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革时期的爱情》（书信体长篇小说）

 

 

5月20日记：

这两天，爸爸的情绪烦躁不安，常常没来由地发脾气。我妈这时也不得不忍气吞声让着爸爸，可她背后却偷偷地抹眼泪。

妈妈这一辈子过的日子也好苦。

我姥姥家在济南东郊一个叫刁镇的村里，家境贫寒，姥爷去世得早，姥姥一人拉扯一男二女。妈妈在三个兄妹中年龄最小，从少年就放羊挖野菜。十六岁那年正好爸爸所在的国军部队驻扎在他们村上，因生活所迫，姥姥将未成年的妈妈嫁给比她大九岁的爸爸。爸爸那时候是风流倜傥的青年军官，被认为是前途无量的。当时也没有什么聘礼，充其量也只是送给妈妈一只马蹄形的金戒指（因妈妈是属马的）。结婚仪式是举行的集体婚礼，地点选在济南市很有名的燕禧堂。妈妈这一辈子最荣耀的大概也就是这一回了。在那之后，国军节节败退，不到一年时间，爸爸就被解放军俘虏了。据说，我出生的时候正是爸爸在军官俘虏营受训的时候，妈妈在姥姥家坐月子还指望爸爸用军车去接我们母女俩呢。哪里想到，盼来盼去盼到1950年，去接我们的却是一个被遣送回原籍的、穿一身灰不溜秋衣裳的无业者。妈妈  抱着我大哭了一场。妈妈跟随爸爸回到Y城老家来，那时候爷爷已过世，家境破落，地无一垅，只有坐落在老城墙脚下的两间破土房，成了爸妈的安身之处。幸亏正赶上县文教科招收小学教师，爸爸和妈妈双双被录取。后来，妈妈因文化水平太低，难以胜任，不得已才调到供销社当营业员（因为一开始是小学教师出身，所以在供销社妈妈一直是干部身份）。妈妈是个刚强人，干什么都有股子犟劲儿。那时候供销社里女职员很少，妈妈为了不被人歧视，干什么都和男职工一比高低。十几年间，妈妈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多次参加县里的劳模表彰大会。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如果没有爸爸的冤案株连，妈妈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业务员的。可事与愿违，爸爸事出之后，妈妈随即被供销社勒令退职。从此之后，一家人断了经济来源，为了生活，妈妈又拾掇起缝纫活，为人剪裁衣裳，兼做自行车褡子、鞍蒙子、小学生书包、鞋垫子等，求小卖部里为之代卖，以此来换取微薄的收入，支撑一家人的吃穿用度。这七八年间，妈妈真是够苦的，成天起五更睡半夜，光是缝纫机头就磨坏了两三个，妈妈出的力真是没法说。这还不算，最烦人的是受人欺负。早先我在信中对你说过大小队干部对母亲的刁难，村里的其它缝纫同行对母亲的嫉妒。她们名义上是请母亲为她们当老师，目的是想拿着母亲当招牌，只等把她们教会了，生意好了，就一脚把我母亲踢开。这种“卸磨杀驴”的行径多少次把我母亲气得要死。

就在昨天下午，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情。公社驻常镇工作组里有个姓季的，这人以前与我妈认识，这次来到常镇打着为我二妹找对象的幌子一次次来我家骗吃骗喝。你知道，我二妹三妹年龄都不小了，婚姻问题迫在眉睫。因我父亲的影响，我二妹已被人家甩过一次了。在那之后，虽有几个上门介绍的，男方都是常镇村上的。我二妹在我们姐妹五个中长得最好，所以，在我二妹身上打主意的人也最多。可我妈恼坏了这个村子，宁愿把我们姐妹都嫁到天南海北最偏远的地方，也决不想跟这个村上的人家成婚。这个老季正巧又是介绍这个村里的，还说人家多么富有，多么有才干，小伙子长得有多出众。任他说得天花乱坠，都被我妈回绝了。可他昨天又来，而且是专拣晌午头来，来了就赖着不走。我妈把为爸准备的几个鸡蛋给他炒了菜，还专门到供销点里买了一瓶酒。这家伙吃饱喝足了还是不走，坐在我妈做活的对面，自吹自擂地数说着他是多么可怜我们家的处境，在某某场合某某当官的面前为我家鸣不平。言外之意，还是要我们感激他。我妈不是那种不识好歹的人，该感激的她总是千方百计感谢人家。即使是毫不相关的人，只要不歧视我们，我妈就要感谢人家的知遇之恩了。俗话说：“杯水之恩，涌泉相报。”我妈正是这样的人。可这姓季的家伙得寸进尺，蹬着鼻子上脸，越来越不像话了。他喝多了酒，坐在椅子上，往后仰靠着，把两只脚跷到我妈做活的缝纫机板上。嘴里叼着烟卷，两个鞋底一下一下地磕碰着，一副专横跋扈的样子。当时，我和二妹正在里间屋里锁扣眼，对外间屋的一声一动都听得真真切切。我实在是忍受不下，几次要冲出去把那家伙赶走。可我二妹死活拦住我不让我声张。她说，这家伙心狠手毒，文革中全指望打砸抢上来的，咱可惹不起他。我听出妈也是心烦到极点，而又不敢显露出来，还强打精神陪着说好话。我真替我妈难受。就这样，一直磨蹭到天黑，妈妈又拿出一个鞍蒙子和几双鞋垫子赔上，才算送瘟神似地把这家伙打发走。关上门回来，妈妈一头倒在床上哇哇大哭。我知道刚强的妈妈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她不把心里的冤屈哭出来是不算完的。一见妈妈哭，二妹和三妹，连年龄最小的弟弟五妹也跟着一齐大哭起来，一家人跟号大丧似的。

