朝气的队伍时，往往都忍不住要驻足观察一下，也有不少前来询问的，因为很少见得到任何地区的农村一下子会有这么多年青干部聚集在一起的。在中国的那个时代里，绝大多数农村干部都是从闹土改的时候就上了任的，一个村里能有个把参军复员回来的干部补充进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即便已经经过了“四清”和文革两次大型的“吐故纳新”，年青干部在村里、尤其是各村的主要干部中所占的比例还是不大。这几年，一些生产队从知识青年里提拔了一批社队基层干部，总体上仍然只是沧海之一粟罢了。因此，当任鸣鸣与自己的参观团一起遇到了知青共大这支队伍，又听说是来自内蒙古的知青参观团时，当然不免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上前询问是否有自己原来中学的同学。

这一问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北京这边的同学没找到，却遇见了郑仙巧这个自己在天津时的老同学。

任鸣鸣非常兴奋，他立即向自己团的带队团长请了假，随知青共大的队伍到了他们的驻地。与大家共进晚餐后，郑仙巧为任鸣鸣专门组织了一个讨论会。她先请任鸣鸣为共大学员们介绍了自己在山西插队数年来的实践经历，再请任鸣鸣向学员们尽情提问，由大家进行讨论和回答。

任鸣鸣所在的村子里，一批下了数十名北京知青。七八年过去了，现在全村只剩下已经担任了生产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他自己、和分别担任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职务的不多几名知青了。大多数知青都被县里安排了工作，回北京的知青并不算多，而且大多是办“病退”回去的。

“我有个感觉。是这次来参观后产生的。以往在队里，觉得咱们知青上山下乡，已经给中国的广大农村带来了明显的大变化。可来这里一看，就说这么多参观团吧，它的成员构成里根本没有几名知青在其中。这说明了什么？还不是说明了中国广大农村真正的主力军仍然是八亿农民嘛。咱们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下来了，比起八亿农民的数量来，还是少得可怜啊。过去宣传中总是讲咱们是生力军，那时候觉得提得还不够劲儿，现在一想啊，咱们能真的够上生力军就不错了。客观上讲，对咱们知识青年来说，人生道路的选择可以有许多种，至少比八亿农民多得多；再加上咱们的知识和阅历相对说比八亿农民的大多数要强上一点点，党中央毛主席又对咱们特别给予了明显比一般社员们高得多的实际关怀，这才使咱们知青的个人发展道路上出现了许多比农民社员们、至少是与咱们大体相同的回乡知青们多得多的机遇。因此，我觉得咱们知青千万不能自己就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不能觉得自己就真的比那些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高一头，而是更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夹着尾巴做人’，这才能在咱们扎根农村的伟大实践中真正做出一点成绩来。”任鸣鸣向知青共大的学员们发出了这样一通感慨。

“是啊，我这些天看见的来大寨参观的队伍，尽是些半大老头子，连女干部都不多呢。”一名女学员也感慨着搭了腔。

“这个问题提得好。不过，我想大家还应该想到另一层意思。”黄念生忍不住要发言了。

“哪层意思？”郑仙巧问他。

“我是在想。知青在人数上明显少于八亿农民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主力军和生力军的差别也是真实的社会存在。但这不也恰恰说明了咱们这批知青更加‘任重而道远’了嘛。正是由于人数少，因此，咱们每一名知青所担负的历史重任就更加沉重，每个人都更加应当努力发挥出自己一切可能的光和热，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更多地做出一点什么来啊。想当初红军长征的时候，到达陕北的只有区区三万来人。这比起当时全中国的四亿多人口来不是更少了吗？可就是这三万多人，为中国的明天指明了方向，引导和带领着中国广大劳苦大众完成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咱们知识青年虽然不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却是这个党所领导的一支重要年青力量，我感觉我们就应该像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那样，把自己锻炼得真正够坚强、有力量，党指向哪里，咱们就能打到哪里。当年，党需要她的战士们解放全中国；今天，党需要我们在广大农村牧区改天换地。这都是不同历史时代对青年一代的召唤啊。同学们，消灭三大差别的战斗，一点儿不比消灭国民党八百万大军容易。毛主席说过，新中国的建立，不过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而消灭三大差别的战斗，则是需要几代人的顽强努力才能够得到完成的更加伟大的历史任务啊。在如今这样的和平年代，有许多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东西在诱惑着我们青年人，三大差别本身就使人容易产生向往城市、而不愿在农村牧区坚持艰苦奋斗、大有作为的思想和实践倾向。再加上城市本身也需要大批青年人接各方面的班，‘扎根’就更加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了。而咱们知青共大呢，就是在做着这件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历史性壮举，咱们这批学员，就是要在这个时代里走出一条新的长征路的英勇战士。任鸣鸣同学讲的‘要夹起尾巴做人’一点也没有错。但咱们不能把它理解为可以因此就对自己放松要求了。实际上，咱们的任务、咱们的责任都是更加重大了。今天听了任鸣鸣同志的发言，再加上咱们在大寨参观的感受，我觉得咱们大家都应该更加认真地考虑一下自己毕业回去后应该做些什么这样严肃的事情了。大家说对吗？”原来，黄念生听了任鸣鸣的发言，感觉他的调子有点低，怕学员们受到反面影响，于是赶紧插了这么一大段议论。

当晚，任鸣鸣与郑仙巧又促膝长谈了整整一夜。两个同是知青出身、又同样担任了农村基层干部的老同学，在大寨这块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最神圣的土地上，畅开心扉谈了很多很多。

谈话中，任鸣鸣对黄念生的思想认识觉得过于激进，而郑仙巧则一力地为黄念生作着解释，向任鸣鸣介绍小黄的经历和为人。任鸣鸣反正也不认识黄念生，又不打算与他共什么事，只不过是有感而发的议论，听了郑仙巧的解释，就不再说它了，笑了笑，就把话题转开了。

当然，两个人谈得最多的，还是对如何尽快改变自己第二故乡面貌的经验交流。两个人都从自己的实践中深深感觉到了掌握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和技能的极端重要性。也深深感觉到了要在自己的第二故乡普及这些农业科技的严重障碍和极大阻力。对于自己个人的前途，两个人都认同“将来肯定得到公社或县里发展”的基本趋势，因为这是一个既能保证自己选择的事业能够继续进行、又能保证自己个人的基本生存的最实际趋向。两个人都觉得，如果上山下乡运动能够正常继续下去，那么知青们未来的实际出路，除了一部分肯定是回城参加新的工作外，应当是相当一部分留在了第二故乡所在地区的公社、县乃至地区三级担任各种职务，而留在队里一辈子的知青在人数上恐怕不会超过三分之一。这不是理论分析的结果，而是二人从各自的长期实践中得出的一种结论。

特别有意思的是，虽然两个人都是由于参观大寨才得到重聚机会的，但在二人这一整晚的交谈中却几乎没有涉及过学大寨的话题。两个人谁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现象是否说明了什么问题。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正是黄念生的那一通发言，使得不少在参观大寨过程中产生了思想疑问的学员们反而在“认真思考自己回去后怎么干”的问题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疑虑。因为，问题一接触到自己队里的实际时，那些自己虽然认为已经接受、然而却远不够成熟的理论就受到了最强烈的对抗，许多自己认为难以解决的实践性课题都跑出来搅和自己的思维，反而把自己的思想搞得更乱了。

