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春天的记忆（支边回忆录·连载）

　　
好！拜读！
　　

 

     叛            逃

 

        ——　支边回忆录　之七

   

1971年的春节，这是我69年3月支边去到黑龙江后的第一次探亲。记得在虎林临走前，同比我早去到黑龙江的好邻居陈龙联系过，相约在这个春节一起回杭州好见见面。他是68年12月去的，是杭城最早的一批支边青年，去的地方是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抚远县，可以说是祖国东北大地的最东点，隔两江相望就是前苏联的海参威城市。

记得陈要比我早一步回到杭州的，可使我纳闷的是，等我到了家时他却突然又不见了人影，一直到了我的探亲假期满了，要回黑龙江时仍未见到他。当我一回到黑龙江，这才知道他已同其父亲一起偷越到对江去了。这事不竟连累了我和同楼的另一位也去到虎林的好友，因近段时间与陈书信来往过于勤快，致使公安部门在此事发生后，首先把他从边境一线的独木河（紧靠乌苏里江边上的小村）调入虎林县城，并对他进行了多日了隔离审查。而我此时已从边境一线的月牙良种场调到了三线的种畜场，公安部门也只是叫去询问了一下。

然而，陈父子俩的行为所造成的罪名在当时是相当的严重的，这个“叛国投敌”不但使其母亲从学校校长的宝座上掉了下来，而且也把他家原住地的三层楼家，一下子给赶到了前后都住有公安的一间平房的屋里。这件轰动一时的案件，一直要到23年后的1994年，陈从俄罗斯回到中国与我们相见，终于才揭开了这个迷。

原来就在我们要回杭探亲的那一年，陈的父亲在一次到农村去慰问下乡知青时，与一名女知青发生了关系，事后造成该女知青怀孕。这下“东窗事发”后，有关部门就以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当年这是重罪），立即对陈的父亲进行了隔离审查。正好在这时，陈从黑龙江探亲回到杭州，当他去看被关起来的父亲后就悄悄地离开了杭州，不久陈从山东老家拍了一份其爷爷病危的加急假电报到杭州，以便由此向专案组领导请假。所以那次我回到杭州却没见到陈，他原来是赶到老家去了。当时这一招确实很灵，陈的父亲一拿到电报就顺利地从专案组处请了假，当即去到老家后又马不停蹄地直奔陈的黑龙江所住地，当晚就从封冻的乌苏里江冰上去到了前苏联。陈那年才19岁，他根本不懂得这“叛国投敌”有多大的后果，他从小就怕其父亲，也很听父亲的话，他总是认为父亲是对的，父亲所做的一切不会错，也不会对不起他的，因此其父所安排的这个瞒天过海的叛逃计划，他也就都很顺从地执行了并得到了成功。

他父子俩一到了前苏联后，那里的有关部门先把他们监视在一个林场里，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怕不是真正的叛逃者。就这样在半软禁地审查了有6年之久。在这6年里，陈因年纪小，他很快学会了俄语，也渐渐地成长成熟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苏联也就不再去管他父子俩了，他们从最东边的一个小城市，去到了首都莫斯科，并在那里加入了苏联籍。陈还因为能说上一口标准的汉语，曾应聘到莫斯科人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工作。其父亲因年岁已高，加上语言不通，也只能是靠着儿子养老了，但他总认为要比在国内被关压挨整的要强一百倍。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中俄关系的正常化，其父曾回到过国内，主要是想补办一张他曾在上大学时的针灸毕业证书，想在莫斯科开一家私营针灸所，但因种种原因最后还是未能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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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16

 

1998年的冬天，陈的父亲心脏病突发，病逝于莫斯科。第二年，陈把其骨灰从俄罗斯带回杭州安葬在南山公墓。陈自己曾找了一位中国山东的后裔做夫人，但生活了没几年，虽给他生了一双男女最终还是离了婚。陈后来到了国内来发展，曾当过不少省市（特别是东北三省的）的大小公司同俄罗斯做生意的华语翻译。目前，他是俄罗斯乌拉尔汽车工业联合体驻华商务代表，现长住于北京。

我与陈龙是从小的邻居，虽还谈不上是光屁股一起长大的那一类，但从背书包开始到文革，我们都是那样的要好，那样的投缘。我们的家是一幢较老式的三层楼地板房，走廊与楼梯又高又宽，楼内朝南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大到我们常在那是玩投掷铁饼。特别让我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是在文革期间，因我是一司伏虎团的成员，平时较少有时间回家，在一次得知母亲要被园内的造反派批斗，我带上伏虎团人马准备去冲会场，但因批斗会临时改期，我也就有回到家稍作停留的时间。而这时家附近的凤起中学三司的一帮人，不知怎么找上了陈的麻烦，正当他们在大院内想动手打陈时，我刚好在三楼自家的窗口看到，只听见我一声猛吼地冲了下去，谁知这帮人中竟还有认得我的人，双方僵持了片刻，他们也就只是对陈说了一些威胁的话跑了。

