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春天的记忆（支边回忆录·连载）

 

D篇：沮丧的回程

      我是从南京乘坐长途客车回杭州的，当时在与小王最后一个分手时，我俩握了很长时间的手。我双眼含着泪久久看着他那身绿色而威武的军装，突然后悔起那年当兵体检合格后因太讲“义气”而未应征入伍的事来。那次我与阿毛、老二、志明在校最要好的三位同学一起去征兵体检，事先大家说好，只要我们其中有一人未体检及格，四人谁也不准走一个，最终是阿毛眼睛不行，我虽然合格了但也就没有走。到现在看来，当年穿军装或支边这完全是我人生的二个转折点，因讲了所谓的义气而错过了一次极好的人生之旅呵。而志明后来就没讲这个“义气”，悄悄地管自己去广州空军入了伍，如今已是一名国家局级干部了。

      当我从南京一回到家里，着实把母亲给吓了一跳。她简直不相信我在这个时候会突然回来。后来我才从母亲口中得知，原来是当时的“造反派”（“文革”中我的对立派）在抓我，因未找到我而把楼下的另二人当时紧跟我们跑的给抓走了，据说是送到了他们所谓的集中营，每天上课训话，明的说是洗脑子，实际上是在侮辱人格。而像我这样以前当过小头头者，若被他们抓进去，肯定没有个好下场了。这下我变成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了——如果仍留在杭州，就有可能被他们抓走，而要回黑龙江，可这是才刚回来呀。最后考虑再三，决定不告诉任何一个人，第二天就返回北大荒去。你们想想，这好不容易从4000多公里远的边疆吃尽了苦头爬火车才回到了家里，可连屁股都还没坐热就要回去，这种滋味也只有我能尝到这其中的味道了。这时我已得知阿毛也回到了杭州的消息，我去到他家与他说明了实情，毕竟是多年的好朋友，他为我着想也决定同我一起马上返回。

      那天，母亲化了40多元钱给我买了一张去虎林的铁路联票同，可当时她也只有60多元钱一个月的工资啊，她含着泪稍稍地再一次把我们送上了北去的列车。这次，我望着母亲那一头被风吹得凌乱的白发，双眼一下子模糊起来，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那样猛地掉了下来……

      这次购票乘坐列车回东北，这与前几天东躲西藏钻火车的感觉确实大不一样。我俩从杭州先到了上海，然后转乘上海开往三棵树（哈尔滨过去一小站）的车子，再从哈尔滨坐去牡丹江的列车，最后从牡丹江到达虎林。若一路正常的话也要四天三夜的时间，一旦转乘车辆不顺利或车子晚点，那时间也就更长了。

      在列车上，我相识了一位在宝清兵团离我虎林不远的哈尔滨籍女知青，她长得很美，说起话来又是那样地楚楚动听，我俩很谈得来，分手时双方还留下了通信地址。后来回到虎林我还曾去到宝清看她过，她仍是那样对我热情大方，我们也曾不定期的通过书信，但最终还是因我坚持要返乡生活而双方从此再也没能联系了。

      这一路我与阿毛俩相安无事，于四天之后顺利地到达了虎林，我们去看望了几位从农村调到县城工作的要好朋友后，在第二天一早就乘坐客车回到了离别了快半个月的良种场。

      回到农场，似乎啥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只是连长找去询问了一下后指出我们不应该擅自出走，说是万一出了什么意外的事情，这后果由谁来承担。后来连长还是着重提到了那辆自行车的事，他说，你俩因是支边知青，有关部门也就未再追究下去，并再三提醒我们今后千万不要再做这种影响支边青年声誉的事了。

      这次出走的事虽然就这样无声地平息了，但在整个虎林县也就此传扬开来，就像传说中那样说得越来越不着边际了。尤其是在浙江籍的知青当中，他们把我俩当作了“珍宝岛”战斗英雄那样对待。在农场放假时，我俩只要去到有浙江知青的公社或单位，不管是否认识，他们都会热情地接待我们，让我们讲讲这趟回杭艰险的历程。

      往事不堪回首，过去了那么多年的那次“出走”，每当我回想起在东北边疆那段不平凡的蹉跎岁月来，它是我人生中最大胆、最惊险、最艰辛，也是最最难忘的一段生活经历了。

                                                                      2002年8月13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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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10

  你好！小红柳，我们可是老朋友了，能猜着本人是谁吗？

 

     月    牙    泡

 