总之，学员们出发前的高度兴奋，在大寨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收获。多数学员对大寨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他们总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自己的所在队与大寨实在是差到了十万八千里以外去了，任凭自己决心如何大、信心怎么强，最后怕也是要学习不成而白费功夫的；一些比较朴实的学员得出了“‘幸福不会从天降，不下苦功花不开’。最重要的还是要真心真意地坚持长期艰苦奋斗”这样的结论，他们对于这次大寨之行还是相当满意的，不过，他们实际上也并没有得到多少具体的收获；几名最“革命”的学员则得出了“大寨好就好在有一个真正革命的领导班子”的结论，下决心回去后不管怎么样也得先把队里的大权夺过来，然后才谈得上学大寨；更有如刘惊涛等自主意识特别强并有相当实践经验的学员，由于自己的独立考察和思考，干脆对学习大寨得出了“不能再盲目学习下去了”的结论，开始独立自主地去寻找另外的经验和模式了。

第二十二节

大寨之行的最大实际收获，是学员中相当一批从来没有离开过内蒙古自治区的青年人圆成了一个“到趟北京”的人生大梦。

在这批一百二十名学员中，南京知青只有一名，上海知青也不过三名，北京知青十名左右，天津知青将近二十，剩下的都是内蒙古自治区本土的知青了。在内蒙知青中，又有相当一批是各盟市当地土生土长的孩子，他们中相当一些人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内蒙古的。这次大寨之行，许多人都早就憋足了劲地想到祖国的首都北京去好好看看了。如果把参观大寨作为农业战线劳动者的朝圣，那么，到北京则是全中国人民更加具有朝圣意义的行程了。

如此，经过学员们的强烈要求，组织者们将归程设计为先回到北京，再乘直达火车回到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最后从那里乘长途公交车回到凉城岱海的学校去。这可真的把大家乐坏了。许多同学尤其是那些女生，早早地就开始悄悄地计划起到了北京该给自己和家人买些什么这类出门必需要做的事来。

学员们到达北京的时候，恰是东方既白的黎明时分。大队人马从北京站出来，整好队伍，一路步行先来到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前。

此时，天已经大亮了。随着东方刚刚露出小半张笑脸的阳光斜斜地照射在金碧辉煌的昔日皇宫瓦舍之上，给宏伟的天安门罩上了一层庄严神圣的光韵，也给聚集在金水桥边的共大学员们全身洒满了一片金色的、特别惬意舒适的温暖。树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晨风的轻拂下飒飒飘舞，使共大学员们心中真的产生了一种无比神圣的朝觐者心态。

同学们面对久已向往的天安门纷纷拍照留念，玉环、莎仁等带来的蒙古袍成了大家必借的宝贝。许多同学心情激动地面对着天安门上的巨幅毛主席画像挥拳宣誓，更多的同学不约而同地放声唱起了《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还是由于同学们完全一致的强烈要求，大队人马决定在北京呆上

三天两晚，第三天晚上乘车返回。为了节约经费，打前站的青云同学为大家安排了城里一家利用地下人防工程改建的便宜旅馆。

从天安门回到旅馆，已经接近正午时分了。十来名北京知青分别担负起了向导的重任。他们每个人受命带领一个按照学员个人要求临时编成的小组，最重要的责任是“不许丢失一名学员”。各组的具体活动，则是这些引路的北京知青们事先提出计划，按照各自决定的特点花样百出地作出安排的。这些计划里，有的以游览为主，不过具体的游览地点不尽相同，当然都少不了爬长城这一项“好汉”的壮举了；有的以购物为主，这当然多数是由一些女生组成的小组了；还有的则是有着自己一些特殊的计划和需求。由于各小组活动有兴趣的对象人数不同，这些小组的人数也就不那么齐整，有的人多，有的人少。

吃过午饭，大家分别匆匆出发了。这个下午的行程，绝大多数都是到那些北京学员的家中作客。这些北京学员的家长们对于自己孩子内蒙战友的到来，毫无例外地表现出了最大的热情。以西瓜为主的水果、在那个时候还非常招人喜爱的各色糖果、以北京特色饺子为主的晚餐，都给学员们留下了对于“北京人”的第一份好印象。

晚饭后，许多小组的外地学员都一再推辞掉了北京家长的继续盛情挽留，硬是逼着北京学员带上大家到北京王府井、前门大栅栏等繁华大街上游览闲逛。再怎么说，北京也是全中国的首都，尤其是像王府井这样的大型商业街上，摆放的货物品种虽然远不如今天甚至某个比较繁华的县城，但也远比当时内蒙古任何一个最繁华的商店的东西要齐全悦目得多得多。大家在这些大街上留连忘返，大都是深夜才回到住处睡觉的。

第二天一大早，许多学员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就又匆匆出发了。这天，大多数的小组都是外出游览，毕竟北京城里必须玩到的地方还是太多了。

于是，长城的烽火台上、故宫的太和殿里、北海的小划艇中、颐和园的佛香阁顶……到处都出现了一批看上去仍然风尘朴朴、却明显精神抖擞的年青人。欢笑声、歌声在他们中间不时响起，照相机的闪光灯一次又一次地捕捉下了这些欢乐的倩影。这批知青们又一次得到了一个尽情渲泄的机会。在那样一个无比“严肃”的时代，对这样一个特别“政治”的集体来说，能够得到这样一次用“公款”资助的特别旅游，还真是大多数学员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

诚然，几乎任何极度的狂欢中都可能出现几个不和谐的音符，北京地区欢乐的行程中，也曾出现过几次小小的不愉快。例如有几名从未来过北京、甚至从未到过任何繁华大城市的小学员在几次不同的活动中情境十分相同地掉队走失了。幸亏带队的北京知青们早有准备，大家都是每走不多远就要停下队伍点点人头，所以都能够比较及时地发现这些情况，并立即停下前行中的大队人马，由带队的北京同学立即顺原路找回去；而那些不慎走失的学员，事前也幸亏被千叮咛万嘱咐过“一旦与大队人马走散，立即站在原地千万别动，等着其他同学来找你”。这样一来，每一个不经意间走失的学员都被很快找了回来，剩下的当然只是一场虚惊和一段笑话了。再如也是头一次来到京城的孟和生等极少几名学员，面对那么多从来没有见过、甚至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美味小吃，不但自己可着腰包地买了尝鲜，而且不惜借钱满足自己的这份口福，还对其他同学的慷慨赠予一概欣然接受不误。这么一来，居然有一两个吃得闹起了肚子，不但不能再跟同学们外出游玩，而且还得拖累其他学员轮流留在家中照顾他们。好在绝大多数人都可了心如了愿，因此大家都对此行满意极了。

