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龙年新春“天伦之乐”诗文展出专帖

几天后，这队学员移师到一个叫做黑柳子的公社。这里是与苏独伦那个知青工作先进点完全不同的一个点。那里的革命生产形势都不怎么样，家族势力统治着不少生产队，在当时属于那种等待“揭盖子”的落后典型。

到达黑柳子公社所在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趁大队人马纷纷下车集合的时候，卫东自报奋勇地先一步来到公社革委会的大院里。

大院里大多数房间的门都锁着。只有一间屋的门是敞开着的。卫东刚走到门口，就看到里面挤满了人。靠墙的一张长桌上放着自己学校印刷的《知青共大》小报，一叠一叠地插在各个生产队的信袋里。卫东发现，还没有一叠报纸被人拿走呢。“这些知青都不上公社来？那他们队里的干部们莫非也都不来？”卫东这么胡乱想着，一边把注意力转到了屋子中间那张桌上坐着、一边指手划脚，一边嘴里吐沫星子乱溅的那个干部模样的中年汉子身上。

听了一气，卫东了解到那个人是这个公社的秘书。那些围在他身边的，则是一些从各地来这个公社办事的人。公社领导都下乡了，就只剩这位秘书大人在这里“挟天子以令诸侯”呢。

耐着性子，卫东终于等到秘书打发走了差不多所有的人。等秘书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并直接向自己发问：“你是有什么事？”的时候，卫东才掏出早已捏在手里的旗革委会介绍信，一手递了过去，一边向这位秘书介绍了自己一行人的要求，并请他先为自己一行解决今天晚上的住宿问题。

秘书耳里听着卫东的介绍，眼里很快看完了介绍信。没有什么特别欢迎的表情，倒是相当当机立断地回答了卫东的要求：“这样吧，现在还不算晚，你们就直接下队吧。远的地方就别去了，反正各个队的情况都差不多。你们一共多少人？”卫东再次告诉他是六十八个人。“那就十个或十一个人一队，分到六个队去搞你们的调研吧。吃饭就是到各家去吃派饭；住呢，你们愿意住老乡家也行，或者住在他们的队部，反正那里都有客房。”话声毕，他人已经来到屋里的广播设备前，拿起麦克风就叫起了这些队队长的名字，让他们“赶快到公社来接工作组的人”。

卫东以为秘书弄错了，就向他解释自己们不是什么工作组，只是知青共大的学员下来搞调研的。秘书一副“你懂什么”的样子回答卫东：“我知道。可要是不这么喊，他们才不会赶紧过来接你们呢。我这可都是为你们好啊。”

这时，学员们已经大都挤进了这间小屋。听到秘书的话，当即有学员表示：“这不是对知青工作不关心、不支持么？”刚有其他几个学员表示了支持，秘书却为队干部解释开了：“不是这么回事小同志。这些队干部一天的事也实在太多了，只好把有些事往后放了。你们别怪他们，他们也实在是不容易。我们这个公社虽然落后，可大量工作还是得靠他们去做呢。”

郑仙巧赶紧劝住了发牢骚的学员们，并抓紧时间给大家分了小组，同时指定了各组的组长。

果然，不大一会儿功夫，六个队的队长先后都来了。他们对知青们的到来倒还都是满欢迎的，紧紧拉着同学们的手，热情地邀请他们“快，咱们回家去。”学员们不再有什么意见了，高高兴兴地随着队长们下队了。

第三十三节

下了队的学员们全都没有住进队长为自己们安排的队部客房，而是按照自己所了解的“四清”工作方法，纷纷下到各队最贫苦的人家去与他们实行“三同”。从中了解到农民社员们的许多实际疾苦和某些队干部借用职权多吃多占的恶行，也了解到不少一心想把生产队搞好的队干部们面对队里的落后状态心中产生的极度苦闷。特别是他们不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对于“学大寨”的明显盲目追求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年年受穷现状，给知青共大的学员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些大量存在的问题，对于当时的学员们来说是不可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的。他们能够给予社员们的，除了空洞的几句安慰和更为空洞的鼓励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在一个生产队里，学员接触到了这样一位队长：他是全村最后一个当上这个队长的，因而是这个队里最穷的一户。这村有个不成文的惯例，不知从哪一任队长开始，当了队长的人就可以用队里的财产给自己家盖房，盖成了房就下台，让另一户的户主来当，这样，连续几任下来，开始还能够坚持一年一任，到后来干脆只几个月就换上一茬，虽然家家都穷得几乎没有隔夜粮和换洗衣，却几乎家家都盖起了庄户人祖辈梦想的新房。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办法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当时的形势硬把农民们逼出来的，简单点说就是因为当时的集体经济那种表面上的至高无上，使社员个人的一些传统需要满足的利益几乎永远不可能得到实现，而诸如盖房这类传统需求却又是中国农民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绝对必须，于是乎各种各样的应对措施就出人意料地由中国亿万农民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机敏被“发明”了出来。这个队的做法无疑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新任队长去年刚刚高中毕业，家中只有一位守寡多年的老母，含辛茹苦地把他拉扯成了一名堂堂汉子，自己却累成了一身病。现在，这个不大的小村里几乎是家家都盖起了新房，就只有他们娘儿俩个至今还住在前人留下的破土房里。学员们来到这个队的时候，他已经当了三个月的生产队长了。因此，他的这间破土房已经找人进行了在他们那个“级别”上已经很是精心的修补，总算是可以遮挡风雨了。

