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青年》杂志特约记者 陈艰 李忻
按：本文发表在《新疆青年》1979年12期上。现予以转载。由于时间关系，当年习惯使用的语言，可能与现今有些出入，如那时将"四人帮"称作"四害"。尽管如此，仍然原文照登，没有修改。
现在有些青年因为“四害”横行时，被剥夺了学习、工作的好条件，没有文化，技术水平低，上不了大学，找不到理想的爱人，统统怪“四害”。他们深感自己碌碌无为，慨叹年华如水逝去，但是却迈不开前进的步伐。
在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位青年，“四害”并没有对他特别仁慈，但他的生活逻辑却是另一种样子。一九六四年，他十七岁时，就只身从北京支边来到准噶尔荒原。他出身革命干部家庭，但“四害”横行时父亲被打成“叛徒”，使他受到株连。他文化水平不高，支边前只读到高中一年级。在史无前例的十年间，他被追流亡和被非法、“合法”地关押就有四年之久。然而，粉碎“四人帮”后，他却在技术上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他的爱情就在横遭迫害中萌芽生长，开花结果，如今有一个支持他前进的幸福家庭。
这一切是怎样得来的呢?
这个青年叫袁明，现任石河子棉麻公司技术员。一九七八年，他和工人们一起试制成功棉花打包定量装置，经两次技术鉴定，完全全格；一九七九年，他试制的新式棉籽剥绒机已经初步总装完毕，正待试车。
无论棉包定量装置或剥绒机，这都是当前新疆棉产品加工迫切需要的设备。然而，当我们兴致勃勃地向小袁进行采访时，小袁却说：“实践证明定量装置还有改进余地，而且现在剥绒机还待组装、试车……”后来，我们发现，小袁很健谈，但一谈到自己的贡献，就总是岔开话头，溜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小袁总是把自己的工作说得微不足道，但是，他所遇到的却是重重困难。搞定量装置的试制，需要电工知识，搞剥绒机需要机械和材料力学等知识。这二者都需要中专或大专的数学知识。我们见到小袁时，他又要绘图，做模型，又要学习外文和数学。他正在学《微积分》，计算时，一部简易的半导体电子计算机，他运用得非常熟练，这使我们诧异。难道粉碎“四人帮”这两年多，他竟学得这样成效显著吗?
小袁的回答是：“我的数学、物理，是在牢房开始学的。”
奇怪!在禁锢得象罐头一样严密的一四五团场看守所里，他又怎样学习数学、物理呢?
让我们回到七十年代的第一年那严酷的岁月去吧。小袁是重病之中在医院里被捕的。捕后，医生把他住院留下的东西和药打成一包送到看守所，声明是药。这包东西才破例躲过了检查，而其中就有小袁准备在病房里学习的《数学、物理、力学手册》、《电工学教程》等书籍。它们同小袁一起渡过了三年的铁窗生涯。
虽然有了书，但当时小袁的程度，自学还不行。在书籍火葬，知识坐牢的古怪日子里，有些监狱里关押着专家、学者，难怪那对人们说：“文化技术现在在看守所里!”与小袁同案的熊光贵同志，就是有一定文化又爱钻研的多面手。小袁在“放风”中与他联系上了。
看守所的墙特别厚，但仔细观察，却在土墙上发现了因年代久远有虫蚁打下的小孔。那真是墙有一孔两室通。当小袁耳朵贴着小孔，听到隔壁难友的叹气和动作声时，他是多么兴奋啊!于是，他们就通过小孔“打电话”了。方法是先敲墙，对方就耳贴豫小孔，敲的一方先讲，讲完后说：“完”!立即耳贴小孔，对方嘴对小孔说话……这样交替下去。这就象早期电话只有送话器兼作听筒的打法。刚好，“教师”熊光贵同志就在小袁隔壁。于是，牢房变成了
秘密课堂，学习就从代数，三角函数 直到《微积分》的初步——导数，一项项地学下去。熟悉机务和农副产品加工的熊光贵还向小袁传授拖拉机知识、榨油、造纸工艺原理等。后来，从口头教学发展到书面提问和批改作业。虫打的小孔曲里拐弯，只能传声，不能递物。但是，人到底比虫聪明，后来又在墙上发现一个微微透光的小孔。子是，就用一根软硬适中的芨芨草探过去，那边拽住，再把问题或“答卷”的纸条叠成长条缚在草梗上拉过去。就这样来来去去，坚持了近一年。有一次，“作业”复杂了点，又没叠好，中途堵塞。用力一拽，断在中间。掏又掏不出来顶又顶不过去；怕看守发现，只得用泥封死。那份“作业”至今还在石河子一四五团场看守所的土墙里。
一九七零，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历史清自得象一张白纸的北京支边青年袁明，为什么会被捕入狱呢?