第二十三节

刘惊涛等几名在大寨就已经产生了许多重大思想疑问的学员，是怀着另一种心态来北京的。

从对大寨这个全国农业战线典型的许多疑问中，人们开始产生了对于其他许多重大政治问题的新疑惑和新想法。“能不能从北京找到些什么更科学的答案呢？”这是当时这些把政治看成可以超乎自己生命的知青们心底里潜藏着的一个巨大心愿。

到京后的这几个人，在路上就提前向带队领导请好了假，并以自己来过（不少甚至住过）北京为主要理由赢得了领导的放心，准许他们以个人为单位自由行动。

刘惊涛一头奔到了自己的亲戚家。

这是位于北京航空学院大院里的一处家属楼。惊涛的亲戚在航空学院当讲师。现在则担任着学院里一个系的革委会副主任。

当时似乎到处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事实：凡在单位里担任副职的，除了极个别是因为权力再分配中实在位置不够才给予副职安排外，一般的副职都是正职挑出来为自己真正做事情的；特别是当这些副职不属于该权力集团核心成员范畴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除了少数利欲熏心、权迷了心窍的傻瓜，大多数这种副职人员都比一般人更加精明、更加小心谨慎、更加本能地关注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风云中几乎任何蛛丝马迹。

刘惊涛的亲戚宁讲师就属于这样的一位。他原来是一心一意做学问的一个人，大乱的时候也没有参加什么派别组织，与所有人都关系不错，也与所有人都交往不深。谁知这倒成了少有的一宝了。当时的各级革委会都要求在形式上做到“三结合”，学院里的系革委会当然不能少了“教师代表”了，由于两派间的权力争执相当尖锐，那位系革委的头子突然间想到了把他这个跟谁都不沾边的人弄到副主任的位置上，这样既稳住了自己主任的宝座，又有了一个能够应付各种自己不愿意应付的事务的得力帮手。

宁讲师自此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于是开始像研究自己的学术问题一样地认真琢磨起当前的各种政治问题来。才半年左右，他就初步了解了不少现实的和理论的“政治”问题，俨然在一些人中成了一名政治问题分析的小小权威了。

刘惊涛从他最近的几次来信中发现了这个特点，早就想当面向他进行讨教了。这次有了这个机会，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了。两个人见了面连寒喧都没顾上，惊涛就向宁讲师吐出了一连串尖锐的问题。

宁讲师也是好为人师，对于惊涛的一连串提问，只是一个劲地用笔刷刷地记录着，大有老师在准备回答学生提问、或者说挺有一股什么大人物答记者问的架势。

“你的这一堆问题啊，其实完全可以归结成三个大问题。”宁讲师听完了惊涛的疑问，稍作思考后开始发言了。

“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是现代哲学理论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报纸上总是把它简单地混淆地叫作‘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几乎从不将它们讲清楚。上山下乡好不好？要不要坚持？农业学大寨该怎么学？学什么？大寨经验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或者叫怎么看待大寨经验？这些本来都是明显和纯粹实践性的问题，现在非要先从理论上弄出个子午卯酉来，这在哲学上明显是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弄颠倒了嘛。

“其次是一个政治问题。前边这种做法，为什么在现如今是大有市场呢？答案就因为它牵涉到了当前的政治。什么叫政治？叫我说政治既然是以阶级对抗为中心的各种经济问题的集中表现，在现实中就应该把它实事求是地理解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抗争。上头的人为了总体工作上的稳定局势而吹捧一些运动，让老百姓更多地去跟着自己的总体目标老老实实走下去；你们下边的实践者呢，又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和进一步的有保障的增加，来到处寻找这种理论色彩更加浓重的东西为自己增加新的光环。你别生气，只要认真想想过去人们对于宗教的那种迷信，再看看今天中国大地上这种红色崇拜，难道你能找出二者间的什么本质性区别吗？

“现在说到第三了。这里还存在一个客观条件的制约问题。其实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更多地了解一些在你所选择的事业四周，到底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客观因素。就你面临的情况具体讲，我看大概就是需要更多可靠因而更可依据的小道消息。这类消息，从层次上讲，大致可分为全国级的、地区级的和你们单位级的三层。如果你每次思考问题的时候都能够从这三个方面比较全面地把握住各种主要客观因素的话，你的任何判断就都会比较理智和现实了。”

“你讲的道理当然对了，可我是想听听你对我这些问题的具体认识和看法呀。”惊涛强调了一句。

“具体意见不太好说，尤其现在到处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给你讲多了，回去后你一不留神讲错了话，那不是害了你嘛。”

“没事。我来找你就是要听你最真实的想法的。到了外面我当然不会胡讲的。你就放心地给我讲讲吧。”

“那我可就说了。不过还是得强调一句：我的看法都是‘仅供参考’啊。

“先讲大寨吧。你应该知道，中国自合作化以来，树立的全国性典型本来是很多的。这些典型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农村改天换地的具体奋斗途径；又从中形成和突出了许多共性的也就是规律性的东西供人们思考和学习。现在只剩了一个大寨，首先可比性就差多了，那么任凭你如何为它涂抹宣传，结果总是显得至少很苍白。你们那套不按宣传口径走的总结，其实是对的，至少是你们认真思考后的结论，比起人云亦云般的感想类东西要实在得多了。不过，我的意见是你完全不必那么悲观。大寨毕竟也是改了天换了地的嘛。它有它的成绩，你们有你们的实际。别硬套它的模式就行了。起码你还可以从它开始改变家乡面貌的实践中得到点什么启示吧。

“再说说你们的上山下乡吧。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在为你们唱赞歌，可有多少领导干部能像周总理那样把自己孩子亲自送到乡下的？你们这些下了乡的孩子里，又有多少是真正心甘情愿的？这叫什么？这叫‘大势所趋’懂吗。谁也违抗不了的；至少你这样的平头老百姓是肯定违抗不了的。可是这并没有什么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讲存在决定意识么，谁生存在什么样的客观历史环境里是像你的家庭出身一样无法选择的。能够让你选择的是你自己该怎么做，就是具体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下乡不见得就什么都不好，这你比我能讲出更多的道理来；可下乡也不可能好到完全没有问题，这你也应该比我清楚。我的看法是，既然已经下了乡，就别去评价它本身的是与非，而是应该脚踏实地地认真琢磨自己的具体生活方式方法。别的你自己已经干得很不错了，我只提醒你一点：肚子里如果没有真货，那在哪儿都不行。这是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话到这里，剩下的你自己去悟吧。叫我说呀，现在最实际的问题还是让我好好请上你一顿，让你的肠胃先进入一次共产主义社会吧。”

第二十四节

到达北京的当天，卫东就直接乘车回到自己北京的母校——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十二年过去了，学校里当年的同学已经星散。他只找到了还在学校任教的原来的两位老师。

由于时值暑假，学校里只有几名后勤员工和值班的老师。幸运的卫东居然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曾经教过自己历史的陈老师。

陈老师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今天是来学校找点什么资料的。师生二人在原学生宿舍楼的拐角处相遇，并且居然是陈老师先叫出了学生卫东的名字。

