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1月的一天，晚饭后，枯燥无味的政治学习又雷打不动地开始了。
搭有双层铺的机务排知青宿舍里，昏暗的小煤油灯把周围几个人的身影投射在墙壁上，屋子里弥漫着刺鼻的"蛤蟆头"旱烟的气味，呛的人透不过气来。排长磕磕巴巴地读着早已过了时的报纸，角落里偶尔传出一阵鼾声。“那是谁呀?”排长高声地问道，鼾声随之消失了。排长又继续很认真地读着报纸和那些已经学过多少遍的最新指示------
朦胧中觉得有人扒拉着叫我：“起来吧！脱了睡！”睁眼一看是北京知青陈一俊。我向周围看了看，别人早已经在被窝里进入梦乡了。
我问他：“什么时候散的会?”
他说：“我也睡着了，不知道。”
我问他：“几点了?”
他说：“不知道，大概10点多了吧！”
我埋怨着说：“这帮小子！散会了也不叫一声！”
我问他：“你怎么醒的?”
他说：“我憋了泼尿才醒的，看见你没脱衣服这才叫醒你的。”
我问他：“有烟没？”
他说：“没了。”
我说：“走，买一盒去？”
他说：“走吧！”
我俩出了宿舍直奔小卖店，小卖店距我们宿舍也就三四百米远，小卖店隔壁的小屋住着售货员小王，他是本地青年，家住在团部。
我俩敲了好大一会儿的门小王才披着棉袄揉着眼睛出来了，小王开开小卖店的房门，点着小煤油灯，我俩每人买了一盒迎春烟，小王吹灭油灯，我们三人同时走出了小卖店，小王锁上房门进了他的小屋，我俩回到了宿舍。
第二天早上，我到食堂打饭，远远就看见食堂门前聚着很多人，我心想:早上又要开会了？走近一打听才知道，昨天晚上小卖店被盗了，丢了前几天盘点的三千六百多元钱，其他东西什么都没丢。
这可是一件大事啊！不一会儿，团部保卫股的人坐着吉普车就到了，又是拍照又是勘察现场，忙乎了大半天。
随后的几天里，保卫股的人找了很多人谈话，大都是当天晚上去过小卖店的人和认为平时有劣迹的人。当然我和陈一俊也不例外，因为我们俩是当天晚上最后到过小卖店的人。
我被叫到了连部，屋里坐着三个人，俩名现役军人(大概是保卫股的领导)和一名干事。我坐下后，其中一名现役军人问我：“你叫马建忠？”
我答应：“嗯！”
“你讲讲去小卖店的前后经过！”他单刀直入地问。
我就把我和陈一俊去小卖店的前后经过详细的述说了一遍。
另一个人问我：“那天晚上你们机务排学习的什么？”
我说：“不知道。”
他提高了嗓门喊道：“你参加学习了你不知道学的啥？”
我也提高了声音说：“我睡着了当然不知道啦！”
他又问我：“你们到底是几点钟去的小卖店？”
我说：“大概是10点多钟吧！”
他又问：“你有手表吗？”
我说：“没有。”
他笑着问我：“你没有手表怎么知道是10点多呢？”
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时间散的会我也不知道，是小陈叫醒我的时候我问他几点了是他告诉我的大概是10点多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问我：“你觉得小陈有没有异常的表现？”
我说：“没有。”
另一个人轻声地问我：“你们到小卖店后发没发现小王有什么反常的神态？”
我说：“那黑灯瞎火地谁能看清他的脸呐？”
他又问：“是你们三个人同时从小卖店里出来的吗？”
我说：“是。”
他接着问我：“是你们亲眼看见小王进了他的宿舍吗？”
我说：“他住的小屋在小卖店的西隔壁，我们宿舍也在西面，这你们都知道，我们从小卖店出来回宿舍必须经过他的小屋，是我们亲眼看见小王进屋的。”
他又问我：“你们从宿舍到小卖店来回的路上看到过什么人没有？”
我说：“没人，就我和小陈俩。”
他又问：“你知不知道前几天小卖店盘点？”
我说：“不知道，除了买烟我很少到小卖店去，有时候懒了不乐意走了还让别人给我捎回来。”
我问他们：“怎么着？你们怀疑我吗？”
他说：“凡是到过小卖店的人都可以作为怀疑的对象进行调查，因为你和小陈是最后到小卖店的，所以，必须对你们进行审查，只要你把情况说清楚就能排除对你们的怀疑。你可以走了，今天的谈话不要对任何人讲。”
出了连部，我心想：多亏是我们俩一同去的，如果是一个人去的还说不清楚了呢！
回到宿舍，我问了陈一俊，保卫股的人对我们俩的问话大致上是一样的。哼！反正不是我们干的，我们心里没鬼愿意咋问咋问去吧！
几天后，调查谈话没有任何结果。后来，保卫股的人召开了几次职工大会，动员群众提供线索揭发可疑人，大打人民战争。大会上少不了的学习了很多最高指示，也提出了不少空洞的政治口号，气氛造的非常热烈，好像马上就要破案了。然而，事与愿违，这个盗窃案轰轰烈烈地搞了好几个月没有任何结果，保卫股的人也就无声无息地撤回团部了。
今天，我们知青聚会时还常谈起这桩没破的盗窃案，心里纳闷？究竟是谁干的呢？一点线索没留下，真是个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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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8/31 8:49: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