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当年北大荒

劳动间隙猛复习，

高中内容掌握齐，

谁知当年考初中，

只好重新来努力。

（续二十二）我的竞争对手只有两个，其他人不在话下。一个是新兴中学的黄铁岭老师，初中文化。另一个是红光二队的孙洪器，67届高中生。对于文化考试，我有信心一争高低，怕就怕黄有姐夫（公社董书记）作后盾，幕后干预。还有，孙曾经是鄞县红代会成员，横溪中学红卫兵“反逆流”的头头，笔杆子。辉煌的造反经历，为他赢得不少“金粉”。

考试在新兴中学举行，金也参加了，权当实战演练。牛士昌亲自监考。上午，语文，数学一气考完，下午分数就出来了，我略胜孙一筹。新兴中学数学命题组为了增加大专，中专考生区分度，试卷难度系数适度提高，使得黄老师等其他考生分数远远落在后边。牛士昌当即宣布让我参加大专考试，并不无遗憾地对洪器说：“老孙，很抱歉，你只能去考中专了。”孙问牛：“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一年，怎么办？”“这个好办，让公社文书把你户口改一改就行了，” 看来，我的担忧是多余的。事后，老牛透露，公社领导也有意让更优秀的人才参加考试，考上了，也是新兴公社的光荣，多多益善。

晚上，我和金在红光小学办公室填考生登记表。我根据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如实填写。家庭成分：小商，清理阶级队伍时，曾怀疑为漏划地主，经审查，仍为小商。金拿着表格，迟迟没有落笔。按真实情况填写，肯定过不了政审关，上大学也没指望。避重就轻，隐瞒真相，会不会识破，还难说。

“你父亲究竟有哪些问题？”金犹豫片刻，环顾四周，确信没有外人偷听，才低声告诉我：“在黄维兵团司令部当过康乐股股长，黄维的夫人也是路桥人，沾点儿亲戚关系。”“什么军衔？”“中尉。”“还有哪？”“还当过青年党杭州市市党部宣传部长。”“还有哪？”金嗫嚅着，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咬着牙不肯再说了。“够了，凭这两条，就够得上双料历史反革命，甭说考大学，你的政治生命，前途也彻底完了。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块黑土地上没人知道，知情者在七千里外的鄞县，黄岩。招生办只能以知青办简单的档案作依据，没时间去调查。为了你我的前途，利用这个时间差，空间差，再隐瞒一次吧！上帝也会原谅的。”听了我一席话，金在父亲职业栏写上：自由职业者，政治面貌：无。

脱颖而出成绩高，

领导公正大专考，

填写表格犯了难，

似是而非保一道。

        （续二十三）1973年，桦南县招生指标中有一大亮点：浙江大学招工民建一名（男），杭州大学招生物系一名（女），都只招浙江知青，本地考生无法企及，成了浙江知青内部竞争。这无疑是重大利好消息，能离家近些，还有什么说的？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其他名校都没有如此吸引力。应该拼力一搏了。我在第一志愿表填上浙江大学，金填上杭州大学。第二志愿，我和金都填了东北石油学院采油专业。招生办只要求填两个志愿，但下面还有空格，于是又填了第三志愿。我填了个东北林学院林业加工机械，金填了黑龙江大学物理系。

        几天后，已经调到教室进修学校任教的大朱传来消息：考试日期在7月初，考场在桦南一小，远道考生可在进修学校住宿。考试采取开卷考。我的竞争对手还是两个：庆发温州知青林泽强，梨树宁波知青林强华，都是老高三。所幸，他们都没有填报浙江大学。

        考试如期进行。其间，我也不复习了。开卷，又是初中水平，没有必要。抽空与温州考生、进修学校老师还杀了几盘围棋。不出所料，政治试卷有“八届十中全会”的基本路线内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还有林彪代表了什么路线？语文试卷的作文题是《在三大革命中成长——记一个先进青年》。由于事先做过范文，我把水利工地的亲身经历顺势写出。数学题更简单，时间不到一半，都做完了。我和金对过答案，数学完全一样，语文，政治基本一致。

        考试结束后，牛士昌把本公社考生留下开了个小会：“这次考试我发现一个问题，咱们公社考生都是白板一块，一个党员，团员都没有。不像人家别的公社，有党、团员，有复转军人，先进模范。你要考分高一点，还好一点，假如考分差不多，你就比不过人家。别小看了这党票，团票，平时里，当农民，都一样苦力干活挣工分，没什么区别。每逢参军，招工，提干，考大学，有这玩艺儿，就高看一等，能先走一步。就好比同样一百元钱，压在箱子里，一年，两年，还是一百元。放在银行里就不一样，多少能产生点利息。什么叫出息？这就叫出息。所以，我希望各位今后都能入党，入团。现在整党，整团已经结束，组织生活恢复正常了。都努力争取吧。”