       ——　支边回忆录 之五

    每当我回想起年轻时到北大荒的那几年生活，最让我不能忘怀的就是从一下火车到新乐公社新民大队插队不到半年后，因根据当时的本人表现而被调到虎林县月牙“五·七”干校（后改名为月牙良种场）的那段近一年的学习、训练、劳动的日日夜夜，尤其是手拿钢枪在乌苏里江边境上站岗执勤，保卫祖国的那些日子，更是让我引以自豪，也是我支边近四年生活中特别有回味的一段人生经历。

 那是在1969年的8、9月份，虎林县（现已升级为市）政府下文从全县各公社抽调百来名本地下乡和支边的浙江知青，充入到地处边境线上一个新建立的民兵编制的边防检查站。该检查站是在当年我国与前苏联边境日夜紧张的形势下设立的，尤其是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役打响后，地处边境公路从虎林到珍宝岛必经之路的小小月牙（当时只有几户农工居住的一个农牧业试点）显示出它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我们这百十来号人一到月牙，马上被分编成各班排，发放枪枝弹药，接着就是进行了紧张的各种知识学习与军事训练。

 我与同校的阿毛一起被分到由杭州老乡担任班长的一个班，副排长也是杭州人，连长姓任是个本地的复员军人。全连武装的是清一色苏式武器，个个都是真枪实弹好不威武。我被分配当上了一名机枪手，用的是50发转盘机枪，别的人全部使用带三角刺刀的步骑枪（当年苏联骑兵使用，枪杆较短）。在紧张学习的同时，还经常全副武装不分昼夜的负重军事拉练，有时负重越野长达近百公里之远。特别是在冬天，满地遍野都是一片雪，就是空手走在这软绵绵的雪地上都觉得吃力，何况是负重了，因此，每次拉练完，常常把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小伙子累得个死去活来的。在平时，我们还要参加一些农田劳动和基本建设，而主要的还是在自己的边防检查站24小时检查来往经过的行人与车辆，更重要的是每月一个班轮换去乌苏里江边境我前点哨所站岗值勤，以协助边防部队维持长达数百公里边境线上的安宁。记得有一天半夜，一个年轻的“二毛子”（我国东北边疆的本地人与俄罗斯人通婚所生，东北边疆的当地人叫俄罗斯人是“老毛子”）从中苏边境偷越来到我地，我连接到边防部队的指令，立即集合全连各班分散搜查，快到天亮时人是抓到了，可我们这些全副武装的民兵，个个都是着装散乱，物品丢失，可谓狼狈不堪。

“月牙”离虎林县城90公里路，它右靠中苏边境上的乌苏里江竟2公里，左望是巍巍完达山脉的末端，地形如一月弯弯的月亮故而得名。若从空中看下去，这弯弯的月亮就如一只小船航行在奔腾向东而去的乌苏里江上，极其相似，极其好看。月牙方圆数百公里是一片未开垦的绿色大荒草原，那里经常有野鸡、野鸭、野猪、狍子，甚至还有黑熊出没，一到秋天，天空中常会看到排成一字或人字的南去而发出“嗷、嗷”叫声的大雁和数量不多的白天鹅。有时，它们飞得很低很低，似乎用手都能抓到，用枪打就不用说了，可我们知道它们是益鸟，它们是朝着我们的家乡南方飞的，从内心想托付它们给亲人带去美好的问候与祝福。所以，每次当我们看到了它们，一个个都会盯着这“一”字与“人”字形，一直要消失在遥远的天际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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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11

 

而月牙最有名的还是一池出产东北少有的大鲫鱼的那个月牙泡。北方的“泡”是指比湖要小得多的水塘，月牙泡中所生长的大鲫鱼不仅是远近闻名的上乘美品，而且也是我武装连在乌苏里江边境前点站岗值勤一个班人员全天的餐肴。月牙泡的大鲫鱼虽比不上乌苏里江大马哈鱼那样举世闻名，但它的出产，是月牙泡人的骄傲。我国的东北地区因地理与气候的关系，江河可见，湖泡难寻，月牙泡的生存，为后来养育出的武能站岗放哨保卫边疆，文能建立家园培育良种的一代月牙人，包括我们这些年轻人离开家乡来到这遥远而陌生地方的锻炼与成长，都不可磨灭地显示了它的重要性。

