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当年“双百”和“反右”的事情搬到今天,其情形差不多是这样:党内出了很多问题,腐败啦,官僚啦,特权啦,等等等等,有人就说: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找人监督,这样才能有所收敛。共党就说:要监督可以,咱党内不是有纪委嘛?加大力度就行了。那人说:纪委不行啊,都是一块扛枪几十年的老兄弟,自己人监督自己人,情况能变好才怪,要我说,还得找党外监督,我看各界的知识分子就不错。
那人这么一说,共党就炸毛了。丫这是党内矛盾还是党外矛盾?有啥事咱自己解决不行?非得让外人搀和?老毛你忒不地道!而且现在正是非常时期,稳定最重要,这算是五十年代的维稳论了。
从自干五的角度出发,维稳论倒也不能完全说是统治者糊弄人,稳定确实很重要。你要反腐可以,但要对后果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准备,反腐成功还好说,要是失败,会造成什么后果?这个后果谁来负责?
毛泽东发动“双百”,本就是一意孤行,党内就没几个赞成的,事情最直接的后果也证明的毛泽东的轻率:第一,他所看重的各界知识分子没有多少能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第二,党内的反对力量出乎意料的强大,愣是把对自己的监督变成了反右,还很成功的扩大化了,反右可以说是共党对知识分子的一次强力报复,他们一反扑,整个文化界就完蛋了。
另外,据我所知(当然只是一些影影绰绰的说法),当初毛泽东找知识分子开会,那时就有很多心理阴暗的家伙猜测毛泽东这是被排挤之后,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另起炉灶夺回权力了,因此他们对共党的批评监督,从一开始就是奔着抢班夺权去的,很多话当真是大放厥词,胡说八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跟现在的很多公知有得一拼,文人的操守,比之他们唾弃不已的政客并不强到哪儿去,别看他们整天以国家的良心自居,真做起事来还不知道是啥德性。英雄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话倒也不完全是无的放矢。共党的火气,一方面是被踩到了痛处,恼羞成怒,另一方面也是被这些人给撩起来的。
总之,这是毛泽东跟党内官僚集团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很遗憾,他对困难估计不足,又找了一群猪队友,一败涂地。猪队友因此元气大伤,以后知识分子恨毛泽东恨得牙痒痒,倒也情有可原。
之后的大跃进,毛泽东又背了一回黑锅。如果将大跃进比作一场战争,那么毛泽东最多是制定战略的人,真正冲锋陷阵,在前线指挥的是刘邓等人,浮夸风共产风也是他们吹起来的,说起来,第一个要求《人民日报》停止放卫星的还是毛泽东,结果这些都被无视了,气得毛泽东骂当时日报总编辑邓拓是“死人办报”。
及至后来庐山会议,本意是反左,纠正大跃进中偏左的错误,因为彭总插了一杠子,集中火力批刘总,刘总奋起反击,非要置彭总于死地,整个会议又被歪楼,反左愣是变成了反右。彭总差点被弄死,还是毛泽东保下来的,刘总错误一大堆,还是毛泽东帮他背的黑锅,为的就是避免党内决裂,因为这件事,毛泽东又里外不是人了一回。
以前看彭总批评大跃进,总以为是在批毛泽东,毛泽东恼羞成怒,再加上儿子的死迁怒于彭总,最后把彭总给撸了。却不知道,大跃进的主持者是刘总,批大跃进就是批刘总,刘总恶狠狠的说“谁都可以平反,就是彭总不行”,两家死磕上了,要不是毛泽东居中周旋,真不知要如何收场。
反右让毛泽东不再相信知识分子,大跃进则让他不再轻信刘总,之后的四清运动,毛泽东就不再像大跃进那样任刘总放手施为了,刘总果然一派官僚作风,四清弄成了四不清,毛泽东开始有将刘总拿下的想法。
文革是毛泽东给刘总的最后一次机会。党内出了走资派,脱离群众,需要一次新的革命将这些蠹虫清洗掉,刘总在第一时间派出了工作组,只不过,工作组没有将矛头指向党内,而是党外。当年反右的情景再次重演,毛泽东想向党内开刀,刘总就将祸水引向党外,毛泽东想破除利益集团,工作组组织的红卫兵就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血统论,毫不掩饰自己想成为红色世袭贵族的想法,高干子弟们结成团体,鼓噪青年人杀人放火,迫害老师,老舍不就是这个时候自杀的吗?当然这些后来都算到毛泽东头上了。
只是毛泽东这次也没将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头上,他再次祭起了大杀器:发动群众。并鼓励群众夺权。在世界历史上,从没有这样的一个统治者:他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创立一个政权,又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建设这个政权,最后用了十年的时间摧毁这个政权。有人说他疯了,可如果你将他的那些关于“为人民服务”的话当成真话,而不是忽悠人的假话读一遍,当你把心态转变一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他的言行,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发动文革了。
