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追认国军抗日烈士背后的政策变迁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无名英雄铜像。文革初被以：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无名英雄铜像。文革初被以“国民党兵痞”之名捣毁。1989年获李先念支持复建）

1950年，“国民党军官兵（包括空军）确因抗日阵亡者也包括在（烈士范围）内”

涉及国军抗日烈士的追认、褒扬的最早的政策文件，是1950年10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颁发的《关于革命烈士的几点解释》，其中对认定革命烈士的范围和条件作了统一的规定。据该《解释》：

“烈士的范围，具体地说来，应包括：（一）辛亥革命中因参加反对满清统治而牺牲的烈士。辛亥革命后在军阀混战中死亡者不在内。（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因参加东征和北伐战争而阵亡的烈士。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及七月十五日蒋介石及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在军阀混战及反共战争中死亡的国民党军官兵不在内。（三）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因参加国内革命战争和武装起义而牺牲的烈士和工农红军官兵。（四）一九三二年一月淞沪抗日战役，一九三三年三月长城抗日战役、一九三三年夏察北抗日战役、一九三六年冬绥远抗日战役中牺牲的官兵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牺牲的官兵。（五）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因参加抗日战争牺牲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部队官兵。国民党军官兵（包括空军）确因抗日阵亡者也包括在内，但在此期间因参加反共内战而死者不再内。（六）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起义后因参加人民解放战争而牺牲的原国民党军官兵也包括在内。（七）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来因参加各种革命斗争被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杀害的烈士，因参加革命斗争入狱病死者也包括在内。”（据《民政工作手册 第三辑》 ，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编）

值得一提的是，据该《解释》，1952年，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3位在抗战中壮烈殉国的国军高级将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由毛泽东亲自签发了烈士证书。

1951年，“国民党军队指战员确系对日作战负伤致残……得以革命残废人员论”

烈士之外，针对国军抗战负伤致残人员，1951年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内优字第69号文件”又特别规定：

“‘九一八’以来，国民党军队之指战员确系对日作战，负伤致成残废，已与蒋匪军断绝关系有一定证明，无反人民罪行，且为当地群众公认者，得以革命残废人员论。……换发新证件，可按《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条例》予以抚恤。”（民政部法规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工作文件汇编（1949-1999）（上卷）》）

1958年，“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

1958年，陕西省民政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询问“对辛亥革命和国民党部队抗日阵亡官兵是否给予烈士称号和抚恤”的问题，1958年2月4日，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文件对此做出批复：

“关于对辛亥革命和国民党部队抗日阵亡官兵是否给予烈士称号和抚恤的问题，我们意见应当把原来我部对革命烈士的几点解释和我们需要给予烈士的抚恤问题，在概念上划分清楚，所谓辛亥革命中因参加反满清统治牺牲的烈士是说这些人可以称为烈士，但不是说这些人今天再由政府统统给予烈士称号再发给他们家属一次抚恤，至于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民政部法规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工作文件汇编 （1949-1999）（上卷）》）

文革十年，许多国军抗日烈士纪念碑被推倒，陵墓被掘开

反右及文革期间，上至古人如清官海瑞、义丐武训，下至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其陵墓均遭荼毒。国军抗日烈士的遭遇可想而知。略举几例：

卢沟桥保卫战中壮烈殉国的赵登禹将军，其墓被红卫兵挖开，“一无所得后，砸墓而去”，将烈士的骨殖抛于荒野，使“烈士尸骨无存”。川军将领饶国华因弹尽援绝，于1937年12月1日在抗日战场上自杀殉国，1939年著名雕塑家刘开渠为其塑像，立于成都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文革期间亦被捣毁；同时被捣毁的还有位于成都少城公园（人民公园）内的另一川军将领王铭章烈士之塑像，王铭章将军1938年于滕县保卫战中壮烈殉国。尤其不可理喻的是，为纪念百万川军出川抗日之功绩，而于1944年七七事变纪念日落成于成都的无名英雄塑像（该塑像身穿短裤，脚踩草鞋，背挎大刀和斗笠，手持钢枪，俯身做冲锋状），竟也在文革中被一并砸毁。死者尚且如此，生者（烈士遗属）的命运，不问可知。