“这不是什么阶级斗争吧？也不算什么家族间的你争我夺啊。因为家家都从集体这里得到了几乎同样的实惠嘛。”当晚，在生产队最穷的社员家专腾出来的那间勉强还能够住人而炕却烧得挺热的屋子里，几名男生钻在被窝里正在热烈地讨论着这个被认为十分奇特的现象。现在发言的，是来自乌海市的那名叫做力群的学员。

“好像不能那么说。我看还是算他们一个‘集体资本主义’吧。再怎么说他们也还是把集体财产全挖空了嘛。”另一名学员插上了一句。

“得了得了。就这个‘集体资本主义’的概念本身，就一直没让人弄明白呢。毛主席和列宁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不是一直没人能解释清楚吗？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咱们今天碰到的社会现象，等于用本来就没有答案的问题来解释问题，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卫东闭着双眼，一边享受着热炕头带来的无比温暖，一边口中含混不清地吐出了自己这不算见解的见解。

“那咱们不是白来了吗？这种情况到底有没有什么典型意义啊？”力群又这么追问了一句。

“谁知道呢。我看咱们这趟算是白来了。我们队可不是这种情况。”又一名学员插了话。

“你还别这么说。我看啊这事就够典型的了。咱们巴盟有多少生产队不是年年在换队长啊。这里的具体原因虽然不大一样，可既然都出了这种不断换人的现象，那就总该有它同一的规律吧。”一直没说话的巴盟学员晓乐来了这么一句。

卫东一下子机灵得坐了起来。他在草原上可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晓乐说这事是普遍现象，不由得引起了他的好奇和激发了他那种思考欲。“难道这是贫穷造成的必然现象？或者真是一种什么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刚想说点什么，可又马上被自己想到的另一条理由给推翻了：“如果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那我们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实践到底算成功呢还是失败？！”思来想去了老半天，他既不敢认定自己得出的任何一条结论就是正确的，又实在感到对自己的任何一条想得出来的理由不能完全自圆其说。他这个人平时特别不注意对客观事物进行认真观察，可又偏偏就喜欢钻牛角尖般地“研究问题”，当然是常常不得要领，脑袋里总像是灌了满满一桶浆糊似的迷迷糊糊。就这么呆呆地坐了一大气，还是没把这个问题想明白。看看大家都先后进入了梦乡，自己只好也重新钻进被窝里睡下了。

第二天白天，大家又纷纷到许多社员家去进行调查研究，晚上回来后再坐在一起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虽然没有得出什么让大家都认可的满意结论，却总算统一了一种认识：不管怎么说，光是家家盖起了新房不能算是这个队搞好了。因而，得想方设法教育当地社员群众为自己明天的真正幸福而齐心协力进行新的奋斗。

接下来的几天里，学员们分散到各家各户进行广泛宣传，讲的大都是诸如“应该一心一意学大寨”之类冠冕堂皇的论调。其结果当然是毫无作用。朴实的农民社员们对于学员们那种连他们自己也弄不太明白的空洞说教，一方面给予了极其礼貌的口头应是，一方面却根本对此左耳进右耳出地不予置理。有的年青社员还时不时地提出“你们倒是说说看，我们队这个样子，该从哪儿开始朝大寨学呢？”这样尖锐的实质性问题。学员们对此虽也有真心实意出谋画策的，却没有一个能讲出什么让社员们心服的东西来。对于那位现任队长，学员们曾几次三番找他谈心，教育他要想方设法带领群众真正去学大寨，而不要也像自己的一些前任一样一味只关心为自己家盖上一间新房。队长开始时还真激动了一半天，可渐渐地就开始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倒真是从怎么现实地带着社员们学大寨出发在认真地向学员们讨教，可惜学员们却对他提出的各种实际问题几乎没有能答得出来的，队长最后说了一句心里话：“我看啊，我也没有那份什么改天换地的能耐，还是把自己家的房赶紧盖起来最实惠。”因此，这段时间的开门办学所留给这小队学员的，真的是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收获，虽然也增加了不少有待研究的新课题，但在当时则只是更加增加了大家的沮丧之情。

这样的学习结果，给当时因主席逝世既悲且急的学员们带来的，不仅是一种深深的悲痛，而且有一种极大的愤怒之情产生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辈子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咱们的广大农村却仍然是如此贫困交加，更让人着急的是自己这些号称知识青年的人们，居然面对这些问题只能一筹莫展，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好办法来，这能让人不着急生气吗？

当然，当时觉得没有收获并不等于真的没有收获。实际上，这样的经历倒更加接近多数知青们下乡中所遇到的实际情况。这就在事实上促进了多数知青的深入思考。虽然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由于全国的改革开放才最后得到解答的，但这个时期积淀下来的疑问和思索，不能不说是对知青们后来思想上的成熟和认识上的纠正起到了一种重要的促进作用。

事后，一些学员发现。他们在黑柳子的这些日子里，居然没有见到一个在当地插队的知识青年。不知是公社秘书的刻意安排，还是这些知青们恰好都不在这几个生产队里，或者是他们全都已经抽调走了，可如果真是这样，那公社那些发给各队的《知青共大》小报又是怎么回事？难道说秘书是要将它们发给当地农民社员们看的吗？直到今天，这个事对于知青共大的那批学员来说，仍然是一个没有破解的谜。