记得有一次，轮到我班去前点执勤，虽设在乌苏里江边的前点离月牙连部只有2公里，但在必经的月牙泡还需坐小船而过，可见这泡面积之大了。划船来接我们的是老孙头，他年纪50出头，整天很少说话，嘴中常吊着个大烟袋。在东北吊烟袋都是上了年纪者，年轻人喜欢卷自产的土烟，很少买整盒的烟厂烟，说是自产的土烟有劲。我们这12个人与老孙头同住一间南北有两条长坑的大房间，白天，大家相安无事，看书、睡觉、擦枪、自乐、洗衣服、写家信的怎么都行。我最高兴的就是与同校的阿毛、陈华（班长）及十一中的阿强三人一起去到百来米之近的乌苏里江边，对着奔腾向东而去的滔滔江水（它向东与黑龙江汇合流入日本海），我弹秦琴、阿毛吹笛子、阿强拉手风琴、陈华吹口琴，弹奏一曲我们来到边疆最喜欢的一首《牧工》歌曲 ——

“站在草原望北京，心中一轮红日升，

草原北京万里远，万里远哪，

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

我爱马场啊，我爱马，马场就是我的家啊我的家。

……”

每当我们弹奏完一曲，江对面苏联的堡垒里肯定会走出几名军装破烂不堪的士兵来，他们友好地朝着我们挥挥军帽，嘴里不停地喊着：“欧青黑拉索……”（俄罗斯语，是好的意思）。因有规定，这时我们只能管自己吹、拉、弹唱的，不准与苏兵有任何动作与交流。我们这几个人，还特别喜欢在乌苏里江里游泳，有时一不小心就会游出了主航道（指江中的国境线）。该江不宽，比杭州的钱塘江还要窄三分之一，二国的国境线就在江的中间，因水中很难划分国境线，所以在江中打鱼及游泳的人，只有自己注意才行，否则在当年那种形势下，一旦越出国境被上面知道，就会担上个叛国投敌的罪名。

阿强就是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因酒后与同学好友孙某在已全冻结了的江上散步，要知道，冬季的乌苏里江冰结得在上面可行驶60吨重的坦克，他俩无意中走出了国境线，当晚就被边防巡逻队发现了脚印，最终以此罪名为由，硬是把他调出我边防一线，独自一人去到了离月牙有二百多公里的三线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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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12

       我们的站岗执勤任务都是在晚上，只要天一黑，12人2小时每人一班岗。荷枪实弹地盯着江对面老苏的堡垒有否什么动情，万一发现什么情况，需及时通过与连部的一部专线电话报告上级。
    有一次，老乡王金顺在站岗时，可能是过分的紧张，在未发现任何情况下不知怎么枪走了火。这可想而知，深更半夜的突然“乒”的一声枪响，不仅我执勤点的人，就连月牙的人都紧急地行动起来了，可见当时我国与前苏联的边境形势有多么的紧张。又有一次，在午夜时分，任连长突然带人从月牙悄悄地来到执勤点检查，等他们进了我们的住房，只有老孙头发觉，就别说在门外站岗的人了，连我们这些睡在坑上的人一个个都像死猪一样，直到老孙头把我们叫醒，这才知道是连长来了，可见我们这些“土八路”的素职了，充其量也只能是充充数罢了。
       我们一天三餐全吃白面馒头与月牙泡的大鲫鱼，伙食全由老孙头一人操持。他每天一清早就起来独自一人出门，去到月牙泡打捞用鱼丝网网住的大鲫鱼。老孙头自己特制的鱼丝网的网孔较大，因而被网住的鲫鱼差不多都有一斤多重，条条又肥又大的谁见谁爱。老孙头早晨给我们做的是炖了多时的鱼汤，中午做的是红烧鱼，晚上却是清蒸鱼。就这样一日三顿整整吃了执勤的一个月，把我们12个20岁左右的小年轻个个都吃得个白白胖胖的。当执勤完回到月牙后的好长一段日子里，大家真还老想着执勤，老想着月牙泡的大鲫鱼，老想着为我们的吃、住、工作而操劳的老孙头。
    说起老孙头，他是个终身未取媳妇的人，似乎月牙泡就是他的家，在我们所执勤的一个月里，从未见他离开过月牙泡。他除了去月牙泡捞鱼及给我们做饭，其余时间就吊着个烟袋坐在自己的坑头上默默地抽着烟，一坐就是老半天，可他的命却是大得很。记得那天上午大家统一在擦枪，虎林下乡知青刘振军擦完枪后，把装满子弹的弹夹也随手装到了枪上，接着他拉了一下枪栓检查枪膛里有否子弹，然后松回枪栓，其实这时在弹夹里的子弹已上了膛，可刘振军还以为是空枪（做这种检查动作因在弹夹没装在枪上时才对的），他也就扣动板机放掉空枪，谁知只听见“乒”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正好射在老孙头每天这时必坐的坑头上，刹时大家都傻了眼。过了没多久，老孙头手里捻着一只东北人不爱吃的甲鱼笑咪咪地走进屋来，这可是我们南方人特爱吃的好东西，他是为了改善我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年轻人的伙食，因此在月牙泡边多呆了一会。这可说是这只甲鱼救了他，也可这样说，是他的一片慈爱之心保佑了他自己的性命。