事情得从一九六七年春天那使整个中国为之愕然震惊的石河子枪声说起。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枪声震荡着戈壁上的绿洲城——石河子市。无辜人民倒卧在血泊之中，千里冰封的大地上凝结着殷红的鲜血。一·二六事件是以后全国兴起武斗的不祥讯号。关于这个事件，历史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那是林彪插手新疆的罪恶产物，是几次上贼船的原生产兵团某领导人策划、操纵酿成的反革命血腥镇压事件。
凡是镇压人民的人，总是要强词夺理造种种罪名的。这一切，善良的人们包括当时刚二十岁的袁明，是不可能知道的。然而，天真的小袁，他作为群众推举的一名有头脑的代表，一定要追求真理。他带着许多问号，到处奔走，搞访问，作调查，一心想弄清事件的经过和真相，这当然是那插黑手，当凶手而抓了镇压权的人们所最恐惧的。
小袁被捕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防止他“通天”。
原来，小袁的父母早年都是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他的父亲袁超俊同志抗日战争时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副官长。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有一间总理休息的小房。小袁的母亲临产时，周总理把这间房子让出来，袁明和妹妹这一对双胞胎就生在这张床上。母亲的身体本来瘦弱，奶水不够，正好董必武同志的爱人何连芝同志也生产，奶水多，兄妹靠何妈妈的哺育才活下来。父亲对小袁要求非常严格。一九六四年，小袁要求支边。家里考虑他太小，经何妈妈支持才同意。临走，父亲给他定了一条纪律：绝对不准儿子谈自己的家世。所以，小袁周围的同志没一个人知道上面这一切。但是一般人不知道的事，当时掌权的人们是可以从档案里知道的。那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那些畏惧阳光的人认为小袁是所谓“通天”人物，他们害怕小袁把石河子所发生的一切“通”到周总理那里去。
一九六七年四月，有人以群众组织名义将小袁搜捕关押，昼夜不停的逼供、毒打。为了不让他们打死，五月六日，小袁第一次逃跑。鲁迅说过，抓阿Q出动一个连带过山炮也不算过分。为了抓回这个赤手空拳，遍体鳞伤的小青年，竟然出动了四个全付武装的值班连队，十二辆卡车。至今还保存着的汽车连行车记录上恶狠狠地写着：“五月六日，抓袁明，抓、抓，抓……!!!”