唯有我不哭。当时不知为什么，我哭不出来，我心里只有恨，只有屈辱。我觉得哭已经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愤怒。哭也是无能的表现。哭本身就是屈辱。

我来到爸爸屋里。爸爸虽然躺在床上，可他并没有睡着，隔壁屋里发生的事情，他一定会知道的。那时，爸爸正面朝里好像在读张贴在墙上的报纸。爸爸肯定是伪装的，他心里一定不会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心里好受。按说，最痛苦、最屈辱、最有负罪感的就是爸爸，而他又完全是无辜的。

法慧，读到这里，难道你不为我们一家所蒙受的屈辱而愤慨吗？

夜已深了，止笔吧。

 

父亲挨整太冤枉，

母亲受累辛苦忙，

几女牵连也受气，

令人难忍要发狂。

 

 

6月2日记：

爸爸的病情日渐沉重，我整天为爸爸请医拿药，侍候爸爸，忙里忙外，竟没时间也没情绪为你写点儿什么，你该不会介意的吧？

 

6月11日记：

今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一，正是麦收大忙的时候，妈妈、妹妹们都随社员一道下地割麦子去了，要不是爸爸病重，我也不会在家闲呆着。

爸爸的病况一天比一天加重。十天前开始出现周期性的腹泻，近日又出现腹水，通身浮肿。爸爸已清楚他将要不久于人世，神情变得异常忧郁，白天和晚上睡眠都极少，目光常是定定地凝视着一个地方，半天不动，像是在沉思什么。我很想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可他老是守口如瓶，一个字也不说。自我记事以来，爸爸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所以妈妈背后总是称呼我爸是个“死疙瘩”。

我想，爸爸内向型的性格可能跟他的整个身世有关，是后天形成的。特殊的经历才铸就了特殊的性格。而在我们众姊妹中一个个都是外向型性格（除二妹相比较而言稍微内向一点），这都是继承妈妈的遗传基因。由于性格的差异，爸爸就显得很孤独，从早到晚，都是他一个人独处。

这两天，我总是想和爸爸多说几句话，一是想帮爸爸提一提精神，名得他老是那么忧郁；二也是弥补我先前与爸爸勾通太少的缺憾。爸爸一生坎坷，肚子里一定有不少苦水，临死之前，让他往外倒一倒也是好的。无奈爸爸好似一个木头人，问半天也难得换出一句话。

 

6月13日记：

今天爸爸体温比平日高，达摄氏39度多。医生说：这可能是肝体局部坏死所致。又说：他活着的日子大概不会太久了。

打今天起，妈妈已张罗着为爸爸操制寿衣。一看见那些杏黄色的布料，我就心寒。莫非我爸爸真的就这样离开人世吗？

 

6月15日记：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一早就有卖粽子的在街上叫喊。我为爸爸买了两个粽子，把苇叶剥去，递给爸爸。爸爸似乎食欲很好，但也只吃了一个，另一个说什么也吃不下了。

 