 

        谢谢大乌珠朋友，提供的资料。

首先向先烈们致敬，然后再说话；

“原国民党骑兵四师....”“原国民党陆军第四集团军96军....”想象吧，就这个名字，想出来这个名字，得多难！！！难道直接称呼“原国民革命军”就真的不可以么？

党军乎？国军乎？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qq截图20130415153447.jpg：

（常德会战两周年之际，部分国民党官兵在常德会战纪念碑前合影留念，纪念碑现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79年，在邓小平过问下，佟麟阁将军被重新追认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

国军抗日烈士重新被认可和肯定，始于1979年的佟麟阁将军被重新追认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虽然佟将军1952年的烈士证书是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的，但自文革以来，这一证书的效力实际上已经作废，将军之墓亦险遭红卫兵发掘，赖墓地所在公社民众的武力保护，红卫兵的掘墓行动才未能得逞。

关于佟将军重获烈士身份的过程，据《佟麟阁全传》的描述，与民盟中央主席史良的关心和邓小平的支持有关，先是佟麟阁女婿熊先煜之弟熊先觉被从广西调回北京工作，在去看望民盟中央主席史良（史良建国初曾任司法部部长，熊先觉当时是她的秘书）时，“谈到其大嫂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儿以及佟老夫人的不幸遭遇”，获得史良的同情，“佟将军是抗日烈士，应当落实政策”，并建议熊先觉“给小平同志写个报告”，“并且爽快地答应将亲自把信交给邓小平”。熊先觉与佟将军子女商议后拟定的报告提出四项要求：(一)恢复佟麟阁将军‘抗日烈士’称号；(二)为佟麟阁将军修墓立碑；(三)恢复北京西城‘佟麟阁路’的路名；(四)发还‘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强占的房屋。史良担忧“第三项恢复路名有点困难，因为中央有规定，不能以人名为地名”，但在熊先觉的坚持下，似乎这一要求仍被保留在了报告里。稍后，由史良将这这份报告直接送到了邓小平手中，“而且还把佟将军一家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当面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

邓小平将此事批给北京市委办理。1979年8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正式批准佟麟阁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其子女享受抗日阵亡革命烈士家属待遇。同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又拨出专款为佟麟阁将军修墓立碑。1980年7月7日，熊先觉撰写的《佟麟阁与赵登禹》一文在《北京晚报》刊出，系建国以来首次正面宣传佟、赵二位将军的抗日功绩，引起海内外诸多反响与猜想。1984年，北京市恢复了“文革”期间被取消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的路名。 

1980年，“不再为他们（国军抗日阵亡官兵）办理追认革命烈士的手续”

佟麟阁将军重获烈士称号的案例虽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此事并没有成为相应固定政策的开端。尽管1979年1月17日中央批转了《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重新将“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定为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重要政策”，但国军抗日烈士的待遇却未见好转，1980年9月3日颁布的文件《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明确规定：

“对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国民党官兵，自《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发布之日起，不再为他们办理追认革命烈士的手续。过去已经办理的，不再变动。以上解释，望按照办理。”

其中提到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国务院发布于1980年6月4日。据该条例，有资格被批准为革命烈士者，主要包括四种情形：“(一)对敌作战牺牲或对敌作战负伤后因伤死亡的；(二)对敌作战致成残废后不久因伤口复发死亡的；(三)在作战前线担任向导、修建工事，救护伤员，执行运输等战勤任务牺牲，或者在战区守卫重点目标牺牲的；(四)因执行革命任务遭敌人杀害，或者被敌人俘虏、逮捕后坚贞不屈遭敌人杀害或受折磨致死的；(五)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壮烈牺牲的。”因其中无只言片语提及因抗战阵亡的国军官兵，故才有9月3日的《解释》。

1983年，“遗属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者，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

到1983年，对国军抗日烈士的追认政策又发生了变化，该年5月30日，国务院发布民[1983]优46号《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士问题的通知》文件，该文件规定：