在学校的时候，卫东就是陈老师领导下的“历史课外小组”积极的一员。不知是不是因为学的历史，陈老师讲起课来从来是不温不火，分析起问题来总是那么独到且发人深省，卫东一直很佩服她。陈老师当然也很喜欢这个总是喜欢问来问去的孩子，这才能在二人阔别十余年后还叫得出这孩子的名字。

陈老师告诉卫东，自文革以来，学校也就没法子正式上什么课了。老师们也是被要求参加运动，无非是些学习什么的，也有些老师参加或自己组织了一些“战斗队”，最后都由军管部队帮助实现了“大联合”，接着就搞“教育革命”，实际上也还是没什么具体的名堂和成效，大多数人只是混着打发日子。一些特别注重学术的老师们，都偷偷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悄悄地钻研学问，有的已经写成了很有份量的学术著作，但一时还找不到地方发表。这两年，上头不知什么人在学校里找了个初中女孩子黄帅，搞出一封什么信，又把教育方向搅乱了。不过，在学校里，这一套并不得人心。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像文革初期那样胆怯和盲从了。大多数人已经对所谓的“运动”漠不关心，而是开始各自忙起自己的事来。

陈老师特别向卫东介绍了年初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所谓“右倾翻案风”的真相。

当年（即1976年）的元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辞世，北京的广大人民群众借着悼念周总理之机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对毛主席严厉批评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及王洪文等人的倒行逆施，以各种不同方式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

“这些人可还大都在台上呢呀。因此当然不会允许群众对自己的统治提出任何疑义了。于是就发生了他们这伙人借批判邓小平的名义、实际上不但压制群众大规模纪念周总理、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力。”

“那毛主席就不管吗？”卫东还是有点不大相信。

“告诉你吧孩子，听可靠消息讲，毛主席最近一年多病得相当严重。实际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理政了。”

毛主席病了！这个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神，居然也会生病！居然也有了不能理政的时候！这对于仍然相当天真的知青卫东来说，可是又一个晴天霹雳了。卫东的心沉了一下，揪得紧紧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陈老师见到卫东这副样子，不由得怜悯起他来。她一手轻抚着卫东的肩头，一手轻拍拍他紧攥着的双手：“卫东啊，毛主席也是人啊。生老病死都是自然规律，怎么可能有什么人真的‘万岁’呢。你跟我也学了不少历史了，怎么还这么看不开呢。你们这批年青人，真是赶上了咱们国家最艰难的时代了。不是我泼你的冷水啊，上山下乡这种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恐怕并不是解决中国革命前途真是有效的道路哩。不过，这对你们青年一代的锻炼却是十分宝贵的。自己反正是不能自暴自弃。不但如此，你们还得像现在这样继续顽强地努力，力争把自己的生活道路走得更顺畅、更有意义一些。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病了，作为下定决心走他老人家指出的革命道路的你们，应当更加振奋起来，可千万不能就此沮丧不前啊。”

卫东听明白了陈老师的意思。老师这是要我更加坚强起来啊。好在他也是一个很容易调节自己感情的人，于是抬起头来冲陈老师笑笑：“老师，我没事。刚才是太突然了，我没有思想准备。现在好了。有您的这番嘱咐，我会知道该怎么做的了。”

结束了这番谈话，卫东又经陈老师指点，来到了自己的班主任章老师的家。

章老师是教英语的。她曾留学美国著名的斯坦福大学。丈夫回国后在北大担任了某系的副主任，随同回国的她就调来北大附中教英语了。卫东转学前，一直在她的班里上学。这次见到卫东来看自己，章老师十分高兴，赶快让也是知青而正巧回来探亲的孩子拿了保存多时的几张票证，从街上买回肉和油，为卫东做了一大堆好吃的。一边和卫东拉着家常。

从班主任的口中，卫东得知自己班里的同学也都下乡到了内蒙、山西、黑龙江或云南等边远地区，有的在兵团，有的是插队，现在也还只有少数几个因病调回了北京。

在卫东的要求下，这几名老同学于当晚齐聚到了章老师家里，加上章老师自己的孩子，一帮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同学热热闹闹地聚了一个晚上。

知青们凑到一起，免不了要谈谈大家都关心的话题——知青的出路问题。

从聊天中，卫东发现，绝大多数地方的知青都对自己现在的生存条件有着无数的不满意。但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真正考虑动地方的却不多，但几乎所有人都有“能回来是最好的”这种念头。对于内蒙古卫东所在的这样一所“知青自己的大学”，大家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东问西问地似乎没个够。可听说卫东在研究什么“知青运动理论”却大都不以为然。多数同学认为“用不着费劲去研究什么理论，还是能给咱们一些实际的支持最好”。

章老师的孩子比这班学生大些，是所谓老三届老高三的学生。他的见解比较特殊。这孩子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的，现在已经是一名正连级指导员了。他的最大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当上正式的军人。他告诉大家，自己这次回京，做了一些社会调查。其中包括走访了自己一些在京的老同学和拜见了自己部分战友的家长。这里有许多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也有许多是在北京各条战线上工作的人们。再加上他自己从中学时代就特别关心政治，下乡后对中国的政治命运一直特别关注。

“我有一个体会，就是祖国建设的各个地方都非常需要咱们这一代年青人接班。咱们原来只在乡下，当然是突出地觉得消灭三大差别的重任在肩了；然而，不论你现在到哪里去看看，青黄不接的现象其实都非常严重。各级国家机关里由于缺少年青人而暮气沉沉，许多科研单位由于没有连续补充的后续人才面临极大的危机，再这么拖下去，恐怕咱们国家在六十年代好容易才抢占了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些项目就得被人家远远地甩到后头去了。”

“这就对了！咱们既然是祖国各项事业的接班人，那为什么还要非苦苦挣扎着坚持这倒霉的乡村呢。”一名卫东班里刚从乡下回到北京的同学为自己的行动找到了最充分的依据。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现在的中国，各方面事业都在飞速发展，需要人才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对人才的实际要求也实在是越来越高了。因此，咱们不应该拘泥于年青人关心什么具体问题、也不必为应该具体走什么道路犯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给自己充电。只要有了足够的准备，这个时代所给予咱们这一代人的机会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啊，我的看法是：大家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和愿望去广泛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关键是都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选择，有准备地打好每一次人生的战役。你们说对吗？”

当天晚上，卫东没有回去，章老师的孩子和他长谈了大半夜。两个人的话题，主要围绕着卫东所在的知青共大，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知青运动的命运。小章告诉卫东，据他所知，中央从一开始安置知青下乡时，就一直把它只当作城镇闲散劳动力的一种再分配看待的。现在宣传上所有关于知青上山下乡意义的说法，实际上都没有得到过最高级领导们的一致同意。因此，这肯定只是一个并不保险的、因而很可能是短命的大型群众运动。“这跟五八年的大跃进差不多。雷声大，雨点儿小。”小章为卫东作了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

“不过，你也不必因此就放弃了你自己的这份追求。再怎么着，这全国上千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摆在那里，总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中央和国家是不会不管的。你自己也完全可能以知青运动作为研究选题，去学习和运用你所学到的一切理论知识，从中去体会理论的一切真谛嘛。有了这种体会和认识，肯定对你将来做一切工作都会有帮助的。”