6月16日补记：

昨天，爸爸吃过粽子之后，接下来就腹疼不止。疼得遍体流汗。妈妈急得呼天抢地，一连声地埋怨我不该让爸爸吃粽子，不是粽子不好，就是吃粽子撑着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后来请来了医生，医生说：这是爸爸病灶恶化的表现，大约是癌体扩散，影响到胸腔、腹腔疼痛。这和粽子关系不大，如果说有关系的话，也只能说是诱因，或者是巧合。这才算为我解了围。

今天，爸爸精神好一点，说的话也格外多。他说：他年轻时也是渴望进步、向往光明的。他说“七七事变”那年，他曾参加过当地的救国救亡运动，还曾为抗日前线的军队搞过募捐，他有爱国热情，也是想报效祖国的。无奈，却投错了门庭。那时候，他也看出了国军的腐败，但是一旦进入了那个营垒，就身不由己了。1948年8月在兖州被俘时，解放军首长看他年轻，又有文化，曾三番五次劝说他加入解放军行列。可爸爸一心想回到老家去，一切从头做起。假设当时爸爸就参加解放军，那么后来这几十年肯定会是另一种境况。爸爸说，他自己并不后悔，历史是不容许假设的。他说这是自己的认识的局限性，这是怨不得别人的。他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对自己的历史毫不隐瞒，本想没什么大碍，却想不到一场文化大革命会形成这种局面。说到这里，爸爸已累得喘不过气来了。

今天是我回家一个多月来第一次见到爸爸这么亢奋。我担心这样会加重他的病，所以我劝他把情绪稳定下来，有话明天再说。

 

6月17日记：

今天上午，爸爸吐了几口血。妈妈吓坏了，赶忙请来医生，医生诊断为胃出血，是肝癌后期的并发症。

 

6月20日记：

爸爸接连吐了几天血，身体越发虚弱。浮肿的脸毫无血色，黄得像一张火纸。妈妈提出给爸爸输血，医生说，到这种成色了，输血也无济于事。但那也不能眼看着爸爸等死呀！

到目前为止，为了给爸爸打针、吃药，家里所有能变卖的东西几乎都卖光了。包括几十年前爸爸送给妈妈的那枚马蹄形的戒指，家里养的老母鸡，还有弟弟妹妹没穿破的旧衣服，全都拿出去卖了。下一步就只好借了。妈妈一生刚强，从来没向人家张口借过钱，可是为了爸爸，她准备明天就进城去，找她过去的老同事想想办法。

这时候，我只恨自己无能。如果能卖血的话，我甘愿以自己的血液换钱为爸爸治病。

 

6月23日记：

昨天，爸爸精神又好一点，差我到大队卫生室为他找几张《参考消息》看。看报的时候，他破例抽了几口烟。一直到夜里，爸爸精神还好。妈妈要替我守夜，爸爸不让，他说他有话要对我说。

开始，爸爸问我：今天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第几个年头了？

我说：该是第七年了吧。

爸爸说：他长期处于运动之外，本不该谈论时局。可中国有句古语：“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有些想法将来也许会得到验证的。他说，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本该是纯粹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可后来演变成权力之争，动辄整人，跟原来的初衷相悖。现在问题出来了，一是多方树敌，积怨太多；二是经济上伤了国家的元气。

爸爸说：国不富，民不强，焉谈政治？将来无论哪些人当权，首要的必须发展国家实力，才是正着。

爸爸还说：现在的人都戴着甲胄，敢于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爸爸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到爸爸眼里闪着光华，一种睿智的光华。我忽然回想起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也就是我们正在上高二高三的时候，我每次从一中回家，爸爸都非常关切地问这问那，问Y城城里的消息，问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那时候，爸爸正当着公社中心校的校长，权力虽然不大，但他对当时正在探索中的中小学教学改革是非常关心的。有一次，我对爸爸讲起我们一中借全县招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的时机，学校号召我们走出课堂，到大会代表住宿处为代表迭被子、洗衣服、扫地。爸爸听了很生气。他说：如果把教学改革仅仅局限在为贫下中农做好事上，那就把教改庸俗化了，是非常要不得的。他说：有些人就会投机取巧，专投上级所好，搞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殊不知，这样搞的结果既扭曲了教改，客观上又误人子弟。那时候，爸爸精力旺盛，气冲牛斗，总想把他管辖的教区小学办成第一流的。但是正当他全心全意关注教学改革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还没来得及看清形势，就一下子被打倒了。

最后，爸爸谈到他自己的事，他说：“我的事是政策使然，不是哪一个人造成的。要解决必须靠上头。”

