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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淑萍从她所在县的高中毕业了,吃商品粮的有的进了厂,有的下了乡当了知青。农民出身的冯淑萍只有一条路,就是回乡去当农民。不过,她已经满足了,若以她的父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恐怕连初中也读不下来呢。
高中三年,冯淑萍为了省钱,主食(当地人叫干粮)都是自带,一星期回家两次,也就十里路,只是早晚花五分钱买碗热稀饭,就着干粮和咸菜。她就这样读了三年。每个周末回家,星期天在生产队参加一天劳动,挣七分工分,年景好时,七分工分可分五角钱呢。
穷使冯淑萍自卑,她在县城上学期间从未当过班干部,很少参加过学校的运动,也不参加文艺演出之类的活动。她的所有时间全部用到了读书上。
冯淑萍的数学老师,文革前华大数学系毕业。冯淑萍经常借这位老师的书来看,不懂就向这位老师请教。当时流传“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顺口溜,爱读书的不多,爱读数学的学生就更少,老师的知识也无从发挥。这位女教师一直没结婚,自从有了冯淑萍这个学生,老师觉得她学的知识有了用武之地,生活充实多了。在冯淑萍读高三时,女教师干脆让冯淑萍和她住在一起,以便教授冯淑萍大学基础数学课。
冯淑萍毕业了回到了农村老家。冯淑萍想,既然当农民了,就把农活干好。冯淑萍干活起早贪黑,非常积极,在当年就被评为先进社员,而且还入了党。
当时,到处推广数学大师华罗庚的优选法,冯淑萍在女教师处知道了数学可以用到农业生产中,就借了《优选法》回去看。在繁忙的生产之余,她又一次一头扎进了书本里,一次又一次地往县中跑,找老师、借资料。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她居然写出了用优选法理论改变粮食选种的文章,并偷偷投稿到中国科学院办的《应用科学》杂志上。但信寄出之后,就石沉大海。过了几个月,她自己想起来,也自嘲地偷偷一笑了之。
1975年秋,冯淑萍从邻居家的电子管收音机里听到了大学招生的消息。收音机里说,初中毕业以上有三年实践经验的下乡、回乡青年都可自愿报名参加。
冯淑萍到大队部报名,大队干部不耐烦地问她,“你咋知道的?”冯淑萍说,“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大队干部冷冷一笑,“好啊,那你向收音机报名去吧!”
冯淑萍走出大队部也自嘲地笑笑,算了,本来也没报多大希望,只不过试试,为增长些自已勇气而已。
不久,冯淑萍意外地被推荐上大学了。一开始她不相信,她父亲是一个连话都说不囫囵的庄稼人。除她本人有高中文化外,往上数三代没有一个小学毕业的,怎么能希望登大学的门呢?但她上大学千真万确,而且她上的是北京一所最好的大学---华北大学,检查完身体就可以动身了。天上摘月亮,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幸运地出现了!
检查身体在公社卫生院,结束时公社革委会主任把她和她父亲留下了,说有事和她们谈。
“没什么大事”,革委会主任满脸堆笑,让座、倒茶之后语气轻松地开了口:“我看淑萍这孩子不错,表现很好,还是党员,是我提议让淑萍上大学的”。主任装腔作势,“啊——”“哼——”,“这个——”,“我们张家想和你们老冯家攀个亲戚。高攀了,哈哈……”。
冯淑萍瞠目结舌,他爸爸呆若木鸡。
“今儿个先见个面,冯淑萍上华北大学数学系,我家的张建社今年也去津沽大学哲学系读书。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天津,以后也好联系,是不是?”
“是,是的……”。父亲不知所措地点头。
“建社,你出来”。
像变魔术一样,主任和父亲都不见了,从套间里走出来一个小伙子,刀刃脸,虾米腰,两只凸出的鱼泡眼直瞪瞪看着她,一身崭新的涤卡衣服像穿在机器人身上一样,没有一处合体。
冯淑萍从屋里冲出来,找她父亲,找不到。在路过会议室的时候,冯淑萍发现主任和父亲正对着热腾腾的饭菜对酌。主任亮门大嗓,笑着劝酒,父亲受宠若惊,弓着腰一个劲地点头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