与巴盟小分队不同的是，同时分赴乌兰察布盟开门办学的那支小分队，却多少得到了一些更有实际意义的成效。

有一名自下乡就担任了大队赤脚医生的学员北京知青米国英，从来到共大以后就一直坚持为学员们、农场知青们和附近社员们治病。此人对所谓政治问题一向不大关心，总认为一个人要真正为老百姓做点有用的事，就得有真才实学。这倒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第一动因这条永恒的真理。这次开门办学，他也主动坚持每到一处，就为当地社员进行各种疑难杂症的诊治。同队还有几名学员也很受到他的影响和带动，帮助他跑前跑后地，倒也形成了这支小分队的一个重要特点。

孟和生也在这支小分队里。他也看上了赤脚医生这个职业。在他看来，既然进城的打算在这所学校里没了指望，选学了这个职业倒是能让自己后半生在村子里扬眉吐气起来。既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出大力流大汗了，还能让各家各户再也不敢慢待自己，到谁家都能吃香喝辣的，岂不是不幸中找到一份万幸了吗。他以前在村里也常听老辈人闲讲一些诸如中医的汤头歌诀等等，在米国英的诚心教诲下又真学了不少有用的实际医学知识，这次出来后，他就开始跃跃欲试地想施展一下拳脚了。

这天，小分队的驻地来了一名求治的社员。米国英和其他同学都跟社员们下地劳动去了，孟和生又在家里泡病号。见到有人求医，遂来了兴头，连病情都没问清楚，就大而画之地为那人施了银针，还从米国英的药箱里找出些药片来送给了那人。患者感恩戴德地走了，孟和生自然得意洋洋。等同学们一回来，他就忙不叠地把自己的功劳添油加醋地讲给了大家听。米国英是个细心人，长期的行医生涯，已经使他形成了一种本能的职业警惕。他不动声色地详细询问了孟和生处置病人的全部细节经过，不由得喊了一声“不好”，伸手提起自己那个药箱就往外跑。刚出门不远，就遇上了前来再次求医的患者家属，称患者刚才回家后，很快就出现了虚脱现象，只好前来再次讨教救命办法。米国英二话没讲，拉了患者家属就往那家跑，一进门就麻利地给已经昏迷不醒的患者扎针施救，三下五除二地把那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直到患者终于睁开了双眼、并清晰地说出话来，米国英才长出了一口气，抹了一把满脸的汗水，接过主人递过来的一大瓢凉水咕咚咕咚地灌进了肚。旁边跟来的孟和生，一颗知道惹了大祸的心也总算放了下来，他战战兢兢地伸过头来问米国英：“没事了吧。”米国英没回答他的问话，只是先安慰了一气病人和家属，然后就带了孟和生等学员回到了驻地。进了屋，米国英这才一脸严肃地狠狠批评起孟和生来。从医生的基本医德，直讲到许多具体的病例，说得孟和生心惊肉跳地，再也不敢胡乱逞能了。其他同学也从这件事里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实事求是”的好传统大概就是这样在我们的一点一滴实践小事中积累形成的。

另外，由于这样的实践更加接近农村地区的客观实践需要，因此，社员们真心实意的欢迎，就成了催动同学们努力实践和心情舒畅的最好动力源泉。从这件事引发出对于农业生产劳动各方面认识的提高，至少使得这队学员中的大部分人多少得出了要更加重视农业劳动技能训练这样的结论，为大家在以后的人生中重视求真务实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第三十五节

这个时候，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主要部门，还在拼命地紧抓着对于邓小平三个工业文件的“深入批判”活动。调研队里的部分学员在回校前被顺道留在呼和浩特市，受命与自治区知青办的几位干部共同研究如何开展这一批判的问题。

邓小平这三个文件是在他重新出来工作的不长时期内，在“全面整顿”的总目标下针对全国工业生产现状所形成的整顿工作指导性文件。今年初，小平再次被“打倒”，他的成果当然就重新成为了一种罪状。于是，对这些文件当然就得组织深入批判了。

然而，且不说邓小平当年的“全面整顿”是何等地深入人心，经历了十年乱糟糟生活的广大老百姓对此无不拍手叫好；即使是今天邓小平又一次倒下了，可那段时间中所形成的各种新提法、新观点、新思维等却仍然在人们心中暗暗地然而强劲地涌动着。更由于知青共大的这批学员已经经过了毛主席的“两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教化，又有了几次重大社会的和自身的实践变革促成了他们思维方式的开始走向科学。再加上许多来自中央一级的小道消息，使得大家对来自上面的东西开始有了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了。许多以往的疑问和困惑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作用，人们开始敢于提出一些疑问了。更由于知青们基本上都并不懂得大工业，仅从文章的基本观点和逻辑关系上，还真觉得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间并没有什么找得到的冲突。因此，这次的批判任务受到了明显的阻碍。

当一些学员们坦诚地向知青办的同志讲出了自己对于这次批判任务的疑虑时，一位干部很有经验地教给知青们一个秘诀：“你们干嘛要想那么多啊。如果你事先认定了它们是有问题的，然后再来找他们的错误不就容易多了吗。”

“可这样不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啊。”知青中有人反驳了。

“嗨。现在首先是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问题，哪有那么多什么认识规律啊。”

“得了吧。规律是客观存在，不承认是不行的。”立刻又有知青起来反驳了。

“那……那你们说，碰到现在这种事，应该怎么个应用你们的认识规律啊？”

“当然是实事求是喽。”

“怎么又跑出来个‘实事求是’啦？说了半天你们还是没解决怎么批的问题呀。”