爸爸对我说：“你受的教育多，又是姊妹中的老大，将来能为我申冤的也只有你了！”说这时，爸爸眼里汪着泪水。

我忽然觉得爸爸的形象并不是以前看得那么猥琐，而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觉悟的人，是现实对他太不公平了，是现实把他的性格扭曲了。所以，将来，如果我有能力，我一定为爸爸鸣冤叫屈，为爸爸的身世争个清白，不达目的，我决不罢休！

 

老父病魔缠身重，

最后时日接近中，

忽然振作详说话，

竟是遗言托付通。

 

6月27日记：

连日来，爸爸的病情加重，时有高热，持续不退。医生只能采取对症治疗，疼痛厉害时，就注射杜冷丁，发高烧时就打退热针。

看着爸爸那痛苦难熬的样子，我又不能对他有任何帮助，我心里非常愧疚。假如疼痛能够替代，我情愿替爸爸受苦受疼。假若人的寿命能够借支，我情愿把我的年华转让给爸爸，让他能活到为他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7月3日记：

近日爸爸精神倦怠，嗜睡，即使大白天也睡个没完没了。对比前些天那疼痛时的煎熬，这样似乎要好一点。但是医生说：这是深度肝昏迷的表现，估计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法慧，此时此刻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么痛苦。以前我不了解爸爸，只是盲目地恨他、嫌弃他，现在，当我真正能够理解爸爸的时候，他又要带着不白之冤默默地离去，而我又不能帮他做任何事情。我心里能不痛苦吗？

当这一切都不能如愿的时候，如果能让我在父亲病榻前多服侍一些时日，对我这个做女儿的来说，至少也可以让我心里多留一点点慰籍吧？而连这也不能，岂不让我更加痛肝裂肺吗？

我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祷告：爸爸，您能谅解女儿吗？

 

7月7日记：

今天天气燥热。

爸爸已有三天汤水未进了，只是一味地昏睡。即使在睡梦中，爸爸也必是痛苦的。这从他那身上肌肉的颤动和面部神经的痉挛可以看得出来。而且每隔十几分钟，爸爸便深深地叹一口气：“唉——”，听那声音，仿佛平日里要做什么事情而没有办成时发出的那么一声叹息。……

 

7日晚又记：

爸爸终于去世了。

从黄昏时分，爸爸就进入弥留状态。呼吸越来越紧促。妈妈赶紧把姊妹们叫到床前。约摸到掌灯时分，爸爸挣扎了一下，像是要翻身的样子，接着睁开眼，迷迷蒙蒙的目光，依次在我们脸上浏览一遍，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爸爸那一刻的复杂眼神描述出来，那目光里既有平日的愧疚和乞怜，又有对我们难分难舍的依恋和惜别。

最后，爸爸把目光停留在我脸上，放在胸口的手动了一下。我赶紧把手伸过去，爸爸握住我的手，张开的嘴唇翕动着，但是已发不出声音。我不知爸爸要说什么，只是从那迷茫的眼神里读出来，大概是重复说我是姊妹中的老大，一切都指望我了。我一时哽咽，不知说什么好。妈妈先哭了。妈妈的哭声仿佛为我们姊妹们撬开了恸哭的闸门，姊妹们全都失声痛哭起来。就在这哭号声中，爸爸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现在已是深夜或是8日的凌晨，爸爸已穿好寿衣、覆盖着白色的蒙脸纸，平躺在灵床上。灵床前头置一盏长明灯。此刻，我就是一边守护着爸爸，一边凑着长明灯的光照为你写下这些文字。我身边还有三妹和小弟。妈妈怕我一个人害怕，让他们陪伴着我。其实我不会害怕，爸爸活着时是爱我们的，即使死了也会对我们怀着一片爱心。我为什么要怕呢？现在，最遗憾的是，爸爸已听不到我说的话了，如果他能听到，我愿意把我心中好多的话说给他听……

 

7月15日补记：

法慧，这几天光为爸爸的后事奔忙，到今天才算抽出时间为你写点文字。

爸爸去世后，为爸爸遗体的安置，我们又犯了难。爸爸的出生地是在Y城西关。那里现在已无人，几个兄弟早已离世，几个侄儿也不知所向。原先的祖茔早被前几年农田规划时给铲平了。既然没有了坟地，便无处可安葬。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以新式丧葬法——火化。最初去火葬场联系的时候，因爸爸的政治身份，火葬场不予接受。后来，又伪称爸爸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发不起丧，所以申请火化。火葬场这才勉强接受。