1971年初，中苏边境关系逐渐缓和，月牙站领导接到上级命令开始撤人，全连有百分之八十的知青被统一调往阿强所在的那个三线农场——虎林种畜场，我也与阿毛、陈华等一起告别了那些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农工老方（常给我们吃蘑菇炖小鸡）、铁匠老余（教我学会了打铁和渴酒）、木工老王（让我学会了木匠手艺）及待我们像慈父般的任连长那样的月牙人，也告别了月牙泡（至今还让我惦记着那默默无闻的老孙头），去到了那个在一片荒凉黑土地上才建立不久的新农场。 

                        

      2002 年9月1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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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12

感谢龙版主一直来的关注！晚上续帖。

 

    二  道  岗  恋  情

 

       ——　支边回忆录　之六

 
      1971年的春夏，随着中苏边境战火的熄灭，我杭州知青与本地的部分知青，从边境一线上的月牙良种场调到了三线的虎林种畜场。该农场地处北大荒一个名叫二道岗的地方，距离虎林县城有一百多公里，因其四面都是一马平川望不到边的荒草地，只有我农场与相距不太远的853兵团的一个连部（十四连）所在地，均建在两个地势较高的土岗上而得名。

我们的到来，尤其是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也在其中，这最最高兴的当然要算是十一中的阿强了。要知道，他可是独自一个杭州人在此已生活快一年了，虽有当地的农牧工每天与他一起劳作，但毕竟乡音不通，风俗不同，水土不服，又有着“叛国投敌”的帽子戴着，这一年也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因此，我们的到来无凝像夏日里的一股凉爽的清风吹透了他的全身。

该种畜场主要是饲养纯苏联种的种马，种马名叫“苏拉册”，它四脚有力，体壮高大，干起活来要比国产马强得多，但奔跑起来则赶不上国产马。除此之外，农场也饲养少量的种牛、种猪和种羊。这里的农牧工人大都是本县的人，也有少数“闯关东”来到的山东汉和从四川投亲来的大姑娘。自从我们的到来后，本来就挤睡在两个大帐篷内的农牧工们（男女均睡在一个帐篷里，当中也只是用高梁杆隔开而已），因此首要任务就是大搞基本建设，用当地脱就的土坯搭建起简陋的宿舍平房，暂时满足了我们这批知青的临时住宿。但是过了没多久，又从县城来了一批当地的待业青年，大部分还是我农场直属领导的在县工作人员的子女，这其中就有一位让我与她曾似相爱而最后又不得不痛别了的女青年。

农场的农牧工们都叫她小姚，她长得确实很漂亮，高高的1米66的身材，甜甜的带着两个小酒窝的瓜子脸，大大的长着双眼皮的眼睛，常常伴随着她青春朝气般的清脆笑声，她的全身时常都能散发出给予旁人，尤其是年轻的男子汉一种很强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那时，我是一个农业班的班长，她又正好被分配在我这个班，从尔我和她很快地相识相知相恋了，也就是在那种美好青春的情感下，她幸福地陪伴了我在边疆后来的近两年的生活时光。

自从我俩有了那一层意思后，但在当时东北农村味很重的那种较为封建思想的环境下，双方又不能像城里人那样双双对对地在花前月下，手拉着手卿卿我我地谈情说爱。除了是在上班工作的时候，大家正常地在一起劳动，最多也只是相互间悄悄地看上一眼，或做个眼神，平时想与她见面或有啥事时，我们时常只有以洗衣服为名，两人只要见到其中有一人在水井旁洗东西，另一人也就赶紧过去假装打水。后来这种“打水”被多事的人发觉了，从此之后，这些人也就常常用这打水来取笑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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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13

 