另一件事。小时我们这幢楼的小伙子们，个个都喜欢游泳，但要数我水性最好，胆子最大。记得有一次中午，我们几个大孩子（都是小学四五年级吧）到南星桥钱塘江游泳，虽说游泳差不多都会了，但从来没游过长距离的。那天，不知是谁先鼓吹起来的，说谁能游到江对面去谁就本事大之类的话，可谁也没吭声。只有我最后说我来，也就管自己胆大地独自一人向江对面游去，可游到一半时脚牚不知怎么抽筋了，我只得凭着自己的那么一点游水的经验，吸一口气，低下头，并使劲地用双手掰小脚肢，当身体要沉下去时，赶紧把头从水里伸出来咬紧牙关猛划几下水，再吸一口气这样来回地折腾了许久脚总算是好了。当时也真笨，既然不行了就往回游呀，可还只是知道要游到对岸去。好容易到了对岸，稍休息了一会，又奋不顾身地跳下水往回游了，回游时虽脚倒没再抽筋了，但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这也是因为脚抽筋在江中化了时间过多的原因。当我拖着僵硬的肢体一步一步地走上出发地时，可已不见了小伙伴们，而且发觉不是自己下水渡江的那个地方了，这才知道是因江水把我冲到了下游了。怎么办，只得自己一人穿着游泳裤，光着个膀子赤着一双脚，从南星桥一直走回到延安路上的家。原来，这帮小伙伴看那么长时间也没见我回来，天又完全黑了下来，他们只好一路哭着回家给我家报信去了，而哭得最伤心的也就是陈了。

多少年过去了，但我们儿时多了去了的那些淘气事，可仍一件件地留存在我渐渐衰老的记忆中，但它如同人生的一种宝贵财富那样，将伴随着我一直到生命的结束！

               2002年9月16日初稿    2007年8月12日再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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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17

当年好友随父离，
数十年后方揭秘，
叛逃生活也艰辛，
如今只忆幼时谊。

 

      情 深深   雪 茫 茫

 

         ——　支边回忆录　之八

  

我在东北边疆那漫天遍野都是白雪的环境下生活了近四年，在与农场大大小小百来号人的交往中，有那么三人至今让我常常还想念着他们。这三人也是我在农场时最为要好的东北大朋友，虽然他们的年纪都比我要大，可我们就像兄弟姐妹那样相处到我调回杭州。

姜敏淑，是个朝鲜族女人，不高的个子，但完全长着一张鲜族人那样圆圆胖胖的脸，她的五官很端正，待人总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她是来到这个农场中最早的一批农牧工（属于当地的下乡知青），当我还没跟小姚好上时，是她常帮我换洗衣服被褥的，我总亲昵地叫她大姐。大姐的歌唱得相当的不错，尤其是那首《鸭绿江畔》的朝鲜歌，她每次唱我每次都是那样的爱听，也每次与大姐的关系好像更亲近了许多。我后来加入到农场的宣传队，也常学着大姐唱这首歌，但总是感到没她唱得好听，这更使我常去向她请教，久而久之的，我俩也就这样真正地在农场以姐弟相称了。对于这种如同亲姐弟般的关系，作为一个从小到大都是独自一人生长在父母怀抱里的独子的我来说，对于这种情感，一直到了现在也没能再找到有这样的感觉了。

大姐她一直没有结婚，这其中我还真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一次，正好无意中与她谈起类似的话题，我曾问她这是为什么，可她只是长长地呔了一口气而啥也不肯对我说。但从她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这段往事有着不堪回首之感。可后来我听说她与农场的回族兽医有过一段真情实意交往的历史，但最终为啥没能如愿，这可能只有老天知道了。

那还是才近几年的事了，也只是听一位顺道来杭州的，当时也是我那个农场的山东人告知，大姐后来调到鸡西市工作了，说是在那里与一个在煤矿上工作的人结了婚。

马波是我农场唯一的一个兽医，回族人，他算得上是全农场最有文化的人了。虽然，我们这些在大城市里上过初、高中知青的到来，也称得上是有点文化的人了，但毕竟他是从比我们高一等的专业学校毕业出来的专科生，现在又是专业对口，也是农场唯一的一名兽医。他长着一个男子汉的标准身材，长相也挺耐人寻味的。但他很少说话，就是说了也是那样轻轻的，慢条斯理的，处处给人一种很有学文，很老练的感觉。也许是我与大姐的这层关系吧，他也很喜欢同我在两人情况下交谈。他抽烟很历害，因那时我也抽烟的，两人常抽得兽医室里乌烟瘴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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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18