“批什么呀。天天批这个批那个的，已经批了这么多年了。咱们到底有没有立起些什么来啊？叫我说，这三个文件是对现在已经很乱的工业生产秩序进行整顿，不是挺好的嘛。难道就因为是邓小平讲的就一定不好吗？”

“当然了。邓小平还能讲出什么好话来吗？”知青办的那位同志立刻理直气壮起来。

“嘿！那可不一定。您学过党史没有？党的历史上有好多人都是先有功后有过的，也不能因为他们后来的过就把他们的前功一笔抹光吧。像陈独秀，毛主席就说他‘建党有功’嘛；像林彪，打仗还是行的嘛；用同样的观点来评价邓小平，他那时候出来主持工作和形成这几个文件，好象也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吧？况且他这次下台好象也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吧？要是像你这么把他做过的一切一下子都否定掉，会不会有攻击伟大领袖之嫌呢？”一位学员连珠炮般地发出了这通议论。一顶“攻击伟大领袖”的大帽子还真把那位干部吓得可以。支吾了好一会儿，再没讲出个什么道道来，批判活动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作为学校的负责人，当时的校领导也已经比较地有了自己的主见。他们认定自己的学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学员们能够更加完全地认识中国特别是内蒙古的农村牧区，以便能够通过这所学校真正为自治区广大农村牧区培养出一批符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践需要的有用人才来。因此对于那些已经开始让学员们感到不大耐烦了的批判会并没有下多大劲去抓。这就在事实上给了学员们一份难得的空间，使大家得以在那段相当混乱的日子里有条件比较安心于自己的学业生活。

第三十七节

这天上午，达来与青云二人在闲聊回去后的计划设想时产生了冲突。冲突是纯理论性的，后来大家把他们的争论归结为“根和花果”之争。

开始时青云戏说着自己毕业回去后，首先就要先想办法把自己和达来所在的两个不同农场归并为一，把达来的场长位置夺过来，只保留他的党委书记职务，说这才是真正做到了肩并肩奋斗了。他当时的本意只是因为要对同班另一个同学在达来又一次与自己自然肩并肩地进了宿舍时同样是戏说的一句“你（指青云）别老爬着攀人家的高枝儿了。人家是党员，你才是个啥呀。”的随口反击。意思是现在自己虽不是党员，却一样可以达到与达来的平起平坐。

达来的脑子反映照样不慢。他只是稍稍停顿了一下，就昂头对青云笑回了一句：“嘿嘿，到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是管这两个农场的海渤湾市农委书记了。我一定会让你当上这个场长的。”言外之意就是到时候我还是比你高上一筹。

这样的玩笑，本来大家天天都开，可青云当时的脑子忽然一转，当然也只是为了打胜这场嘴仗地指责起达来这是“宣传拔根”来，而达来则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这是“开出了更新的花果”。

“狗屁。根都断了，哪还长得出什么花果啊。”

“那可不一定。也许当时我只是把根移了个地方呢。”

同学们最喜欢这种所谓的“辩论”了。一家伙围上来不少人，有帮青云的，也有帮达来的。青云一派坚持认为“根是不能随便乱移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江南的橘子移到江北可就变成枳了”。而达来一帮则坚持认为“最重要的是一定得开花结果”，如果总是没有新发展，那就是白费力；尤其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实践，如果所有有为青年都只能永远留在下面，那上面的权力就可能再次改变颜色了。

最有意思的是，吵了一通以后，所有参加争辩的人突然一下子都静了下来。大家几乎是同时意识到了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扎根”的全部意义和内涵到底应该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摆在大家面前的社会现实，已经是不少知青在乡下做出一定成绩后被安排到城市和上级的各个相关部门单位，担任了各种不同岗位的新任务新使命。自己这批被称为“自治区知青精英”的学员在毕业回队后，当然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即使是那些在下面本就干不出什么成就的知青，似乎更盼着早日离开农村、重新寻找自己的出路。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影响，本来是不敢在知青共大这个大环境里表现出来的，这时候等于突然间发现了自己一条重新发展之路，那还有不认真思索一下的。这时候的知青们，几乎没有谁再思考什么理论上的对错，而是开始自然而然地学着从实际出发来郑重思考自己明天的去向了。

这场争论，实际上是“花果派”占了上风。因为，只要长得出花果，那根就肯定没事。而花果又代表目标，比起作为形成花果之手段的扎根来说，自是它的位置重要得多了。因此，它明显是学员们在用一种比较科学的正确思维方式在自觉不自觉地代替着原来那套僵死教条式的所谓“理论”的一种表现。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学员们从这个时期开始，在努力学习各种专业知识的同时，开始感受到了一种科学思维无处不在的巨大力量。一些学农学机的学员们带头，很快在一些学员中兴起了学习数理化的新热潮。当然，这在当时还都只是大家心照不宣地在底下悄悄进行的事。但参加到这个行列中的实际人数却并不算少；再就是真正为了考大学而学习的则仍然只是少数中的少数。因为毕竟当时还没有高考的消息让人激动的。

农医专业的报名人数最少。这是因为医学的繁复和神秘，使大多数学员连想都不敢去想自己可能与之有上什么可能的联系。不但大多数的学员都和常人一样，习惯地认为医学科学离自己这种普通老百姓实在太远，更由于“万一治死个把大牲畜”这类可怕的后果考虑，因此多数学员对这个专业简直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放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不过，这倒从另一个方面相对提高了参加这个专业学习的学员们的基本素质。因为，凡报名参加这个专业学习的，相当一批反倒是对医学有过一定接触的所谓“熟手”。因此，学成后的这批学员中，还真有较大比例的人靠着这门手艺有了饭吃。当然这是后话。