        （续二十四）7月21日，考试分数出来了。教师进修学校有人参加了阅卷，大朱在第一时间报告了成绩：我和金都是政治：甲，数学：100 。语文我考了93.5 ，金考了92分，分别名列第三，第五。前两名和第四名被京津沪知青夺得。孙也在中专片考了第一。消息传来，新兴公社，红光大队轰动一时。我们为宁波知青长了脸，也为公社，大队领导添了光彩。就连祁胖子也逢人夸上两句：“到底是老高三，墨水没白喝，我老祁没看走眼。邬，好好学吧，赶明儿回来，把咱公社都改成水浇地。”

        离浙大，杭大只有一步之遥了，但是，录取通知书到手之前，举杯庆祝还为时过早，毕竟生杀大权还掌握在招生办手里。祁胖子也给我提了个醒：“‘草鞋快要换皮鞋’了，该溜须得溜须，不近不离地，到县政府去套套近乎，别窝在家里，‘傻老婆等苶汉’，弄不好等一场空。你瞧瞧人家温州青年，多会来事。”

        温州市场经济发达，温州知青的公关活动能力确实强。率先上调当工人，教师的，多数是温州人。桦南县化肥厂筹建招工时，温州知青招得最多。化肥厂筹建办给出奖励办法：谁能解决一台机床，就给两个招工指标。两个温州知青在老家捣腾来一台二手牛头刨，换几个配件，喷上漆，贴上新铭牌，拉到桦南，当新设备卖给厂里。摇身一变，成了国营厂工人，还小赚一笔。不久，又“曲线救国”，通过商调，调回到老家。

        宁波老话“天下十八省，马屁不穿帮。”可惜我脑后只长反骨，没有媚骨，只知道老老实实干活，溜须拍马的事从来没干过，也不会。不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也觉得该去县政府探探虚实。周六，我与刘刚换成了晚班，倒出空骑车进城去了。

        （续二十五）穿过桦南镇，是一条大濠沟，一溜大下坡，接着一溜大上坡。到了坡顶就是小日本留下的军民两用飞机场。飞机场已长满了衰草。满洲国时期，小日本用它侦察，打击抗日联军和苏联红军。东部山区盗采来的沙金也从这里源源不断飞运日本东京。飞机场北面留下一座黄色五层楼房，成了现在桦南县革委会，县党委办公楼。一层楼房中间都是长长的走廊，南北两边是办公室，资料档案室，还有一间会议室。一楼右拐朝南第一间是知青办，里面的人大多熟悉。再往里走到底是文教科，招生办，从未去打过交道，只知道为首的姓李，姓黄。我向一位姓赵的办事员证实一下自己的考分。赵说，你们红光的都考得不错，有门儿，回去听信儿，等录取通知吧。从赵那里得知，省招生小组住在桦南宾馆里。

        1972 年招生结束后，桦南县考生告状信接连不断。省招生办经过调查，发现了不少徇私舞弊，走后门行为。为杜绝类似事情再次发生，1973年，省里加强了合江地区招生小组力量，特别是桦南县，派来了三个人（其他县只有一，两个人），并由小组长，一个姓王的黑龙江大学女老师坐镇桦南。

        从飞机场到火车站的道南，有一排独院小平房，就是桦南县宾馆。省招办的人正在开会，总台服务员在门口挡驾，谢绝打扰。既然来了，不能白跑一趟，等着吧。在门外有树荫的马路牙子上，我垫张报纸，坐下休息。一个本地青年挎着军包在宾馆门口徘徊良久，也朝我这里走来：“您是浙江青年吧！找省招办的？”“不错，我姓邬，新兴红光的。”“哦，邬大哥，你们红光考得真不赖，状元，探花都跑你们那儿去了。”“你是？”“我是本地考生，姓韩，阎家岗人。这次报考了哈师院中文系。我喜欢文学，写了一篇关于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小说稿子，想请省招办老师过过目。”韩取出厚厚一叠文稿递给我，我随手翻了翻，字体工整，语句通顺流畅，但没有心思深入细看。韩去年没考上，今年若再考不上，明年继续考。韩说：“在招生办，我也和你们一样，没有熟人。就靠自己考出好成绩，再就是碰运气了。你们浙江的教育水平本来就比俺们高。本地老高中多数成家，没资格考了。剩下的老初三都没几个，和你们比，差远了。这次考试成绩前30名基本都是浙江青年和京津沪青年，把本地考生都挤兑到末后尾去了。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威胁。”说话间，已晌午时分。我提议去小饭店垫巴垫巴，韩说：“不用了，我带了干粮，一起吃吧！‘转轴干粮’，还有黄瓜，顶花带刺的。”韩递给我一看，“转轴干粮”原来就是烀苞米棒，还温乎乎的。