卫东听了很多，也想了很久。他觉得这一切都打乱了自己原来固定的一套思维模式，自己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了。

第二十五节

黄念生总算从繁忙的事务中挤出了一个晚上，回家与父亲单独吃了一顿晚饭，又推心置腹地促膝长谈了整整一夜。

父亲目前的处境相当尴尬。凭了一个“烈士后代”的头衔，倒也没有谁敢把他怎么样。但他从延安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使他对文革中的许多现行政策极度不满。因此，虽然他的文笔一流，却也并没有人对他如何垂青，除了偶尔让他写一些纯粹应景的文章外，他几乎成天无所事事。对于一个工作惯了的老同志来说，这种赋闲几乎等于关了他的禁闭。好在父亲的心胸尚很开朗，于是就开始利用这其实是难得的大段空余时间读了许多书，还练就了一手相当不错的书法。

对于儿子，父亲从不刻意要求他走哪条道路。他只是对儿子的任何想法客观地讲出自己的评价意见，然后就让孩子自己去作最后的决定。黄念生特别敬重父亲的这种做法，并经常以此为荣并向四周的伙伴们不断宣扬。不过，也正因为如此，黄念生对于父亲的各种具体意见从来就不大听得进去。

这次父子见面，念生先是耐心地听父亲对他的现状作了一番生动的描述。然后哈哈一笑，拍拍老爸的肩膀：“我看啊，这挺适合您的嘛。您忘了林彪出事的时候您的观点啦？政治这玩艺儿少碰为佳嘛。”

“那你现在可是站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呢。”

“我就不同啦。你也知道的，我从小就喜欢乘风破浪的感觉，现在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我才不会放弃呢。而且，广阔天地里没有什么人会因为我鼓吹上山下乡就把我怎么样的，您老还替我急什么呀。”

“问题是，中央对上山下乡的态度……”

“我知道，您老不是早就告诉过我了嘛。对这个问题，我可是作了一番认真的思考和研究的哟。我的看法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场深刻而伟大的革命，这在理论上已经勿庸置疑了；那么，中央领导过去和现在的实际态度就不过只可能是不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暂时的肤浅认识，历史不会让它们长期如此下去的。我现在在基层坚持上山下乡的道路，并且宣传和鼓动更多的知青战友与我一道奋斗，总有一天，这项奋斗会开出它自己的丰硕成果的。我的革命实践也就总有一天会被历史承认的。”

“儿子，你这不是想当然吗？你怎么就那么肯定上山下乡肯定算是一场革命啊？你又凭什么断定中央领导的认识就不符合什么客观规律了呢。再说了，你希望历史承认你的‘革命实践’，是不是还可以看作有那么一丝个人英雄主义的成份在里面啊？”

“没有的，老爸。我是真正相信自己实践的意义，又因为它只能和必须是相当大一个多数青年人共同的事业，所以我才衷心地期望历史会早一天承认这份实践的。至于我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认识嘛，实在太长了，一两句话跟您老讲不清楚。反正我已经是经过反复思考论证了，而且我还到处去讲，以图听到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反对的意见，可到现在为止，这种意见倒不是听不到，却没有一条够得上让我认真对待的。它们在我的理论面前全都显得不堪一击，对方辩手本人往往都会亲自承认他们的悖理。这应该说明一些问题了吧。”

“你小子就是个嘴好。叫我说啊，你讲话的范围恐怕还很局限，听到的具体意见恐怕也就远不那么全面了。理论上现在许多人辩不过你，那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中国现在真正掌握辩证法的人实在太少了；在理论工作者的圈子里尤其如此。要我看哪，你的那点儿理论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差得远着呢。不过我也知道，现在我说你什么你也不会听得进去的。你现在的状况可以说叫‘着迷’了。所以我今天也不再跟你扯什么理论了。但愿你不要迷得‘走火入魔’才好。可有一样东西你不能不重视，那就是人心的向背。中国也好，外国也好，人心的向背永远在历史上都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毛主席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话一点都不错。具体的例子我已经给你讲过不知多少了，生活实践中你也不可能体会不到。我现在要提醒你的，就是对人民的意志一定要永远都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千万不要重视不够甚至干脆不予重视啊，那可是会摔大跟头的。……”

“……”

“……”

父子俩心平气和、推心置腹地聊着，直到东方既白，黄念生不得不赶紧出发，去按计划领一部分同学到北大、清华去看大字报，两个人就这样又一次匆匆离别了。

第二十六节

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曾经是文革初期的外地造反派来北京后另一种必修的“朝圣课”。经过了近十年的变迁，现在已经远没有那么风光了。尤其是到了这一九七六年的时候，最大的信息源已经移到了天安门广场；只是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才让广场再度被迫萧条了下来。特别是到了这个时候，相当大一个多数的老百姓们已经都有了自己很强的分辨是非的能力和习惯，再不必用到大学里看大字报的方式让自己赶快适应形势的飞速变化了。

知青共大的学员这次的所谓“看大字报”，其实只是利用了一下这个名词而已。

原来，在知青共大学员中，不乏一批对上大学情有独钟的新老知青。文化大革命断了他们上大学的梦，上山下乡的实践又要求他们“坚持乡村”，这就意味着至少在近期他们还是肯定会与自己心目中的大学梦无缘。但是，那种深埋在心底的“大学情结”却一直没有丝毫减弱，而且到了共大后反而有增无减。这次到了北京后，几天的时间已经把该玩的、该转的都逛得差不多了，于是有人提出到清华、北大去看看，立刻得到一批志同道合者的双手赞成。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负责打前站工作的学员到清华和北大去提前进行联系，希望能让学员们有机会与这两所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座谈的时候，接待他的红卫兵战士却因为他“讲不清前来学习讨论的具体目的（本来就是想来看看嘛，哪来的什么具体目的啊）”而干脆拒绝为他们进行相关安排。还是这位打前站的老兄灵机一动，赶紧编了个“来看大字报”的理由，才将形势稍稍扭转过来。因此，今天的清华、北大之行就成了“看大字报”的行动了。

一进校园，这帮人就自动地分散开来，有的着意欣赏起了这古老校园中的湖光山色和古色古香的建筑，当然也有清华那样气势恢宏的现代化建筑；有的钻进几座教学楼里去找还在用功的学生聊天；还有的则是想方设法找到门上挂着一些五花八门名称的“战斗队”办公室，进去找到他们的负责人扯开了对时局等重大问题的看法。