陪同爸爸遗体前去火化的只有妈妈一人。我和姊妹们被迫留在火葬场的大墙外面。当那耸入云端的烟囱冒出袅袅青烟的时候，我们姊妹们号啕大哭。我一边哭泣一边心里祷告：如果人死了之后当真还有魂灵的话，我希望爸爸的灵魂能顺利地抵达天国。以爸爸平时的为人和坦荡的襟怀，他应该得到在人世间所得不到的安宁。

爸爸，您安息吧！

从火葬场回来的路上，最年幼的小妹忽然问：“没有爸爸了，我们家就不会再受欺负了吧？”

一句话，问得妈妈和我张口结舌。可爱的小弟小妹，你们哪里知道人世上的这些深奥道理？我和妈妈又怎么能用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呢？

的确，爸爸去世以后，在家里，我们老觉得少了什么。以前，有爸爸在，他那高高瘦瘦的身影不时出出进进，尽管他无论干什么都是默默地，悄悄地，很少弄出声响，但我们心里都对他怀着一肚子怨气——都是因为他，搞得这个家不像家，人不像人。现在，没有爸爸了，这一切该随之消失了才是。可是，不然，爸爸人不在了，爸爸的影响依然存在，好像爸爸的幽灵不散，爸爸的阴影依然笼罩在这个家庭的上空，依然渗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坎里，挥之不去。

我下决心要为爸爸的冤屈辩白，了却爸爸的宿愿。从现在开始，我就要着手这方面的准备。首先是筹集路费。爸爸生病期间，妈妈去城里同事那里借了五百块钱，我们得想法子把这份债还了。然后，再积攒钱做为将来上访的路费。

经过几个月的磨难，我妈又消瘦了许多，眼皮浮肿，下边的泪囊特别突出，鬓发也骤然白了许多。

为了安抚好妈妈和弟妹们，我在家里多住了几天。现在，我必须再回到林集牧场去，为挣那三十块的临时工钱而去。我一去，妈妈自然又劳累些，也孤单些。她本心里想留住我，但又说不出口。

今天下午，我已偷偷地收拾我的行囊，明天一早，一家人又要洒泪而别。写到这里，我的心又格外难受，这泪水又一串串流淌下来。

法慧，这个记录我半年来生活经历的小本子权且留在家里，将来由我妈转交给你。——顺便说一句，你以前写给我的全部书信，包括从新疆带回来的，都全部装在一大牛皮纸袋里，悉数由我妈保管。

你还是不要给我写信，邮递员是不上牧场去的，你寄了信我也收不到。有话留待以后再说。

再见吧，法慧，祝你各方面都好！

也祝你全家好！

                                                              雁琳

                                              写于1972年7月15日深夜

 

老父含恨闭眼去，

火化都得编歪理，

雁琳决心要申冤，

今后历程更不易。

 

129、卢法慧致肖雁琳

 

雁琳：

伯父去世的噩耗，我是最近才听荣宝芬告诉我的。

对于伯父的去世，我和你同样悲痛。

伯父的一生非常不幸。少年丧母，青年历经坎坷，虽曾有过抱负，但又错投国军，十几年的戎马生涯虽无重大罪孽，但客观上是走向人民的反面，致使他的后半生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挨整挨斗，受尽了体罚和凌辱，而且株连家庭及其子女。这对于一个头脑冷静的男人来说，压力是无法比拟的。漫漫七八个寒暑，伯父之所以能挺过来，也多亏了他的沉默和顽强，否则，早就自暴自弃了（社会上那些耐不住折磨而自缢、自溺、跳楼、服毒……的还少吗？）。然而，好比一支蜡烛，自身的能量总是有限的，哪能经得住长年累月的煎熬，能量耗尽了，自然也就油干灯灭了。

伯父的去世对他本人来说也许是福分。以佛家的学说解释，人的死便是超生，人生好比是苦海，人死了就是超度苦海，到达了“西方极乐世界”。那里自然是“无成分论”的，人人平等。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对伯父的死就不要过分悲痛了。

晋代诗人陶渊明在《挽歌辞》中说道：

 

                   亲戚或余悲，

                   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

 

人死了之后，能与山阿同在，这也就不错了。中国有句古话，叫“视死如归”。其实，说白了，死就是归，就是回本到出发的地方去。人活一世，任是再荣耀、再显赫，抑或是再穷困、再潦倒，九九归一，最终都是“撒手人寰”，回本到原始状态，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异。从这一点说开去，人活着的时候其实就没必要苦苦地奋斗和抗争，一切都是徒劳。这正如我们在高一数学课上学的解三元一次方程组，结局（答案）既然早就定了，费那么大劲儿解析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说来说去说玄了。