共党已经变质了,他已经背离了当初的纲领,在本质上跟其他的统治阶级没什么区别,该腐败腐败,该官僚官僚,该作威作福就作威作福,该欺压民众就欺压民众,以往的统治者该做的事他一样没落下,无非就是个度的问题,有些统治者做的太过,结果玩完,起码现在看来,共党的统治还是很牢靠的,除非爆发世界大战,我实在找不出能推翻共党统治的力量。
诚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政党还是很有本事的,以中国的情况,很难有另一个政党做的比他还好,中国在共党的领导下,有很大的希望复兴,重新伫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我本人也算半个自干五,在网上被人骂做五毛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自然不会觉得共党就那么不堪,即便是共党变质了,也还是一个了不得的政党,只不过,现在的共党跟他当年自己承诺的差得太远,他当初说要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阶级的社会,他当初反复宣称,信誓旦旦,结果建国没多久就很自觉的成为了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随之而来。我不是说变质了就一定是坏事,只不过强调这是个客观发生的事实,他违背了当初的誓言。
共党的变质当然不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可以说,从一建国,这个进程就不可逆转的在发生着。说起共党的奋斗史,也就是革命史,一般有三种理解。
最低级也是最庸俗的一种:革命就是为了掌权,就是为了坐天下。共党中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在思想境界上,他们跟被他们推翻的国民党没啥区别,甚至还有不如。无非是批了层共党的皮,满脑子都是封建山头思想的土鳖罢了。糖衣炮弹的威力,就体现在这些人上面。
境界高一点的,革命是为了强国富民。这样的人也很多,他们对祖国确实怀有赤诚的爱,为了能让国家强大,那真能豁出命去。可敬可佩。但这种人说到底,还是跟国民党没多大区别。国民党整体的软弱和松散导致他对外的妥协,被共党瞧不上也是活该,但国民党内部绝不缺少忧国忧民的人,这两者的对比,就好像《亮剑》中的楚云飞和李云龙,你能说李云龙就比楚云飞高尚?反正就我所知,喜欢楚云飞多过李云龙的大有人在,这么看的话,两者只是所属阵营不同,能力不同而已,共党能力强些,实现了国家的独立。
而且,即便李云龙最后胜利了,楚云飞失败,但李云龙以后要走向何方还很难说。看亮剑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李云龙最后被逼自杀惋惜不已,因此又加深了对文革和毛泽东的痛恨。但那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真的都是冤枉的吗?
就拿李云龙来说,这是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当真是把一个八路军将领给塑造成了人见人爱的好汉,重情重义,慷慨豪迈,爱国爱党,正直不屈,即便是他的缺点都那么可爱。但就是这么一位好汉,建国之后居然玩起了婚外恋,差点就将他那位同患难的妻子给一脚踹了,要知道,那可是对他有救命之恩的结发妻子,这家伙差点就成了忘恩负义的陈世美。李云龙的例子是对当时中共的一个折射,很多像李云龙那样的将军,进城后就变成了土匪,欺男霸女,三妻四妾,乱搞男女关系。建国后颁布的第一部正式法律,就是《婚姻法》,这是在毛泽东的授命下,从苏联归来的王明主持制定的。毛泽东之所以选王明干这件事,一个是因为他对于成熟的婚姻法比较熟悉,另一个就是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也只有王明这种外来户才能干。
慷慨正直的李云龙可以变身陈世美,看来第二种境界的共党也不怎么靠得住,革命一场,到头来还是有力者多吃多占那一套,无非就是吃相比国民党好点,占的比国民党少点而已。当然,这么说有抹杀共党成绩的嫌疑,我从不想否定共党对中国的贡献,但像李云龙这样的共党充其量就是个有能力的统治者,绝不是什么马列主义者。
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给李云龙们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这其实在GCD的党章里从一开始就说的很清楚了,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大富裕而没有压迫的国家。按照李云龙们的做法,中国倒是能强大富裕,但绝不会缺少压迫,而消除压迫和剥削正是GCD最重要的一条宗旨。跟着共党闹革命,就是为了消除压迫,消灭阶级,结果到头来却又很多共党干部自己变成了压迫者,变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一理论出发,说李云龙他们是反革命并没有冤枉了他们,当初他们入党,曾对着党旗神圣的宣誓,那是革命的誓言,如今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誓言,那就是反革命,这毫无疑问。