孟和生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农医专业。

现在，他已经是完全明白自己选的这所大学是不能够把自己一举带出农窝的了。但是，他毕竟从这所学校的这些知青学员们身上和嘴里学到了许多自己过去在农村呆了小半辈子都没想到过的新鲜问题。他从这些学友们身上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信息，那就是农村也的确可以有所作为的道理。他开始悄悄地问自己：这些城里孩子一个个看起来全都不楞不傻的，有些人一看就是浑身都透着一股子一般人少有的机灵劲儿。他们那么热衷于“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对于那些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孟和生是不愿意去多加揣摩的，他习惯于用农人们传统的观察法来对事物进行判断。渐渐地，他从自己最羡慕的米国英身上找到了自己认为是答案的答案：半天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农村这块原本落后的土壤里，也能够很轻易地找到自己的幸福生活啊。你就看这老米吧。天天用不着干什么费力不讨好的活计，凭了自己一身好医术，每天出东家进西家地转悠转悠，就得让人把他当上宾招待着。他自己不是也说过嘛，他的那点技术要是到了城里，就得先考什么文凭证书的，还没这么多的实践机会让他大显身手呐。

就是这个认识，使他在报名选择专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农医这一行。在他的思想里，如果真的能学到些给牲畜治病的本领，那自己下半辈子的吃喝也就不愁了。

学农学的学员中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一部分原来已经对农业种植技术真正感到兴趣的老些的知青，另一部分则是顾虑到自己身体原因等实际条件而觉得自己不适宜学习农业机械的知青。这部分学员中以女生为多。

最后，是二十几名铁了心要在农村牧区真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政治性上比较狂热的知青们，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在自己下乡的地方已经比较地站稳了脚跟，下一步就是要考虑如何更大幅度地展露自己拳脚的问题了。不论他们的头脑里具体计划着什么，政治上的出人头地应该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和需要。他们中有的是为了多掌握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便在自己未来的工作中指挥得更加科学和自如一些；有的是为了从这种学习里找到一些今后回队后能够成功夺取到权力的具体方法，他们是真的相信只有自己才是那块地方真正的救世主；还有的只是因为对那些各种农牧业科学技术都不感兴趣，也死活弄不懂它们，思来想去，也就只剩下学习政治理论这一行了。卫东就是属于最后这一类人。他在草原上虽然已经呆了八年，可真正的生产劳动几乎只有几天放羊的记录，其他几乎是一无所知，对于农业他更是一听到就头痛，干脆不认为自己会与它有缘，仗着自己的笔头子上还有那么一点点功力，于是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政治理论专业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了；另外，当时的他已经作为兼职工作人员在校办公室工作了，看情形自己将来毕业时留校工作基本已成定局，并且十有八九还是要以文字工作为主，这样就更没有必要再去选学一些自己本来就不熟悉的新专业知识了。

就这样，学员们迅速选定了自己要学习的专业。经过不几天的筹备，各专业班一一开课了。

专业课程对于当时经历了十来年知识空白的知青们来说，无异于打开了又一扇全新的知识天地之窗。明显短暂的学习时间与学员们强烈的学习需求间形成了极大的对比，反而使得大家更加如饥似渴地对待起这份来之不易的学习来。就连那些原来在文革前已经是最用功的学生们（多为老三届的高中生），现在也感受着一份少有的学习激情，学员间没有任何人号召地悄悄展开了专业学习上的竞赛。

看吧，各班上课时的认真和专注就不必说了，只看大家一到课间休息时，或者是中午、晚饭后的休息时间里，农医班的同学们在那里大背汤头歌诀，或者是随便走到哪里都可能抓住一名过去同组而现在不同班的学友，强行为他们“把脉”，或者在他（或她）的身上指指划划地实习起人体十二经络及各种名目繁多的穴位来；农机班的同学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泡在了两辆已经拆得七零八落的拖拉机跟前，几个人抱住一个随手抢得的零件，就是一场热烈非凡的讨论；农学班的同学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田里度过的，剩下的时间则忙着背诵一些让外班人往往听得莫名其妙的什么定理、定义等等……

这天中午，学校食堂的大师傅王老憨纳闷儿了。吃饭哨都吹过好一会儿了，却硬是没见一个娃娃来食堂打饭。更奇怪的是，连天天都早早就来到食堂检查和帮助工作的、学校指定他专管学生伙食的那个南京小伙子继武也居然没有来。不一会儿，几位校领导散了会，习惯地相伴着来到食堂，他们一般都要在这个时候来看望一下学员们，顺便了解一些下边发生的各种实际情况。听王老憨说娃娃们还一个都没来，不由得也奇怪了。

饭菜都快凉了，才风风火火地跑来了两个女娃。领导们和王老憨不由得向她们打问原因。

这两个女生是农机班的学员。原来，她们班今天上午讲的是拖拉机传动装置的主要系统结构。讲课的朱力平老师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一边讲解一边在黑板上画出了一副系统结构关系图。本来由于内容多，讲课直到吃饭哨吹响时才刚刚结束。朱老师刚宣布“下课”，一批学员就“呼拉”一下子拥上了讲台，紧紧围住了朱老师，请他帮自己检查自己笔记上画下的关系图到底准确不准确。这么多人问问题，朱老师没办法一一答复，只好又延长了课时，专门让学员们按自己指点的步骤仔细对照起自己笔记上的记录来。这两名女生则是被班长派来为朱老师提前打饭的。