人心需要人心暖，
到处都会遇亲贤，
鲜族大姐回族兄，
令人难忘记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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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里的农牧工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马医生，有时农场的工人们遇上急病时，他也代为看看。我有一次在半夜突然胃痛得在坑上打起了滚，就是在他的诊断之下打了两针“安痛定”才好的。马医生好像也是属于下乡知青这一类的，但他的真正身世就连大姐也不怎么清楚，只知道他的老家在宁夏，但从未见他说是要回家去，或是有什么亲戚朋友来看他。

后来，听说是大姐去了鸡西不久，他也调离了农场，至今再也没了他的一点消息。

第三人的名字叫杜景宝，此人可是个在全县颇有名气的人物。他虽是和我们一样的汉族人，但在他的骨头里却蕴藏着一般人所没有的那么一股子劲，也就是这么一股子劲，他办起任何事来好像从来还没有难倒过他。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用公款走南闯北地办事，但总能让领导找不出一点毛病而好不自在。有一次，农场让他想法去采购一台“解放牌”大货车，他也就在全国各地跑了一圈，哎，费用到是没少化，但硬是把一台拼装成的大货车给开回家来了。在农场，我们都称呼他叫杜哥，因他的年纪最大，而且在他们这批虎林下乡知青当中也只是他已成了家，并生有一子名叫国庆。

杜哥头脑确实很聪明，他特喜欢与我们这些杭州知青相处，时间长了，他不但能听懂全部的杭州话，而且也大部分能像摸像样的和我们那样伸直了舌头把它讲出来。杜哥还特爱玩女人，每当出差在外，他总是设法要搞上一个，他说这是在年轻当学徒时被他的鲜族女师傅教坏的。

1995年，他在东北搞木材生意亏了本，为了躲债与养伤跑到了杭州找到我与阿毛，在后来的一年多里，我们三人还一起搞了一段时间的服装生意呢。可他是一个不是很安份的人，不久，他又独自一人说是跑到宁波去做水产海货生意了，如今就连他也断了音讯。

我想念东北第二故乡，怀念农场这几位好友，我多么想再能踏上这块曾让留下了泪水与心醉的黑土地呀，去看上一眼那曾熟悉的山山水水和启蒙教我走上人生道路的东北老乡啊！            

 

    2002年9月25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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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19

百姓中间有能人，
给人印象总很深，
到处游荡到处闯，
一生也不得安宁。

   

    班     长     情

 

       —— 支边回忆录　之九

 

在我刚满20岁的那一年，已经在当年号称北大荒的农场“屯垦戍边”整整两个年头了。那时，我是一名农业排里的班长，班里有18名杭州老乡和当地的知青。而后来才分到我班的两名山东人里，这其中有一位让我至今久久不能忘怀。  

只记得他姓宋，不高的个子，黑瘦的方脸，年纪不到30岁，是个复员军人。在工作接触中，我慢慢地才知道，因山东老家实在太穷，他才不得不舍下妻儿，像早年祖辈那样“闯关东”来了。他在部队里担任过班长，带兵的经验远比我这个“土八路”强得多。从他来到我班以后，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与问题时，我总会悄悄地找他商量，久而久之的，我俩就成了好朋友，从此，我也就把他视为心中的班长。也就因为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年，我们这个班不管连队（当年备战的需要，各农场场部均以连级单位称呼）交给的任何艰苦工作——脱坯烧砖、上山伐木、放炮采石、割大豆与小麦，我们总是完成在全连的最前面。在那年年终评比时，我班被评为全农场的红旗先进班，我也因此而被选送到虎林学习。

半年后，已被我推荐当上采石班班长的他，带领着全班数十人马（一个加强班)，驻扎在离农场百里之远的一座名叫“石青山”的大山脚下的兴隆大队。他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在这荒山上开山建路、放炮采石，提前完成了连队搞基建所急需的各种规格石料，并多次受到连部的表扬与奖励。

然而，不幸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了，就在完成连队事后增加的最后几车石料的开采中，他在一次排除炸石不响的哑炮过程时，也许是过于自信，也可能是此次哑炮不响的时间超出了常规，在他照样是亲自排除那柱哑炮时，哑炮却突然“轰”的一声炸响，把他整个人一下子炸飞上了天……

记得就在他去世没多久，我就接到调回杭州的调令。在回家的列车途经山东时，我曾几次想下车去探望他的妻儿，但最终考虑再三还是没去成。

30余年过去了，我至今也没有机会再回到那4000多公里之远，曾生活与工作过的地方；去到连队的西山，看望那为他堆起的土坟（其实只是生前用过的一些物品）。

愿此文化作一只飞翔在蓝天上的白鸽，去到那遥远的地方，去告慰我心中的班长，永远的班长。

 

 

    1998年11月19日初稿    2002年 3月22日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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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