        午饭后，省招办继续开会。不过在总台服务员那里留下了话：明天上午接待来访。

考试成绩很理想，

大家心情都欢畅，

为了保险进城去，

期盼接待心中慌。

        （续二十六）星期天，金也休息。上午我骑车驮着她一起来到宾馆。来访者络绎不绝，接待我们的王老师是黑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名翌昕，明日黎明的意思，和我家的商号“曙生”意思贴近，感觉是个好兆头。这是一个身材高挑的中年妇女，和蔼可亲，长相有几分像电影明星王晓棠，但更像我老高一同学周时奋的老婆序珊，彼此间的心理距离一下子拉近不少。王老师让我们在房间里坐下，拿出笔记本，倾听我们诉说，省招办另外两个一老一少，分别是省粮食学校和水利学校的老师，在一边旁听。

        “王老师，我插队已经四年，金在老家黄岩插队三年，又转到红光大队一年半。若不是去年遭灾，说不定一起成家了。今年，遇上最后一次高考机会，我俩有幸接受祖国挑选，这次考得还可以。今天找你们，没有别的意外要求，如果合格的话，希望你们要末一起录取我俩，要末统统别录取。如果只录取一个，我们宁可选择放弃。将来两地分居，麻烦事一大堆，户口，工作调动，养小孩，困难实在太多了。”

        “你们的想法可以理解，只要不违背原则，我们尽量给与照顾。但我不能保证满足你们的要求，四种情况都可能发生。个人志愿要服从国家需要，录取了，不管录取几个，都应当高高兴兴去。留在生产队干活，同样是革命工作一部分。至于今后两地分居，随着城乡差别消除，会逐步解决的。京城，省城不好进，佳木斯，桦南县县城还是比较容易进的。”

        谈话不到一小时，我们告辞了，其他来访者迫不及待挤进来。其中有人反映，县里某些领导干部子女，下乡后没有参加过一天劳动，有的甚至伪造插队经历，串通公社、大队干部编造推荐材料，也参加了考试。省招生小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离开宾馆时，我意外发现总台服务员像“克格勃”一样，对造访者名字，来访目的，来去时间，悄悄地记录在案。显然，她们在监视考生，更在监视省招生小组的一举一动。谁在幕后指使呢？

招生老师很随和，

服务台上有纠葛，

心愿不知能偿否，

目前还是很忐忑。

        （续二十七）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由来已久。一百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高喊“农业救国”，以为改造落后的农业，能达到富国强民，但是，内战不断，政府腐败，谈何容易？同样，由于体制，资金，技术，经营机制的制约，千百万知青空怀一腔热血，无法改变农村落后贫穷面貌。参军，招工，招干，跳出农门，改变自己命运，成了每个知青追求目标。考大学，更是个绝好机会。即使有志扎根农村的青年，也希望借此深造一番，获得新的知识与技能。

        省招生小组代表国家选拔后备人才，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考生。按照招生章程，年龄25岁以下，身体健康，工作（劳动）两年以上，表现良好，经基层组织推荐，文化考试，都有条件成为工农兵学员。按科举时代延续下来的惯例，从高分到低分录取人才，顺理成章。省招生小组更看重知青中的老高中生，一则他（她）们的年龄已经接近报考的极限，二则他（她）们的考试成绩，文化底蕴非同一般。1972年，首批多数只有初中文化，甚至高小文凭的工农兵学员已经让大学教授们大大伤透了脑筋。所以，1973年，省招生小组尽可能招收老高中生。

        对于县招生办来说，按分数录取，等于把绝大多数本县子弟挡在大学门外，这是无法容忍的。怎样才能抛开分数，把名次靠前的浙江知青挤出去呢?唯一的“杀手锏”是政审，走“阶级路线”，这是一贯的，不成文的游戏规则。

        文革前，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三代“根红苗正”的，可录取机密专业。其他劳动人民子弟可录取一般专业。四类分子子弟降格录取或不宜录取。家庭中有被“镇压，关押，管制，批斗”的，不予录取。

        阶级敌人范畴包含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1957 年后变成“黑五类”，增加右派分子。文革前又变成“黑六类”，增加投机倒把分子。文革开始又变成“黑九类”，增加叛徒，特务，走资派。文革中又增加为“二十二种人”（公安六条）。阶级敌人的队伍不断扩大。家庭问题是浙江知青的软肋。大部分在桦南浙江知青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都有这样那样问题，十分复杂。即使根红苗正的，家里也至少出了个“走资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