“那还有几个班的孩子怎么了，该不会是都加课了吧？”王老憨奇怪的是这一点，因为个别班拖课的现象他早就习以为常了。

自告奋勇去了解情况的继红回来了，情况才弄明白。原来，今天的农学班一早就去了试验田，到现在还没回来，按照以往的经验，他们班这一耽搁，少说也得等晚饭时候见了；农医班则是刚讲完课，突然有老乡前来求诊，班主任张明轩老师遂带了学员们前往“实习”；刚走不久，当然还回不来；最有意思的是理论班，他们的课程本来是最轻松的，但现在却为了一个什么理论问题正在教室里吵成了一锅粥，于是也加入了“来不了”的行列了。

给理论班讲课的老师叫刘笑敢。他也是一名一九六八年下乡的北京知识青年。两年前被村里保送上了内蒙古大学的中文系。毕业后，经他自己的主动申请，被分配到凉城知青共大来工作。

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是，刘笑敢是背着自己全部沉重的行囊（里面最重的东西居然是一大堆他视为珍宝的书籍），从呼和浩特一直徒步走到知青共大来报到的。

现在，他担任了政治理论班的班主任兼主要讲课老师。许多东西需要从头学起。他的负担一点儿也不比学员轻。没有办法，他只能每天晚上利用别人休息的时间为自己恶补各种相关知识，以确保自己跟得上课程安排的进度，不耽误学员们宝贵的学习时间。由于要学的东西太多，他几乎夜夜都要学到第二天凌晨才能稍稍睡上一会儿。但他总能坚持做到每天早晨精神抖擞地出现在自己班学员的面前，从来没有因为自己个人的什么事耽误过大家。这会儿，他也在同学们当中扯足了嗓子在那里喊着，一点儿也不比学员们更温文尔雅些。看起来，这拨人如果争不出个子午寅卯来，那是任谁也不会想起吃饭的。

又是一天晚上。熄灯哨响过一段时间了，负责查夜的农学老师安月光披上大衣，拿起手电，开始按规定对各学员宿舍进行巡视。

这是校领导自专业课开始后新制定的一条规矩。原因是这段时间虽然劳动任务已经大大减少，但由于学员们的过度刻苦努力，已经出现了几名年龄小的知青学员连续生病的情况。大夫的一致诊断结果是“睡眠不足”。为加强对学员们的健康保护和保证整体教学效果，校领导于是规定：由新近调来学校担任各专业课教师的几名年青大学毕业生轮流值夜巡视学员宿舍，以确保学员们能够按时休息。

表面上看起来，所有学员宿舍的窗户都是黑的，但当安老师以女性特有的细心凑进每个窗口去作进一步观察时，却惊讶地发现几乎每个窗户缝里都透出着令人生疑的光晕；再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这些窗户上都挂着厚重的毛毯之类东西，而屋里则仍然是一片光明。

安老师想了一下，她既不愿意把这情况向校方进行汇报——因为她不愿意看到学员被校方批评，又不愿意让学员们感到自己并没有发现他们这种小技俩——毕竟自己还是一名领校方命前来巡视的当晚值班的责任人嘛。

她凑到了每一个窗户上，用手指轻轻敲击了几下窗户上的玻璃：“注意点时间啊。你们的伪装可有漏洞啊。”

屋子里立刻传来各种响动。有的是立刻关掉了灯；有的是传来了学员们会心的笑声；当然也有胆大的学员，居然在里面回答着老师的话：“放心吧。下次我们的伪装工作会做得更好的。今天老师您就高抬贵手吧，我们一会儿就睡了。”

……

只有政理班的学员们相对比较轻松。由于前段已经学完了最为基本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有关课程，因此这段时间的深入学习反而显得相对容易了。他们学习的难点是在对于一些中国当代实际事物的分析与认识上。这大多是在大家自学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些议题。

这天，学校里来了一位名叫田军的天津知青。他在乌盟一处十分荒僻的深山沟里下乡，并担任了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生产队队长。这位知青到共大来是寻求理论支持的。于是，理所当然地由政理班的同学们接待了他。

原来，在田军当队长的第一年中，他带领全队二十几名男女青壮劳力开山治坡，大搞大寨式的“海绵田”，结果梯田倒是搞出来一批，但群众并不买帐。用当地社员的话讲就是“这又当不得饭吃”。差点在年底改选时把田军选下去。还是大队的老书记来队里讲了话，反复向大家伙儿说明了田军的父亲曾在这里打过游击的光荣历史，又特别强调了他田军来帮助贫下中农打翻身仗的决心，并用自己的人格和党籍向大家作了最后的保证，社员们才勉强同意让田军“再干一年试试”。田军也向大家拍了胸脯，说今年里再不能让全队打个真正的翻身仗就自动下台。具体办法倒是已经想了好几个，可就是理论上实在吃不准。思来想去的，突然从一名知青战友的来信中得知了在自己身边居然有了一所知青共大这样的特殊大学，特别是得知他们大都是全自治区知青中的一些理论骨干，于是如获至宝般地专门抽空跑了来，请求知青战友们“无论如何也要帮我这个大忙。”