你留给我的小本子，我是流着泪读完的。你这半年来的流放生涯令我发自内心的同情和怜悯。你真是太不幸了。

半年多来，我天天盼你的来信，几乎是望眼欲穿。有几次我打算乘车去林集牧场找你，又惟恐你顾虑太多，惹你不快。我也想冒冒失失地向牧场发信，一是担心你收不到，二也怕你恼怒下来，怪罪我大逆不道。因此，我写了撕，撕了再写，多少相思耗尽，空有一腔情。我内心的孤独与谁诉说？说真的，那时，我真真是恨你恨得咬牙切齿！

看过你的小本子之后，我又释然了。一切的怨恨和烦恼都被你那凄切哀伤的倾诉而化解了。我能体谅你彼时彼地的心情。

而这封信，我是经过了再三斟酌之后才寄出的，并且在信封上恳求邮递员一定亲自送到林集牧场。如果因此给你招来某些不便，我也只好俯首向你赔礼道歉了！

我极希望能恢复我们的通信联系。我再也不能这样孤独下去了。

平心而论，你不是也深感寂寞、亟需交流的吗？好雁琳，就算我哀求你了，还不行吗？

                                                             Fa-hui

                                                   写于1972年8月2日

 

                            130、肖雁琳致卢法慧

 

法慧：

从投递员手里接到你的信，我又气又恨。我曾再三关照你不要给我写信，你还是不听。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情又被你打乱，莫非你还嫌我内心的苦痛不够么？你还觉得我超负荷的压力不足以唤起你的恻隐之心么为免却你的孤独而让一个遍体鳞伤的人陪绑，你好狠的心啊！

回牧场不几天，供销社的罗主任差人把我叫到供销社来，因为供销社的人事秘书不擅长写材料，让我为他“捉刀”。用官话讲，就是要我当秘书的秘书。可我仅是个编外临时工——别的临时工的工资都在工资表上，可唯独我的工资必须打白条领取。因此说，我在这里丝毫没有人的尊严可言，我仅是一个打入另册的人，是个黑人。如此而已。

我仅充当一个写文字的工具，有任务下来，就吩咐我到办公室照人家的指令抄抄写写。秘书是个半文盲，倒是党员、干部、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又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在供销社里很有实力。他分派我干什么，从来不用商量的口气，都是颐指气使，满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样子。我在这样的人手下，也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平时，除写材料之外，也为他们拾掇点儿杂活，比如：扫地，打水，来客人的时候为客人沏茶，都是侍候人的活儿。你知道我这种人的脾气，干侍候人的活极不称职，不要说心情不悦，就是脸上那三分笑，我也装不出来。怨不得在新疆时，秀芳姐说我是“小姐身子丫环命，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话算是说对了。

在这里没事干的时候，就派我到咸菜组跟工人帮忙腌咸菜，翻来覆去地倒缸。我的手就成天泡在盐水里。连日来，我的双手都被盐水蚀红了。现在我才知道，我在这里仅是个腌咸菜的日工，连供销社的职工家属都不如。

我很想念城里的那些同伴们。你见过老魏局长么？还有宣传队的周队长、刘忠、丽娜、玉兰等姐妹们，代我向她们致以问候。

你这半年来情况如何？如来信，只可三言两语，不要长篇大论，更不要信口胡言。这里人多嘴杂，万一被别人拆了信，又要招惹是非。

地址真实性就写“林集供销社咸菜组”好了，免得人家不知道哪里冒出来个肖某某呢。

祝你

一切都好！

肖雁琳

1972年8月10日寄

 

131、卢法慧致肖雁琳

 

 

 

131、卢法慧致肖雁琳

 

雁琳：

你既要我坦白交代半年来的情况，又想知道老魏局长及宣传队诸多姐妹们境况如何，这一切还必须在“三言两语”中完成。我可没那个本事，打死我也做不到。我认为，要么真个就是三言两语，说到哪是哪，末了来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要么呢，就是该咋说咋说，“听我慢慢道来”。二者必居其一。今天，我且择其次——慢慢道来，那就不管它是几言几语了。