明白了李云龙们的做法,明白了共党的纲领,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就一目了然了。这其实跟当初毛泽东撇开党组织发动“双百”是一样的,只不过当初他依靠的是党外知识分子,这一次他依靠的是几亿人民群众,以前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现在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双百”是为了让知识分子自由表达意见,监督共党,“大鸣大放”是为了让老百姓自由表达意见,监督共党。在没有互联网,各级官僚一手遮天的时代,用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表达意见,是当时能找到的唯一手段。
文革的爆发,很快震动了世界。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反应。过去人们对共党领导人的看法大体只有一种:斯大林式的强力统治者。斯大林很厉害,但他号称共产,实则维护的是一个官僚集团,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在野的时候口号的喊的震天响,一旦上台,就把人民撇一边去了。这是几千年来统治者的共性,社会主义阵营是这样,资本主义也是如此,两者都是官僚的天下,只不过资本主义的官僚后面还 站着大资本家。
对一个政治力量来说,不管你当初再怎么喊平等,上台之后造成不平等的最大力量就他本身,古今中外概莫除外。两大阵营谁 也别说谁,在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口号下,受到压迫和剥削的下层民众心中都憋着一股火。
结果现在却出了这么一个统治者,他居然鼓励本国民众冲击本国政府,他明确对民众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沿路,最有名的莫过于陈胜吴广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封建时代的造反宣言。但说这种话的人都是造反者,当他们造反成功,是绝不会认同这句话的。刘邦当年想来也曾响应这句话,等他当上皇帝,最容不得的,就是这句话。
所有的统治者都是这样,唯有毛泽东不同。他甚至手把手交给民众造反的方法,主动帮他们创造理论依据,他告诉民众:当一个政权蜕变为欺压民众的利益集团时,你就应该毫不犹豫的推翻他,即便这个政权是我建立的,也要毫不留情的砸碎他。就像我在很多贴吧里都能看到这样的签名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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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网友用这句话打共党的脸,大概同时也想打一打毛泽东的脸。想打共党的脸可以,但说起打毛泽东的脸,实在挨不着,他们幸灾乐祸的认为:你看这就是共党当年忽悠人的话,说的多好啊,还是你们的领袖说的呢,结果言论现在被重新挖出来,打脸打的很爽吧?
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当年敢把话说的那么死,那么绝,那么不留余地,是因为这是他的真心话,绝不是什么忽悠人,只可惜,信奉厚黑学的人们心中成见已深,是不会相信这一点的,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固执的认为,毛泽东这些动听的话都是假的,就像现在烂大街的“为人民服务”一样,老子要信你才怪!老子现在觉悟了,有自己的思想了,再也不受你GCD的愚弄了,早就把你们的真面目给看穿了。于是毛泽东在他们心中跟那些口是心非的官僚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那些官僚更可恶,乃至于邪恶。
毛泽东从理论上给了民众造反的权力,并且向民众保证,你们冲击政府,不会遭到军队的镇压。在依靠党内监督已经不可行的情况下,毛泽东很干脆的将监督和审判的力量给了人民,这也就是后世深恶痛绝的批斗和公审。在那个时代,很多在我们看来是好干部的人被批斗,被迫害,但如果我们将那时的情形搬到今天:某日,习总发表文章,号召全国人民审判贪官污吏,批斗砖家叫兽,并向民众保证,军队不会来镇压他们,可以想见,人民的怒火一旦爆发出来,那些官僚会有什么下场。很多人——即便是整天骂共党的人——都有个观念:毛泽东时期的共党大部分是好的,没多少贪官污吏,没多少砖家叫兽。可如果没贪官污吏,大跃进是怎么失败的?当年 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人?三反五反又是反的谁?当初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鼓吹亩产万斤的又是谁?
那个时代的人民,对于贪官污吏和砖家叫兽的痛恨丝毫不下于现在,他们所受的委屈也不见得就比现在少,现在有这么多人大骂共党,却不知道,当年的人民对于共党的观感其实跟现在有很大的相通之处,只不过现在没了毛泽东那样的人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