同学们跃跃欲试，都觉得这既是帮助了自己一位战友，也是实实在在地为当地的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做了好事，更是对自己学习收获的一种重要考核与检验。

谁想到，在听到田军讲出了生产队的那些致富计划后，绝大多数同学一个个都呆住了。

原来，这个生产队的社员们在反复的讨论中一致认定的最能保证全体社员立即致富的所谓“办法”，基本上都集中在“包产到户”上了。那些从合作化以来经历了各种政治的和经济的风风雨雨之后的农民们，最习惯的仍然是只相信自己勤劳的双手。对于生产队里某些干部们的白吃白占、上面时不时部署下来的各种“会战”项目等，大家是早已深恶痛绝，打心眼里就没有什么好感，也根本不相信会出现什么奇迹。大家认为，只有真正把生产任务包到各家各户，才可能每个人自己管好自己，才能够完成自给自足的生产供应。因为“祖祖辈辈靠土地吃饭的人是谁也不会自己哄自己的”。

这个道理既明白又浅显，本来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当然也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了。可“包产到户”这个办法却由于文革中对刘少奇的深入批判而成了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资本主义道路典型”之一，使几乎所有农民以外的人们无不为之“谈虎变色”。现在虽说是已经开始批判“四人帮”了，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至少还没有从口号上被否定。人们几乎没人敢想象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如此离经叛道的实践，而且提出这个设想的又恰恰都是绝对清一色的贫下中农们。

知青必竟是知青。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农民到底最需要些什么。在知青们看来，只有大工业这种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才是最终解放农民、消灭三大差别的唯一可行之路。至于从现实的以手工劳作为基本特点的小生产走向社会化大工业生产的过程中，究竟将经过怎样一系列具体生动的实践演进阶段，他们大多是连想都没有想过。因此，对于“明显是要走回头路”的“包产到户”，几乎没有人敢于苟同。而学员中公认的“理论权威”小黄又恰因被请到自治区去给干部们讲演而不在学校。其他人连他们的老师在内都对此感到不知所措了。

当然，对于已经担任过农村基层生产队干部的刘惊涛等人，对于这个村社员们的建议都本能地认定“有道理”。可田军现在所需要的并不是这种舆论意义上的支持和帮助，因为他实际上也已经决定再怎么着也得按社员们的建议干了。他想要的是理论上的一种明确的说法，这才是他专程来到知青共大的初衷。

很显然，在学员们当时的理论水平基础上，在仍然没能从理论上真正脱离文革中传统的思维模式这样一种思想状态的指导下，这场旨在帮助知青和贫下中农们找到脱贫致富实践出路的讨论，当然就不可能得到任何让人满意的结果了。

田军感到相当沮丧。于是决定“反正我就这么干了。不管将来会受到什么批判，一定得坚持‘实践出真知’的办法，反正成败是在此一举了。”他向知青共大的同学们表示了礼貌的谢意后，就准备打道回府了。

由于当天的末班车没有赶上，当夜，田军宿在了卫东的小屋里。这时的学校已经基本建设成型。作为校办公室主任的卫东由于工作关系，被单独安排在一间单人住房里。被思想上的困惑折磨得无比苦恼的田军，手拢双膝地坐在床上，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卫东提供的烟卷，久久没有入睡的意思。

看到田军那种难以入眠的苦恼，卫东不由得感同身受。他可深知对农民社员的许愿意味着田军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押上去了。如果诺言得不到实现，他将面临比犯了任何政治错误都更为可怕的实际境遇。更有那位他虽然未曾谋面却已经被田军描绘得清清楚楚的老支书，他老人家不更是拿出了自己毕生的一切，去为田军的并不一定成功的人生在铺路吗，这是多么可爱又可敬的贫下中农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卫东突然灵机一动地给田军出了个“馊主意”：让他不要再管什么理论上的说法，也不要再对任何人讲到这件事，可回队后完全可以按社员们的建议先悄悄地干起来看。比如可以把去年整出来的“海绵田”用于集体耕作，把那些尚未改造的低产田统统给大家按户分配下去，再规定一个比平常年份的亩产量稍高些的包产定量。这里面最为重要的，是在操作中绝对不要再提“包产到户”这几个字，而是要改上一个云山雾罩的说法，叫做“学习样板试验田竞赛”，意思是让社员们按照整治出来的那几块“样板”“海绵田”的样子，学着自己对分到的地进行竞赛性治理，那在形式上就变成了绝对的“学大寨”了。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打了个成功的擦边球。神不知鬼不觉地既实现了田军自己对大家的诺言，又可以避开现在的政治风波干扰。应该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卫东有个特点，他的一些新认识或新思路往往是在与人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中突然冒出来的。就在他帮助田军出这个“馊主意”的时候，他的思路也一下子打开了。他涛涛不绝地告诉田军：老百姓的实际需要应该是咱们共产党人最现实的实际目标所在，正是这些不断提高着的奋斗目标，才一步步构成了我们最终通向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金光大道。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至于山区农业生产的纯手工操作特点，也应该正是适应“包产到户”这种传统方式的真正历史的和经济的根源。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实在的客观物质条件，那就不会有如此多已经深刻经历了新旧社会对比的贫下中农们一致要求使用“包产到户”这种特殊方式。农民们的思想认识虽然差了工人阶级老大一段距离，但他们毕竟都是实实在在的劳动者，他们不会对自己的肚皮开玩笑的。以后的社会实践是肯定会恢复这种作法的名誉的。……