“一、为了有利开展对台工作，有利于团结各方面人士，对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 日战争，确因对敌作战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其遗属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民政部批准，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的待遇。此精神不登报，不作公开宣传，只供个别审批时掌握。二、上述人员追认烈士以后，政府不为其修建墓碑，也不对其遗属发一次性抚恤金。遗属生活有困难的，可按烈士家属给予优待补助，所需费用在地方掌管的优抚事业费项下开支，中央不再增拨预算。三、本《通知》自下达之日起执行。过去的规定与本《通知》精神相抵触的，以本《通知》为准。”

1984年，“确系对日作战负伤致残”的国军官兵可“评残发证并给予抚恤优待”

1984年4月27日，陕西省民政厅就“关于国民党抗日致残的官兵能否按革命残废军人享受抚恤”向民政部请示。该请示称：

“按照这一批复精神（编辑注：指1958年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文件，该文件精神是“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我省对国民党抗日伤亡的官兵，再未办理抚恤手续。民政部民(1983)优46号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土问题的通知下发后，我省一些地方的原国民党抗日致残人员，又要求按政策予以落实。我们意见，类似问题，可以继续按原内务部一九五一年内优字第69号文件精神予以抚恤。妥否，请批示。”

6月9日，民政部批复陕西省民政厅：

“你厅陕民发[84]092号来文收悉。关于国民党军队抗日致残官兵要求按革命残废军人给予抚恤优待的问题。我们意见，对于确系对日作战负伤致残，残废后无重大民愤，本人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的，可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审查批准，按有关革命残废军人的规定评残发证并给予抚恤优待。对上述问题不宜进行全面清理。以上意见，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内部掌握，对外不作宣传。”（《民政部关于国民党军队抗日致残官兵可否按残废军人给予抚恤优待问题的批复》）

1983年的政策沿用至今，期间各地对国军抗日烈士的追认从未中断

1983年《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士问题的通知》出台后，关于国军抗日烈士的追认、抚恤政策再未发生大的变化，该文件的效力一直沿用至今。期间，各地追认国军抗日烈士的报道从未中断，尤以80年代为最高峰。

以川军将领为例。1983年，四川省政协9名委员提出《请对川军抗日死事和阵亡将士循序予以表彰案》(第127号提案)，要求追认抗日战争中殉国的川军将领饶国华、王铭章，李家钰为革命烈士。7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批复，同意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关于为国民党抗日阵亡将领李家钰修复坟墓的请示报告》，1984年4月25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李家钰为革命烈土，5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李家钰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1983年9月10日，在川军出川抗日46周年之时，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饶国华为革命烈士，拨专款重修了烈士陵墓。1984年9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王铭章为革命烈士。9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烈士证书。…[详细]

再如在“8·13”淞沪抗战中牺牲的诸多将领，蔡炳炎于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由安徽省人民政府追认为抗日战争革命烈士，次年9月，合肥市人民政府又将其灵柩迁葬于蜀山烈士陵园；吴克仁于1987年2月由民政部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并向其子女颁发了烈士证书；吴继光也于1985年获颁由民政部签发的“革命烈士证书”（吴将军早在1956年就曾由内务部追认为烈士）

例子还有很多。如1984年11月，两名在豫湘桂战役中牺牲于桂林的国民党将领，陈济桓与阚维雍，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86年12月15日，广西民政厅又追认了抗日阵亡的国军空军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尉分队长莫休为革命烈士。低官阶的国民党抗日将领也有不少被追认为烈士，如在淞沪抗战中牺牲国军营长梅治威、连长夏瑞祥，在其亲属于1983年先后提出追认烈士申请后，重庆市政府查证核实，均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类似的追认，自8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如2009年，六名国民党抗日将领齐学启、萧山令、李必蕃、罗芳珪、彭士量、吕旃蒙入驻烈士纪念塔供后人祭奠；2010年，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增加陈列了原国民革命军262 旅少将旅长朱赤、264 旅少将旅长高致嵩、262 旅上校副旅长华品章、262 旅524 团上校团长韩宪元等四位在1937 年的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国民党军官的事迹；2012年4月5日，中条山战役牺牲的国民革命军陆军96军177师529团机枪一连上士班长李绪堂，由民政部追授为革命烈士，并颁发革命烈士证书。