接受第一次逃跑又被抓回的教训，小袁根据抓人时远紧近松的情况，临时藏在附近一个厕所里。等追捕高潮过去，他跑到另一个单位去找一位熟悉的食堂管理员。小袁没有到过这位管理员的家，只好到食堂去找，因为他必须在第二个追捕浪头到来之前找到藏身之所。
一进食堂门就碰上一个人，他盯了小袁一眼，赶紧站定在门外。小袁心一紧，难道这是堵门抓他吗?然而，退，已经来不及了。
食堂里有三个人在吃夜班饭，连门口是四对一。小袁说：“我就是他们要抓的袁明，我来找这儿的管理员，你们帮忙最好，否则就随便吧。”三人面面相观，只听到喘气声，空气像弦要绷断之前一样微微发抖。小袁看看三个人未动，就把上衣突然脱下来，身上青紫斑驳，象豹皮一样。……小袁说：“我不跑就完了。”这时，三个同志纷纷站起来表示，一定要帮助他，决不出卖!其中一个声言立即去找管理员。只听门外那个同志说：“管理员是我弟弟！”
管理员把小袁藏起来了。
就这样，小袁闯过种种关卡，回到北京家里。小袁回忆说：“打我，就在皮肉上给我开了‘通行证’。以后他多次用过这种“通行证”，在人民大众之中，通行无阻。
小袁到了家，阵阵伤痛不能落座，细心的妈妈看出了破绽，解开衣服一看，浑身青紫，屁股乌黑……。他妈妈说：“算了，别回去，在北京找个工作。”小袁明白，这事妈妈办得到。但小袁想着那些素不相识就凭“皮肉通行证”保护他的人们，想着准格尔盆地上千千万万战友，想着那罪恶的子弹留下的红得发黑的血迹，坚决地说：“不，打不死，好一点我就回新疆。”父亲到底坚强一点，何妈妈看着虽然也流泪，但和父亲又一次鼓励了小袁。
伤势稍好，小袁又回新疆了。
回到石河子，正是乌云压城，最恐怖的时期。两年多时间里，小袁不是被非法关押，就是被监视。早前，一四五团副团长、全国劳模侯正元、政法股长秦俭、技术员熊光贵等同志相继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被捕。冤案炮制者们明知袁明是个无辜青年，但是出于捕人堵口的需要，也把袁明逮捕了。
小袁原来就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的重病，进看守所后，由于精神折磨和苦役摧残，使得病情加剧，脖子上起了大肿块。医院捎来的药早已用完，病情危急，需要住院。但是，看守所不批准就医，更不准住院。直到袁明脉搏快到二百多次，卧床不起，这才勉强同意去看一次门诊。医生开了二日量的药，可是取药时，药房把这种当时奇缺的药给了他沉甸甸的一大包。好心的药房同志啊，小袁对他们仅仅是一面之交，甚至连姓名也叫不出来。
就是这包“二日量”的药，小袁却用了二年。
病体需要营养。可是，当时看守所里每月十五元四角八分的犯人伙食，只有不足量的包谷馍和盐水煮白菜。不止一次，单身牢房的小窗洞里伸进一只递东西的手，接过来一看，是一大块卤肉。窗洞太小，看不清那人的脸，更不敢闭，小袁估计这是一位警卫，后来大约被上级觉察，调走了。由此可见，就是帮派严密控制的看守所，也不是“铁板一块”。
现役军人、政委张伟同志看过小袁他们案子的全部案卷，深信最后必将平反。但他担心这几个同志也许熬不到云开日出的那一天了。于是，他胸有成竹地把看守所长叫了来。
“我要种试验田，给我派些劳力。”
“没有劳力。”
“看守所都关不下了，怎么没有?”
“嗯……有犯人，可是警卫不够!”
“你派不会跑的嘛，要什么警卫?”
“跑了谁负责?”
“你们好好考虑就跑不了。”
所长没法，只好派袁明这一案的几个“反革命”，他心里也承认，只有这几个“政治犯”决不会跑。
“犯人”派来，照例要来一次“训话”。
张政委说：“同志们……”光听见这三个字，小袁就不禁泪如泉涌了。“同志们呀，同志们!”我们天天沉浸在这三个字里面，好象在空气里，并不觉得空气存在似的，可是，这三个字的代价，是多么昂贵呀。在低气压的日子里，“同志”，是多么亲切的字眼!