如此这般的议论，连卫东自己都感觉到心惊肉跳的，当时却真的为田军解了燃眉之急。这位田军也是喜欢在理论上刨根问底的主儿，现在有了卫东这番似是而非、连自己也并不是十分明白的解释，再加上他自己长期学习的体会和心得，田军的思想开阔了，思路明确了，信心也就越加坚定了。第二天天刚亮，田军在卫东还在梦中的时候就悄悄离开了知青共大，乘第一班长途车赶着回到了自己的生产队里，硬是按那个晚上商量的办法在队里作了一番精心的安排。

田军把昨夜与卫东讨论的心得，连同自己在回来的一路上想好的全部具体计划和办法，向社员们一一进行了详细解释和说明。他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的巧妙办法也确实让大家感到“到底是知识分子，这个办法还真是让人找不出什么茬子来。”这样，他的决策终于得到了广大社员群众的衷心拥戴，并真的在当年取得了从来没有任何人敢想过的惊人经济效益。

大约三、四年后，卫东以当年同田军谈心的收获为主，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双包”符合农业生产规律》的论文。几乎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篇公开见报明确支持包产改革的理论性文章。这完全是知青共大的学习生涯所给予他的绝对实惠。

第四十四节

夜深人静。红霞们还在开着支委会。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正常学习和劳动，党员们的活动往往安排在业余时间进行，支委们的会议更是常常只能在这种时候召开了。

这所学校自打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坚持直接以党的领导形式出现，所有的学员班都是支部建制。入学伊始时只有一个学员支部，继红来校后就划分为两个学员支部了。

自从学员们分开专业班进行学习以后，学员党支部就自然变成了四个。以张鲁同志为首的第二届学校党委在这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这个时候的学校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架子，比较地有了一个正式单位的雏型了：干部和教师已经先后调来十多名；学校各方面的机构也已经大体成形；原来进校初期就兼任了工作人员的一些学员，也基本上脱离了原来的班而去承担更为繁重的工作，像卫东这样继续留在专业班学习的则是他们个人自己的要求，其实也不过就是保留了一个名义，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真正地呆地班里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专业班党支部的组成人员，绝大多数都是由仍然留在学习岗位的学员中产生的。再加上知青运动本身的特点，知青中半数以上的党员都是下乡时间并不长、而又为乡村作出了成绩和贡献的一批“小”知青。这批知青由于基本上是在文革期间度过了自己的初中（有的还包括高中）生涯的，因此各方面文化知识基础相当薄弱；上山下乡后在“三大革命”的火热斗争中，他们自身高速的成长经历，使得他们的求知欲望明显强过一般知青。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到学校，又遇到在许多个人素质方面明显强于自己的不少优秀“老”知青，现在又需要由自己向他们开展工作，这样的压力大多变成了这些年青学员的巨大动力。因此，几个班的党支部委员们不约而同地暗地里较上了劲，都下决心要把自己支部的工作做得更加出色，其工作动力远不是今天的一些人们所能够想像甚至相信的。红霞所在的政理班支委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连夜召开的。

支委会首先听取了三名支委分工找入党积极分子谈话的结果。红霞和学义以外的另一名支委巴盟知青小赵，人送外号“二马克思”，他负责联系谈话的是一名叫秀英一名叫任立的“小”知青。这两人都是到包头市郊区下乡的，并且来校前也都已经是队里的干部了；两个人的入党申请还都是原所在社队的党组织转过来的。因此，支委会在前一次开会时，觉得这两名同志的工作比较好做，就由“赵二马克思”一个人去负责完成谈话任务了。当然，谈话的结果也同样很让支委们满意。三个人于是认为对这五名同志的发展可以交给全体党员正式讨论了。

“那就起草一份报告给校党委吧。”红霞郑重提出了结论性意见。

散会了。所有人都回去睡觉，红霞抱着手里的活儿回到自己宿舍，为了不影响同屋其他学员们睡觉，她连灯都没开，就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继续干了起来。

还是在前两天的一次劳动任务结束后，红霞在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无意中注意到一名来自巴盟杭锦后旗的天津知青小陈，仍然穿着上午干活时被弄湿了的单裤在排队打饭。一了解，原来这名学员身体比较弱，根本就没力气完成生产队里那些分派给自己的农活，致使几年来一直是全部收入仅够勉强糊口，而他所有的衣物都还是六八年下乡时从家里带来的。到了现在，他已经没有多余的衣物可以替换，更别说过冬寒衣的准备了。

“天气越来越冷了，这样下去可不是个办法。”红霞当然又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她拿出自己那条崭新的棉裤，又动员同样愿意助人为乐的月娥也捐出来一条棉裤。两个人又悄悄跑到小陈身后量到了他的身材尺寸，再找了个休息时间跑步到县城里买来了布料等，两个人合力扯出了两条棉裤里的棉絮，为小陈动手制作一条新棉裤。

支委会开会前，她们已经麻利地完成了棉裤的裁剪工作。会议中，红霞的双手就一直没停地在那里进行着并不十分熟练的缝纫操作。

……

东方现出了微微的鱼肚白色。一条崭新的蓝布棉裤从红霞的手中诞生了。伸手看了一眼自己被不熟练的动作扎得满是血口子的手指，顺势揉了一把酸疼得几乎睁不开了的双眼，捶了几下一夜没有换过姿势的两腿，她又精神焕发地下了地，把手里的新棉裤扔给刚刚被她叫醒的月娥，自己转身出去洗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