大学就是大学，共大同学们这么多各种各样的需求，居然都一一得到了满足。

那些观看校园景色的同学们，终于真切地体会到了“名牌大学”的真实概念。“它多大呀，光来回走上一趟就得一个多钟头。这才叫大学哩。那么多学问就得那么大的地方才对嘛。”“它可真是美啊。这才叫做学问的地方呢。在这里一呆，心情就是和在别处不一样，在这样的鸟语花香里念书，当然会比在别的地方学得好啦。”“快来看这座图书馆啊。它那么大啊，里面该装多少书啊。咱们真要来了这里，恐怕也一辈子都看不完它们吧。”“唉，咱们这辈子是没戏了；下辈子我可一定得想办法到这样的大学里来上学。”“用不着等下辈子的。你就让你儿子赶明儿个来这里不就成了嘛。你想啊，你从咱共大毕了业，回到队里掌上权，将来送儿子来清华、北大的上个学算什么呀。”“那可不成，那我不成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了嘛。”“那有什么呀，你保证让他学完了再回来给队里做贡献不就得了？”“嗯，这可是个招儿。不过要是这样，干脆等我自己把自己送来不是更好吗？哈哈……”

呼市知青、年青的共产党员惠丽，就是专门来清华、北大这两所她自小就崇拜无比的中国最高学府来专程圆梦的。由于文革的影响，她当然没有能够上成大学，上山下乡虽然已经是当时她所能够找到的最革命最时尚的人生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她也靠了自己顽强的奋斗精神做出了自己的一份成绩，小小年纪就在村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在知青共大的学习过程中也当上了政理班的党支部委员。但是，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却并不能取代她的大学之梦。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们对于求知的自发内在感情是任何时代都不可能被真正压制下去的。人类的历史只能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前进的逻辑过程，虽然其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现实的反复或逆流，却永远也不可能会长久和实在地阻碍住人们出自本能地前进性追求。现在，她正无比激动地徜徉在两所大学的校园里，充分感受着那种只有自己才体会得最为深切的对于“大学”两个字眼的特殊心情。正是由于她自始至终强烈求知的心态，才有了她在自己的不惑之年还能够及时把握机会，一举考上了国家级资产评估师的专业资格证书，并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跻身于首都一家著名资产评估公司担任了副总经理的职务。当然这是后话了。

找学生们攀谈的同学也很有收获。他们现在在教室里能够找到的几乎都是对知识极度渴求的学子们。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农村来的青年，而且约有半数以上是上山下乡知青。这样，两拨人间就有了许多的共同语言。学生们告诉同学们，这里这两年的学习条件已大不如前了。许多老教授都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而不让讲课了，而且许多原来的教材也都不让用了。“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来上大学的名额，就是想多学点东西好报效祖国和养育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可来了以后还真让我们后悔了一阵子。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就是自己从学习中发现问题，然后自己去找到那些老教授们为我们讲解说明，这样虽然挺累的，可真能学到不少东西，也算是我们没白来这名牌大学一趟吧。”“噢，原来你们学习起来也这么难哪。”“可不是嘛。要我说啊，你们现在能找到像共产主义大学这样的学校，也就算不错了。可真得好好珍惜啊。”

至于那些找到战斗队负责人聊天的同学，同样感到爱益匪浅。由于这些战斗队并不都是两校的师生，反而相当多的是外面的人（有工人、干部、军人甚至农民等其他单位的各种人）。因此，他们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就千奇百怪，形形色色了。而且，由于都是私下拜访，这些人也就特别敢说，讲出来的都是自己深思熟虑后形成的各种真实认识。又由于这些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各不相同，因此他们的观点等于给大家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启发。不少同学从这里开始了解到或者说是重新注意到对于邓小平的看法、对于江青等人的评价、以及对于许多当时重大政治问题的不同意见。这些东西，对于刚刚学习过“两论”的共大同学来说，无异于是找到了一些最重要的思考素材。在大家的潜意识里它们留存了下来，沉淀着、积累着，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就可能爆发出来，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成果。

应当说，知青共大的同学们这次两校之行，就当时的实际看，只能说是圆了自己的一次大学梦，可潜在的收获却实在是非同小可。带着这些可能连一些同学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收获，大队人马开始了返校的历程。

2009-8-6 11:04:00

第八章  地 陷 天 塌   第二十七节 就在同学们完成了对首都北京的参观摩拜而准备返回学校的头一天夜里。他们遇上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惊人的那次唐山大地震。 准确地说，地震是在当年7月28日凌晨发生的。 住在经地下人防工程改建成的小旅馆里的知青共大学员们，先后突然被一阵阵强烈的摇动震醒了。灯在晃，人影在晃，连相当稳固的木床都在猛烈地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迷迷糊糊的学员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地震了！”不知谁喊了这么一句。所有人都惊惶失措起来。 不知是在谁的带领下，大家争先恐后地挤着挨着地从自己的铺位上跳下了地，纷纷钻出了各自的屋子，向着通向生命希望的楼梯涌去。幸亏当时还有一些学员中的党员们尚比较镇定，他们大喊着叫大家“不要乱挤，大家按顺序往出走。”男同学拽着那些跑得慢些的女同学，身体强壮些的大同学拖着那些瘦小又惊呆了的小同学，人流形成了有条不紊的顺序陆续快速地向上走着。 乌盟学员张永清，人们对他的最大印象是总要把“我”字念成“岗（音）”字。此公平时行事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到了关键时刻却又特别惜命，反映反而比一般人灵敏得多。当强烈的晃动把梦中的学员们惊醒时，他比任何人跑得都快。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地从屋里蹿出来，接着就跃过大多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仅是探头到走廊里来看看究竟的人们眼前向楼上窜去。大概是用力过猛吧，他的头一下子撞在了不高的楼梯拐弯处那根水泥横梁上，当场就被撞得昏倒在地，好容易才被身边的其他几名同学生拉硬拽才弄出了地下室招待所。原本打算第一个冲出去逃生的他，几乎是最后一个才被拖上地面的，幸好地震不是在当地发生，否则他大概肯定是小命难保；结果也当然是包了一头纱布离开了北京的。 知青共大的所在地内蒙古凉城地区距离唐山更远，其所受到的实际影响并不那么大。但是，地震给人们造成的思想上的恐怖和紧张却丝毫没有因此而稍稍减弱。当年的岱海因此出现了绝少发生的海啸，凉城县不少居民和县城附近的农民们因此还出现过大量购买一些生活必须品的抢购风潮。 知青共大地处岱海西南角，距海边仅有里把路的距离。地震和海啸弄得大家人心惶惶，纷纷采取了许多自卫措施。 例如，校方当时的领导认为，值此特别的时刻，一定会有阶级敌人趁机出来捣乱。为此，特别决定向学员们发放枪支弹药，以备万一。 又如，许多宿舍的学员们都学会了一种地震预警的土办法，就是在每晚临睡前都要在宿舍当地小心地头朝下放置一只空酒瓶子。这样，如果当夜真的再有地震发生，一般来说瓶子倒地的清脆声响会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于是就可以起到让熟睡中的人们比较及时地逃出生天的重要作用。 可是，实践中往往有许多事总与人们的预想完全相左。 有一次，一向斯文的张禾在半夜从梦中醒来，迷迷糊糊地下了地想往外走。不成想一不留神碰倒了地上那只报警的瓶子。这下可坏事了，屋里所有人几乎是一跃而起，“呼啦”一下子就齐齐地涌出了屋门。他们的跑出来又惊动了旁边屋里的学员们，更多的人冲出来了。天津女知青世文在忙乱中不忘为了大伙儿，在跑出门的时候顺手取了一只脸盆，找了块砖头就没命地猛敲起来。静夜中响亮的盆声把几乎全校包括农场的所有人都召唤了出来。却原来只是又一场纯粹的虚惊。 唐山大地震之后，……民间开始纷纷传说着各种传统的、现代的对这一特殊年头的怪异评价。 从年初起，万人景仰的周恩来总理默默地走了。万里长街送总理那天，首都北京的大小树木上都结出了少见的美丽冰凌，俗称“树挂”。许多人悄悄地互相传说着：“这是老天爷发怒了。咱总理死得不瞑目啊。” 是年，又曾有一颗著名的慧星来到了人们的视野里。“天上扫帚星，地上动刀兵啊。今年恐怕要遭殃喽。”老人们喃喃地念叨着。 盛夏间，身经百战的朱老总也默默地走了；再加上唐山大地震的特大天灾，人们都觉得这些传闻已经完全应验了。当时几乎任何老百姓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年中更大的事件还远没有来到呢。