先交代我自己：说我就离不开你，因为没有你的音信，所以我就成天价苦闷、寂寞、孤独、哀伤、彷徨，甚而至于凄凄惨惨戚戚，惶惶不可终日。

“强乐还无味”，“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两句诗最能体现我当时的心态。想见你而不得，只好埋头在艺术中寻求精神寄托。半年时间里，我先后临摹了美国佐治·伯里曼的《艺用人体结构》、贺天健的《水墨山水画法》，还有贺友直、华三川、刘继卣三人的人物连环画册。我在重点专攻中国画的同时，兼学西洋画法，搞了几十幅像模像样的铅笔素描，还临摹了几十幅粉画、油画，长进的确不小。今年麦收期间，我随公司组织的支援“三夏”工作队下乡，在农村搞了几幅麦收场景的速写，斗胆寄给省《大众日报》文艺副刊一试，居然有三幅给登了出来。这真是我始料未及的事。如此一来，更增加了我搞美术的自信心，没黑没白地临摹、写生、创作，简直入了迷。这半年时间，我酷爱美术达到发狂的程度，我觉得艺术殿堂正在向我遥遥招手：“来吧，小伙子，这里才是你的人生乐园！”

真的，雁琳，你不知道我对艺术是多么的着迷。我认为世界上不会有比从事艺术创作更高雅、更惬意的事情了。艺术万岁！我发誓，我要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艺术创作中。

然而，就在我酷爱艺术的时候，公司领导找我谈话，要我接替公司里的统计员工作。我听了之后如五雷轰顶。你知道，阿拉伯数字对我来说是最枯燥最乏味的了，说什么我也不想接替这个工作。经过再三推辞，公司领导暂时做了让步。但公司人员紧，美化宣传工作占不着一个专职人员，即使不干统计，也得干其它的兼职。言外之意，我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埋头于艺术领域。百货公司是搞经营的，可不是培养画家的温床。如此一来，我好比被泼了一盆冷水。我忽然明白了：这里毕竟不是我的安身之处，要想在艺术领域有所深造。就必须找到更适于我生长的土壤。到哪里去呢？文化馆倒是文人荟萃的地方，但我目前还仅是一名学徒工，还没有转正定级。上级有明文规定：在学徒期间是不能调动工作的。将来，即使转正定级之后，我也仅是职工身份，职工是不能调入事业单位的。怎么办好呢？近期我很发愁，为我现在的的处境忧心忡忡。

老魏局长现在仍在多种经营办公室，明确是一把手，其实没有多大权力。人人都知道老魏局长调离商业局是受人排挤，但又毫无办法。

你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各奔东西，老魏局长调离之后，好比是“树倒猢狲散”，宣传队成了空架子。我倒是见过刘忠、玉兰她们，生活得都不怎么如意。周队长听说被原单位派出去当采购员了，三四个月才回来一次，人瘦得跟螳螂似的，艺术细胞再多能顶什么用！                                     

曾见过几次荣宝芬，她每次都关切地探问你的情况。

好，说得太多了，早超出你的清规戒律了，就此打住。

                                                     爱你的：法慧

                                                  1972年8月15日

（又是农历的七月初七，作何感想？）

 

终于恢复通消息，

二人境遇差不离，

法慧总算有进步，

雁琳也算有出息。

 

132、肖雁琳致卢法慧

 

法慧：

收到你8月15日的来信。

你酷爱艺术是好的，但不要因为酷爱艺术而排斥其它的。当公司领导派你干统计工作的时候，你不应该推搪。哪有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呢？你怎么忘了你待业时是什么心情？那时候，随便给你点工作干，你也是求之不得的。可是到了现在，你地位一变，心就变了，变得挑三拣四了。我认为，你这样可不好。但凡有点工作干，也就行了。况且统计工作也是商业工作的重要一环，要干好它，同样是大有作为的。这是一。

第二，你不安心在百货公司工作，却想着文化馆好，当知道调动不容易的时候，竟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为你的处境忧心忡忡”。我想你该不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吧？你是什么处境？——得陇望蜀的处境。我是什么处境？你为我着想过吗？我工作毫无着落，连户口到现在还在那里悬着，我好比是一个黑人，不得不四处流浪，连落地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你就不觉得对我说这种话有点儿犯忌讳吗？如果说你故意用这种话来影射我、挖苦我，也未免冤枉了你。反正，你就不该说这种话，至少至少，不该向我说。连瓜田李下的忌讳都不懂。