这些身带伤、病的人经管五亩多丰产小麦。有一天，从前送小袁到北京的管理员用带红十字的急救包送来了“急救品”——卤肉。后来，他们还曾“拾”到点心和其他食物。有一次，他们还收到了几百元钱。后来，才知道是一位远在边境农场的干部——侯正元同志的战友给的。此后，为了养好身体，他们基本上没吃过看守所送的牢饭。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民，和这几个“犯人”血肉相连，心心相印。人民在好同志被诬陷，被毒打的时候，坚决地支持他们。政委估计对了，一离开看守所，死亡的黑影不再在这几个“犯人”身边晃了。
这些“戴罪”劳改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没有辜负人民的希望。一九七二年、七三年夏收，这五亩多试验田连续获得每亩千斤以上的收成，这在当时的新疆，是创记录的。在第二次收割时，小袁再度被释放了。但是，祸事好象总是找上了小袁。就在第二个丰收完毕的傍晚，小袁刚回到他在招待所的临时住房，就挨了看守所长与警卫的一顿毒打。然后在石渣路上倒拖了三十多米，准备将小袁再次关进看守所。小袁不屈地大喊：“土匪打人罗!”张政委带枪亲自来解救才放手。
为什么放出来后还要毒打呢?因为小袁出来后讲了看守所里的一些悚目惊心的黑幕与丑事。他们打人，是“警告”他闭上嘴巴。
在那十年，如同整个中国大地上人妖颠倒，豺狼横行一样，一四五团看守所，是一个无奇不有的所在。在这里，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人殴打着共产党员，用拳头、镣铐折磨着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在这里，吊打、辱骂、突然搜查、不让吃饭、不准睡觉是“家常便饭”。刑法之多和惨无人道，只有旧西藏的农奴主才能相比。单说手铐的样式，除了正铐、背铐、还有什么“关公扛大刀”、“坐飞机”、“四马攒蹄”、“滚地龙”……不一而足，令人发指。
反革命的暴力能够摧残革命者的意志吗?能够拉住历史前进的车轮吗?否!这一切，小袁和难友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一切，更坚定了他们斗争的决心。不，干这种事的人尽管他们一天念几万次“无限忠于”，但实际上恰好反衬着他们背叛的嘴脸。
生活从正反两方面激烈地锤炼着小袁。就在风急浪险、灾祸频至之时，爱情，向他微笑了，向他招手了。
一九六七年，小袁第一次逃亡北京又返回石河子，他一时不敢回团，住在一个好心的熟人家里。当时，他是“逃犯”。过着他的父辈二、三十年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渡过的地下生活。他行踪诡秘，深屠简出。这时，一个庄重的姑娘用好奇、向往的眼光看着她家这位年轻而又神秘的来客。逃亡者的经历引起了她的同情。她默默地窥视他，悄悄地把他的衣服收去洗，尽一个小主妇的职责。可是，满脑子心事的小袁简直没有注意到她。这姑娘就是主人的女儿陈彬。
当时，人们对谣言家制造的瞒天过海的离奇宣传，嗤之以鼻。袁明和陈彬是石河子事件的目击者。年轻人谈起这件事，越谈越加认识到对方的正直与诚实。谣言家们还挖空心思，把袁明说成是诡计多端、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坏人。但在姑娘眼前的袁明，不正是一个文静、朴实、忠厚、聪明的青年吗!他望着浩瀚无垠的戈壁，咬着嘴唇说：“我一定要查清事件真相，要为真理而斗争！”他们抓他、打他，他还是固执地走自己的路。多么倔强的人哪!在患难中结识的青车男女之间，这种志同道合的同情与互相倾慕的爱情之间，往往只隔一层纸。
但是，那是劫难纷至，人心惶惶的年月，现实不允许他们情意缠绵。稍微深长的一瞥。带点感情的嘱咐：“要多注意!”把他们拉得更近了，更近了。
捅破这张纸，那还是在袁明郎当铛入狱的两年之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的一天，警卫突然告诉小袁，有亲属来探望他，是个女的。袁明愕然了：妈妈、妹妹都在北京，而且他们并不知道他身陷图圄；这是谁多事呀，还是哪个心如蛇蝎的坏蛋故意通知家里的?当他看到这位年青的“亲属”时，从来没有有在毒打暴虐面前流过一滴眼泪的硬汉子，一时感到鼻子一阵阵酸，眼里潮乎乎昀，雾蒙蒙的，几乎哭了出来。他只语无伦次地说了一句：“你身体好吗?”警卫在旁边瞪着眼，铁青着脸。小陈深深地望着袁明，说：“你不要悲观，我已分配到工厂，我一定好好工作，你也不要为我操心。”多么简单，多么平淡，然而又是多么令人难忘的对话。他们明白，就在这个凶神恶煞的监狱里，就在这寒光闪闪的刺刀旁，他们把自己的心交给了对方。