第二十八节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一遍遍伤透人心的沉痛哀乐从首都北京的天际漂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面八方；三山五岳都传来人们发自内心的失声痛哭。

“毛主席逝世了！”

消息尤如晴天霹雳，给已经早就习惯于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平静生活的神州百姓们以无与伦比的震撼。喊了多少年“毛主席万岁”的老百姓简直无法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会那么突然地就离开了。

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苏独伦公社某生产队的打谷场上。

知青共大的一支“开门办学小分队”正在这里和社员们共同挥汗劳动。扬起熟悉的木叉和并不是所有人都十分熟悉的链枷，闻着绝大多数知识青年都已经熟悉了的麦草的清香，学员们似乎又回到了自己下乡的地方。卫东等几个来自牧区的知青，也兴致勃勃地学着大家的样子在那里胡乱比划着，浓厚的学习兴趣，使他们根本没有听见旁边社员们半是叽讽半是怜惜的小声议论。

突然，像是晴天里打了一个霹雳，“毛主席逝世了！”的消息瞬间弥漫到了这个欢乐的打谷场上。半空中随即传来高音喇叭里播放的低沉缓重的哀乐声。

顿时，整个场面上一片嚎淘大哭声。人们都扔下了手中的工具。

社员们绝大多数都不自觉地往自己家中跑去，似乎毛主席逝世是一种突遇的天灾似的，因此首先想到要回家去看看家中的安全。知青们当然没有这种下意识了，他们大都痛哭着、互相搂抱着在表达自己不知如何才能更充分些表达的绝顶伤心。他们的心中只有沉重的悲痛。继红、润果等几个女学员相互拥抱着痛哭不止，整整一天一夜，她们水米没沾牙；只是在当天傍黑的时候被社员们和其他同学强拉硬拽地拖进了她们住宿的房间里，才免于在漆黑的打谷场上过夜。

    卫东把密友青云、王世新（天津知青）等几个人拉到场院边上一堆谷草垛后面，几个人擦干了眼泪窃窃私语起来。

    早在几个月前，学员中几名高干子弟就已经得到了“毛主席病重”的消息。这个消息也曾理所当然地在一些学员中间广为传播。人们还得知了一些诸如许世友老将军穿了草鞋参加中央会议、江青等人被毛主席严厉批评等相当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这在那些一向以“关心国家大事”为己任的知青学员中当然引起了不小的思想震动。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就真的在考虑“毛主席以后”的可能情形来。当然，基于当时那种极左思想的影响，这种考虑也就有了大量与实际相关甚远的成份在内了。这不，现在的那个普通打谷场的谷草垛后面的对话，就是这样一种明显的表现。

“毛主席这一逝世，咱们可不能光是悲痛啊。得想想下一步会出些什么事。会不会再出‘副统帅’突然摔死那样的‘故事’？咱们可不能糊里糊涂地跟着掉脑袋啊。”

“那是当然，我看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谁来接班了。”

“那可不好说。本来林彪一死，理所当然就应该是周总理接班了，可他老人家去得比毛主席还早，现在还有谁的威望能力能顶得上来啊。”

“也是啊。这人选对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坚持得下去。可到底会是谁来接班呢？”

“那些都不是咱们能够左右的。还是具体想想咱们自己该怎么办吧。”

“叫我说啊，咱就得更加努力地把咱自己的事办好。比如说吧，咱们既然下决心坚持对广阔天地进行改造，那在现在这个非常时期，最重要的大概就是怎么保证农村牧区的基层政权真正掌握在为老百姓办事的人手里吧。”

“我看也是这个理儿。咱这次下来开门办学，不就是要具体考察各地真实民情，学习、探索、总结和研究在广大农村牧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经验及相关理论吗。”

“说起这个事，我可早有个问题梗在心里头不少时候了。出来之前……”

“嗨，卫东、青云、小王，你们几个让我好找。青云和小王快跟我走，咱们先把大伙儿召集一下，安定一下人心，再找公社的同志商量一下悼念毛主席的具体安排；卫东你赶快先回去写好悼词，最好能印出来人手一份。估计最晚从明天开始就要开追悼会了。”郑仙巧带着满脸的泪花和嘶哑却仍不失干练的嗓音从谷堆后面冒了出来，打断了这几个忧天杞人的胡乱议论。

毛主席的逝世，在当时无异于天塌地陷。但是到了第二天，大家还是得起来吃饭、劳动和工作。秋收大忙不能耽误。这既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需要，又是庄稼人人生中不可稍有耽误的头等大事。公社和大队里的干部们以及知青小分队的部分同学们则开始了紧张忙碌的追悼会筹备工作。

午饭前，灵堂布置妥当了。人们开始分批进入灵堂悼念毛主席不远的英灵。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卫东代表全体知青共大的学员们以毛主席自己的这句著名诗句开始了这篇洋洋数千言的悼词。灵堂里只有他的朗诵声和学员们的一片痛哭声，其间，不时有女学员因痛哭过度而暂时昏厥过去的情况出现，其他学员则扶住了她们，一边为她们进行着最简单的人工抢救，一边让她们同大家一起继续参加完这大概是人世上最为神圣肃穆的追悼大会。

第二十九节

 

自治区知青办里又开锅了。刚刚参加完毛主席追悼会实况收看的一批干部们开始就知青共大的前途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刚从北京出差回来的崔副主任一边收拾着自己桌上的文件，一边不经意地扯起了话头：“我觉得北京的调子可是更加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了。这些天查‘5.16’分子，抓现行反革命的到处都是，还有那些‘4.5’天安门事件时候的漏网分子……我说咱们是不是也该考虑先从知青共大开始查一下啊。”

“胡说！”仍然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许主任一下子就火了。“共大那里都是些最好的知青娃娃。谁说他们会有问题啦？”

“没问题好嘛。可那里面哪的知青都有。‘5.4’开学前从北京回来的也有吧。真要是让北京的警察来咱们这儿查出一个半个的，那咱们可就太被动了。”崔主任坚持着自己的观点。