你还是安心做你的工作吧！不管领导委派你做什么，你都要千方百计做好。不要辜负领导对你的期望。

你两次来信中都提到荣宝芬，她现在怎么样了？我倒是也很思念她。

你问我“七月七”有何感想，我什么都没有，心如止水。若说有，天天都有。只是习惯了，习久成自然，所以也就漠然了、麻木了。我现在没资格谈这类的感想，这你是知道的。

如无要事，就不必来信。

                                                           雁琳

                                                     迟复于8月29日

 

133、卢法慧致肖雁琳

 

雁琳：

你这人惯于耍弄手腕，你前头刚问荣宝芬怎么样了，后边接着就来“如无要事，不必来信”。在人家看里，你的鸡毛就是令箭，你咳嗽一声就是圣旨。什么“要事”不“要事”，你针尖大的问题，人家也当大事去办的，这“你也是知道的”。干嘛还要画了圈儿，引诱别人去跳，一旦跳进去，你又该板起面孔来兴师问罪了。这是你惯用的手法。我在这方面吃亏上当久了，“习久成自然，所以也就漠然了、麻木了”。有什么法子呢？这都是自找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埋怨也没有法子。

至于荣宝芬嘛，我也是略知一二。大概是今年的春节前后，荣宝芬进城办什么事情，在城里见到了郭良成，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就建立了恋爱关系。大约是二三月间，郭良成为荣宝芬争得了一个到师范学校进修的机会。说是进修，其实当时就把她的户口转到城里来。现在，荣宝芬仍在师范学习。郭良成经常去师范见她，她有时也到郭良成宿舍去。有人说他们已经订了婚，我问荣，荣却矢口否认。但两个人过往甚密，这是人所共知的。如果说荣为了感谢郭，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但他们有什么共同的感情基础，我却是不知道。令我惊讶的是，荣现在是那么热衷于穿戴打扮了，成天穿得雍容华贵，活像一个阔太太。——这足以证明我早先对她的估计是对的。

前信中我说了几句不乐意干统计工作的话，想不到引起你大发议论。你的两点论，前者类似于“两报一刊”社论，唱了一个高调；而后者似乎好像有点儿道理。然而，我又深感冤枉。我既视你为知己，有啥话不可直说。难道你非要我迎合你的心理，说那些虚心假意的话不成？你的处境我知道，但你总得承认各有各的难处吧。也不能因为林妹妹身世苦，整个贾府的人便都不得为自家的私事发一声叹息，否则就是影射，就是大逆不道的吧？

又见过刘忠、黄玉兰等，她们打算约定某个时间到林集去看你。我当然替你回绝了。我的意思是：你最好能抽时间进城来一趟，听说林集供销社最近刚买了部车，来往挺方便的。你如能来，与她们聚一聚，也省却她们集体去看你。那样兴师动众的更不好。

你说呢？

盼复！

                                                             法慧

                                                      1972年9月8日

 

                            134、肖雁琳致卢法慧

 

法慧：

千万千万别让刘忠她们来这里，我近期也不打算到城里去。我已给刘忠写了信，一并寄去，请你立即转交她。如她们执意要来，请你千万费心代我向她们解释一下，务必劝阻。拜托了！

前几天，我妈到林集来过一趟。自打我爸爸去世以后，我妈形同孤雁别鹤，整天孤孤单单。爸爸在世时，他们成天呕气，为一点小事也争吵不休。妈妈甚至拿爸爸当出气筒，连骂加吵，数落一阵，把肚子里的窝囊气发泄出来，算完。自打没了爸爸，妈没处发火，儿女们又都心里不痛快，一个个没好气待她，所以几乎把妈妈愁出病来。

加之几天前，有供销社跟我妈同时退职的人找她，联络她一起到北京上访。既为我爸爸的历史问题，也为她自己的不白之冤。妈妈拿不定主意，来林集与我商议。我可怜妈妈，更为爸爸的事鸣不平，但我怎么能放心让妈妈一个人出远门呢？再说，我们家欠人家的债还没还清，怎么好意思再四处借钱。我好说歹劝，总算把妈妈打发回去了。但是，为我爸伸冤的事，已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早早晚晚，我非要把爸爸的事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的。

信中说到荣宝芬的事，她怎么会跟郭良成好呢？我虽不了解郭良成的为人，但我见过他那一面，他就料定他不会是好人。宝芬姐虽然爱虚荣，但她心地纯正，她是我中学时期最要好的姐妹之一。我想，她决不会堕落到这一地步的。如果结果真是你说的那样，足见现实对人的腐蚀性有多大。

就写到这里吧。不要忘了劝阻刘忠她们！

切切！

                                                                 雁琳

                                                            于9月14日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