近年来对国军抗日烈士的追认抚恤往往成为热点新闻，个中原因，值得深思。若能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政府当下对国军抗日烈士的追认抚恤政策，这种“旧政策屡成新话题”的现象，或许就不会发生了。

 

 

http://view.news.qq.com/zt2013/gjkrls/index.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由于以前宣传力度不够。对国家这项政策。不是十分理解。

        现在明白了不少。谢谢大乌珠朋友。

          冀东抗日英雄被尘封71载 因无直系后人无法“申烈”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冀东抗日英雄被尘封71载 因无直系后人无法：

（2013年清明节，已经90岁的抗战老人侯振刚与李方州的后人一起祭奠71年前在这里被日伪军杀害的抗战英雄李方州。董连辉 摄）

　　中新网石家庄4月12日电(董连辉 宋敏涛)清明时节，河北省迁安市肖家庄与王古庄村西交界处的小山坡下，今年90岁的抗战老人侯振刚与李方州的后人一起祭奠了71年前在这里被日伪军杀害的抗战英雄李方州。

　　“老战友啊，分别这么多年啦，你太冷了……”侯振刚老人一边烧纸，一边念叨着……

　　李方州牺牲后，始终没有落实烈士名分。

　　对于李方州被敌人杀害的经过，侯振刚老人有着清晰的记忆。

　　“1941年春，我在本村参加革命，为八路军送信，当时肖家庄李方州是我的领导人，几乎每天，我都要将来自各村的信送往李方州家，信有时带上鸡毛或别上火柴，表示紧急，信的内容绝对不能看，只能交给李方州。李方州家是我地下党组织在迁安城北重要工作枢纽，他当时就是区委书记。”

　　侯振刚抗战初期秘密加入共产党，担任本村村长。

　　“1942年7月的一天上午，我将一封信送往李方州家，来到肖家庄发现大街无人，当我快到李方州家门口时，发现伪治安军反共自卫团团长秦海清带领伪军，正圈着上百名未跑出去的群众走来。我赶紧将信件毁掉丢到附近一个寨子缝里，刚想脱身就被伪军圈住。当我和百姓被伪军驱赶到李方州家门口时，看见伪军已将李方州绑起来，伪军叫我去找梯子，我称自己不是本村的，找不到。一会儿，伪军叫另外一个村民扛来梯子，随即将李方州绑在在梯子上灌凉水，并进行拷打，逼他交出党的秘密。

　　“不管敌人如何逼问，李方州始终说不知道。伪军逼问未果，就将李方州带回罗家屯伪军团部，我和群众被释放。几天后，李方州被带回肖家庄、王古庄游街。最后，伪军在王古庄村西路口当众将李方州杀害。李方州在当地名气挺大，伪军深知李方州掌握我地下组织很多秘密文件，杀害他时，圈了几个村庄的数百名群众。李方州至死也没供出我党的任何秘密，可歌可泣……”侯振刚老人说。

　　“李方州的化名叫石明”

　　“李方州的化名叫石明！我不仅听岳父说过，而且亲眼见过李方州遗留下来的一本抗战日记！”现居住在长城脚下朱家沟的姜存金说。姜存金是李丛林的女婿，李丛林是李方州的侄儿，当年跟随李方州秘密从事抗日工作。

　　姜存金介绍，李丛林生前经常跟他聊起李方州的事，称李方州是区委书记，迁安县城以北包括迁西一带，方圆数百个村庄抗日工作都归他管。

　　“1979年冬季的一天，我看到岳父从一个皮影箱子里拿出一本发黄的日记本，这是李方州当年写的，日记本上记录着李方州负责的辖区。我印象最深的是四句诗，每句诗里包含着一个化名，第一句就是石明，即李方州。”

　　姜存金谈到，从卢沟桥事变起，李方州就秘密从事抗日工作。因是迁安当地知名教书先生，才华横溢，李家富甲一方，李方州在当地的影响非常大。迁西县太平寨的周某、郑香林、刘香普等找到李方州，在李方州领导下开辟滦东新区。周青犯左倾错误，受到区委处分，与李方州产生隔阂。1981年，姜存金先后两次带着李丛林去太平寨西沟找周某为李方州取证，但周某均没管。