我俩在相恋的那段日子里，从未在县城碰过头，一则是农场与县城太远之故，二则也因为是她的父亲已知道此事而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我俩也只有在农场的夜晚，悄悄地去到离场部不远的晒谷场上，背靠着背，头靠着头，默默地望着满际苍空的点点繁星，遐想着美好的未来。我们每次都谈得很少，虽其中有她父亲这层反对的意思存在，但每次我俩久久地谁也不想离去，每次也都是在要分手时以她的眼泪而告别。

记得有一次，我俩就是这样任凭寒露打湿了衣裳，只是静静地坐到快天亮，这才依依不舍地分了手。那时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不是浙江知青就好了。虽然如此，但她一直对我都很好，我的脏衣服裤子的她全给包了，特别是其中有一次我回杭州探亲，她干脆把我的棉被、床褥统统给洗了个遍。她的行动也常让那些从县城来的本地男知青们妒忌的要命，其中有一个还曾与我暗中较量过，最后在一次双方的摔跤对比中由他的失败而告终。后来，这个年轻人参军去了，临走前他握着我的手说：你太幸福了。

记得还有一次，她从虎林家回到农场，我突然发现很少听到了她那甜美的笑声，除上班外也很少见到她的身影，原来她时常一个人闷在宿舍里，当时我不知她家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时我还这样在想，一个才18岁的青春少女就这样早早有了这理不清剪不断的烦恼心事，这做人似乎也太累了。后来我才从她口中得知，其在县委当科长的老爸就是因为浙江知青的名声太野之故，他那能要这样一个混小子上门做自己的女婿呢。这次在她休家时，其爸介绍了一个在县委水利科工作的小伙子给她，这下可让她不知如何是好了。

为次她终于病倒了，但她却没像往日那样回虎林家休养，只是整天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宿舍里，一天也不吃一点东西，而我几次过去陪她，她也只是用双眼默默地盯着我而不说上一句话。当她家人得知其生病的消息后，几次打电话让她回去，她全然当作不知道一般。

时月到了1972年11月，我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报，说是已给我从浙江省知青办办好了独子“特照”调回杭州的一切手续（阿毛已在年初也因是独子而从杭州市劳动局调回杭州了），让我安心等待调令。我当时呆呆地看着这分电报，心里就像打碎了数瓶调料瓶而不知个酸甜苦辣的。我一直没把此事告诉于她，想想她已经是那样的痛苦不堪，在这个时候再告诉她我要走了，这无凝是给她雪上加霜。

在这个阶段，我已从农业班调到了机务班驾驶拖拉机工作了，因机务班工作量十分的大，时常白天黑夜地来回倒着开车与休息，相对来说与她的接触也少了起来。但她仍不忘记给我洗换衣被，可每次总是默默地来也是默默地去，已全然不像当初才来到农场时那个天真活泼的姑娘了。她似乎一下子老成了许多，老成得使我有些不敢认了。那时也只有阿强代我常去她这里看看，同时也加以开道开道，可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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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14

 

不久，浙江省知青办的调令固然到了，当虎林县知青办王主任通知我去办理手续时，我才不得不告诉了她，谁知她听后只是哭，而就在那第二天她彻底地病倒了。我从县知青办办好回杭的手续后也就没再上班了，因她的缘故我没有马上走，只是在白天乘工友们去上班时才去到她的房里与她交谈。其实与其说是交谈不如说是对视，你看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先开口说话，只怕一开口，时光会瞬间流逝。我俩就这样又相处了好几天，母亲又来电报催问了，我也只得让阿强帮我买好了回杭的车票。

明天我要走了。在前一晚，她拖着尚未全愈的身子，约我来到农场的一个小磨房，我只能用安慰的语言与她说，而她只是紧紧地抱着我，有时扒在我的肩膀上不停地哭，好几次见她都快晕过去一样，真让我又憾动又羞愧。后来她实在太累了，干脆躺在我的怀里静静地睡去。这时，我低头细细地看着她还挂着泪珠而消瘦的脸，慢慢地低下头来，轻轻地吻着她那早已干裂了多日的嘴唇，想到明天的离别，我终于忍耐不住数天来的那种悲欢离合的人间苍桑，泪水犹如突泄的涌泉，刹时从双眼中猛然不断地落了下来，掉在了那张美若天仙的少女脸上……

第二天一早，我要走了。农场的农牧工们在曹场长的同意下都延迟了上班，当我坐上送我去县城的拖拉机时，他们纷纷举起枪“乒、乒、乒”的朝天猛射为我送行。我站在车上仔细地朝人群中看去，始终没有见到她的人影，我想这时她一定又一人躲在宿舍里在哭。