“对了。我这儿可是有材料的哟。”一贯支持崔主任的季处长赶紧在一边搭了腔：“你们看，据某某县知青办送上来的材料说，黄念生从七五年夏天开始就没在队里呆过了；……噢，还有这儿，一个叫达来的蒙古族知青开学前离开自己下乡的农场去过一趟外地，据他自己说是到老家探亲去了，可谁知道他到底上了哪儿呢；……对了，还有，前旗的知青刘惊涛开学前去过北京探亲，这孩子可只是个青年团员，生产队长，他的家也在前旗，你们说他去北京难道不可疑吗？……还有呢……”

“闭嘴！这些破材料你是从哪儿搞来的？这不是明摆着想整人吗？”许主任真的忍无可忍了。

“可是，这也许就是咱这儿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啊。”季处长唯唯着小声嘀咕。

“把这些材料拿过来。”许主任威严地伸手一把抢过来那叠“材料”，顺手递给自己身后的耿鸿钧同志。“大家都给我听好了：以后，只要我许维俊在这个位子上一天，任何人也不准动知识青年的主意！”

崔主任没等许主任说完，就猛地站起身来出门走了。按照当时的经验，他现在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应该是最明智的办法。明摆着人家的官儿大，自己的证据又不那么足，与其继续呆在这里等老许讲完意见将来可能会说不清楚，倒不如赶紧离开这里，好为以后有朝一日的翻案打个基础。不用说，那位季处长当然也跟着灰溜溜地走了。

人们陆续散开了。大家一声不响地各自做着各自的事。多数干部虽然由于已经做了多年知青工作而基本同意老许的意见，但在如今这种微妙无比的政治格局情况下，他们也不敢太公开地支持老许，谁知道哪一天会有什么事扯起今天这番争论呢，到那个时候可就该祸从天降了，因此现在还是明哲保身为佳。

耿鸿钧来到老许身边，取出一盒火柴向老许示了个意。许主任微微点了点头。于是老耿拿了那叠“材料”到厕所一把火将它们烧成了灰烬。

 

当天晚上，老耿来到许主任家里，两位为自治区知青工作共同奋斗了多年的老同事、老战友坐在老许家的小客厅里，一边喝着劣质茶叶泡得简直连颜色都看不见的白水，一边悄悄地商量着下一步的相关工作。

第二天，许主任给知青共大当时的校长张鲁通了电话。两个人讨论了将近两个小时，最后决定“知青共大的一切活动按原计划进行。”

2009-8-9 13:02:00 [只看该作者]

第九章    调       研                         第三十节 根据教学计划。知青共大的学员们除了到大寨参观学习以外，还要下到自治区广大的农村牧区进行统一深入的社会调查。 从主导思想上看，很容易知道这还是“创建政治大学”的指导思想下自然的产物。如果只是学习农业生产技术，这种下乡调研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根据学员们的要求和调研工作的实际需要，学校把所有学员分成了两个调研队。一队由郑仙巧带队，主要到巴盟乌拉特前旗的几个社队进行调研；另一队则由继红领兵，前往乌兰察布盟的几个社队进行调研。调研的中心议题，是考察这些社队学大寨活动的实际开展情况，顺带看看那里的知识青年工作搞得怎么样。由于交通上的原因，这次调研没有安排大家到牧区去。 临出发前，校领导专门召集各队的骨干学员开了个会。张鲁等校领导都在会上讲了话。除了进一步细致部署外出调研的各项具体任务外，老同志们都根据自己的经验向大家介绍了“如何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地方开展工作和调研”的许多方法。由于这些领导们各人经历的革命工作时间和内容的差异，他们在会上有讲“打游击”时怎么找到老乡家去做工作的，有讲“解放初期”如何下乡发动当地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还有讲“四清”运动时如何下到一些社队去摸底调查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因此，这次会议等于是给大家上了一堂相当生动的传统教育课。 各个组的学员们也为此作了至少他们认为是相当充分的准备。首先在分队问题上，各小组的正副组长一般都分到了两个队里，以便自己组的人在外面也都还能够得到各种有组织的照顾；其次，几乎各小组都强调了这次外出中要注意与其他各组的同学搞好关系，不允许因为任何事发生不必要的争执；然后，从校方到各小组，大家都从药品、衣物及其他生活细节上作足了各种准备。 调研队于当年的九月初先后出发了。

13:03:00 [只看该作者]

第三十一节 巴盟分队先到了知青工作做得特别出色的前旗苏独伦公社。 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毛主席逝世的特大事件。因此，头几天则是与当地社员和干部群众一道参加了一系列相关的悼念活动。 接下来的几天里，学员们一边继续按计划进行着他们开门办学的程序，一边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尽自己的力量尽量想办法去多找点事情做，好像是只有如此才能稍稍表达出一点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与怀念之情来。 按照当地公社和大队领导们的安排。学员们分别与这里的知青们、社员们和干部们进行座谈，与他们探讨知青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具体方略。 前面已经介绍过，这个公社的知识青年自下乡起，就在各自的生产队里有意识地大搞农业生产和科技革新。几年的功夫，这里不仅涌现出一大批在各方面都相当出色的知青代表，并先后被吸纳进从公社到各级生产队的领导班子，而且，涌现出了以邱家恒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试验典型人物，并培育出以“同杂二号”高产高粱为代表的新作物品种。学员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当地的亩产已经比知青下乡前提高了一倍有余，因此成为当地乃至全盟和全自治区的“农业学大寨”典型。生产搞上去了，各方面的工作也都带起来了。学员们走到哪里，都能够明显感受到社员群众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真诚欢迎和对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明显信心。 苏独伦知青们的实践经验事迹，确实给了知青共大这批学员们极大的震撼。尤其是许多下乡年数不长的所谓“小知青”们，更是对苏独伦的知青大哥哥大姐姐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每天晚上的小组讨论中，总有不少学员激动地向大家再次重复白天听到的各种生动故事，并由此得出“毕业后我也要像他们这么干”的结论。应当说，这样的结果是完全符合校领导安排大家出来搞调研的初衷的。 然而，成功者的经验最好总结，可也最容易由于此而落入俗套。学员们在这里的感受虽然很大，却并没有给自己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如果所有社队都是这个样子就好了。”大多数学员得出了这样明确然而过于简单的结论。 在这里，学员们更为关心的，倒是这里的知青们对回城这类特别敏感的知青切身利益问题怎么看。 有意思的是，这里的知青们也往往向学员们提出着同样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你们（指学员们）是专门研究咱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我们的想法没有用的，而我们将来要走的路，那是肯定得跟着你们的研究结果走啊。” 相当一批学员是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身上这副学习的担子居然会如此沉重。原来，自己总认为自己来共大学习，基本上只要能解决自己头脑里的认识问题就行了，这回可倒好，人家把你当成“专门的研究者”了，这个责任可就大了去了。 这样的一种心态，反而影响到了知青相互间本来完全可以更加坦诚的交流。不过对知青共大的学员们而言，这样的调研结果，倒是让他们更加珍视自己这次难得的上学机会，而且更愿意主动去思考一些更深刻的实际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