　　石明就是李方州的化名，这一点也得到现居新疆喀什的老八路刘占海证实。

　　综合《中国共产党河北省迁安县组织史资料》等档案资料，迁青平联合县第三总区是现今迁安市辖区第一个总区级抗日政权，是抗战期间8个联合县首次涉及今迁安辖区的总区级区划，这是今迁安市中共党组织重要源头。迁青平联合县三总区书记首任区委书记是石明，他担任总区书记时间是1941年8月至1942年夏，石明为中共迁安地下党组织奠基人。石明的任期与李方州的遇害时间吻合。

　　“抗战时期，县城以北我党基层政权建立情况始终没有搞清，这方面研究一直是空白。”迁安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刘铁珊说。刘铁珊所说的空白地区，正是众多老党员、老干部认定李方州负责的地区，即迁青平联合县三总区。

　　档案记载：李方州是政府地方干部

　　现存迁安市档案馆关于处理涉嫌向日伪军告密李方州从事抗战工作的肖家庄村任某历史问题的调查材料里，明确认定李方州地下党干部身份及被伪军杀害事实。

　　1959年1月30日，“中共长城(大崔庄)人民公社党委会对任某历史问题的结论提到：“罗屯敌人把李方州抓去枪决了”。1969年7月1日，擂鼓台公社肖家庄大队关于任某历史问题的综合报告写到：“我政府地方干部李方州”。

　　综合50余位证人证明：李方州，1906年出生，河北省迁安县肖家庄村人，原名李义香、号方州，迁安师范毕业。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迁安沦陷，李方州在文化战线上反对日本奴化教育。期间，李方州娶妻贺氏，婚后不久病逝，未生育儿女。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方州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1940年2月，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成立，李方州担任滦东新区(迁青平三总区雏形)负责人，区长马玉华、周某、郑香林、刘香普以及八路军十二团一营长欧阳波平等经常夜里来李家，与李方州商讨抗日事宜。李方州负责县城以北至长城沿线村庄的抗战工作，重点做建立政权、建党，开展武装斗争，给冀东十二团等抗战部队筹集转运物资。

　　1942年夏，西陈庄八路军办事员秦海青叛变投敌。1942年7月12日，驻罗屯伪军独立20团三营长陈玉新带领伪军，在秦海清指引下闯进李家，李方州被捕……在李家院子，敌人审问没有结果，将李方州带回据点。在罗屯日伪军团部，李方州誓死不屈，没有泄露任何机密。李方州在狱中，任某向伪军团部揭发李方州从事地下工作的事实，促使伪军团部尽快杀害李方州。1942年7月16日，数头伏，伪军将李方州押回肖家庄及邻村王古庄游街示众，最后，圈了数百名群众，在两个村交村西交界处岔道口将其杀害。

　　抗日英雄被尘封71载

　　新中国成立后，李方州的三哥李井香因父亲李庆合民国初年开“三合兴”皮铺，尽管家道早已衰落，但被划为富农，李井香不敢为李方州申请追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李丛林因成分问题，到太平寨西沟找周某打证。大队将李家成分改为上中农，村干部劝李丛林不要再找李方州的烈士荣誉，否则将涉及任某的责任。

　　1982年夏季，李方州大哥李庭香之孙李印阶带着儿子李建丰找到周某打证，为李方州申请追烈。民政部门称，他们不属李方州直系后人，不能享受烈属待遇。

　　2005年夏季以来，李方州的侄女李丛艳等多次向当地民政部门递交追烈申请，但没有回应。

“为老叔申请追烈，不是为了钱，而是讨回他应有的名分，告慰英灵。我父亲我哥都带着遗憾走了，我不知道能否看到老叔认定烈士名分的那一天……”今年85岁的李丛艳伤感地说。

 

(完)

 

（原标题：冀东抗日英雄被尘封71载 因无直系后人无“烈”

        看到一条令人欣慰的消息：“民政部：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