拖拉机驶远了，当车来到二道岗上时，我仍能看到她住的那间房子，仿佛看到她站在我俩在开春时一起在房前种下的那两棵已长高了的白杨树旁，用我从杭州探亲回来时送给她的，也是她最最喜爱的那条大红真丝围巾在朝我摇晃。我的眼睛又一次模糊了，对着蔚蓝的苍穹发出内心深处的一声长吼：“小姚，我们来世再相聚吧！……”

一直到数年之后，阿强从虎林顶职回到杭州，在一次我们几个支边好友相聚时，他才悄悄跟我说起小姚的事。原来，当初她已准备好坚决不与那个水利科的小伙子来往，就是父亲再反对，她死心塌地的也要跟我好，可谁知我却这样无情地离她而去，这怎能不让她伤心呢。后来她在感情没有依靠的日子下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没能逃过各方面的压力而仍与那位水利科的小伙子结了婚。

啊，这迟到的心思，这苦短的人生，如今又能让我怎么说呢？！……

 

                                          2002年9月14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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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15

 

     叛            逃

 

        ——　支边回忆录　之七

   

1971年的春节，这是我69年3月支边去到黑龙江后的第一次探亲。记得在虎林临走前，同比我早去到黑龙江的好邻居陈龙联系过，相约在这个春节一起回杭州好见见面。他是68年12月去的，是杭城最早的一批支边青年，去的地方是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抚远县，可以说是祖国东北大地的最东点，隔两江相望就是前苏联的海参威城市。

记得陈要比我早一步回到杭州的，可使我纳闷的是，等我到了家时他却突然又不见了人影，一直到了我的探亲假期满了，要回黑龙江时仍未见到他。当我一回到黑龙江，这才知道他已同其父亲一起偷越到对江去了。这事不竟连累了我和同楼的另一位也去到虎林的好友，因近段时间与陈书信来往过于勤快，致使公安部门在此事发生后，首先把他从边境一线的独木河（紧靠乌苏里江边上的小村）调入虎林县城，并对他进行了多日了隔离审查。而我此时已从边境一线的月牙良种场调到了三线的种畜场，公安部门也只是叫去询问了一下。

然而，陈父子俩的行为所造成的罪名在当时是相当的严重的，这个“叛国投敌”不但使其母亲从学校校长的宝座上掉了下来，而且也把他家原住地的三层楼家，一下子给赶到了前后都住有公安的一间平房的屋里。这件轰动一时的案件，一直要到23年后的1994年，陈从俄罗斯回到中国与我们相见，终于才揭开了这个迷。

原来就在我们要回杭探亲的那一年，陈的父亲在一次到农村去慰问下乡知青时，与一名女知青发生了关系，事后造成该女知青怀孕。这下“东窗事发”后，有关部门就以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当年这是重罪），立即对陈的父亲进行了隔离审查。正好在这时，陈从黑龙江探亲回到杭州，当他去看被关起来的父亲后就悄悄地离开了杭州，不久陈从山东老家拍了一份其爷爷病危的加急假电报到杭州，以便由此向专案组领导请假。所以那次我回到杭州却没见到陈，他原来是赶到老家去了。当时这一招确实很灵，陈的父亲一拿到电报就顺利地从专案组处请了假，当即去到老家后又马不停蹄地直奔陈的黑龙江所住地，当晚就从封冻的乌苏里江冰上去到了前苏联。陈那年才19岁，他根本不懂得这“叛国投敌”有多大的后果，他从小就怕其父亲，也很听父亲的话，他总是认为父亲是对的，父亲所做的一切不会错，也不会对不起他的，因此其父所安排的这个瞒天过海的叛逃计划，他也就都很顺从地执行了并得到了成功。

他父子俩一到了前苏联后，那里的有关部门先把他们监视在一个林场里，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怕不是真正的叛逃者。就这样在半软禁地审查了有6年之久。在这6年里，陈因年纪小，他很快学会了俄语，也渐渐地成长成熟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苏联也就不再去管他父子俩了，他们从最东边的一个小城市，去到了首都莫斯科，并在那里加入了苏联籍。陈还因为能说上一口标准的汉语，曾应聘到莫斯科人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工作。其父亲因年岁已高，加上语言不通，也只能是靠着儿子养老了，但他总认为要比在国内被关压挨整的要强一百倍。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中俄关系的正常化，其父曾回到过国内，主要是想补办一张他曾在上大学时的针灸毕业证书，想在莫斯科开一家私营针灸所，但因种种原因最后还是未能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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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