但是，很少想到自己，更多想到别人的袁明，回到牢房， 冷静思忖：他能把自己悲惨的命运要她这个年青姑娘去分担吗?不!绝对不行。于是，他从监狱里捎给她一封封的信，每一封都是决绝词、告别书，动员小陈千万不要等他。书信中说：“你出身好，组织信任，一定忘掉我，努力进步……”然而，每封信的效果却与小袁的愿望恰恰相反。这种决绝词、告别书牢牢拴住姑娘的心，吸引力比求爱的甜言蜜语大千百倍。这时，外界压力也来了。小陈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十分担心，她知道小伙子是好人，可是这好人毕竟在监狱里呀!还有不少好心人也劝小陈：“不知道袁明什么时候能出来?会有什么结果?你年青，好小伙子有的是，何苦呢……”然而，劝诱、压力只有加强她的决心。她深深记得：他们在看守所告别时，她已走了好远，回头一看，小袁还靠在门口用目光留恋地追随着自己。她不禁心中一颤，她想：我不能和他断，决不!他不能没有我，而我也决不能没有他!
最后，当采访结束，我们告辞时，小袁告诉我们，他走过的路决不是没有曲折，没有痛苦的。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他曾考虑过离开新疆，从此一去不返。这就是在丰收后遭毒打的那一次。但是原因不是为了这一毒打。
那时，他被斗争锻炼得更为敏感。从帮派分子的嚣张，他深深感到林彪虽然复灭，但是他那个社会基础尚在，而且他的反革命衣钵被更恶毒的人接了过去。出狱后又收到老辈的北京来信，虽极简单，但字里行间透出非常沉重的忧虑，他知道总理病重，而且毛主席的健康也使人担心。四凶跋扈，神州阴霾，简直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可是小袁想着人民的援救、支持和希望，想着封建法西斯对自己，对人民的迫害，想着坚贞不屈的爱情，想着三年困难后兵团棉、粮丰收，一九六四、六五、六六年有时定量外供应的油小缸小瓶装不下，想着浸透自己和战友的汗水的广阔富饶的新疆大地……想起董必武老人在妹妹袁青下乡时送给她的诗句：“欲学农民好，甘于田野趋”，他咬了咬牙，给自己加油打气：就是把骨头丢在这块土地上，也要坚持下去!
生活是复杂的，道路是曲折的。无论是事业或生活，粉碎“四人帮”后对小袁都是进入新的天地。然而，新天地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石河子地区及一四五团的揭批查运动取得了战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死角，至今还无人问津；有些冤、假、错案，还未得到平反昭雪；有些人还在捂盖子。到现在，对袁明同志和全国五届人大代表侯正元同志的正式平反决定尚未下达。
无论在技术革新上，家庭生活上，都有许多困难，等待着小袁去解决，去克服。
生活在前进。而人们每前进一步，矛盾就要来考验你。每改革一个小零件，解决一个新问题，都要跑多少腿，翻多少书呵。小袁常说：“自己是个中学生，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征途上风云难测。但是，只要拚命向前，只要记起急风暴雨中闯过来，熬过来的年月，我就要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努力学习，艰苦奋斗，才对得起在困难中给我教数学，给我们送药、送肉的同志和战友。”
成长、茁壮吧，戈壁上不畏风沙的红柳!
(雷中峋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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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9/12 17:07: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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